颐和园里千姿百态的亭

      ①亭，是我国古典园林中最常见的一种景点建筑，仅颐和园里就有各式亭子40多个。这些亭子，有的建在湖畔，有的隐于林间，有的浮于水上，有的立于山巅，有的夹于廊中，有的位于桥头……它们不仅把美丽的湖光山色点缀得更加娇艳动人，又为游人提供了一处处停留休息领略周围景色的场所。

      ②位于昆明湖东堤旁的朗如亭，不仅是全园中也是我国现存亭子中最大的一个，面积有130多平方米，远远望去，犹如一个巨大的圆形宫殿，朗如亭通过十七孔桥与南湖岛遥相呼应，显得格外壮观。而在佛香阁旁有一个小巧玲珑、十分逗人喜爱的小小亭，它的高和宽都仅有一米多，只能供人观赏。

      ③在小小亭的西边则有一个极为珍贵的铜亭，它全部用青铜铸成，造型之精美，工艺之复杂为世上罕见。

      ④在铜亭东边有一个甚为奇特的敷华亭，它的外形并不奇特，而是在亭内有一山洞直通山下，并有一个小木亭位于其中。亭中有亭，真是奇妙无比。

      ⑤敷华亭东边有一个很是别致的蝴亭。它造型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由两个相连的六角单檐亭组成。那黄色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甚为美观。从昆明湖东岸通过一座小桥有一小岛，岛的中心坐落着全国最佳的知春亭。它造型美，四面环水，周围满是绿叶红花。站在亭上向远处望去，四周景色尽收眼底，令人陶醉。

      ⑥颐和园的亭子千姿百态，它们和着山水树木，和着周围的建筑及变幻莫测的天空，又与碧波荡漾的昆明湖、葱茏苍翠的万寿山及许许多多的殿堂楼阁融为一体，组成了一幅生动清新、美丽动人的画面。

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总的说来，古代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让我们很有启发。他辞官回乡以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标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应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乃至江南之地域、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明人李东阳认为，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更易产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我们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言偃作为孔子的“南方夫子”的事迹随着常熟“言子巷”的地名而自然为今人默念不忘，范仲淹设义庄、建义学也早已成为民间佳话而流传，周顺昌“好为德于乡”的事迹则与《五人墓碑记》同样深入人心。

       当然，古今文人重视乡贤，努力建构乡贤文化，其化育影响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大力度。建构乡贤文化，要有足够的地域文化学养，同时以深厚情感投射于乡贤人物，用时代语言和历史逻辑构筑起思想的河床，用可以感知的乡贤事迹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纯真年代里的纯真人情

       ①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从家乡来到上海参加考试。上海音乐学院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的复试名单榜要再过好几天才公布。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嘱咐一位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②嘱咐了亲戚，我总感觉到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炤。

       ③我和次在考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在匆匆离开上海之际，我委托他在看榜时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④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资格并被录取啊!比我年长7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资格。而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在全国范围内只招录10人，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是不言而喻的。

       ⑤复试名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下午4点多，门外响起了决定命运的敲门声﹣﹣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了。但当天泰兴到上海的班车已经没有了，唯一能让我赶上次日早上8点钟复试的，是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农渔产品到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蟹呆在一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⑥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睡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复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才到的电报的主儿，我的前途就毁了!那么晚才收到复试电报，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次日早8点在上海音乐学院进行的复试。

       ⑦后怕之余，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到得及时!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消息告诉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接收大概需要4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间应当是傍晚七八点。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传给我，这个人是谁？

       ⑧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份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我委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既可以轻松消除一个竞争对手，又不必背负爽约之名。于是家里人都嗟叹人心险恶。

       ⑨可是，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这位当时和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有我的名字后，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了复试的喜讯。而我的亲戚后来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到看榜，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离家不远的发榜处，在那里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了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⑩亲戚是个老人家，我不能责怪他。但我心里充满了对次  兄的感激!如果不是他第一时间给我发来电报，我的大学梦一定会梦断扬子江了。

       ⑩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这一切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典范。

（选自2013年6期《读者》作者：徐小平  有删改）

儒雅之风

    ①《法言·君子》中说：“通天地之人曰儒。”儒雅，既是生活的积累，更是人生的态度。当今社会，尤需儒雅之风。

    ②儒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曾经的最高赞赏。读书人，多儒雅。才高八斗、出口成章的曹子建，潇洒飘逸、斗酒诗百篇的李太白，才思敏捷、风流倜傥的苏东坡，都曾让人无限神往。军旅战将，同时饱学诗书，则称儒将。古有秉烛夜读《春秋》的关云长，“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公瑾；今有“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的陈毅元帅，“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的朱总司令等等。学识不凡的老板，称儒商。海尔集团的老总张瑞敏，就是其中翘楚，他把海尔集团打造成了一个既有丰厚利润，又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现代化大企业。演艺圈里也有不少儒雅的演员，喜欢读书，学养深厚，称“儒伶”，诸如梅兰芳、孙道临、于是之……

    ③现今，在这激荡时代有些失重的国人身上，儒雅显得愈加稀缺。人们总说，中国是“衣冠上”“礼仪之邦”。其实，有不少人举止失当，而且这种失当已经到了令人熟视无睹的地步。随地吐痰、不讲秩序，无视公德、大声喧哗……

    ④官员儒雅似应正常，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儒雅的公仆还不太多。温家宝在2004年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儒雅风度，堪称楷模。温家宝面对各国记者，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诗词典故，信手拈来，妙语连珠，风度儒雅，令人倾倒。温家宝为什么有这样的渊博学识和儒雅风度？答案其实很简单，正如他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采访时说的那样：“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伴随着我的整个生活。”

    ⑤看来，那些钦佩温家宝儒雅风度的官员，那些举止失当的国人，要想使自己也变得儒雅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多读书。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个道理。儒雅之人，能把传统文化中的诗词、典故、格言，巧妙运用于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当中，素养之深厚，情感之细腻，爱心之深沉，听者为之动心，为之魂牵，让升腾的美好情愫迅速撞击听者的心灵，让感动的涟漪缓缓扩散。儒雅的表达方式，已经被看作是有文化有礼仪的表现，是做人的高境界。

    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个社会，如果全民酷爱阅读，就会儒雅之风盛行，这对于提高文明程度，净化社会风气，都是大有裨益的。

——摘自《做人与处世》2015年第6期 有改动

当“听书”成为一种时尚

张音

    “读书”这件事，随着数字化阅读的延伸正变得更为多元，比如“听书”。

    不久前公布的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有声阅读也即“听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使用手机APP、微信语音等收听图书相关内容成为阅读新的增长点。2017年，中国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2.8%，较2016年的17.0%提高了5.8个百分点。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听书频率也相当高，其中14～17周岁青少年的听书率达到28.4%。

    用耳朵代替眼睛，去占据生活中碎片化的时间。听书的流行，是否证明科技与创意正不断拓展读书的外延，为人们提供了阅读的更多可能性？是否意味着数字化阅读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阅读与生活在数字时代更深融合？种种已知或未知的尝试，都值得探讨。

    不难确认的是，听书的流行建立在数字化阅读的潮流之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所做的这项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7年我国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3.0%，较2016年的68.2%上升了4.8个百分点。同时，有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

    如果说听书还只是一种“前沿”或者说时尚的阅读方式，数字化阅读则几乎已经可以被称为这个时代的一种主流生活方式。君不见，早班地铁里，人手一部手机的“低头族”比比皆是，很多人手拿一张报纸的场景已一去不返。当然，看手机是否就等同于“阅读”，还需要打个问号。某种意义上，包含在这种场景中的数字化阅读，正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如果说这种阅读方式起初只是为了填充人们的“碎片时间”，如今则需进一步发问，阅读是否正在被这种方式“撕成碎片”？

    仔细想想，无论何种阅读方式，你现在是否还能沉下心来读完一本书，还是隔几分钟就要拿起手机刷刷微博、流连于朋友圈？当以秒计算的短视频日渐流行，无数转瞬即逝的兴趣点如走马灯般轮转。脑海中的印象就像海浪一遍遍冲刷着沙滩，最终却难留痕迹。“碎片化阅读”带来的“阅读碎片化”，使浅阅读、快阅读大行其道，而深阅读似乎已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奢侈。数字化阅读带来的“双刃剑”效应，需要更多维度、更深层面的观察。

    科技演进到今天，阅读方式的变迁早已超越人们以往的想象边界，但是阅读的真正内涵与价值，其实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读书使人进步，科技改变世界，而归根结底，如何让科技的进步服务于人的发展，“读书”这件事本身，已经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选自《人民日报 》2018年5月17日，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