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金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因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材料二：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扶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茶”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改）

材料三：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绍：“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了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摘自《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

    材料一

    第三届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日前在布鲁塞尔落下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中国馆，以视频、海报等多种形式介绍中国在生物航空燃料、生物柴油、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的最 新科研和应用成果。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为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由比利时法兰德斯技术研究院牵头创办。比利时研完院负责 人德克•弗朗萨尔说，许多科技创新成果已为特定领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则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 制定者、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让科技创新成果在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是中国的深度参与，”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组委会政策部主任菲尔勒•方德沃得表示，“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为其他国家作出了很好表率。在能源和科技创新领域，中国也是世界领先。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不可或缺。”

    中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重视可持续发展，大力建设生态文明。“海洋可再生能源是新能源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还处于产业培育期，需要战略性先期投入。中国政府从长远出发，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着想，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摘编自人民日报《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中国成功经验值得推广》）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16年正式启动，该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实现全球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作为该议程的签署国，中国于2017年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初步总结了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做法和经验。

    在科技领域，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形成社会共识。近年来，中国一直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徐南平认为，中国下大力气推动创新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为什么科技在中国现在这么重要？实际上是基于国家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考虑，国家对创新是很支持，这也是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内容。

    （摘编自人民日报《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资源消耗呈加速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大部分矿物资源将会消耗殆尽，加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戏。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在现有技术装备条件下，人类经济増长已经接近上限。如果不能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全球经济难以走出低速増长的窘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不断进步和创新。由于缺乏重大创新成果，自2004 年起，全球经济增长活力显著下降。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今后如果生产率不显著提升，全球经济増长率将大约下降40%。为了提高生产率，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必须做好两点：一方面新兴工业国要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要更加重视弥补企业和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陈庆修《以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材料一

“这棵栽植于道光年间的古树是一棵‘救命树’，保护在树上避难的村民免受洪水侵袭，如今我们将其列为‘乡愁保护点’，有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在雄安新区大王镇大阳村，安新县乡愁保护工作队成员周建斌指着一棵古槐树说道。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在如火如荼建设场面背后，一些承载村民过往记忆的古宅、老树依然挺立，成为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

为保护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雄安新区在全国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率先成立雄安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首创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据辛公舜介绍，在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开工建设中也出现了工程建设和“乡愁保护点”位置冲突的现象，雄安新区乡愁工作专班采取了“一案一政策”的活态保护措施，根据“乡愁文化遗产”价值和规划建设需要，针对每一处“乡愁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了“特殊”政策，有效保护“乡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配合了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雄安新区未来将利用保存下来的古宅以及古宅构件建设历史街区，利用老物件建设展示新区农耕、渔猎以及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利用古树打造乡愁林，让未来的新区居民记得住“乡愁”。

除此之外，雄安新区将启动“数字乡愁”影像留存和“数字乡愁云”工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展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实时渲染技术等，构建与现实世界孪生的数字虚拟空间。通过对雄安新区内的数字乡愁点进行VR及视频解说制作，建立“数字乡愁”文化平台，最大限度保留和记录古村落乡愁。未来，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打造相应的雄安历史文化传承基地和展示区域，将传统文化融入雄安城市风貌之中。

（摘编自鲁达、崔涛《“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雄安规划建设》）

材料二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一：

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和加拿大科学家杰弗里•辛顿，以表彰他们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而作出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

当我们谈论AI时，通常指的是使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的机器学习。事实上，这项技术最初的开发灵感源自人脑结构。在人工神经网络中，大脑的神经元由具有不同值的节点表示。这些节点通过类似于突触的连接相互影响，这些连接可以变强或变弱。例如，通过在同时具有高数值的节点之间建立更强连接，可以对人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机器学习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对大量数据的分类和分析。霍普菲尔德和辛顿利用物理学工具构建了新方法，为当今强大的机器学习奠定了基础。

霍普菲尔德发明了一种联想记忆网络，它能够存储和重建图像以及其他类型的数据模式。

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将节点想象成像素。“霍普菲尔德网络”利用了物理学中描述物质特性的原理。根据该原理，材料因原子自旋而具有独特特性，这种特性使每个原子成为一个小型磁铁。整个网络的描述方式相当于物理学中自旋系统的能量，它通过寻找节点之间连接的值来进行训练，从而使得保存的图像具有较低的能量。

当输入扭曲或不完整的图像时，“霍普菲尔德网络”会系统地遍历节点并更新它们的值，从而降低网络的能量。因此，网络能够逐步找到与输入图像最相似的已保存图像。

辛顿的研究建立在“霍普菲尔德网络”基础之上，他构建了一种使用不同方法的新网络，即玻尔兹曼机（玻尔兹曼是十九世纪的统计物理学家，他提出的玻尔兹曼分布，描述了多个分子组成的系统）。它能够学习识别给定类型数据中的特征元素。辛顿运用统计物理学原理，通过输入机器运行时可能出现的示例对其进行训练。玻尔兹曼机可用于对图像进行分类，或创建训练模式类型的新示例。辛顿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推动了当前机器学习的爆炸式发展。

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两位“AI先驱”，除了表彰他们在将物理学与人工神经网络深度结合方面所作的贡献之外，可能还有两层隐含意义，一是物理规律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中，在数字世界（计算机模型、模型创建的虚拟世界）中也可能发挥着制约作用。二是AI与物理学等基础科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础科学不仅为AI筑起了基座，同时其发现和理论也对AI研究提供了启发和灵感。（摘编自张佳欣、张梦然《推动机器学习技术“爆炸式”发展——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位“人工智能先驱”》

材料二：

本届诺贝尔奖讨论度之高，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争论的核心在于：这究竟是“人类的诺奖”还是“人工智能的诺奖”？

有人欢呼雀跃，认为这是对科技进步的高度认可；有人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否预示着人类科学家时代的衰竭。然而，此次奖项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此。AI工具的效能，也不能用传统眼光去看。

将诺贝尔奖颁发给人工智能（AI）领域的成就，并非意味着人类科学家的地位受到动摇。相反，这恰恰反映了人类智慧的新高度。每一个能够自我学习的算法模型，都是科研人员创新思维的结晶；每一次AI技术的突破，皆意味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更进一步。

AI与人类科学家之间绝非零和博弈的关系。AI当然有它的独特性，它在数据处理、预测模拟等方面不仅强大，还有传统技术手段所没有的“想象力”。但这种创新，恰恰为科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可帮助人们从纷繁信息中快速提取关键线索、给出新的假设方向，加速科学发现的步伐。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所展现的新兴力量，也都会成为推动传统领域进步的强大动力。

除了提高科研效率，“人机合作”也开启了崭新的研究路径，并带来跨学科合作模式。在AI的助推下，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得以齐聚一堂，共同解决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攻克的问题。譬如，在医疗健康领域，AI结合生物医学知识可更精准地识别疾病早期迹象；在环境保护方面，AI能通过分析气候变化趋势辅助制定更有效的应对策略。不胜枚举的例子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而是人的合作伙伴。

诚然，随着AI技术成熟并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我们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怎样平衡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护算法决策过程透明公正，能否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全人类福祉，等等。

同时，当我们面对AI“参战”的全球科技竞争新格局，如何培养出能够引领未来创新潮流的人才，也已成为从国家层面到个人发展都必须深思的重大课题。（摘编自张梦然《“人类的诺奖”还是“人工智能的诺奖”？》）

①正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每一种具体的文化构成了丰富而多样的民族文化传统。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与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版。工匠精神在中国历经超越五千年的发展，所累积的成果是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是中国工艺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最具国家文化意义的特征与代表。一部中华文明史凝聚了每个朝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创造。遗憾的是，他们鲜有留下姓名的。即使留下了姓名也只是一个标记，流传不广，不像文人的诗篇那样千古传唱。今天，当这些工匠的各类作品陈列在博物馆中，构成“古代中国”的时候，人们在赞叹其工艺成就之余又少有人去追问工匠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存在。这是历史造成的误区，也是审美造成的困惑，而中外大致都是如此。可是，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作用于各行各业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参照。

②工匠精神是以手艺支撑的精神品格，是技术之外的精神外延。从古至今的工匠都有属于他自己、又表现传承的绝活，他们是技与艺的综合。即使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样粗简的制作，在技术的很多方面，包括其中的绘画和烧制，都是在不断的失败中而获得的成就。在不同的类别和材质上，不同的技艺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显现了类别的特点；而在相同的技艺表现上，其工艺水平则区别了大匠与凡工。对精湛和极端技艺的追求，是大匠巧夺天工的毕生努力，而突破与创造则是彰显其魅力的核心。手艺的磨练是时间的消费，也是精神的倾注。它们需要持之以恒，需要一以贯之。在不同类别的手艺中，有着各自的技术基础和终极目标，但精雕细琢和一丝不苟，则是工匠们的共同追求，其表现在精神层面上的是对工和艺追求的精益求精的完美主义。在中国丰富的工艺世界中，玉石、金银、青铜、陶瓷等不同材质的品种，从造型到图案，从绘画到雕刻，从印染到织造，从剪到刻，从嵌到绣，从编到织，如此等等，工匠精神所追求的完美，是工与艺的完美结合。无工不精，无艺难美。所以，从材料的选择到具体的设计，再到工艺的制作，工巧的概念以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谨严，都在追求极致的品格中表现为不同于一般的精神和境界。

③精湛的技艺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历久的磨练和谙熟于胸的心得。因此，它往往深含私有性的特性。而技艺的传承就在一个保留与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如何传？传给谁？都需要在家族或弟子中进行甄选。传承的重要性不仅是要将手艺与成就传给后人，以避免始初阶段的失败，还要以能够不断、不绝为依归，应该说这也是工匠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了传承，师傅会总结出特定的方法或口诀，会设计出特别的窍门和要领，这一切技术方面的内容在传承过程中的守望与相依，需要工匠精神奠立思想的基础。为了使特定的技艺能够代代相传，精神的延续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这种传承更重要的是手艺与责任的托付，成就与精神的传续。

④工匠精神也是一种态度。尽管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工匠创造了无数能够代表时代的经典工艺作品，可是，鄙视工匠却是历史的尴尬。低下的社会地位，艰苦的工作环境，超强的体力透支，经年的时间付出，磨练了他们那超于常人的意志。而技艺的传承以及依靠技艺而维持的生活，也树立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念，造就了他们的责任感。这是农耕时代特有的现象，终其一生，代代相传，一种手艺连接了一个家族的营生，一种手艺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的类别。显然，职业态度中的自我信念是维系其发展的本源，因此，自得其乐成为手艺持有人的职业态度。他们世代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恪守在自己工坊内，不为外界所迷惑或见异思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特别的人生态度，将技艺在身视为生命的主体，矢志不渝。

⑤工匠精神的示范作用以及影响力并不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他们在不同行业内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特质，其普世价值在于应用和举一反三。尽管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的手艺和行当被自然淘汰，因为失去了基本的应用，可是，像服饰和工艺等依然在实用和审美的领域内表现出了存在的价值。而有些行业的工艺经过产业化的激发，表现出传承中的延续，延续中的创造，焕发了青春。其中有些依据工匠的技艺而创立的品牌，则成为由精神和手艺所构建的行业的标志，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市场的追捧。其中产业化的发展更将这种具有传奇性质的品牌故事，变成了推动市场发展的力量。工匠精神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它能够激励创造精神，督导恪守品质与品格，推动制造业向更高的水平和质量方面发展。工匠精神是提升国民素质与品质生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是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精神支柱，因此，社会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厚爱。

⑥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与需求和原料联系紧密的手艺，其历久性是巨大的考验，因为它们很容易失传，有许多仅三两代而已。至于物质文化中许多杰出的成果，有的也在历史的发展中戛然而止。尤其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中，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物质文化正日渐消融在现代的进程中。工匠不存，精神焉附。工匠精神不能存在于书本和记忆之中，需要唤醒记忆中的工匠精神而传承。

（摘编自陈履生《工匠精神是民族文化传统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是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做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改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各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标准案件，参照执行案件，判例案件)。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我在前几篇杂话中已说过，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