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中就有马的形象。据史书记载，商周时贵族出行多乘马车或骑马。贵族死后，作为陪葬的马匹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霍去病墓的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无不显示出统治者对马的重视。也正是由于马在古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帝王对良马的喜爱，在客观上促进了“马艺术”发展。汉武帝不惜重金和发动战争来换取汗血宝马。马成为汉代绘画和雕塑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和内容。唐太宗属马，也特别爱马。

    在我国石雕艺术史上，汉代霍去病墓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树起了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艺术风格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同一表现对象的马在各朝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呈现出各式面貌，虽然霍去病墓石雕群与昭陵六骏这两组马的石雕艺术品是在不同时代的特殊风格下成就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通之处。

    一是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统一。虽然历史上大多把霍去病墓石雕群归为写意的类别，而唐昭陵六骏则被看作写实的代表，但在具体的形象塑造方面，这两种艺术手法相互渗透。昭陵六骏继承了霍去病墓的创作手法，采用象征手法，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两组石雕虽然都刻画的是战马，实质是反映人的勇敢和战争的惨烈。因此不管是霍去病基石雕还是昭陵六骏，不仅是对帝王将相的颂歌，也是无数英勇将士的历史丰碑。霍去病墓纪念性石雕的重要特点，是将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石料的选取相结合，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作品中战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敌人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而在整个雕塑的关键部分，如马下胡人的特征运用线刻和浮雕的手法刻出相对写实的形象。这样，将大写意与细微写实的造型手法相结合来表现精妙传神的形象。就马的造型而论，汉马偏于写意，蹄细体肥，外形流畅简洁；唐马偏于写实，注重马体解剖结构的表现。像昭陵六骏，因为皆属初唐时代，故马体的肥臀细腿等特征颇有汉风孑遗，但较之于汉马，显然更写实精确，更注重形体的结构变化，像面部的筋脉、胸肌、蹄筋等皆细致入微，在生动传神上，与汉马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马踏匈奴》是我国最早的纪念碑式的大型圆雕，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霍去病征服入侵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刹那，被踏于马下的匈奴首领手持弓箭仰卧在马腹之下作垂死挣扎状的场景。静静站立的战马与挣扎的胡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权在握的静态与垂死挣扎的动态形成了完美统一。昭陵六骏表现上颇多写实性，刻画出骏马的飞驰、屹立、徐行三种姿势，表现出六骏共同的雄健俊美的外形和勇往直前的气势，显示出他们的情谊，是古代以形传神的成功范例。这两组石雕形象选取了动态和静态中的马的形象，并将其协调统一地安排在同一个整体中。

（摘编自肖顺、李雪松《汉唐石雕中“马”的艺术形象与成就》）

文化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很多方法。古今中外，一个简单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和哲学。正像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有关一样，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儒、道、佛“三教”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儒、道、佛“三教”中，儒教强调整齐划一，具有专制特征。确实，孔子的时代，儒家只是一种民间学说。鉴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孔子、子思、孟子这一派的学说特别注重社会和谐，这并不错。先秦儒家传教的时候，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基本上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也很好。但是，秦汉以后的儒家有一个大问题，即它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借以建立一个从天子、王、公、侯、伯，到庶民百姓的“一统天下”。儒家在古代中国，成为和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相似的国家主义学说，它限制个人，妄自尊大，压迫“文化多样性”。

    幸好，中国历史上基本保持了一种“多元文化”。唐代以后，我们有儒、道、佛“三教并立”。当儒家越来越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域外传入的佛教，民间复兴的道家和道教，不断济儒家之穷，用鲜活的思想滋润和更新儒家，把它拉回到一种“修身养性”“实事求是”的道路上来。明清以来，怀有自由思想的儒家学者，如王阳明、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太炎都或明或暗地采纳了佛教、道教思想精华，甚至还采纳了法国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天文学学说，用以改造儒家。因此，今天我们谈论“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时候，更需要重视“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是“诸子百家”，中国文化的“非儒家继承”，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更有利。

    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延续性”的国度，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有过自己相当不错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幸福生存的天堂。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直到清末民初，东、南、西、北的中国人都还居住在不同样式的住宅里。它们都是按照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建造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最近几十年，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整齐划一的单调建筑样式替代了多样性的古代建筑。现在想要看到一点不同的建筑，必须在休假期间去朱家角、周庄、丽江这样的旅游景点，如参观博物馆一样地端详着这些“古董”。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语言多样性”。历史上，国语、英语、法语，江苏话、浙江话、广东话等各地方言和上海的本地话同时流行。正是在这种“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京剧”“昆剧”“沪剧”“越剧”“锡剧”“淮剧”，也引进了中、英、法文的话剧、电影等“文明戏”。然而现在，这种“语言多样性”大大削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滥用这种动力，导致发展性的破坏，可能会对“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论孔子》是彭富春教授继《论老子》《论国学》之后又一部探讨和研究中国先秦思想的学术专著。全书既有译解，又有论述。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从局部到整体，作者上下求索、左右探源，深入开掘和阐发《论语》的精义要旨。当然，这不是一般化的译读和阐释，而是富有新意地重构孔子思想的整体，并且在分辨、评判之中构建了天人共生和人我共生的思想体系。

    基于《论语》文本，作者对其进行了忠实的现代汉语翻译，为了使语言表述更加完美畅达，作者还试图弥补了一般汉语译本在语法、逻辑和修辞方面的不足，使译文的形质和文采俱佳。作者还对《论语》篇章进行了全面分析，精邃深微，要而不繁，不仅阐释了各章的核心思想，而且还揭示了其内在关联。如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一般把“束修”释为“十条干肉”。而彭富春的看法是：“此为束带修饰，喻十五岁的成人。”故他把此句译为：“凡十五岁以上自行束带修饰的人，我未尝不教诲的”其根据是：“孔子所教并非小学（发蒙之学），而是大学（成人之学），大学的根本是学道。”这是颇有道理的，大学旨在培养高级人才，不然孔门三千弟子中何来七十二贤人？

    还有，作者的解析不仅在理论底蕴上有深层的开掘，而且在行文运笔上也彰显了个性风采。他的语言凝练、精粹，有深刻的哲理内涵，不少句子写得很美，像箴言，像诗篇，耐人咀嚼和寻味。如“逝者。流逝就是时间。它不仅是过去，而且是包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整体。流逝不仅是消逝，而且是生成，是生生不息。天地人的本性就是这种永远的生成。天旋地转，日出日落，月明月暗，春去秋来，暑尽冬临。”

    《论语》全册的第一个字，即“学而时习之”中的“学”字，充满了原发的思想含义。所学者何？道也。它是人的生命的根本规定，是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主题。在解读《论语》的基础上，彭富春抓住了孔子思想的这个核心主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指明孔子体道的根本路径是下学而上达。孔子下学万事万物的知识，上达到那唯一的道本身。 他一方面将形而下的问题上达为形而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将形而上的问题化为形而下的问题，彭富春特别强调这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之处。在书中，彭富春提出了一些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理念，如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育人应当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体两翼。

    通过对孔子思想的阐释，彭富春指出，人应当唤醒自己内在的本质力量和创造潜能，发扬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走向精神、心灵的自由和高蹈。这本书的卷终语是：“一个活着的孔子则会说出我们时代的智慧箴言。”这是一位学者诚挚的心声。

    孝是人生自然生发的一种亲情。任何个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只有亲人时时刻刻地关照，才可度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的爱，子女才得以成人。在子女年幼时，父母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母的责任与本分。父母孩子之间的情感自然产生，非外部所加，属于无条件的道德情感。在人的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人私利的人格。

    在父母和子女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情感相通关系后，父母特别理会到孩子的需要，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着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理想，从孝道上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孝道把对国家的爱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是孝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则是“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要求，而“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明确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基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在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性要求，而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他不仅把“孝悌”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而且提出了“移孝作忠”的说法。汉代的董仲舒也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孝悌则不配做人，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

    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的断裂，对于孝与公忠两者的关系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是靠不住的。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试想，谁会相信一个连侍奉双亲的德性都没有的人，会真诚热爱他人和国家呢？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孝。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放在社会和他人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

（摘自龚群《孝道的情感与外推》，有删改）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了呢?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0日）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际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何为“新基建”？日前，国家发改委明确范围，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职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

（摘自韩鑫《新基建如何加速落地》，《人民日报》2020年6月7日）

材料二：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化升级，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为何要选择此时按下“快进键”？

这一决策既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大趋势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抉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对冲疫情影响、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的集中爆发，展现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潜力，客观上也打开了新基建的窗口期。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原有基础设施体系的不适应问题更加凸显，基于新时代新使命，基础设施体系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加速推动新基建，价值不仅在眼前。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具有一定超前性，投资新基建，实际上是投资未来，服务长远。新基建是围绕科技这一经济新硬核掀起的基础建设浪潮，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数字动力”，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摘编自吴月辉等《为新基建注入强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

材料三：

中国出台经济扶持计划，以帮助国家摆脱疫情引发的危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这一金额看上去是天文数字，但以中国的标准而言不足为奇，这表现出的更多是审慎。考虑到至少最近一年经济形势和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没有匆忙将资金注入经济。他们从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吸取了这一教训。

在一揽子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扶持提供了超过70%城市就业的中小企业，为此中央政府将向税收优惠、贷款利率和自然垄断产业关税补贴投入资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没有宣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目标。

大部分投资不会用于道路和桥梁，而是用于被中国理解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代信息网络、5G应用、数据中心、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中国将力求借这一机会，建成向“工业革命4.0”过渡的基础设施。

（摘编自《俄媒关注：中国“新基建”助力“工业革命4.0”》，《参考消息》2020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