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诗下定义是很难的，如果一定下一个的话，就是诗是心灵的产物。诗难写就难在这儿了。为什么说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涉世未深，还保留着“赤子之心”，王国维在谈到古代诗人李煜时，特别强调这个“赤子之心”。也许，对一个诗人的基本判断就是他是否还保留着“赤子之心”。

    诗歌具有的恰恰是其它文学形式没有的。比如，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诗歌诗歌，所谓歌就是音乐。最初的诗歌是唱给人听的，所以决定了它的语言必须是简洁的，音乐性还体现在押韵上，但一篇故事怎么能一直押韵呢？随着书面阅读的发达，音乐性逐渐弱化了，诗与歌分离了。还有其它叙事艺术的出现，诗歌的叙事功能也退化了，因为叙事从来不是诗歌的长处。

    但是不管它怎么变，诗歌最古老的元素还在，诗这种分行的形式就是节奏，就是音乐和旋律，所以不能小看诗歌的分行。

    诗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弱化了叙事，也就相对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因为它不注重描述了；诗的音乐性弱了，它的理性色彩变得浓了，变得复杂化了，之前因为有押韵等等限制，不可能写得太复杂；继而增强的是，诗歌转向了诗人内部，它更像是心灵的产物，更注重于抒情，甚至是幻觉、是梦；同时也改变了创作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眼光。

    一个小说家看待事物、观察世界，即使没有看到世界的隐喻层面，仍然可以不失为一个好的叙事作家。但是诗人如果只看到生活的表层，而对它的隐喻层面无所察觉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写出好诗来。这也造成诗人和小说家表达上的不同。诗歌最终依赖的是语言，如果语言出了问题，一切都将无以表达。诗歌的语言很多人有误解，以为应该是华丽的、优美的，其实不是。诗歌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有的文字和语言，它和非诗语言的不同在于它的组合，所谓组合就是音韵和节奏感，这是诗歌最古老的元素，它使日常化的语言得到了提升。

    现代诗歌对中国诗歌而言指的是“五四”以后的白话诗，对西方而言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于欧洲的诗歌流派，传统诗歌我们一般指的是古典诗词。作为体现时代精神的诗歌，它们在时间上的差距那么大，当然诗歌的精神迥然而异了。至于形式上的不同，不用我说，谁都看得到的。那是诗歌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个演变的真正导演说到底还是时间。有人爱拿古典诗词和现在的诗比较，说现代诗就是不如古典诗词好。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两者很难比较，尤其孰优孰劣更不好说了。就像李白不会玩电脑，你就说李白不如现代人聪明，不是一回事嘛。内行人的做法应该是，不去做那种无益的比较，而是认真学习古典诗词的精髓，摸索到它与现代诗歌传承的路径，这才是对传统真正尊重的态度。

    我是写现代诗的，一开始就喜欢上这种形式，写了几十年，越来越体会到写好太不容易了。用什么形式写、写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写作者可以没有权利、金钱 ,但必须给他自由。

                                                    (选自《山西日报》)

    各人有各人的境界，没有两个人的境界是完全相同的。人所有的境界，由低到高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看见一棵树，但不知道那就是树，今天看见一棵树，明天又看见一棵树，看到一千天，他才知道那就是树。此时，“树”并不是第一千零一棵树，而是树的概念。如果他进一步了解到什么是概念，而又自觉其了解，他的精神境界就开始进入概念世界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是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者。一只猫，它知道饿了就吃，累了就睡，看见可怕的东西就跑。人就不然了。人不但有概念，而且自觉其有概念。

    金岳霖曾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他用了一个似乎自我解嘲的词。人们或许以为这句话是一个戏论，这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同人的精神境界联系起来。一个人所有的概念就是他的精神境界；一个人所有的概念的高低，就分别出他的精神境界的高低。例如一个人没有宇宙这个概念，他就根本不可能有“天地境界”。

    明代杨椒山就义时曾作二诗，一曰：“浩气反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二曰：“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一般看来，两首诗是同等地位，但其实迥然不同。第一首是就人与宇宙关系而言，是为天地境界中的话。第二首就君臣关系而言，是为道德境界中的话。

    又如张巡、颜果卿死于王事，其行为本是道德行为，人也在道德境界。但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说，“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此等行为意义又不同，虽本是道德行为，但《正气歌》以之与“天地有正气”连接起来，则是从天地境界的观点看这些行为，又不止是道德行为了。这些分别，以前儒家的人似未看清楚。

    这里就牵涉到宋明理学中，理学和心学长期争执的一个问题：在修养功夫中“理”的地位。

    程颢说：“学者需要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一方面“浑然与物同体”，这是直觉。一方面又需要“识得此理”，此理是个概念。直觉所得，须用概念固定，这是概念在哲学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概念在哲学中不可少。没有受益于哲学的人，当然也有他的精神境界，那就是自然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圣贤，都指人的精神境界而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个人如果真正了解什么是概念，他就像一个长期被监禁在洞穴中的人，一旦被释放出来，忽然看见天地广大，日月光明。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当“理想国”的王，所谓“哲学王”。“哲学王”类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圣王”。他们所行之道，称为“内圣外王之道”。

（摘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材料一：

    刘永坦，1936年12月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他率领团队全面自主创新，实现对海新体制探测理论、技术的重大突破。1月8日，因在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研制中做出的开创性贡献，82岁的刘永坦站到了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上。

    （摘编自《刘永坦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2019年1月9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早在1991年，经过十年科研，刘永坦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荻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随后的十余年里，从实验场转战到实际应用场，他带领团队进行了更为艰辛的磨炼。由于国际上没有完备的理论，很多技术难点亟待填补，再加上各个场城环境差异巨大，新体制雷达的“落地之旅”格外艰难。“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没有生命。”刘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电磁千扰是最大的难题。他带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于2015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城可监控可预警范围不足20％，有了新体制雷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记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眼”，国防才能更安全。

    （摘编自《刘永坦：“从0到1”，他为祖国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睛”》，2019年1月8日新华网）

    材料三：

    新体制超视距雷达，实际就是国际顶尖的ISAR（逆合成孔径雷达）。逆合成孔径雷达，可以看清数千公里乃至数万公里内的目标，目标精度可达0.12米左右，而且是实时二维或三维成像，非常直观。普通雷达目标只是一个光标，目标的型号信息很难判断，逆合成孔径雷达相当于看数千公里外的照片，一目了然。

    ISAR（逆合成孔径雷达）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理论突破，然后在七十年代开始实验装备。刘永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上研究，由于美国一直保密，中国要突破非常困难。但刘永坦在八十年代就取得了理论突破。经历10余年的艰辛努力和刻苦攻关，刘永坦和他的团队打破了国外技术断，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ISAR技术的国家。

    （摘编自《中国新体制雷达打破垄断可对数千公里目标实时成像》，2019年1月9日新浪军事）

    材料四：

    中国已在远距离海上攻击方面投入巨资，部署大量反舰弹道导弹、岸基重型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轰炸机。相应的，保障这些重型武器能在远距离发现和跟踪目标则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建设海上机动超视距雷达，是保障侦测远离中国海岸目标的重中之重。海上机动超视距雷达可为美国舰队在第一、第二岛链范围内的行动制造很多的因难。未来，中国航母战斗群还将提高在远海上的作战能力，而超视距雷达技术也可使其更快发现敌方在远距离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派出的空中力量。

（摘编自《俄专家解读中国超视距雷达成就》，2019年1月16日参考消息网）

    材料一：

    现在，全媒体正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依法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摘编自习近平讲话《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第6期）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材料三：

    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人的第信息源，全媒体不断发展，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重组着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的链条，一个“万物皆媒”的全媒体时代渐行渐近。

    人民日报全新改版、全彩印刷，推出融媒体工作室机制，组建了“一本政经”“麻辣财经”等45个专业化、垂直化的品牌工作室，做大做强报网十多种载体，覆盖用户7.86亿人次；新华社自主研发推出“快笔小新”机器人写稿系统，并发布全球媒体首个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和全球首个合成新闻主播一

    “Al合成新闻主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先进技术为引领，深入研究运用人工智能、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全力推进4K超高清电视技术体系建设，牢牢掌握核心技术研发应用主动权，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日报社践行“深度融合、移动先行”理念，把一份发行70万份的英文报纸转型升级为一个覆盖2亿多海内外用户的全媒体宣传平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众声喧哗的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但主流媒体手握的是“金话简”。把握时代大势，坚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媒体融合的大手笔正等待我们去创造。

    （摘编自《勇立潮头，推进全媒体时代“融合+”》，人民网2019年1月28日）

    材料四：

    美国最早的媒体融合试验成果是“坦帕新闻中心”。2000年3月美国媒介综合集团（Media General）成立“坦帕新闻中心”，将旗下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安置在同一座传媒大厦中。各家媒体员工、办公区域和运作机制保持独立的前提下，该集团在大厦中设立了新闻编辑部进行统一指挥和协调，在报纸、网站、电视台之间实行资源共享，互相配合进行新闻的采集、写作和共享，不仅大大降低了新闻生产的成本，更优化了报道效果和时效性。在“坦帕新闻中心”这一媒体融合范例的带动下，美国涌现了多种媒体融合模式。

    整体上来看，美国媒体融合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技术驱动的内容融合：美国各大媒体积极利用传播新科技，深入挖据用户需求，对新闻内容进行深度加工和价值延伸。《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等通过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实现了报网联动，优化了用户体验，增强了用户粘性

    需求导向的生产方式融合：美国不少传统媒体以移动互联用户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实时新闻信息，争做“24小时全天候运转”的新型媒体。CNN、《芝加哥论坛报》《今日美国》等均实现了24小时新闻直播或滚动实时新闻报道，并根据用户阅读习惯有效地安排了新闻内容发布时间。

    市场趋势下的传播平台融合：越来越多的数字阅读受众流向新闻网站以外的渠道，新闻供应商正在跟进其转移动向。为了接触更广泛的受众，2007年开始，CNN与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成熟社交网站合作，进行新闻直播等与用户互动；NBC、CBS与Twitter进行了互利共赢的合作；NBC环球与Vox Media、BuzzFeed等新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

（摘编自新元智库《美国媒体融合发展模式与案例分析》）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

    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接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摘编自杨四平《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神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摘编自刘晓平《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