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略。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一：

    中国现代化实践因其强调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而具有明显的“生态现代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开辟排污权交易市场、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环保产业在技术水平、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不足。整体上，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对于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似乎不能被过高估计。此外，以环境NGO^①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的成长在促进环境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改进环境治理等方面，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作用程度依然有限。

    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第十二个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些规划纲要中除了明确提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目标及其工作安排外，还设置一些重要考核指标。实践证明，这些指标对于政府和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较为有效的约束。

    此外，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国发展的统筹协调，强调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节选自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

【注】①非政府组织英文缩写。

材料二：

【注】“十三五”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污染企业和污染源的整治力度，在政策的推动下逐渐加大财政保障力度。预测到2020年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有望达到2.25万亿元。

（选自陆澜清《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及环保细分市场前景分析》）

材料三：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征，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实现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完全对应，也是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战略安排。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环境问题的出现，根本原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环境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做到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现在，人民需要生态产品，就必须把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作为发展应有的内涵，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节选自人民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材料四：

    英国从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度，到今天重现蓝天白云，成为空气治理成功的典型。半个世纪英国是如何改善空气质量的？

    以20世纪90年代为划断，之前，英国政府采取的是“应对式”空气污染治理，空气污染立法大都是在具体污染事件出现后，针对具体污染物才颁布相关法律；之后，英国认识到应对式空气污染治理的种种弊端，继而提出“整体式”空气污染治理。从政府层面，英国中央政府一方面提供宏观的战略指导，提出全国空气质量的目标，规划审查和评估全国范围内空气质量的步骤，划分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辅以各种政策文件进行指导帮助；一方面给出相对微观具体的信息指导和技术指导，为地方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具体行动提供帮助。另一个重点在于地方政府，英国地方政府通过实施大量的合作来开展对空气污染的整体治理，这种合作既包括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也包括邻近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还包括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合作。

（节选自蔡岚《空气污染整体治理：英国时间及借鉴》）

    材料一：

    今天，国家信息中心发布了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已形成五大聚集区，相关投资增加明显。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政府和市场在“数字中国”建设领域的投资热度继续高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其中，各级政府的相关投资项目有超过六成投向了公共服务领域。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类企业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等五大聚集区域。在人才供需方面，中西部地区提供的大量人才，很多都流向了东南沿海省份。报告还指出了在“数字中国”发展中，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东、中、西部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再比如大数据发展非常快，但是人才跟进的速度还不够快。

    国家信息中心还发布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4%，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而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速最快。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贸易中，中国的进口额增速，五年来首次超过了出口。

    （摘编自《2018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发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18年5月5日）

    材料二 ：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4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为236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相比增速达40.5%。预计未来几年，大数据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

    图1 中国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及增速

    接近2/3的企业已经成立了数据分析相关部门，企业对数据分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近四成的企业已经应用了大数据。在接受调查的1572家企业中，已经应用大数据的企业有623家，占比为39.6%，与2016年相比上升4.5%。

    图2 大数据分析方式

    （摘编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网站发布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8）》）

    材料三：

    近期，交通出行、网络购物等诸多网络平台企业纷纷被曝出可能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购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老客户反而要比新客户花钱更多。

    “杀熟”不是新事物，并非线上独有，在线下也很常见。以到餐厅吃饭为例，你若常去某家餐饮店就餐，与店主、伙计熟悉后，久而久之，反而会出现被怠慢现象：点完菜呼叫下单，服务员却迟迟不来。

    在“互联网+”消费环境中，“杀熟”发生更频繁、实现更容易，其背后是电商营销“千人千面”技术在起推手作用。平台方会根据搜集到的用户个人资料、购买习惯等行为信息，通过大数据模型建立用户画像，然后根据画像给不同用户推荐相应的产品、服务和定价，实行区别化的价格营销策略。说到底，用户相当于被大数据算法给“算计”了，消费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正当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

    无论线上线下，“杀熟”其实是“店大欺客”的一种表现。这个“大”，要么是“体量大”，仗着在行业中的支配地位，产生“奈何不了我”的盲目自信；要么是“架子大”，认为“用户忠诚度”足够高，导致服务开始缩水。

    治理大数据“杀熟”等各种“店大欺客”行为，监管部门理应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堵住监管漏洞，提高违法成本；平台应坚持“以用户为核心”的互联网思维，用更多优质服务吸引用户，并且在对大数据进行商业开发时，筑牢安全保护的防火墙，加宽隐私保护的屏障。

    （摘编自《大数据杀熟，是在有意“消费”消费者的忠诚度》，《人民日报》2018年6月1日）

材料一

新媒体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思维习惯、传播方式和交往模式。新媒体对传播时效的推进，加快了社会的整体节奏。快节奏、高效率成为新型的生活方式。新媒体的全时性特点不得不使人们时时保持一种待命状态。搜索引擎的出现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也带来冲击，譬如，上网搜索成为不少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因而记忆策略也发生变化，更多的选择记忆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对传统传媒形式是一种解构。其话语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反规则、碎片化、去中心的特点。大量短小、碎片化的信息，解构现有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结构，但是同时新媒体也通过对不同碎片的拼接，形成一种新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图景，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在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当然，传播渠道的急速扩展，也必然造成冗杂、无效的信息充斥传输媒介，降低人们参与的热情。

新型移动终端的出现、物联网等迅速发展，人与物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常见。互联网即时通讯、视频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变成了“人——物——人”的互动，手机、电脑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新媒体给社会交往带来了方便，但在享受技术优势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人创造了新的传播技术，不该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要防止为物所役。

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表达渠道的扩展，每个人都被赋予了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都可以借助方便快捷的渠道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是渠道的扩展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能够表达，成为新媒体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渠道的多元，要求传播内容的丰富和高质量，而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将人们引向精神的泯灭。一切处于矛盾中，等待着我们抉择和妥善处理。

（摘编自《网络对思维方式及思想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材料二

麦克卢汉在研究广告时发现，信息时代的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成本中相当部分用于广告预算。商品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质量，并且越来越取决于它在消费者头脑中所营造的形象。以旅行为例，旅行的过程与其说是在欣赏新的环境，不如说是在寻找已经在媒介里获得的想象，用实物来验证自己想象中的符号。于是“世界本身成为一个博物馆，馆中的藏品是在别的媒介里曾经见过的”。

这些吉光片羽的论述，提出了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世界被符号化了，我们所接触的不再是世界本身，仅仅是一些象征符号。我们借助这些符号来构建起对世界的想象，建构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一双某品牌的球鞋，在我们眼中，它并不只是一双鞋，那个商标让我们联系到某位球星、产地、潮流——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国产球鞋贵很多，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出自同一家工厂。我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所象征的世界——一个建构的品牌故事。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进一步发挥了麦克卢汉这一思想。他提出，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拟像的世界，真与假很难区分。有时“假”的拟像甚至会比“真”的还要真，称为“超真实”。比如电影《黑客帝国》就是按照这种哲学理念创作的。人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花花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身上插着无数导管生活在营养液里，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母体”真实得让人流连忘返，甚至不愿面对痛苦的现实。

（摘编自《电子媒介时代世界认知的途径》）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团体、教堂来实现。而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大众传媒越来越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表明，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的12年中，儿童要观看长达5000小时的电视节目，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时间大约18000小时，而同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只有12000小时。

媒介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从传统的印刷媒介到不断完善的电子媒介，它们和它们承载的信息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社会个体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媒介以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即人们很难做到真正自发地、不受媒介文化影响和媒体描述方式干预地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媒介被称为“第二课堂”，一方面边缘化了家庭的教育角色，另一方面对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形成冲击和挑战。

媒介与信息的结合导致信息的极大丰富。面对不可确知的世界，除了用制度力量对信息传播加以规范外，更重要的是提升大众本身媒介素养以自救。

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将媒体素养教育作为抵制西欧和好莱坞流行文化的策略和方式，通过法令使媒介素养教育成为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也以教授批判性的收看电视技巧为切入点，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并逐渐纳入教育体制。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从1994年起，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提上日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初衷和目标即是培养公众对大众媒介动作的熟悉并保持批判意识，致力于对大众媒体商业和宣传手段、技巧进行公开揭示，以此来匡时救弊。因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并非完全自足自为，而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和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已经由单纯抵制抗拒媒介的控制，逐渐扩展到增强对媒介认识、识别和运用能力提高的层面，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

（摘编自陈力丹《提升媒介素养》）

材料一 眼下中国诗歌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生存困境，无疑是社会大众整体上对新诗所持的淡漠乃至排斥的态度。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以为这是社会大环境变化导致的必然结果。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创作主体的变化。诗歌要有发自于内心的真实声音，才能打动人，引起人们的共鸣。面对中国当代诗歌不景气的现实，诗歌的创作不能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诗歌创作需要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读者。

长期以来，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越来越弱化，很多诗人的创作与社会变化、现实生活渐行渐远。重提和倡导诗歌回归现实，并不是要给诗歌设定规矩和限制。任何诗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责任和道义在肩，他的写作应该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认识现实就是认识自己。不仅要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中洞悉它的变化，更需要用心去勘探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演进。现实不是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而是我们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诚然，从文学概念上讲，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和发酵。但就诗歌而言，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诗人在个体精神承担的基础上，要研究怎样才能够与社会和时代进行沟通和融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这种沟通和融入就是对现实的介入，只有真正的介入，才有真正的现实书写。诗人不能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丧失了进入的能力。

(摘编自梁平《让诗歌回归现实》)

材料二 新世纪诗歌为什么需要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一个诗人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更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支柱和信仰之源。语言作为一个具有民族特质的书写符号，本身就是记录时代、书写现实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切近时代、观照自身的情感纽带，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更因其澄澈优美之特性，承担着发现、记录和引领的使命。古人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应该也是我们当代诗歌所应当努力的方向。其次，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是优秀作品的应有之义和内在特征，更是一部作品的实践场域和素材源泉。诗歌伟大之处就在于其所体现的复杂深邃的生命体验和深刻永恒的现实关怀，在于体察时代、观照现实，发现和传播时代之精神、高尚之人格与生活之美好。为了保证自己身份和书写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紧扣时代脉搏，紧扣当代现实，才能既保证其成立，又保证其有意义。

我们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首先，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写作姿态和文本立场，我认为写诗就是自我的修炼，诗人应当培养关心时代、关切人民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担当。诗人抒写时代、体察时代，才可能在当代时空中拓展语言空间的充盈性，其作品也才会具有更加深切的现实影响力和生命纵深感。我们应该主动地深入现实、深入人民，真正用脚步去丈量大地，而不是一个人坐在书房勾勒想象。其次，关于新世纪诗歌对于时代关系和现实经验的处理，我认为诗人要对此保持某种“随意而警醒”的“凝视”。这段话的前半句来自张枣：“作为诗人，最理想的状态是，混迹在人群中，内心随意而警醒。”后半句来自朵渔：“一个诗人与他的时代不能过分契合，又不能过分脱节，而是要保持一种‘凝视’关系。”这都告诉我们在处理与时代的关系时，既要深入时代和现代内部，去摸索和体察其内部的细微之处，同时又要能跳出其外，有距离地审视这个时代。只有进行这样包含着接纳与对抗、切近与疏离的审视，我们才既能保持审慎而清醒的认知，又能达到诗歌写作必要的美学与思想的高度，写出切入这个时代的诗篇。

(摘编自童作焉《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现实关怀和时代精神》)

材料三 新诗的精神重建不是口号，而是呼唤我们诗坛曾有的但已经缺失了的精神内涵。诗歌有了精神有了内涵，才有了新的面貌。在当下困顿的诗坛重提现实主义精神，其目的就是为新诗重建找一条道路，使得新诗重建变为现实。

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同于现实主义。后者是一种创作方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认为文学要忠实地反映现实，强调的是冷静、客观地模仿现实世界，要“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而前者更强调一种姿态——批判、介入、关怀现实和责任的承担。因此，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后者指的是一种创作方法，前者指向的是创作的精神和态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属于叙事文学，而现实主义精神属于一切文学和艺术。无论何种表现方式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独立的理性批判精神，既不媚雅又不媚俗。现实主义精神不一定必须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可以用暗示、反讽、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现实主义精神是超越一切创作方式的，它的具体写作方式可以是现实主义，也可以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无论采用何种表现方式的作品，都必须以现实主义精神为精髓，诗歌也莫能例外。目前诗坛的困境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中国新诗要二次复兴，走出目前的低谷，必须进行精神重建，而笔者认为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其精神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要做到社会的关怀性与诗歌独立性相结合。

(摘编自令狐兆鹏《中国新诗重建的方向：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