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 ，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

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材料一：

    传统村落是活的文化遗产，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批传统村落逐步消失。住建部的数据显示，经过抢救性保护，过去5年间，我国基本实现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第一阶段的目标，全国有63%的村落传统公共建筑得到保护修络，70%以上的村落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民收入一万元以上的村落由不足5%增至21%，社会保护意识和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以传统村落占比是全国第一的云南为例，旅游开发的比例不足10%，开发尚可的古村落比例不到1%。下一步保护工作的难点在于，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较差，在保护、修缮中不仅要提升卫生、餐厨、通风等传统民居的性能，还要与扶贫工作结合，而这些工作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要重视。

（摘编自《住建部：开发商不应该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2017年7月31日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注：我国对古村落的保护是采用名录制，将传统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一个个甄选和认定下来，列入名录，加以保护。）

（资料来源于重庆市旅游规划研究院）

材料三：

    在传统村落开发规划和保护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村落保护的商业化气息过于浓郁，将传统村落当成“旅游提款机”，忽视了村落有的文化生态，有导致生态文化灾难的隐患；过分注重村落外表的整齐划一，富丽堂皇和高大上，忽视了村庄“人”的感受，没了原住民，没了原始行业和行当，没了活力和生机。

    我省及时出台《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给传统村落保护行为分门别类、设定框架、详细界定、规范约束，给社会大众提供登高望远的观念引领。比如针对村落保护中的过度商业化倾向，《条例》强调“注重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延续性，防止传统村落空心化、过度商业化”“在传统村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时，应当尊重村民意愿，并对村民所有的建筑物处理作出约定”。村落保护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赚取真金白银，商业化开发更是为了给保护工作提供物质保障。

（摘编自《守住传统村落的味和魂》，2017年8月24日贵州日报）

材料四：

    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存在一个问题：资金问题，尽管各地政府部门都有一定的拨款，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村民的保护意识不强，甚至可以说，在一些贫因地区，衣食住行都存在问题，谈传统村落保护无疑是奢侈的。

    因而，要让传统村落保护真正“活”起来，就需要对症下药。对于资金的问题，除了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之外，各地的科研机构、民间组织乃至有责任担当的企业，都可以参与进来。至于意识问题，则需要依靠文化普及，让村民、地方政府都能拥有保护传统村落的文化自觉。

（摘编自《让传统村落保护真正“活”起来》，2017年8月2日光明网）

材料一：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10%，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以上，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19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现象在部分国家出现。1851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此后，瑞典、挪威、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步入老龄化。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逐渐向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扩散，进入21世纪，全球老龄化速度加快。2015年，全球有6.17亿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预计到2020年，13个国家将成为“超高龄”国，即20%以上的人口超过65岁。到2050年全球将有16亿老年人，届时将有94个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1%，其中有39个国家的老龄化比例达28%以上。

    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老年人原则》；2002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了《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政策，积极老龄化观念被纳入各国发展框架。

（摘自《全球老龄化状况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二：

    全面两孩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略有下降，而老年人口数量不会有任何差异。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会降低0.5个百分点，而到2050年也仅降低1个百分点，全面两孩政策无法缓解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1世界后半叶，中国将处于超稳定和超高的老龄化态势，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达4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35%。从世界经验看，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以提升生育率进而改变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往往很难奏效。应对乃至引领中国的老龄社会，需要在长期发展战略的高度，设计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社会、人口政策的框架体系。

（摘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材料三：

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0%；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突破两亿的国家；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达到4.87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的四分之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00年—2005年全球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22%，同期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失能化、高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到1亿，占老年人口总量的22.3%，占世界高龄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留下来的大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不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与“边富边老”甚至“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未富先老”，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

    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人口负担比加重，同时也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老年人口增多，特别是高龄、患病老年人增多，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并且提出更多方面的要求。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身体较弱，有病的相对较多，对卫生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人口群体的特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预示着在社会总需求中，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摘自《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应对策略》）

    材料一：

    低碳顾名思义就是碳排放量低，碳是指二氧化碳。低碳理念是指在生活、经济建设等方面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可持续性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工厂对大量能源的开采没有节制，随意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染物。除此之外，人类人口日益增多，生活需求越来越大，消耗的能源越来越多。种种原因导致了碳排放量越来越大，环境被严重污染，很多城市甚至常年笼罩在雾霾之中。人类对于低碳生活的诉求日益增长，因此，低碳园林的建设迫在眉睫！

    随着低碳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园林景观与低碳理念的融合已是大环境下的一种趋势。低碳园林就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园林建设与运营模式，在园林建设过程中（包括前期设计规划，材料选用、施工过程及后期园林绿化养护等各个环节）最大程度上减少使用石化能源，并应用新的清洁型服务能源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低碳和生态的要求。

    （摘编自马艳红《低碳理念在园林景观中的实践运用探析》，《防护工程》2018年第17期）

    材料二：

    上海世博园区规划、建设、运营中碳减排措施已得到全面落实。园区内绿化覆盖率达到50%以上；80%以上场馆采用屋顶绿化，立体绿化和室内绿化；老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占园区总建筑面积的五分之一；60%以上的路面由建筑垃圾和钢渣制成；园区内目前已投用新能源汽车432辆；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达到50%以上。

园区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累计达到120万千瓦时，江水源/地源热泵累计供冷量达到564万千瓦时，各类新能源技术的实际应用相比传统能源技术累计节能5152吨标煤，累计减排1.27万吨二氧化碳。

    除了太阳能，世博会的场馆还通过江水直接冷却水系统，直接从黄浦江取水，经加药控制微生物和藻类生长后，作为冷却用水供水源热泵机组使用，使用后的温热水排入黄浦江。”采用江水源热泵技术与燃气供热相比，年运行能耗可减少40%～60%，年运行费用可降低50%-70%，年运行能耗节省约5740兆瓦时，折合约1000吨标准煤，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0吨。”

    另外，上海世博会积极响应国家倡导的公交优先战略，电—电混合超级电容车、混合动力等各类新能源汽车的规模运用将超过1000辆。这些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进行示范应用的新能源交通工具，将引领未来城市交通发展方向并成为先进制造业的新宠。

    （摘编自《传播“低碳理念”，实践“低碳行动”》，新华社2010年6月5日）

    材料三：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低碳”的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一时间，“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地产”“低碳生活”等新名词，以崭新的姿态高调亮相，融入了所有人的生活，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大力倡导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我国还面临着工业化和生态化的双重任务，但未雨绸缪，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应，在生活层面，倡导和践行低碳生活，已成为每个公民在建设生态文明时代义不容辞的环保责任。

（摘编自《低碳环保生活》)

    材料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因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因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琉波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因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校园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