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和诗一样让我喜欢

    很多人觉得搞数学很枯燥，谷超豪却说：“数学世界充满了精神的创造，只要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奥妙无穷。”

    1946年，在浙江大学他师从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开始了研究数学的历程。因为才华出众，他被破例允许同时参加两位名家的课程——苏步青教授主持的微分几何专题讨论和陈建功教授主持的函数论与傅立叶分析专题讨论。从两者著名数学家那里，谷超豪学到了治学的方法，而且在几何及分析两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从1948年到1956年，谷超豪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在苏步青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数学研究生涯，在K展空间、仿射联络空间及芬斯拉空间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展现出数学方面创造性的才能，迅速成为苏步青领导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的学术骨干。

    法国科学院院士布瑞艾特曾经在法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这样介绍谷超豪：“谷超豪先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数学家。我最初是通过他的著述认识他，特别是他首次阐明的关于杨——米切斯场的存在定理的著作。这项由一位数学家完成的关于物理问题的工作是谷超豪先生独特、高雅、深入、多变的工作风格的典型范例。他是一位向难题进攻（有时是几何学，有时是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并解决难题的偏微分方程专家。”

    这段话是对谷超豪数学人生的精妙写照。谷超豪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喜欢挑战难题的人。

    1956年，正当谷超豪在微分几何方面的成就引人瞩目的时候，他却敏锐地看到尖端技术对数学提出的新要求。为了满足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他毅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偏微分方程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他致力于把数学应用到航天中去，经其反复设计、选用的方法在我国导弹“钝头物体超音速绕流”的的计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我国国防科研做出了贡献。

    “数学与古典文学都十分重视对称性，许多作品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萌芽。”作为数学家，谷超豪的身上始终带着自然科学的理性与人文科学的感性。“在我的生活里，数学是和诗一样让我喜欢的东西。诗可以用简单而具体的语言表达非常复杂、深刻的东西，数学也是这样。”谷超豪说。

    谷超豪常常告诫年轻人，千万不要重理轻文，不要单纯和数字、公式、公理、定理打交道。“文学和写作一方面能够丰富生活，另一方面也有益于数理思维的发展。”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数学研究中，谷超豪经常利用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将数字化枯燥为神奇的无穷乐趣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1986年，他乘船去浙江舟山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昨辞匡庐今蓬莱，浪拍船舷夜不眠。曲面全凸形难变，线素双曲群可迁。晴空灿烂霞掩日，碧海苍茫水映天。人生几何学几何，不学庄生殆无边。”其中，第二句讲的是微分几何的两个著名定理，最后一句则是自己人生的写照。

    科研与教学，是谷超豪“人生方程”的横轴与纵轴。他长期为本科生开数学基础课，也开设过许多专门课程。“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这是谷超豪20年前写的一首诗。他抒发了自己对数学的眷恋之情，也道出了对教书育人的理解。

    在复旦大学的师生心中，谷超豪不仅是数学家，更是教育家。他的教学有一个特点，就是“边学边教”，经常把国际上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的教学中。

    1959年，他从莫斯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根据国家需要，开展了与超音速流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及数值计算的研究。他边学边教，开设了空气动力学和差分法的新课程，培养出了一批力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新生力量，现为中科院院士的李家春、郭柏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每当他开拓出一个新领域，并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后，他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把学生推上这一领域的前沿，而自己又去开拓另一更新的领域。上世纪60年代初，谷超豪率先解决了空气动力学方程组的平面超音速机翼绕流问题，比美国著名数学家Schaeffer等人的相应结果早了十几年。在此基础上，他的学生李大潜院士在这一领域里建立和发展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局部解理论，并在美国出版了专著。

    “当年我的老师苏步青对我说，我培养了超过我的学生，你也要培养超过你的学生”，谷超豪说：“如今回首，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

    材料一：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

    —— （摘自2019年2月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材料二：

    世界四大湾区2018年经济数量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WIND，地方政府统计局）

    材料三：

    大湾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世界500强聚集，民营企业多，以全国0.6%的面积贡献了12.4%的GDP，人均GDP是全国的2.5倍。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和国际三大湾区处于同一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大天然良港，按货物吞吐量算，深圳港排世界第3、香港排第5、广州港排第6；大湾区是铁路、航空的重要枢纽，交通方面有堪称世界奇迹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和广东也高铁相通。可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轨道系统等快速交通网络，有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区域。

    国家将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据统计，大湾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深圳市R&D比重超过4%，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创新企业。

    大湾区还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区域之一。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一国两制、CEPA、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天有近70万人次跨境往来，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粤港澳大湾区11城区位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

    ——（摘自《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来源：中国网 2018-07-03）

    材料四：

    粤港澳三地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让湾区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垒，让要素顺畅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自《大湾区2035年目标来了》，经济观察报，2019年2月18日）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3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芡在分类学上隶属于睡莲科芡属，其俗名“芡实”是大众更为熟知的名称，其拉丁属名Eu—ryale是希腊神话中一位女妖的名字，由于这位女妖的所有发丝均为致命的毒蛇，因此她的名字被很形象地用来描述芡属全株具锐刺的形态特征。芡实成熟的果实近球形，因其顶部的宿存花萼狭长呈披针状而使整个果实形似鸡头，故在江浙一带又被叫作“鸡头米”，是当地传统的粮食作物，因其独特的风味而被列为著名的“水八仙”之一（其余“七仙”分别为茭白、莲藕、水芹、慈姑、荸荠、莼菜、菱角）。

除了极具特色的果实，芡实最为人们所赞叹的是它那巨大的叶片。这些近圆形的浮水叶片通常能长至1米直径，而在条件十分适宜的环境下其直径甚至能够长至接近3米，芡实是睡莲科内体型唯一能和王莲属相媲美的植物。然而在分类学上，芡实属的发表要早于王莲属，在亚马逊王莲被英国植物学家Robert Schomburgk发现之初，因为其同样具有巨大的浮水叶片，他将其归在了芡实属之中，命名为Euryale amazonica。后来，经过植物学家John Lindley的研究，王莲属才最终被成立并被认为与芡属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虽然世界范围内睡莲科各属间的关系一直无法真正厘清，但从发表的先后顺序来看，与其说芡实像王莲，倒不如说王莲像芡实来得妥当。

同王莲一样，芡实的叶片也有着很好的承重能力，其原因就藏在它那叶背之下。从叶片的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整齐的脉络结构——粗大的一级叶脉呈辐射状排列在叶片中心，而其间又有密集的次级叶脉做分割。这些叶脉纵横交叉，如同一张蛛网般覆盖在叶片之上，将整张叶片精细地分割成无数个大小相仿的单元。合理有序的叶脉系统代表了优秀的力学性能，给芡实叶片带来了良好的支持力和稳定性，使叶片得以平衡地漂浮在水面上。除此之外，芡实的叶脉之中还藏有许多气室，而这些气室则像是给叶片配上了量身内置的“救生圈”，为其带来了澎湃的浮力。因此，虽不像王莲那样足以承受一个小孩的体重，但作为难得的水面漂浮平台，芡实的叶片给许多水鸟提供了优秀的栖息环境，在生态系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睡莲科的一员，芡实也有着十分标准的开花规律。在每一朵花开放之前的1—2日，花梗会逐渐将花苞顶出水面，直至感受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它那厚实的苞片和花瓣方才陆续张开，并在8：00左右完全开放。而随着一天内光照的不断变化，约16：00—18：00，花朵便会逐渐闭合。如芡实花这般几乎“朝九晚五，从无加班”的作息着实是让人羡慕，然而在“八小时工作制”的背后，芡实却有着十分高效的办事效率。由于其花朵的寿命较短，甚至于单花完全开放的总时长仅约20小时，为了尽快顺利完成传宗接代的古老使命，新长出的花朵往往倾向于选取最短的路径以近垂直的方向冲出水面，哪怕是过程中有叶片遮挡，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顶破。而在花朵完成授粉后，花梗便会延长并在重力的作用下向下弯曲，将花头重新拖回水下，这一方面是由于水下环境较为稳定，相比暴露在空气中而言更适合果实的发育；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新生的花苞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

“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了。”这是汪曾祺对夏末的印象。每年的8—10月是芡实的采收期，此时便是采芡人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由于采摘下来的芡实十分容易变质，为了保证芡实的鲜嫩，整个收获过程便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赛，采芡人往往要赶在日出之前就下到水塘采摘，然后运输至加工厂内，争分夺秒地在一天内完成剥壳、清洗、分级挑选等层层工序，最后经包装运输，方才得以按时交付给各地的市场。或许是记忆里的那碗桂花芡实汤实在过于惊艳，每年一到初秋芡实上市之际，立马就能吸引到大批拥趸，而这难得的时令风物，也早已在一代代老饕们寒来暑往的等待之中跨越了万千次四季流转，见证了一次次的朝代更迭。

早在周朝，芡实就是祭祀大典中必不可少的一样贡品，并且需要用专门的容器——筠（biān）进行盛放并由专门的筠人进行布置。《周礼》中记载，“加筠之实，菱芡粟脯”。菱角、芡实、栗子、肉脯四样食物，是行加笾之礼时的标配。除此之外，在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祭孔大典”中，孔子像前所陈的十筠（盐、藁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之内亦包括芡实，并且需要按照“拣净实洁白者，颗颗砌起，下丰上锐，与筠相称”的标准进行码放。可见芡实在传统文化之中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

除此之外，芡实在古代还是一种重要的救荒本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言：“芡可济俭歉，故谓之芡。”而《本草汇言》之中也有记载：“年荒五谷之不登曰歉。此物能济荒充食以疗饥，故曰芡也。”这种彼时常见于野生池塘、湖沼的大型草本，凭借着满身的锐刺，在古时以收获难度大而著称，但由于其种子淀粉含量高，在粮食歉收的年代，可是十分优良的救济粮。《资治通鉴》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淮西（今安徽省江淮地区）由于连年的战乱，粮食悉数供应前线战场，百姓无粮，饿殍遍野，因此百姓们便广泛“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而在梁简文帝大宝元年，由于江南地区连年闹旱灾、蝗灾，粮食几乎绝收，民间不论富贵与否，皆无口粮度日。彼时的难民沿山谷、湖滨一路逃荒，穷尽草根、树叶、菱角和芡实等为食，然而菱角、芡实虽富含淀粉，但因为其独特的生长条件，在大旱之年必然减产，难民终是食不果腹，纷纷倒在了逃荒的路上。在这饥馑荐臻、天降丧乱的年代，“千时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这样触目惊心的景象随处可见。

（摘编自徐一大《芡实——与人类跨越千年的相守》）

材料一：

现实生活慌慌张张，为何还要拼命维持朋友圈里的风光？

面对每时每刻、铺天盖地的动态分享，也许有人表示倦怠，有人选择无视，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社交媒体与我们生活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朋友圈本身成为了社交场域、展现自我的公共舞台。事实上，朋友圈不是镜子，投射的不是生活最真实的那一面，而是通过发布者的选取和加工，所构建的一种“拟态图景”。就像剧场中的演员一般，精心打造朋友圈的人们会利用各种符号展现自己的形象，通过自我筛选和包装，展现多面人生中的光鲜亮丽。

其实，人生与朋友圈之间的不同，发布的人毫不掩饰，点赞的人也心知肚明。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现实世界里的生活是信息无损的杂存，朋友圈更像是信息的窗口和集合。在状况百态的旅途中，选择最能出片的姿势、放大最具意境的景观、提炼最有生命能量的感悟——精装朋友圈，正是从平淡的生活中寻找亮点，留下自己最美好、最感动、最热烈、最特别的瞬间。

不仅仅是在朋友圈，千百年来，多少艺术作品，又何尝不是为毛坯现实精心打造的桃花源？居住于湖畔的梭罗，生活很是清苦，赶牛经过的人看见他的房子，就觉得这生活没法忍受，但梭罗笃定自己热爱这里：“在水流之畔定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地会在水的浮力影响下漂浮起来。”近段时间，许多游客因为欣赏李娟的文字，慕名前往阿勒泰，亲眼见一见书中所描述的罕见美景。事实上，作家在此处的生活，并非只有四野无人的轻松感和风景秀丽的愉悦感，更多的还有现实的苦难与蹉跎。李娟曾在“冬窝子”里度过一整个冬天，临时搭起来的营地里，简陋的帐篷四下漏风，但她仿佛是躺在全世界最温暖舒适的床上一样，“像小鸡捂在母鸡翅膀下一样安全又舒适……”

不论是流淌于艺术作品里的瑰丽，还是闪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绮丽，那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美好图景，总是给人以向往，甚至是慰藉的力量。也许毛坯是现实，但精装是愿景，作为毛坯人生的装饰存在的精装朋友圈，更多的是带来一种“愿望的投射”和“心灵的按摩”，承载着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状态”的憧憬。当然，要想实现从毛坯人生到精装人生的真正转变，单靠朋友圈里的积极“营业”、一味追求出片，还远远不够。更何况，若是沉浸于虚拟世界里的“雕琢”，与现实脱节，就很难看到真实生活里的种种风景。

说到底，朋友圈的初衷本是记录，只要真诚的表达，而非畸形的攀比炫耀，便无伤大雅。精装朋友圈固然能让人们获得一时的心理满足，但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在看似琐碎、庸常的现实生活中，发现精彩、寻找意义，把一成不变的日子过成五彩斑斓的诗。

——曹怡晴《人生可以“毛坯”，朋友圈必须精装？》

材料二：

继将“毛坯的生活”变成“精装朋友圈”之后，“预制朋友圈”可以被视为通过“预制”的方式，对“精装”的进一步打造。它像一条社交媒体内容的生产线，拍摄、选片、p图、文案、定位、发布，每一个环节都被精准操控。发布者不是单纯的记录者，而更像是运营者；平台也不像是工具，而更成为人格的延伸；内容不符合物理世界的真实，却似乎更贴合自我建构的真实。

这背后的心理动机，其实不难理解。朋友圈越来越成为人们展示自我的“前台”，拟剧理论的提出者戈夫曼认为，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后台的生活正是为前台的呈现做准备。为了扮演这样的“完美角色”，也早有媒体曝光了由此催生的产业链：有人通过购买虚假朋友圈、修改朋友圈定位、用打车软件订豪车拍照等，“制造”人设。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修饰现象。

让人反复纠结的，不仅是自我形象的建构，更有数字化影响下的社交规则和社交礼仪。究竟让渡多少隐私能既满足自己的“表达欲”又不会显得“凡尔赛”？究竟掌握怎样的发布节奏能让自己既保持“在场”又不会“刷屏”引人反感？该传递怎样的情绪和观点更容易让他人接受？种种矛盾之处看似相距甚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却近在咫尺，一不留神就容易被人划入另一个象限。这也让原本随手拍的朋友圈变成了一件需要细致权衡的事情、展现出的是一种相对复杂的社交艺术。如今，“预制朋友圈”似乎正中这一痛点，让人们在面对这些社交情景时能更从容、有备而来，从而重新获得些许掌控感。

有人说，何必给自己增加这种社交负担。不在意数字化社交的人，大可关闭朋友圈。但当社交媒体越来越被赋予社会化竞争的价值时，希望享受其红利的人则沉浸于朋友圈的这种包装潮流中。这里的“包装”并没有贬义，而是一种对生活切片的选取，和对社交意义的重新把握。通过放大自己的精致生活和个人成就，来装点平淡的生活，也提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辨识度。

因而，预制朋友圈与其说是对社交焦虑的妥协，不如说是在网络空间中一种主动的社交策略。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社交本身的实时性和真实性被消解，或者说改写。正如法国哲学学者鲍德里亚指出的“拟像世界”的特点，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真实世界失去兴趣，却沉溺在“拟像”之中。

这种消解究竟会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验证和讨论。不过，无论如何“预制”和“精装”，都别成为单纯追求点赞量或流量的工具人，妨碍对真实生活的追求和对真实自我的认知。

——孙小婷《“预制朋友圈”火了，一种新的社交策略？》

材料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文化同质化等论调甚嚣尘上。事实上，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其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处时代和固有文化传统，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伪命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文化是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造就了多元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承认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存，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生存发展、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否认这种差异，盲目推动趋同，不但会导致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弱化甚至消失，而且将导致民族文化衰落和国家衰亡。

西方一些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消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自己的文化，企图让所谓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消融在单一西方文化中，实现西方文化全球化。

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应当认识到，一些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全球化”，目的是要加速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渗透，以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文章出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经济全球化使地域文化不再相互隔离，促进了文化领域的交流互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促使人们开始寻找某些共同的文化价值和评判标准，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可以相互交织，但并非完全重合。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文化的交融也将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这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化的多元性现实。

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但更多地包含着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它不可能是文化的彻底“西方化”，而是多种文化通过冲突和对话而形成新的文化格局。文化交流的过程，有人称之为文化的“濡化”，即任何两个不同文化的群体甲、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濡化”。

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文化全球化遇到不少问题。一些人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部分发达的西方国家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甚至同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但在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地域文化那里，西方文化并不容易占主导地位，地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特质，决定了地域文化的非屈服性。文化全球化不可能、也无法淹没地域文化，反而更加有利于地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对地域文化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曾指出：新型世界文明的主要潮流，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从而创造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文明。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开始趋向全球化。但全球化并不代表着地域文化的消融，文化多元成为一种必然，当然，地域文化要想健康发展，不仅要坚守自我，也要积极吸收全球文化先进、科学的内容。

（摘编自方浩范《对文化全球化与边缘文化的思考》，文章出自学术期刊《长白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