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名之事，原来是虚惊一场

肖鹰

    8月15日，石家庄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没有为石家庄市更名的规划。相关负责人还表示，“石家庄市”一名由来已久，且那些具有深远教育意义的历史事件都以“石家庄”记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若改名，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更名之事，原来是虚惊一场。此次关于石家庄更名的风波，实际点出了如何对待城名与城市历史、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话题。“石家庄市”的市名，不仅提示着这个工业城市的乡土来源，而且见证着现代中国由“村”成“市”的历史变迁。应当说，“石家庄”承载了城市的地源和历史的文脉，为市民标示出了明确的城市历史认同意指。如果轻易更名，就斩断了“石家庄市”的历史文脉，必将长久造成城市历史认同意指的空缺或混乱，其历史损失，是绝不能用“旅游开发和招商引资”来弥补的。

    退一步说，一个土气而缺少历史盛名的市名就不利于城市的经济振兴吗？我们看一下深圳市这个例子。深圳市建市前，是广东省的宝安县，此县名始于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而“深圳”地名则晚出得多，始见史籍于1410年(明永乐八年)。在当地的方言客家话中“圳”是指田野间的水沟，“深圳”就因为此地渔村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政府决定深圳建市，宗旨就是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窗口。为什么不用更响亮的名称“宝安”而用土气的“深圳”命名这个窗口呢？“在一条深水沟上建立一个新兴的现代大都市”，恐怕是当时选择这个素朴的市名的立意所在。不攀比，不依附，自强创新，这是我们应当从“深圳市”命名中吸取的城市精神。而且，30年来的历史证明，我们正是依靠这种精神，不仅使“深圳”从水沟边的小渔村腾飞为国际化大都市，而且使我国在30年间从经济穷国成为经济大国。

    实际上，国际上的著名大都市的名称，很少是“出身名门”或有非凡的历史寓意的。相反，重要的历史名城的命名，似乎都表现出一种“因地制宜”的随意和朴素。作为第一个现代世界大都会，伦敦的市名是在公元43年由征服英伦三岛的罗马人定下的，其原名是Londinium，来源于当地居住者凯尔特人(Celts)的用语，意思是荒野地方，或者河流流经的地方。如果按照改名论者的主张，“伦敦”不仅也是一个土气的名字，而且还带着屈辱的殖民烙印，无疑早就应当更改了。但是，英国人不仅从无更改它的动议，而且始终以它作为首都的名称。为什么？因为“伦敦”见证了英国两千年来的历史风云，所以是英国的不可估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城市的建立，是历史的选择，所以每一个城市的名称，都带着自己诞生之际的独特历史烙印，“历史名城”正因此具有历史意蕴。为了经济的目的，攀龙附凤，更改市名，搞假大空的“古董”市名，这种不尊重城市历史的做法，不仅不能真正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而且必将严重伤害城市文化理念和形象。城市命名是历史文化的产物，用经济这笔账，是永远算不过来的。

(选自《光明日报》2009.8.18)

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22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战狼Ⅱ》《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影票房——刚刚过去的春节档期，电影总票房已接近60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人们渴望在这里了解未知、聆听未来。这与一部“硬核科幻电影”成为热点话题一样，都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热情高涨的缩影。

（摘编自金苍《<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人民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二：

    对于电影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观众本身。科幻电影不是从零开始讲解的科教片，其对于观众科学素养要求较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培育了大量科幻电影受众，特别是已经成为观影主力的80后、90后一代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人口抽样调查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从2002年的4.7%上升到2017年的13.8%，高中教育程度者从12.4%上升到17.5%，2017年每10万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4.96倍。庞大的中高等教育群体，使得科幻电影的消费群体扩大。

（摘编自《科幻片能否成为电影产业新增长点》，《工人日报》2019年02月13日）

材料三：

材料四：

    科幻片在中国的历史成绩惊人，但好莱坞进口片占领了中国科幻电影票房。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再加上国产科幻电影制作水平拙劣，内外因夹击导致国产科幻电影成绩堪忧。具体来说，在外因方面，首先，类似于《阿凡达》《变形金刚》的科幻商业大片屡屡创下票房纪录，进口大制作科幻片使本类型影片门槛升高，国产科幻生存空间变小；其次，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已在今年到期，进口片的配额限制极有可能被进一步放开甚至取消。

    在内因方面，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中国的编导们热衷对现实生活进行挖掘、表现，创新力不足，科学基础薄弱，对哲学和思想层面疏于表达，对全新世界观的建构同样缺乏；其次，美国电影界和资本界的紧密联系，国内制作水平拙劣，只有稳妥的资金流才能保证前端进一步的产品制作；最后，公众整体科学素质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中科技文化氛围较弱。

（摘编自《内外夹击国产科幻电影难获一席之地》，《经济日报》2017年09月07日）

材料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5G将带来什么?如何推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做了详细介绍。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作用日益凸显，5G具备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连接的特点，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深入到各行各业，加快生产活动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升级，激发出如智能网联汽车、远程医疗手术等各类创新应用，改变我们的社会。5G将构筑万物互联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成为社会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引擎。我们不仅要建好5G，更重要的是想方设法用妤5G，一是加快促进5G终端成熟。5G芯片、终端的研发进程正在全力加速，力争5G终端尽快与用户见面，部分企业有望2019年中推出供用户测试使用的手机。二是加快网络建设进程。2018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放了5G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下一步将开展5G规模试验，着力打造城市级的高质量5G精品网络。三是加快培育5G融合应用，不断深化基于C-V2X的车联网标准体系、产业协同和示范应用，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和5G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动5G与农业、交通、医疗、教育等各领域的协同创新，促进5G应用发展。

(摘自《中央发布未来动向城市级5G网络成为发展重点》，《人民日报》2019年1月11日)

材料二：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如果找到华为违法出口的不利证据，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华为进行行政处罚和商业制裁。继制裁中兴之后，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巨头华为不断进行打压，可一直拿不出证据。

美国为什么要在科技领域制裁中国?无非就是因为中国在科技领域追赶美国的速度越来越快。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快速增长，用不了10年就将超过美国，这让美国意识到按这种速度发展，中国在科技领域超越美国是早晚的事，美国于是开始借贸易战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这一点从美国制裁中国的行业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行业高度重合窥斑见豹。然而，美国的制裁没有让中国停步。据媒体报道，我国有关部门已批准联通、电信、移动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5G网络。从我国三大运营商的试验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5G网络的商业布局已经开始展开，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网络的布网测试。

(摘自《美国制裁也没用，中国的5G即将到来!》，2018年4月网络新闻)

材料三：

5G的未来很美好，但挑战也前所未有。在网络实施方面，4G从标准提出到完成经历了4到5年的时间，而5G标准的完成到真正商用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从时间上看，网络实施任务艰巨。5G网络建设对运营商的投资要求至少是4G的1.5倍，如此巨大的投资如何获得回报，又能带来多大效益，是运营商面临的挑战。在行业融通方面，5G要赋能各行各业，但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有很多难点。范式变革也是面临的挑战，目前通信行业技术体系在变革，而技术的变革也要求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做岀相应变革去适配，无论是整个行业端到端，还是公司内部，合作伙伴的公司内部，管理体系、价值体系可能都需要发生变革，不发生变革就难以应对5G的发展。

(摘自《5G商用四重门：美好的未来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财经日报》2019年1月3日)

材料一：

    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全球人口数量增加，垃圾增速远超人口增速，固体废弃物处置几乎成为许多城市的“心病”。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生固体废物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亿吨左右。固体废物污染强度高，危害着人们的生存环境。

    固体废物根据其产生源和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可以分为三类：工业废物、农业废物和城市垃圾。固废垃圾处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在我国，固废妥善管理和处置工作目前主要遵循这三个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国君向笔者说：“减量化就是在生产和生活中减少废物的产生，为城市减负；资源化指可回收物或固体废物作为原料进入生产和消费环节，只有废物作为原科变成产品回到消费者手中，才算是资源化；无害化指固体废物和垃圾的处理处置符合排污许可证即排放标准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空气污染物排放、水污染物排放、卫生要求都要符合相关标准。”

    根据这一原则，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废弃物转化为能源的行动，使中国的固体废物处置事业迅猛发展。

（摘编自《绿色生活，变废为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9日）

材料二：2014年各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及无害化处理率

（数据来源于《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及处理规模分析图表》）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的流入，垃圾产生量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据统计，2015年全市垃圾产生量已达790万吨，日均清运量2.17万吨，日处理能力1.52万吨，处理缺口达每天6500吨。“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2017年10月30日，北京市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全市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达到90%以上”的目标。

    目前，北京市在垃圾处理上已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环卫专业作业单位向社区延伸，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但居民初次分类效率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更多的是依赖物业公司二次分类，集中分类和资源利用环节靠后。造成该情况的原因，一是分类回收标准不明晰、回收设施不健全。目前分类回收桶摆放只深入到社区层面，且并未实现全市覆盖。二是垃圾回收效率低，处理成本偏高。由于目前北京市主要采取“按人按月”收取垃圾处理费的收费方式，垃圾分类和收集信息手段薄弱，在垃圾分类与否、垃圾产生体积上并未对市民形成数据管理和实质性的奖惩。三是垃圾处理网络与垃圾回收网络衔接不力。可回收物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衔接、有害垃圾分类与危险废物处理衔接、易腐及厨余垃圾分类与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衔接，这“三个衔接”并不完善，生活垃圾网络整体上处于无序状态。

（摘编自《健全奖惩机制，推进垃圾分类》《中国日报网》，2018年7月18日）

    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增强“四个自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文明内涵和价值底蕴，成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和历史成果得以在文明的层次得到总结和提升，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必将极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来源于2018/08/30《经济日报》）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长期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心中开始弥漫着一种自卑情绪。从技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似乎中国的一切都不如人，甚至连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在这种自卑情绪的作用下，国人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形成了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扭曲人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并没有因此而绝种，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还拥有广泛市场。在他们看来，西方道路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而中国则“冒天下之大不匙”，背离了世界文明发展之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么，他们凭什么说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选择的道路是逆流，而西方道路就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呢？归根到底，就是文化不自信。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三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尊崇和礼敬之心，这是应该的，但文化自信并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应当包括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统一过程。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根，但没有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创造性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断流。如果断流了，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文化不能断流，不能光靠祖宗过日子，更要依靠子孙后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因此，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如果对自己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都不自信，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自信，那么文化自信就会缺乏现实的社会根基。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四

    如果将文化自信理解为一个理论命题的话，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是源头活水，也即由中华民族瑰丽灿烂的文艺经典的宝库及丰富独特的审美意识传统为其基础，以当代的文艺精品及积极高远的审美取向为其活力，以未来为数众多文艺经典的铸就及优异的民族审美生态为其目标，从中华文艺的层面来考虑，文化自信在笔者的臆测中是有着这种历史感的，但它的指向仍在于当下的文艺创作现实。我们又会看到，举凡在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具有创新性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有着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自信。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层出不穷的文艺经典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些给国人带来历久弥新的审美享受的文艺经典，文化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是文艺创新的果实。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必然是有超越前人的创新因素在其中的。

（来源于2018/08/22《光明日报》）

山水诗考略

    ①中国古典山水诗究竟源于何时？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这话不无根据，写作山水诗形成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确是在东晋时期，《兰亭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②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至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③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谓“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原来，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水乐山之情。

    ④另外，与山水亲近还可丰富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模山范水的能力。古今诗文大家、艺术巨匠大抵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读万卷书”正好可以弥补“行万里路”的不足。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遍览全国各地的山水胜迹，便可持山水诗集为“卧游”之具，作纸上的观瞻。这间接得到的知识和印象，与亲身所历、亲目所见自然隔了一层，但收获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⑤好的山水诗总是包涵着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不单是模山范水而已。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理势入诗，兼有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表现出的求实态度和奋进精神，对读者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励。又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除生动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还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有启迪智慧、拓展襟怀的作用。

    ⑥优秀的山水诗大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用画笔般的诗句把山水风物中精深微妙的蕴涵点染出来，使读者获得直接的审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把登高的“怡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诗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隐者张五的怡悦之情，还有阔远的视野以及闪烁于其间的种种景物。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在一个“远”字上，用远景烘托远意。“远意”没有明说，只是影影绰绰地表现在“心随雁飞灭”的描摹上。勾画远景的笔墨也不多，却很有层次，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像“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清新淡远，与隐者（包括诗人自身）恬淡高远的情趣相表里，几乎达到天然淡泊的完美境界。

（选自袁行霈《盛唐的山水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