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左边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不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觉间，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的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摘自《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被时间打败的故乡

王波

    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故乡无路可走，但眼前的事实几乎就是这样。通往老房子的3条路，有两条已完全被草木封锁，仅剩的暂且可绕行的路，竟也荒草丛生。

    实际上，5年前情况就已经这样了。只是今年，有个女人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棍儿站在山坡上，当她远远地有气无力地喊我的小名时，我才认出她是当年村里公认最壮实的女人。看到比我母亲略年长的她，刚刚年届60已衰老至此，我忍不住一阵心酸，随即无可奈何地意识到，我的故乡彻底被时间打败了。

    时间先是打败了老房子。

    在倚山而居的自然村落里，我们家位于最靠近山脚的一条居住线上。1984年夏秋之际，开始有人家搬进城，这条线上前前后后住过的12户人家，如今空无一人。除了有两三处房子勉强可以住人，剩下的老房子，或摇摇欲坠，或已坍塌，或早已变为菜地、麦田和桔园。在植物恣意生长的土地上，外人丝毫不会看出这里曾经有人居住的痕迹。

    时间随后打败了老房子的主人。

    在回乡上坟的车上，父亲一路讲的是村里村外同龄人的死讯，大都因癌症而不治。我对这些人的记忆，还停留在10年甚至20年前。而能被记住的，大多是方圆几十里呼风唤雨或性格突出的“人物”。他们有些人进了城，有些人依旧留在农村，但他们结局大致相似——当年的狂放、不羁乃至霸气，先后都被时间抹去，归拢于山坡上一座座小小的坟头里。

    时间也打败了老房子主人们的恩怨。

    这些曾经在乡间田头为了一棵树、一厘地而寸步不让的男人女人们，先后成了“城里人”。置身于陌生而广阔的城市空间，他们觉得天地顿然开阔。再回望与自己几无利益瓜葛而草木依旧的乡村时，他们像城里人一样，看到的不再是残酷的丛林法则，而是温情的丛林记忆。那些当年抄起铁锹在房前或垄间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在城市街头偶遇或回乡祭祖重逢时，已然能微笑致意；他们的后代则继续在城市里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嘲笑父辈们的目光短浅和不识时务。

    留在村里的为数不多的人家，反倒一如既往，偶尔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起争执，不肯在村里村外丢面子，有时会找到城里的旧人来求证论理、主持公道。“城里人”自然知道，农村没有一些城里人想象中那般诗意、淳朴和美好，甚至更多的是丛林法则下的愚昧、狭隘和残暴，但他们仍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导执拗不化的乡亲，今天所有的斤斤计较，将来都会云散烟消，被时间一一打败。

    的确，在他们成群结队决定告别农村生活那一刻起，故乡就注定要被时间打败了。

    越来越多的人搬进城后，村里再也组织不起护渠、引水、修路、挖井的队伍。半山腰处，夏有蛙鸣冬有薄冰的池塘最终干涸，山脚下的溪边再也不见用棒槌捶打衣物的女人，通往田地的道路逐年垮塌荒废，村头洼地的水井渐渐被淤泥石块填埋。

    时间打败了这些属于农村的公共设施，也就从根基上瓦解了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即便是村里最强势的男人和最壮实的女人，也只能自生自灭。被扼住咽喉的故乡，只能苟延残喘。

    时间就这样打败了他们这代人，也打败了故乡吐故纳新的能力。我一度以为，逃离农村的人们会摆脱被打败的命运。

    只是现在我才发现，告别乡村进入城市的我们，其实和他们一样被时间打得溃不成军。不满3岁的女儿，不知祖坟为何物，站在坟前喜笑颜开，徒留我和父亲神情凝重；望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丘陵山峰，她随口而出的是“小乌龟爬山坡”；望着那个喊我乳名的老奶奶，她一脸茫然。眼前的一切对她来说，全是陌生的，倒是邻居养的一只踱步的公鸡和几只母鸡以及拴在树下的山羊令她兴奋，那是她在电视和手机视频里认识已久的“朋友”。

    她不知道，在故乡被时间打败之后，我和她都将成为回不去故乡的人。

（有改动）

比尔基纳乌的黑雪

波列伏伊

    在科内普家里就着香气扑鼻的马林果酱喝茶时，我们闲谈起来。从谈话中我们获悉，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不是纳粹兽行之最，地球上还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比尔基纳乌，也是一个死亡集中营，营址离奥斯威辛不算太远。

    科内普先生所讲的情况，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奥斯威辛集中营毕竟属于劳役性质的集中营。囚徒只要还健康，只要还有力气，就被使用来做各种苦役。被烧掉的只是那些衰弱到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被烧掉的只是些不能生利，榨不出油水的人。当一批人被送入化人炉时，马上就另派一批人来干活，不能干了便被送去烧死，再派一批人来干。死亡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转动着，但相对来说转的是比较慢的。

    比尔基纳乌纯粹是个杀人营，一列一列载满囚徒的火车从四面八方开到比尔基纳乌来，有的来自被占领国，有的来自附属国，有的甚至来自德国本土，全部都是直达快车，沿途所有车厢全部加锁，只是到了夜里才打开车门，清除粪便和死尸。倘若有谁未经允许向外探头，当即就会被子弹打死。

    列车载着注定死亡的人开进比尔基纳乌车站。与奥斯威辛不同，这个站名很少为人所知。在表面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枢纽站。几条双轨铁路线以此为轴通向四面八方。车站大楼上悬挂着开往柏林，德累斯顿，布列斯拉乌，华沙以及维也纳等地的列车时刻表，站台清洁，身穿铁路职工制服的人员在上面来回走动。进站列车停车的位置似乎是一条备用线，车门一打开，饱受几天长途旅行折磨之苦的旅客们便从车上跳下，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那些彬彬有礼的翻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艰苦生活结束了。可是所有旅客必须在这个车站上清理个人卫生，洗个澡，把携带物品进行消毒，然后再换乘旅客列车离开这里，去工作地点。那些手头有钱的旅客们还可以买到夹肉面包和其他食品。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两座椭圆形的建筑，分别写着：“男浴池”“妇女儿童浴池”。

    旅客们兴高采烈地走进这两座建筑物，把随身携带的东西交出来消毒，然后脱光衣服，领到一个小牌和一小块肥皂直接走进一个清洁的大房间，房间的地面铺着锌版，周围有一些冷水和热水的淋浴喷头。然而，当他们开始洗澡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身后的大门已经紧闭。接着，房间的顶上便开始放出毒气，经过十至十五分钟，这些愉快地洗澡的旅客便成了一具具死尸。比尔基纳乌这座“壁炉”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旅客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死尸源源不断地拖出去，被一辆辆小货车运进火化炉。在火化炉来不及把这些可怕的原料全部吞吃的情况下，这些尸体就被一堆堆地扔进几个大水泥坑里，浇上汽油露天焚烧，每次可以烧二三百具。

    “你们在飞机上是否注意过这里的雪是什么颜色的？这里的雪是黑色的，黑的像无烟煤。”

    “这种空气我们已经吸了五年啦。”科内普太太补充说，“我现在虽然看着你们，可我仍然不敢相信，莫非这一切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早晨，彼得罗维奇把我们叫醒了，我们请科内普先生带我们到比尔基纳乌去，他同意了。

    约在两周前，党卫军把车站、澡堂和铁路都炸毁了，那里如今只有一堆堆混凝土块和扭曲的铁轨。

    当时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昨日厚厚的新雪化掉了，我们极目望去，看见直到天边的残雪确实都是黑色的，乌油油的，我伸出手来，摸了一摸这种雪，手上立即染满了污垢，这时我甚至抖了一下。这些灰渣是数十万人骨灰的微粒，这些人是曾经活过，有过感觉，爱过和痛苦过的啊！废墟永远是废墟了，根据废墟很难看出原来建筑的样子，但是在科内普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心中又勾画出了这个附设有各种道具性质的服务系统，并且起着道具性质作用的车站，从一个堆满了大块混凝土的废墟露出一块列车时刻表的残片，我们还看到了道岔和路轨的尽头。最后，我们来到了澡堂的废墟，我们看到爆炸的气浪只掀去了火化场的房顶，一座火化炉依然故我地立在旷野中，通过敞开的炉门可以看见未烧尽的残骨，从炉里掏出一大堆骨灰，颜色有点发蓝，很干燥，踩下去所发出的并不是窸窣声，倒像个死者在脚下呻吟。

    我们带着满脑子可怕的印象在向晚时分回到了方面军司令部，马上听到了一则十分有趣的新闻，白天克拉依兹布尔格已被我们方面军占领，该市是通往奥德河要道上的最后一个城市，居民都是德国人。有两个第七处的军官（一个大尉，一个中尉）刚刚从那里回来，给我们讲了一桩可笑的事情。他们和坦克部队一起进入克拉依兹布尔格。因为急于想得到这里的档案，于是找到了县长办公大楼。

    正当他们翻阅一大堆文件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德国人打着官腔满肚子不高兴地说道：“是弗兰茨吗？我从早晨就不断给你打电话，你跑到哪里去了？总该留个人看电话吧。”

    “您是谁？”大尉莫名其妙，也用德语反问了一句。 “弗兰茨，您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对方发火了。“您疯了吧，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知！俄国佬打来了，据说离你们市已经很近，你们还在喝酒，到处乱逛。”

    “我再问一遍，您究竟是哪一位？”大尉问道，此刻他已经猜测出，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

    事情已经明白了，大尉是在和布列斯拉乌市州长谈话，显然，这位州长把我们的大尉当成了自己的下属了。这个德国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所管辖的一个城市已经被对方占领（虽然这个城市距他所盘踞的布列斯拉乌并不算远），还在和我军占领的城市进行正常联络，这一点说明在德军后方，在其党政机关里面，已经出现了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的局面……

    夜里我和克鲁申斯基把记者团剩下的安眠药片都咽了下去，然而收效甚微，我们一闭上眼，就看见黑色的雪，只要碰一下，就会留下一片油迹。

老赛与瓦子

蔡楠

    这个夏季的傍晚，每当白洋淀的太阳没入莽莽苍苍的芦苇尽头，一群瓦子就飞到老赛的农家院休闲岛。瓦子们还知道，一旦老赛发现它们来了，会把手里的活计交给一旁的儿子，然后就会跑出来和它们相聚。

    那真是一天内人鸟最快乐的时刻。老赛光着黝黑的膀子，晃着一身的肌肉提着铁锨，朝一口大铁锅走去。他掀开锅盖，用铁锨将锅内早就准备好的饲料搅和均匀，铲出一铁锨，向核桃树下扬去，然后又是一铁锨……瓦子们翅膀铺展开，哗地从树上落下，带着一阵风，盖上了饲料，然后又收拢翅膀，伸出尖尖细细的长嘴，啄出了一地的音乐。老赛听着音乐，望着鸟们愣神。愣神间，发现一只瓦子被挤出了啄食的音乐圈儿。他近前一看，是一只翅膀受了伤的瓦子。别的瓦子都长着淡紫色的嘴，而这只瓦子的嘴却是醒目的红。红嘴儿瓦子抢不上食物，望着老赛沙哑地低鸣。老赛就进了厨房，端来了满满一碗小河虾，送到了那只受伤的瓦子面前……

    群鸟吃饱了，又飞上了核桃树，注视了老赛一会儿，欢唱着飞走了。那只受伤的瓦子，却飞到了老赛的肩头，用红嘴轻轻啄着老赛脖子上被蚊子咬出的一个红疙瘩，啄得老赛痒痒的舒服。老赛就把鸟从肩上移到手里，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创可贴，找到了鸟儿翅膀上的伤口，轻轻地给它贴上。他摸了摸鸟儿漂亮的红嘴儿，轻轻叩击了一下，将鸟儿高高地向上一举一送，鸟儿就借势扎上了天空，追赶伙伴们去了。

    老赛的手就那么举着，举着，就把自己举成了白洋淀的一尊雕像。

    本来老赛的农家院就是在千里堤上的。只是后来搬到了淀里。按他儿子赛舟的话说，这叫人挪死，院挪活。儿子整个春天都没闲着，他在老赛承包的苇地上大兴土木。刨了苇根，挖了一个大池子，筑土为台。池子里蓄水养蟹，台子上搭起了一排钢结构板房，建起了淀上农家院休闲岛。院子里种了蔬菜、草莓和果树，美其名曰采摘园。岛与千里堤有一道壕沟相隔，赛舟空出十只柴油桶，上面焊上一块厚钢板和护栏，中间设计两条长长的锁链。一个轮渡就制成了。有客人来，只要在对面用力拉锁链，轮渡就会慢慢地摆到农家院了。就这样一捣鼓一变化，景致别有不同，休闲岛的生意自然比在岸上火爆。

    儿子儿媳走上了前台。老赛和老伴儿退居了二线。老伴儿引领着客人采摘。老赛呢？有时候帮厨，更多的时候是做摆渡人。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打水草，拌饲料，喂河蟹。闲的时候，就望着那群傍晚才飞回来的瓦子鸟愣神。瓦子们原来就栖息在他的苇地里。苇地变成了农家院，瓦子们就散去了。看着瓦子时不时扎入水中，时不时飞上天空奋不顾身的饥饿样子，老赛拿起铁锨，试着将铁锅里剩下的喂蟹的饲料，向一片空地扬去。然后他冲鸟们招招手。鸟们呼啦一下就扑了上去，伸出尖尖细细的长嘴，滴滴答答地啄食，啄出了一地的音乐。

    在这个夏天，老赛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喂鸟。

    赛舟又有了新的计划。他在养蟹池里搭起了一片凉亭和一个大戏台。一条水上木板长廊将饭桌从屋里延伸到了水上。赛舟就对老赛说，你不懂，客人喜欢一边浪漫着，一边让蚊子咬着吃饭！

    儿子说的还真对，凉亭上和戏台上确实比屋里人多。

    瓦子鸟却变得胆怯了。那棵核桃树离着木板长廊很近。老赛再喂食的时候，瓦子鸟啄出的不是一地音乐，而是一地恐慌了。终于，在一个食客逮住那只受伤的红嘴瓦子之后，鸟们再也不来了。

    老赛没能及时救出那只红嘴瓦子。他赶到凉亭餐桌的时候，那只红嘴瓦子已经被炖成了一盆汤。老赛拨拉开客人，将汤盆抢了过来。他脚步踉跄，来到了核桃树下，挖了个坑，将汤倒了进去，掩埋了红嘴瓦子被煮烂的小身体。

    赛舟急扯白脸地跑了过来，用脚跺着核桃树下的新土说，你疯了吗？难道一桌客人还不如你的一只破鸟？

    不如！老赛硬硬地说。

    像你这样，这休闲岛早晚得黄！

    黄了才好，黄了才叫休闲！老赛扔下这话，又扔下五百块钱，“给，那桌的饭钱我付了！”

    儿子没接，红红的钞票像瓦子一样，飞了起来，又飘落在地。

    老赛上了岸，和老伴儿在千里堤的旧址上又开起了农家院，取名叫瓦子家园。

    在厨房对着后窗的空地上，老赛也种上了一棵核桃树。那口铁锅，老赛将它搬到了千里堤上。每到傍晚，他搅拌好饲料，像在淀里那样，铲出一铁锨，向核桃树下扬去，然后又是一铁锨……

    瓦子鸟们就都飞到了瓦子家园。

    一年后，雄安新区设立。白洋淀开始水域生态修复，赶上退耕还淀、退商还水，赛舟的农家院得到补偿后，被水平了。

    赛舟带着媳妇儿来到了老赛跟前。赛舟不说话，他让媳妇和老赛说，爹，瓦子家园算俺们一份呗！

    老赛也不看儿子儿媳，一边给瓦子喂食，一边轻轻地嘟哝，瓦子，又叫淀鸥，学名须浮鸥，喜欢在辽阔的水面迎风飞翔……

怀念一颗种子

刘兆林

    我怀念的这颗种子，是一个人，一个我年届六十才偶遇过一面的人。他姓费，我叫他老费。和老费匆匆一聚后的第三年，这颗种子，便落入了泥土。

    这个已归于故乡泥土的种子老费，享年76岁，大我一旬多，是与我没一点亲缘关系，之前也没有一点儿交往的农民。令我特别怀念的，正是他曾作为文学种子之一颗，无意间落入了我少年时的心田。而今，他仍是一颗文学种子，长埋于我们共同生长过的故乡，永远为那片巴掌大的土地延续文脉。

    在我青年时代，有另一颗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这就是与我故乡紧紧相挨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萧红虽在我出生时就早已英年而逝，但她的名著《呼兰河传》，却成为不朽的种子，落在了我心里。萧红这颗文学种子，是在老费之后落入的，虽然她对我产生的影响比老费大，但老费在先。老费的先入之功，是萧红不能替代的。

    不管孰大孰小，孰先孰后，反正他们都是种子，人若都能成为一颗种子，在后人心田开花生果，那就不枉来人世一回了。尤其是老费，这颗土生土长的文学种子，不仅在我心里，还在不少乡亲心里发芽以至成活结果，的确让人怀念。

    我在故乡巴彦县西集中学读书时，知道了我们西集兴旺村有个会写诗的农民叫费忠元。在一个初中生眼里，本镇有个能在《巴彦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北方文学》发表诗歌的人，那就是大名人了。我们这些孩子深受感染，很重视语文课。后来到县城读高中时，又知道老费还和当时西集另一个名字不能见诸报刊的人是朋友，我就更加觉得他了不起了。那个人叫李兆鸣，也是诗人，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且坐过牢。一个严冬，我在伯父家的果点铺里馋糖吃，店里忽然进来个卖糖葫芦的罗圈腿男人，那男人个子也矬，一条抿裆破棉裤配一件前襟油亮的破棉袄，一副日子最不济的农民形象，他是到伯父的小铺子来蹭暖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李兆鸣。据说老费那时已是村党支部书记，“李右派”写的诗，只能以老费的名字发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及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我更加佩服老费，他能与一个右派分子结为诗友，而且以己之名为其发表作品，并给予多方保护，足见其心地的善良。

    我见到老费，却是离开故乡40多年后的事了。那是我回故乡为“巴彦文学之星”颁奖，得以在同一酒桌上有过仓促碰杯的匆匆一见。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民诗人已74岁，体弱多病，但激情仍沾酒便燃。他听说他曾影响过我，是我心中的一颗文学种子时，一口喝干了满杯家乡自产的白酒，布满皱纹的脸上闪出大片橘红的光泽。

    我说的一点都不是客套话，我眼前浮现着当年老费往报社投稿的情形。从我和老费所在的西集到县城，有30多里。如果往市里省里或县里投稿，经镇上的邮箱投，要比经县上的邮箱投慢好几天。有年暑假开学，我和高我一年级的一个同学徒步返校。到了县城，同学没先到学校，而是去邮局将一个没贴邮票却剪掉一角的信封投进邮箱。同学说，老费告诉他，往报社投稿就得这样。又说，老费正给市报投诗稿呢。不久我真在《哈尔滨日报》副刊读到了老费的诗，是歌唱我们家乡那条少陵河的诗。那一刻，我无比激动地想，老费把家乡的河唱到老远的地方去啦！老费就是在那一刻作为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的。此后好几年我才知道，少陵河西边，与我家乡紧紧相挨的呼兰，出过一个写过《呼兰河传》的女作家，叫萧红，她的作品曾受鲁迅先生的赞美，比老费还了不起。所以可以这么说，是老费这颗文学种子，让我心中落入了萧红这颗更饱满的文学种子。

    直到从学校参军离家远行，我并没见过老费。40年后偶然见到老费时，我不仅已无数次往报刊投过稿，还能回故乡为一大群优秀的投稿者颁奖了，这怎能不让我感激老费？所以我也一口干了满杯家乡白酒。

    如今，老费已在家乡的黑土下闭上了眼睛，但他敬我酒时带有哮鸣音的深重喘息声，却在我耳边愈加清晰，像在告诫我，也该成为一颗种子，叶落归根时，落入故乡的泥土。

    安息吧，我心田的一颗种子，老费，愿你年年在瑞雪覆盖的冻土下安眠，年年在长风抚摸的暖泥下苏醒，年年在生机勃勃的热土上开花，年年在五谷飘香的巴彦苏苏（巴彦古时称巴彦苏苏，满语意为富庶的原野）继续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