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

李致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按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一九九一年冬我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九九一年秋，原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双腿残疾，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了。我找了一个折衷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五十多个印章，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觉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⒀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日

（节选自《我的四爸巴金》，有删改）

竹子就在跟前

沈祖连

    乔迁新居，一家人喜气洋洋。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她进入客厅，进入卧室，进入厨房，最后来到阳台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阳台，几乎成了母亲的最大心愿，她要在阳台上养几盆花，要在阳台上安一张躺椅，每天能充分地享受阳光，而最实际的是可以在自己的阳台上晾晒衣服，这是老人最最期待的。

    给我找根竹子。”母亲发话了。

    大姐说，“就交给他吧。”

    大姐夫不很乐意，但还是毅然受命：不接受行吗，丈母娘的要求，妻子的命令。再说，不就是一根竹子吗？

    可接受下来，大姐夫才知道自己的荒唐：要在老家，要根竹子，提刀上山，便可手到拿来。可在这大都市里，去哪里找？可怜的大姐夫，骑着自行车，跑了市场，跑了生产资料公司，跑了土产公司，一无所获。

    午时归来，大姐问他要到没有。大姐夫说：

    “还没。我想，用根不锈钢管不是更好吗？”

    “真没用。阿妈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一根竹子，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那我下午继续找吧。”

    大姐夫登上楼顶，看到前街有建设工地，正在拆着脚手架，大姐夫心里一高兴，立时跑了过去。一根根卸下来的正是他所要找的竹子。

    大姐夫来到了门口，找到了门卫，递上一根烟，说，“师傅，卖根竹子给我好吗，多少钱呀？”

    “卖竹？我这里不卖竹。”

    “就是那些拆下来的……”

    “那是脚手架用的，不卖。”

    “可我急着用，不瞒你说，我的丈母娘……”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丈母娘要一根晾衣服……”

    “正是。”

    “可我不能卖呀。要不你去找工长吧，”门卫指着里边的一个汉子说，“就是那个戴着黄帽子的。”

    大姐夫来到了黄帽子跟前，叫了声：“工长，你好。”

    “什么事？”

    “我想跟你买根竹子。”

    “没有竹子卖。”

    “这是脚手架，还要搬到其他工地去用。”

    “我只要一根，次一点的也行。你就收回成本费吧。”

    “这可没有先例啊。”

    “看在我们男人的面上。通融一下吧。”

    “可是，我不能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扛着一根竹走出去呀。这么吧，你去找我们主任吧。他在办公室。”

    大姐夫在工长的指点下，见到了主任。

    主任是个脸皮白皙的汉子，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可不想一听到大姐夫说要买他的一根竹子时，却是一副不耐烦：“去去去，买竹子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碰了一鼻子的灰，大姐夫从工地出来，望着一地的竹子，却是一脸的茫然。这样回去，丈母娘问起，怎么是好？

    他在街角点燃了根烟，吸了一口，大脑皮层一下子跳出了个人：老同学李青不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任职吗？并且听说已经是个不大不小的部门头头了，好，就找他，不就是一根竹子吗？难道会不给老同学点面子？

    到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说是不在家，得晚上才回来。好吧，晚上就晚上，等等吧。

    心里有了点底，大姐夫便昂然地回来了。不过他还是不太敢见丈母娘。

    大姐问：“怎么，还没找到？”

    “有眉目了。”

    “我的天，跑了一天，才有眉目，能告诉我，怎么个眉目吗？”

    “阿英你别说这根竹子，手续还挺复杂的，不过总算找到了建筑公司的一个老同学了，他今晚回来，我估计明早吧，明早准能要到。”

    “什么呀？为了一根竹子，还得托人情，你这人情也用得太廉价了吧。”

    这时，二姐夫骑着摩托车回来了，一听大姐在指责大姐夫，便说，“不就是根竹子吗，也值不了多少钱，大姐夫你说你在哪发现了，告诉我，我去搞掂。”

    “不远，在前街工地上就有。只是……

    “你是说那些刚拆下来的吗？好。”

    二姐夫说着掉转车头，不到5分钟工夫，便扛着一根竹子回来了。

    大姐夫尴尬地问，“怎么我去不卖，你去就卖了？”

    “不就是一根竹子吗？用什么卖不卖的，我扛起就走。”

    “那要是让人抓住了呢？”

    “那就让罚吧，一根破竹能值什么钱的。不过谁管？”

（选自《21世纪微型小说排行榜》，有删改）

万里长城一红柳

梁衡

    中国北方最明显的地理标志就是长城。从山海关到嘉峪关，逶迤连绵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上，将秦汉到明清的文化符号一一镌刻在苍茫的大地上。夕阳西下，一抹红霞为烽火台、戍楼勾勒出金色的轮廓。这时，你遥望天边的归雁，听北风掠过衰草黄沙，心头不由会泛起一种历史的苍凉。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万里长城由东向西进入陕北府谷犁辕山境内后，轻轻地拐了一个弯。这气势浩大，如大河奔流般的长城，怎么说拐就拐了呢。现在能给出的解释，只是为了一座寺和一棵树——一棵红柳树。

    那天，我沿着长城一线走到犁辕山头，一抬眼就被这棵红柳惊呆了。心中暗叫：好一个树神。红柳是生长在沙漠或贫瘠土地上一种灌木。极耐干旱、风沙、盐碱。因为生在严酷的环境下。大部分枝条只有筷子粗细，披散着身子，匍匐在烈日黄沙中。为减少水分的流失，它的叶子极小，如不注意你都看不到它的叶片。这红柳自己活得艰苦却不忘舍身济世。它的枝叶煮水可治小儿麻疹，它的枝条鲜红艳丽，韧性极好，是农民编筐、编篱笆墙的好材料，但它最大的用途是防风固沙。红柳与沙棘、柠条、骆驼刺等，都是黄土地上矮小无名的植物，最不求闻达，耐得寂寞，许多人都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是眼前的这棵红柳却长成了一株高大的乔木，挺立在一座古寺旁，深红的树干，道劲的老枝，浑身鼓着拳头大的筋结，像是铁水或者岩浆冷却后的凝聚。我知道这是烈日、严霜、风沙、干旱九蒸九晒，千难万磨的结果。而在这些筋结旁又生出一簇簇柔嫩的新枝，开满紫色的小花，劲如钢丝，灿若朝霞。它高大的身躯摇曳着，覆盖着这座乡间的古寺，一幅古典的风景画。而奇怪的是，这庙门上还挂着一块牌子：长城保护站。

    站长姓刘。我问保护站怎么会设在这里?他说：这是佛缘。说是保护站，其实是几个志愿者自发成立的团体。老刘当过兵，他总说军队是长城，退下来后就回到了长城脚下。看着这些残破的戍楼土墙，心里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就想保护长城。他每次走到这里，就在这棵红柳树下歇歇脚，四周少林无树，就只有这一点绿色。放眼望去，茫茫高原，沟壑纵横，万里长城奔来眼底。他稍一闭眼，就听到马嘶镝鸣，隐隐杀声。可再一睁眼，只有残破的城墙和这株与他相依为命的红柳。一开始为了巡视方便，他就借住在寺里。后来身边慢慢聚集了五六个志愿者，就挂起了牌子。

    保护站已成立五六年，慢慢地与寺庙成为一体。连僧带俗共十来个人，同一个院子，同一个伙房，同一本经济账。志愿者多为居士，所许的大愿便是护城修城；僧人都爱树，禅修的方式就是栽树护树。早晚寺庙里做功课时，志愿者也到佛堂里听一会儿诵经之声，静一静心；而功课之余，僧人们也会到寺下的坡上种地、浇树、巡察长城。不管是保护站还是寺上都没有专门经费。他们自食其力，自筹经费维持生活并做善事。几年来老刘他们在这儿打了一眼井，栽了三百亩的树，为站里盖了几间房。他还率领他的“僧俗大军”走遍沿长城的村子，收回了一万多块散落在民间的长城砖，在文物局指导下修复了一个长城古戍楼。

    正说着，人们回来了，几个僧人穿着青布僧袍，志愿者中有农妇、老人、学生，还有临时加入的游客，手里都拿着锄头、镰刀、修树剪子，一个孩子快乐地举着一个大南瓜。大山深处，长城脚下，黄土高原上的一所小寺庙里聚集着这样一群奇怪的人，过着这样有趣的生活。山外的世界，正城市拥堵、食品污染、种族战争等等，这里却静如桃源，如在秦汉。只有长城、古寺、志愿者和一棵红柳。

    采访完我要下山，老刘送我到寺门口。香客走了，志愿者晚上回城去住，归鸟在寺庙上空盘旋着。晚风掠过大殿屋脊的琉璃瓦。吹出轻轻的哨音，夕阳又给长城染上一圈金色的轮廓。我问老刘：“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守着长城，守着寺庙，是不是有点孤寂？”他回头看了一眼红柳，说：“有柳将军陪伴，不孤单，胆子也壮。”

    这时夕阳已经给红柳树镀上一层厚重的古铜色，一树紫花更加鲜艳。

大地的声音

向迅

    秋虫唧唧的叫鸣，把个初秋的夜晚闹腾得丰腴而清凉。

    不是一颗枯叶上的露珠，我也沉浸于如此浓稠却又轮廓分明的夜晚——像是有人握着橹，在墨绿色的水面摇落起一片一片珍珠似的水声。一整个夏天，就是在它们的鸣叫声中过去了；我经历的那些不算短的岁月，就是在它们的鸣叫声中过去了。那些唧唧声，好似时间的一种比较具体的呈现形式。我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近三十个夏天，竟被我故作大方地一掷而去——我没有一次认真地聆听那些动人的唧唧声。直到这个晚上，我才坐在一方池塘边，平心静气地聆听了一次那来自山野和草木间的小提琴交响曲。

    繁星一般密集的鸣叫声，从池塘对面的一叠浓墨泼就似的小山里和岸边的草丛中源源不断地传诵出来。

    唧——唧——啾——啾——

    此起彼伏，高低错落，远近有致。

    初闻其声，以为杂乱无章，重复无趣，只是风吹草动惊起的回声罢了。但倘若把眼睛闭起来，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了——安详的大地，就如一架巨型琴键，而那些不甘寂寞的虫子呢，都是一些技艺绝佳的琴手，或避于一片树叶下，或站在一块爬满了青苔的石头上，或攀在一根草茎上，对着渺远的夜空，优雅发声，忘乎所以地尽兴弹奏——但我总是在它们的声息中，闻见了那么一点淡淡的哀戚和愁绪。我想，这大概是因它们把自身的生命体悟也融进了曲子吧，抑或是命运逼迫它们用身体发出唧啾之声的呢。

    可这样的比喻总是有些欠妥——它们的鸣声，是那般有序，节奏分明，层次丰富，像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又像是来自深沉的大地。

    我又想它们到底为何要这么不辞辛劳地夜夜长鸣呢？是在低声祈祷吧，是在高声歌唱吧，是在朗诵诗篇吧，是在念诵经文吧，是在呼朋引伴吧，是在促膝长谈吧……有那么一个时刻，我躺在池塘边湿漉漉的条凳上，双手情不自禁地和着那隐秘的节奏，在空气中像音乐指挥家那么划动起来——那些音乐竟神奇地在我的手臂和呼吸间流动起来；那些音乐，像低垂的夜幕里极柔和的云朵，更像来自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我在一处草丛边蹲下来，捕捉到了两首独奏曲，它们分别来自两只我并未发现身影的促织。啾——啾——，我学不来它们的叫声。我莫名地惊诧，继而又莫名地激动起来。我感觉天与地在此刻与我离得特别近，我就像一个睡在襁褓中的婴儿，在旋律优美的摇篮曲中，抵达天堂。

    我心底还是无比清楚的，那鸣声，分明是生命的歌声，是生命的象征，是生命的旗帜——是大地的声音。

    不止是那池塘对岸林深叶茂的山林，只要是那些没有被水泥覆盖和倾轧的泥土里，夏秋时节，就会有虫子们的歌唱和伴奏。这无言的故乡，就生长着无数生命。即使是那些密实而堡垒森严的水泥地之下，也有生命在无声活动；即使是干净而空荡的水泥地之上，那些哪怕是仅仅落得下一粒草籽的小小坑洼里，也会有精瘦的绿色，可怜巴巴地冒出来呢。

    我知道，很多虫子的生命仅止于夏秋两季。秋天一过，它们要么深入泥土预备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天，要么连同它们飘荡在草木间的歌声和一缕精魂，化成了那么一小点泥土。生命究竟是短暂的，可它们用歌声构筑的那个音乐世界，是多么宽广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它们的舞台，大地万物，都变成了它们的听众。不仅是包括我在内的人，就是那些树木与月儿，也都静静地聆听着那生命精彩的绝唱。

    虫子们的精神世界，真是海阔天空。

    歌者的一生，哪怕繁华落尽，却仍然余音不绝。

椰 子 糖

虔 谦

    周六我在公司加班时，突然一阵晕眩，摔倒在地。和我一同加班的琼扶起了我，问：“琳，你怎么了？没事吧？”

    我头很晕，浑身乏力并颤抖。我用手指着我办公桌的抽屉说：“请你打开那个抽屉，拿两颗糖给我好吗？”琼打开了那个抽屉——“椰子糖！”他说了一句。两颗椰子糖下肚，我感觉好了一些。聪明的琼见状，立刻冲了一杯糖水给我喝。我的精神恢复了过来。

    离开公司时，琼不放心我自己坐公车，亲自送我回家。“到我家玩玩吧？”半路上他问。他家就在公司和我家的中间。四个月来，他一直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一直都没去。“好。”这次我满口答应。

    到了琼的家，琼的父亲汤姆森先生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正在桌上整理着什么。琼告诉他父亲我今天发生的“状况”。汤姆森先生听了若有所思，说：“嗯，身边常带着糖，这很好。”又补充道：“有时可以救命哦！”

    琼向我解释说：“我爸爸和你一样，出门都要带糖。你看——”他指了指桌上的一个小玻璃器皿，那里满装着糖。“椰子糖！”我忍不住叫了一声。“是的，是椰子糖。”汤姆森先生说，“这习惯是我爸爸传给我的。我正在整理他那些老照片。”我一看，果然，桌上的书书本本堆里，放着不少照片。

    琼一听就来了劲，“对了，琳，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我爷爷是空军，二战时到了中国。有一次他的飞机被敌军击落。他受了伤，被一个中国少年救起。那少年给了我爷爷几颗椰子糖……怎么了？”琼见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就打住话头问道。

    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吗？！我的心跳加速了起来。“你没事吧？”琼担心了起来。我先是摇摇头，然后说：“琼，我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爷爷的故事。”“你爷爷的故事？”汤姆森父子俩一起向我靠近了过来。

    “嗯。我爷爷十五岁那年，在山地里遇见一个受伤的美国飞行员。敌人还在搜捕，于是我爷爷把他背到树林里一个安全的地方，脱下衣服帮他包扎伤口。飞行员流了很多血，很虚弱。我爷爷跑回村子叫了人来帮忙，还用他一直舍不得花的保命钱，买来了几颗椰子糖，当场给那个飞行员吃了……”莫名的情绪让我语咽。

    “你爷爷现在在哪里？”汤姆森先生急切地问。

    “他……他过去也常常提起那位年轻的美国飞行员……”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雪夜

吴秋山

孤馆的灯是青的，

窗外，垂下雪的珠帘。

炉火伸出了蛇舌，

舐着室中的冷味。

又是残夜梦回，

枕畔的书瘦损了。

远处掷来一片狗吠，

击破沉寂的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