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气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在数字技术、网絡技术、移动技术、智能技术不断革新的大浪潮中，实体书店该如何作为，才能彰显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拥有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呢?

    首先，要正确认识阅读，正确认识阅读人群。凡是用眼睛与耳朵去做的事情，都可以称之为阅读。承载知识与信息的各种纸质与非纸质媒介形态，都是人们赖以阅读的工具。因此，阅读人群应该是所有拥有视觉、听觉等能力的普罗大众。其次，我们要认识实体书店在人们阅读选择中的正确地位。原来人们几乎100%依靠报刊围书获取知识与信息，现在这一方式可能仅占比10%，甚至还会更低。再次，我们要正确认识实体书店的社会价值与人类价值，把它做成融通各种阅读社会心理的文化空间。

(摘编自刘建华《实体书店，通向文化空间》，《人民日报》2019 年07月18日)

材料二：

    自互联网进入围书行业以来，处于作者与读者中间环节的实体书店，逐渐被拥有同等功能的网络平台所取代。此外，由于图书行业的利润原本就较为稀薄，再加上阅读方式改变、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冲击，许多以卖书为主业的实体书店越发举步维艰。但是，在政策和资本的助力下，实体书店在销售服务、空间体验等方面转型升级，逐步摸索出“图书+餐饮+文创+休闲”的多元业态融合经营模式，实体书店的整体行业发展有了回暖趋势。

    目前，新型实体书店的经营产生了新一轮同质化倾向，小清新风格外观、咖啡茶饮、文化创意产品，似乎成为新开书店的“标配”，基本体现不出书店的个性以及与主打图书的联系。可想而知，时间的流逝会使“高颜值”带来的引流效果不断减弱。

    在大众产生审美疲劳之前，“高颜值”的新型实体书店必须紧密围绕书店的文化特色和图书的选品特点，开展多元混合业态经营，让图书售卖从边缘回到中心。此外，新型实体书店可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对不同消费者的阅读习惯进行分析，获取每一位客户的深度需求，从而为消费者画像。当前，一个书店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已成为衡量其附加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新型实体书店还应通过业务交流和培训，构建起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书店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水平，让其深度认可书店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自觉成为书店文化特色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政策及资本助力之下的实体书店“开店热”，无法让实体书店真正“脱 圈”，因为真正需要拯救的不是实体书店，而是国民阅读的氛国和环境。

(摘编自张华、刘满元《实体书店终究还是要把“顾客”变成“读者”》，《光明日报》2019年09月25日)

材料三：

    在电子商务和网络书店的挑战下，传统店铺和实体书店面临种种经营困境。但与此 同时，一批隐身街区巷弄、藏匿地库阁楼的独立书店，却由于坚持特色定住、多种经营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独立书店正作为一个微型文化综合体，通过特色的文化定位和环境打造，以书籍展售、主题展览、演讲座谈、读书沙龙等多元经营，在激烈竞争的商业实践中勇敢探索互联网时代“书店+”模式的生存法则。纸质阅读是网络阅读的有益补充，独立书店成为精英文明、经典文化守护者，是传统阅读文化和社区邻里文化的捍卫者。独立书店彰显的不仅是小众市场的精英目标和特立独行的文化定位，更是一种对独立的文化理念、精神信仰的坚定守卫。独立书店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核心依托，通过空间生产的多重场域建构，实现空间生产的多维拓展，展示独立书店的“书店+”模式的经营力量。

(摘编自向勇《独立书店的价值定位与营造策略》)

材料一：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从阅读量来看，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但对比2013年的4.77本还有微弱下降。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和4.91期，与2014年相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内容”的阅读环境。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数字化阅读已成为人们在碎片化时间重要的阅读方式。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分别为2.35本、2.48本、3.22本和3.26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2015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14年的58.1%上升至64.0%，提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增速最快。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小时。

数据监测发现。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大多数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而年轻人则更倾向于数字化阅读形式。在数字化阅读用户中，90后成了绝对的主力军，占比达到53%；80后以22%的占比紧随其后；其他年龄层占比25%。

（摘编自《2016年最新国人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

材料二：

2014年，我国基础教育进一步普及，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较2007年增加了3.48%，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较2007年上升4.97%。高等教育发展有效提高了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近5年来，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与年均图书阅读量均稳步上升。这反映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国民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支撑图书市场稳步发展。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读书数量较低，发达国家不仅以经济手段支持图书产业发展，还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社会读书氛围。如韩国颁布《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美国颁布《卓越阅读法》，从立法层面鼓励读书。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与深化。中国图书市场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摘编自《2017—2022年中国图书零售连锁市场供需预测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三：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这其中还包括教材教辅。而据不完全统计。犹太人以64本的年人均阅读量雄踞世界首位。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读书量分别为40本、20本和11本。

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纸质图书平均阅读量很低。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大原因是没时间。首份《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用于休闲的时间仅3.156个小时，而工作时间则达到9.249小时。有限的休闲时间，国人又大把扔进了应酬、交际中。此外，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快餐化、娱乐化的阅读方式也令人们很难静下心捧一本书细细品味。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应试教育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被强迫学习，读死书，导致很多人对读书都很抵触，甚至害怕读书。

（摘编自《2016年中国人读书数据》等）

中国古代小说以叙事为基本文体特征，尤其是源于民间“说话”伎艺的白话小说，但古代小说家讲故事的目的则各自不同。有的是为了娱乐消闲，如明嘉靖间洪楩所编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其编撰目的不言而喻。有的是为了教化劝导，移风易俗，如秉持“情教”“适俗”“导愚”小说观的冯梦龙编撰“三言”，就意在“喻世”“警世”“醒世”；其他话本小说集像《型世言》《清夜钟》《醉醒石》等，长篇小说如《歧路灯》《醒世姻缘传》等，仅从小说题目即可想见其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当然有的小说为了更好地实现劝化效果，往往寓教于乐，如杜纲《娱目醒心编》即属此类。有的小说则是小说家炫学逞才的产物，如号称“四大才学小说”的《蟫史》《燕山外史》《野叟曝言》《镜花缘》。值得注意的是，文人叙事绝非单纯地为叙事而叙事，一般都有情志寄托，也即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谓“寓情”，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史，凡经典之作大多具有较强的抒情色彩。对此，学术界往往因过分重视古代小说的故事性而忽视了抒情性这一中国古典小说的显著民族特色。

就文言小说而言，其文体特征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而作为史传文学代表作的《史记》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誉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强调其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抒情传统，如《搜神记》卷十六“紫玉与韩重”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的爱情悲剧，其中紫玉所吟歌诗情调凄婉，使故事极具艺术感染力。又如《续齐谐记》中“赵文韶”“王敬伯”写人神（鬼）之恋，其中男女弹琴歌吟，凄清婉丽，也赋予小说浓郁的抒情意味。

从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说荟·凡例》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

唐传奇之后，作为中国古体小说第二座高峰的《聊斋志异》也富于抒情色彩。按照蒲松龄《聊斋自志》的说法，其小说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孤愤之书”，这在大多数小说篇尾的“异史氏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蒲松龄《寄孙树百》以“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心境，显然，抒发胸中磊块是其写怪志异的重要心理动机。纪昀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称纪昀将《聊斋志异》视为“才子之笔”，而把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定性为“著书者之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们都认为《聊斋志异》与唐传奇小说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自宋元以来的“说话”伎艺，为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故事性乃其第一要务，但随着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的文人化，其主体抒情色彩亦渐趋显著。如《三国演义》虽属世代累积型作品，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评点者“第二作者”身份，因此《三国演义》最流行的版本毛评本已属文人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抒情色彩，其卷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词即为全书奠定了悲怆的感情基调。

一些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带有明显的自况意味，此时其主体抒发意识最为强烈，自然小说的抒情色彩也十分浓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将自己的人生态度融注于宝玉这一形象之中，藉此抒发自己的悲剧人生感受，他师法的正是楚骚抒情传统。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声称自己要“远师楚人”，为此他将小说写成了一部彻头彻尾、蕴含多重悲剧意蕴的大悲剧。难怪脂砚斋在甲戌本第一回批中称赞《红楼梦》为“《离骚》之亚”，刘鹗在其《老残游记自序》中也认为“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这都是对其浓郁抒情色彩的高度肯定。

质言之，我们在关注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性、娱乐性的同时，不应忽视作为其民族特色的抒情性。

（选自南开大学陈才训《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有删改。）

①文人士大夫在诗词中常言向往寄身江海。但不同于归隐田园的躬行实践，诗人的江海余生，侧重彰显漂泊中的自由洒脱，是对“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②“江海”作为常见意象，除实指江河湖海外，也表心胸开阔、才情过人之意。当表退隐之志时，常与“魏阙”“蓬莱阁”相对，诗人自称“江海人”。如高适《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见赠之作》：“箕山别来久，魏阙谁不恋。独有江海心，悠悠未尝倦。”同时为显高洁不俗，常与“鸥盟”典故结合，如刘长卿《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言：“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鸥同。”

③当江海表隐逸时，最典型的表达是终老江海。如孔子就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失意而欲退隐是文人常态，但终老烟波中更重洒脱之意。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便非常典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因遭遇挫折而想扬长而去。而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的江海余生不仅意欲逃离尘劳，更期待寄身江海后的超脱。

④在这类想象中，“江海”常与“五湖”结合。越王复国后，因其“可与履危不可与安”，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国语·越语下》）。李白在《赠韦秘书子春》中“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翩然而去的范蠡，实现了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的理想。王安石《世上》言：“范蠡五湖收远迹，管宁沧海寄余生。”

⑤范蠡“乘轻舟”而去，故“小舟”“扁舟”也是高频意象。驾扁舟于江海间，不再附着权力体系，也不留恋私人情感，正是“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诗人想象“寄余生”的“江海”，是一片风平浪静的水域，不论人生失意还是功成身退，都能于其中彻底远离尘世纷扰。

⑥将江海余生与归隐田园相较，更能显其差异。固然二者都意在脱离仕宦尘劳，不再被世俗和权力束缚，从而掌握人生自主性。且从可行性言，似乎都可付诸实践。但江海余生中，不论是“江海”“五湖”还是“扁舟”，都非具象所指，也非实际规划。以苏轼为例，他多次表示人生远景是和苏辙“归田”，其《送竹几与谢秀才》言“老去归田只此身”，《除夜病中赠段屯田》又说“归田计已决”，后来苏轼也确实在宜兴买地。所以归田操作性强，也不乏陶潜般的践行者。再看“江海寄余生”，则更像是江边那个寂静深夜里倏忽而至的念头，只是暂时忘却营营。

⑦即使“归田”也处于想象或设想阶段时，与想象江海也不尽相同。归田想象中常言及农事生产与乡居日常。陆游《叹老》言“寓世极知均醉梦，余生只合老耕桑”；李白想象归田时，也言“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赠崔秋浦三首》其二）。归隐田园指向避世，但生活居所和行迹依然有迹可循。

⑧而想象江海余生时，生活气息并不浓郁，多为用典或概括呈现。如环境书写多关注烟波、日月等广阔渺远景象，行端《海翁》：“余生甘自老扁舟。四溟高卧月如昼，闲把渔蓑枕白头。”即使涉及细节，仍重在诗意化，如苏轼《南歌子·湖景》：“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苏轼想象在小舟上食用菱角鸡头，感受明月相照。可见江海余生的日常只是诗意想象的载体。江海与田园相较，二者一虚一实。

⑨同时诗人对归隐田园与江海的归属感也有明显差异。通常前者言“归”田园或“归隐”山林，而想象江海余生时，苏轼等人言“寄”，更常见的动词则是“去”。“寄”与“去”都表明“江海”给人距离感，以及自身面对江海时的客体状态。“归”与“去”之间，既是诗人现实遭际和诗思的流转，也是对二者心理归属亲疏的差异。“归”田是农耕民族对土地和耕种的天然亲近，当遭遇失意，便想退隐到纯朴安心的山野乡居生活。而“去”江海，则是去他方开启新旅途，同时将现实困境及人世羁绊皆抛之脑后。田园作为可以回归的抚慰身心的温馨家园，是承接失意人生的最后归宿，而江海余生则是舍弃一切决绝而去，从此栖居于随心遫游的诗意远方。如李谷《次延兴岛》云“书剑年来违素志，江湖此去寄余生”等，尽显洒脱不羁之意。

⑩总体来看，江海余生是安土重迁的陆地生活者对充满流动性的水上生活的诗意化想象，而剥去想象的外壳，实则是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心灵的开解和补偿。在想象的过程中，诗人得以暂时抽离“长恨此身非我有”，忘却“人生在世不称意”，幻想在寄余生的“江海”里，摆脱尘劳缠缚，获得身心的解脱与自由。

（摘编自《光明日报》刘俞廷《古代诗词中“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材料一：

  6月25日，嫦娥六号回家了！

    从月球高速飞向地球可谓风驰电掣，如何减速成为嫦娥六号返回器安全回家的关键。返回阶段在太空上演了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约为11.2千米/秒）的“打水漂”。
    太空“打水漂”的科技术语为“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首先嫦娥六号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的高速进入大气层，实施初次气动减速。下降至预定高度后，从“亲近”地球变为远离地球，向上“跳出”大气层，就像打了一个水漂。专家指出，数千公里大气层的阻力，以及航天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的热量可以快速消耗嫦娥六号返回器的能量，使返回器穿出大气层时的速度降到第一宇宙速度（约7.9千米/秒）以下，不再具备环绕地球飞行的条件。到达最高点后开始滑行下降。之后，它再次进入大气层，实施二次气动减速。在“踩刹车”“打水漂”后，近地10公里高度时，它又“开伞花”，再次减速以安全落地。
    嫦娥六号返回器安全着陆后，见到它的人都被其乌黑的外表所震撼，那是被大气层烧蚀过的斑驳痕迹，这见证了它这一路旅程的艰辛。
    在国际上，探月任务的成功率只有一半左右。我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1月正式立项以来，交出了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连战连捷、100%圆满成功的答卷，创造了世界月球探测史的中国纪录。
    嫦娥六号任务是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由于人类对月球背面的环境认识并不充分，这趟月背之旅面临了很多困难和挑战。在嫦娥六号发射场工作期间，国际上进行了3次探月任务，均不同程度遭遇了挫折美国“游隼”号月球着陆器发生推进剂泄漏，登月失败；日本SLIM探测器登月后，太阳能电池无法正常发电；美国“奥德修斯”着陆器落月过程发生故障，2条着陆腿折断导致倾倒……有人问：中国人这次行不行？
    要到月背取土，必须攻克“潮汐锁定”效应带来的月球始终以正面朝向地球无法通信的难题。先期已按计划，建好“鹊桥”中继星通信基站。5月3日出征，6月2日精准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之后，完成智能快速采样，将珍贵的月球背面样品封装。嫦娥六号因为在月背表采时留下的图案与“中”字相像，用玄武岩纤维特制的五星红旗成功展开，迅速引发热议。6月4日，从月背起飞返回，经历13天环月等待，于6月25日重返地球。得益于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智能采样、月背起飞上升三大技术突破，如今，嫦娥六号已从38万公里外的月球背面携带月壤顺利返回，我们的任务结束了，但“嫦娥奔月”的故事未完待续。
    6月28日上午，中国国家航天局在北京举行仪式，将嫦娥六号采集到的1935.3克月背样品移交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高校，巴基斯坦等国家，分配到了这些珍贵的月壤和岩石样本。在不远的未来，它将帮助我们解开更多有关月球和宇宙的谜题。同时，这一成就也将促进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资源，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中青网）

材料二：
    钱学森弹道，是钱学森在上世纪40年代和两名同事共同提出的。基于高速物体由真空或者密度较低的空间进入密度较高的介质的时候，会产生反压。因此，钱学森弹道原理就是让导弹弹头在大气层边沿的“临近空间”进行增程滑翔，然后再进入稠密大气，就可以让飞行器高速滑翔下降，而不是一头栽下来。所以，“钱学森弹道”又被称为“助推滑翔弹道。

    网上有很多关于钱学森弹道的解说，还有人说钱学森弹道是打水漂弹道，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打水漂的不是钱学森弹道，而是桑格尔弹道，在桑格尔弹道下，导弹弹头在下降阶段会有多次升高然后再下降的跳跃过程，看起来就像我们平时在水面上打水漂，所以也叫做水漂弹道，钱学森弹道则是比较平缓下降，看起来桑格尔弹道更复杂，实则实现起来并不然。因为钱学森弹道要研究高层稀薄大气的流体力学问题，再用弹道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算，整个过程十分复杂而“桑格尔弹道”过程仅发生在大气低层，因为在大气低层的环境下，只要提供一个足够的力，就能形成下一个“跳跃弹道”，因此只需要重点研究助推力问题，所以实现起来相对更简单。
    嫦娥五号任务首次创造性地采用“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技术，如今嫦娥六号任务的连续成功，再次验证了该项技术的强适应性、高精准度和高稳定性。

（摘编自航天科技人员解说）

材料三：
    地球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母亲，人类是在这里诞生和成长的，是在这里成熟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激发了探索宇宙的热情；也是在这里，我们正在痛苦和不安之中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
    人类有幸来到地球这个行星上。这里有充满氧气的蓝天，有碧波荡漾的海洋，有凉爽的森林，还有柔软的草地。这无疑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从整个宇宙来看，它不但景色迷人，天下稀有，而且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行程所经历过的所有时空当中，只有这个行星上的人类开始对宇宙进行探索。必定有许多这样的星球散布在整个宇宙空间里，但是，我们对它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我们有人类百万年来用巨大的代价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我们这个世界人才济济，人们勤学好问。我们的时代以知识为荣，我们是很幸运的。人类是宇宙的产物，现在暂时居住在叫作“地球”的星球上。人类返回“家园”的长途旅行已经开始。

（节选自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