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守望者

阿湄

    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接壤处的湘西境内,有一座小城叫凤凰,四周皆山,草木繁盛,百鸟和鸣,相传是因早年曾有凤凰栖于此而得名。

    沈从文就出生于这个偏僻、美丽、民风淳朴的地方。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开始入私塾读书。但私塾里呆板的生活引不起他半点儿兴趣,他常常逃学,去看染坊师傅踩着碾石,把布匹压得平整如镜;看豆腐作坊里衣着艳丽的苗族妇人一面用铜勺舀豆浆,一面轻轻地唱着歌引逗背包里的孩子;看面馆里头包青帕的大师傅骑在一条木杠上压面皮,再用又大又宽的刀子飞快地切剥……

    幼时的沈从文不愿循着社会和长辈安排的道路走,而是在自然的世界里率性发展着,这影响着他一生对社会、人生、世界的认识,所以他在自传里说他读着私塾里小书的同时读着一本大书。

    1917年,沈从文15岁,刚刚小学毕业,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离开家乡,跟随当地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在这常人难以设想的痛苦生活中,他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人事与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的影响,毅然放下枪,离开湘西,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接待人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报考燕京大学,又被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最后,他决心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出自己的天下,从而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历程。

    后来,他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的支持和鼓励,到北大图书馆当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他的作品最早载于1922年的北京《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早期作品大多描写湘西的乡俗民风和独特的生活,后来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193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并先后编辑北平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抗战爆发后,他离开北京逃难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作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

    漂泊的生活,坎坷的经历,执着的追求,深刻的思想,边城的风情,使沈从文与他的创作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成了边城的守望者的研究热点。人们嗟叹他的命运,推崇他的人格,研究他的作品,借他的精神荡涤自己的灵魂,吸取民族文化的精髓,重塑民族文化人格。他最著名的小说《边城》,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学家,沈从文细细致致地过滤生活,把粗糙拣走,把丑陋剔除,留下诗意,留下美好,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保存一份永久的希望。

    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做了他的墓碑。让我们记住碑上的话吧: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他的塑像坐落山巅,多像一幅简洁的画啊,他静静地站着,刻满沧桑的额下,一双明澈的眼睛始终望着远方——那是人类的远景,嘴角一抹恬淡的微笑提醒着你:会好的,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就这样守望着,守望着边城,守望着人类的未来……

（摘编自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相关链接）

①谁又能想得到,这个只读过小学、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乡下人,后来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深厚的学问,被他曾经想进去读书而不得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这真堪称中国20世纪文化史的一个奇迹!

（常青《读阿湄<边城的守望者>》）

②建国后他离开文坛,进入古代文物研究领域,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者也曾把他排除在主流之外,但他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却经久不衰。

（刘敏《阿湄<边城的守望者>之思考》）

山顶小屋

【英】彼得·约翰逊

安德鲁和妻子简正在物色一套房子。他们去见一位房地产经纪人。

“我就要来这个城里工作，”安德鲁告诉经纪人说，“我想买一套房子。”

“我能帮助你，”经纪人说，“你能够支付多少钱？”

“不超过1万英镑。”安德鲁说。

“这个城市里，大多数住房价格都在1万英镑以上。”经纪人说。

“一定有的，”安德鲁的妻子说，“我们不需要一所很大的房子，就我们两个人住。”

房地产经纪人在他的笔记本里寻找着。“我这里只有一所房子售价1万英镑，”他说，“山顶小屋。”

“这座房屋有什么问题吗？”安德鲁问。

“不！”经纪人说，“那是一座非常好的小房子。”他继续在笔记本上寻找着。“如果你们喜欢这座房子，”他说，“那就9000英镑卖给你们。”

“相信我，房屋没有任何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卖不出去。它距离城区10公里。”

“10公里不算太远，我喜欢乡村。”简又转向安德鲁说，“我们去看看吧？”

“好的。”安德鲁说，“看一下房子反正不碍事儿。”

他们开车不久就出了城，很快就发现了一座小屋，它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

“哦，我喜欢这房子。”简一下车就看到，门前有一大片鲜艳的花朵。

“我真的弄不懂，”安德鲁说，“为什么没有人肯住这儿？这是座很不错的房屋，离城里也不远。这房子一定有什么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亲爱的？这儿挺好的。我太高兴了。”简快步跑上前。

他们走到大门口，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屋内。里面既干净又漂亮。

“哦，安德鲁！”简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对我们最合适不过了。我想上楼看看卧室。”

“早上好！”

简和安德鲁迅速转过脸来。一个老头站在大门边。

“你们喜欢这房子吗？”他问道，“你们打算买下来吗？”

“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安德鲁说。

“很好！”老人说，“我每周来这儿一次，清扫房间。”

“我打算去看一看卧室。”简说。

“啊，对了。”老头说，“那些卧室。哦，告诉我，你们住在城里吗？”

“噢，不。”简说，“我们刚来这儿。”

“我在这座城里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安德鲁说，“所以我们在找房子。”

“是嘛！”老头说，“哦，关于这座房屋，经纪人都跟你们说了些什么？这儿发生过的一切，他告诉你们了吗？”

“不，”安德鲁说，“他没有。他跟我们说，这房子卖不掉。就这些。怎么？这房子还真有什么问题不成？”

“哦，不！”老头说，“这房子这建筑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人们只是不喜欢住在这儿。”

“可是为什么？”简问道。

“是因为那个姑娘，”老头说，“一个男人杀害了他的妻子，就在这儿，在其中一个卧室里。他们都非常年轻，就像你们这样。”

“哦，不！”简尖声叫道。

“他杀了那姑娘并把她埋在地下，就在花丛中。”老头说，“但是警察从来没有找到过她的尸体。人们说，她有时还回到房子里来。她走向卧室，站在床边……”

“哦，不！”简大叫，“请别再往下说了！”

“如果你们买下这座房子，我可以当你们的园丁。说不定还能在院子里挖到那个姑娘。”他说着就转身走出门外。

简和安德鲁相互对视着，安德鲁说：“我才不相信那个故事哩。我们去看看卧室吧？”

“不！”简说，“不要，安德鲁，不要！我不知道这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不敢住在这儿，那个姑娘，她……”

“可是我们再也找不到一座只卖9000英镑的房屋了。”安德鲁说。

“对不起！安德鲁。我害怕。”她双手捂住脸，“带我离开这儿，安德鲁，求你了。”她冲出房屋，钻进汽车。安德鲁走在其后。“我们该对经纪人怎么说？”他问她。

“哦，就跟他说这房屋离城市太远。”她说。

汽车一开走，老头就走回山顶小屋。他用钥匙打开门并走进去。他走进楼上的一间卧室。地板上有些旧衣服，还有一张用旧衣服铺成的床。小桌子上还有旧的食物，桌子边正坐着一位老太婆。

“他们差点就上来了。”她说。

“是的，我知道。”老头说，“我差一点就太迟了，但是我跟他们说了那个故事，那女的信以为真。”他大笑不止，“女人总是这样。他们绝对不会再来了。”

“很好。”老太婆说，“我们又可以在这儿待一两个月了。”

“一两个月？”老头说，“再待一两年！”

（有删改）

在描述战国时期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因壮志未酬而投江自尽的著名楚辞《七谏·沉江》中，有两句知名度很高的语句：其中一句是“明法令而修理兮，兰芷幽而有芳”，意思是在法令严明的良好国度，兰和芷纵然在幽僻之处，也能散发馨香；另一句是“联蕙芷以为佩兮，过鲍肆而失香”，意思是即使将蕙兰和白芷放在一起做成佩饰，经过鲍鱼店也会失去芬芳。这两句都提到了两种古老的植物——蕙兰和白芷。

对于蕙兰，大家比较熟悉，那是一种芬芳而素雅的兰科植物；而白芷究竟是什么植物，很多人就不太清楚了。其实，这种看似古老神秘甚至有些距离感的植物就在我们身边，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一种调味香料。

自古以来，白芷就深得中华儿女的推崇。最初，人们对这种植物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只知道这是一种长在幽野却能散发浓郁芳香的野草，于是便称其为“芷”。

正是这种独特的幽野馨香，为白芷平添了一抹神秘而高雅的气息，使人们对它产生了莫名的敬意，视之为一种品性高洁的神草。早在上古尧舜禹时代，白芷就和蕙兰一道被人们合称为“蕙芷”，成为王者之香的代名词，象征着仁义、团结等传统美德，贯穿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之中。

在古汉语中，“芷”与“芝”相通，于是白芷也被称为“芝草”，常被拿来与兰花相提并论，以“芝兰”或“芷兰”来形容高雅的姿态，比喻君子德操之美或友情、环境的美好。孔子就特别崇尚芝兰，《孔子家语》中曾有“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的名言。

但由于古人对植物分类的认知有限，加上芷和兰又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不少人将两者混为一谈。尤其是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出了“兰槐之根是为芷”后，一些人便认为“芷”指的是兰花的根，于是将芷草当成了兰草的一种。这种误解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直至2000多年后的民国时期，著名作家沈从文还在他的《桃源与沅州》中把兰草当作芷草了，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早早就认识到了白芷这种芳香植物与兰花的区别。屈原就曾留下“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诗句。许慎也在《说文解字》中这样描述白芷：“生于下泽，芬芳与兰同德，故骚人以兰为咏，而本草有芬香、泽芬之名，古人谓之香白芷云。”许慎不仅将白芷与兰花进行了明确区分，还巧妙地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总将两者混为一谈。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植物分类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对白芷这种芳香植物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而不会再将之误作兰草。同时，大家对白芷的青睐与热忱也有增无减，纷纷用这种品性高洁的香草来咏物明志。如唐代诗人钱起就有“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之句；北宋文学家苏轼则在《园中草木》中写道：“芎䓖生蜀道，白芷来江南。漂流到关辅，犹不失芳甘。”

既然白芷并非兰草，那它究竟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白芷又名河北独活、大活、香大活等。其植株高度通常为1~2米，有些品种的株高可达2.5米，在草本植物中算得上是非常高大了。白芷的茎干纤细劲挺，姿态婆娑美丽。叶互生，着生于茎干基部的叶片较大，茎干中部的叶片相对较小，茎干上部的叶片逐渐简化成了卵形的叶鞘。

白芷的花形和花色非常素洁雅致。顶生或腋生的复伞形花序繁花点点、色泽洁白，宛若一把把精致的白色小伞。最值得关注的是白芷的根部。其主根为圆锥形或近方锥形，顶端有凹陷的茎痕，具同心环状纹理，形似胡萝卜。它的根部气味芳香，味辛微苦，是全株含油量最高、香味最浓的部位。

白芷广泛分布在我国西南、东北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多生长于海拔200~1500米的河岸、溪边、林缘、灌丛和山谷草地，尤喜湿润环境。因此在许多古诗词中，白芷都与湖河池沼等水生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的“白芷竞新苕，绿苹齐初叶”；唐代文学家陈子昂的“泛滟清流满，葳蕤白芷生”等，都为我们描绘了白芷在水边葳蕤生长的动人景象。

白芷的气味芳香，味道微苦，具有除腥去膻、增香添味、增进食欲的神奇功效，因而是日常烹饪中常见的一种香辛调味料，可广泛被应用于卣、煮、酱、烤、焖、烩、煎等各种烹调方式之中，堪称去腥增香的“神器”。不过，白芷的香味太过浓烈，有一种很重的中药味道，很容易掩盖其他食物原有的味道，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很有讲究。

白芷不仅是理想的香辛调味料，同时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白芷的药用功效，在我国古代就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传说，有一次深秋，苏轼与佛印禅师吟诵诗歌刚回到家中，便开始鼻塞流涕、头疼欲裂，浑身酸痛难受。佛印禅师听闻此事，知道苏轼定是感染了风寒，赶紧差人送去一包草药。苏轼服用以后，很快就痊愈了。后来，苏轼去向佛印禅师致谢，并好奇地打听禅师究竟使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才知是一种名为“白芷”的草药。除了民间传说，《本草纲目》等不少古代医药著作中也都明确记载了白芷的性味归经和医药功效。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白芷不仅在解热和镇痛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具有扩张和收缩血管、降低血脂血压等诸多功效，是一种天然的保健良品。另外，白芷还有非常明显的美白祛斑作用，是一种古老的美容中药。

（摘编自陈博君《白芷，令人止步的王者之香》）

材料一：

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现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辫子或者“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世界文化的同化、融合、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人们在接触另一种文化时往往如此。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因此，我们既不能要求外国人像中国人那样“地道”地理解中国文化，也不能要求中国人像外国人一样理解外国文化，更不能把一切误读都斥之为“不懂”“歪曲”“要不得”，其实，误读往往在文化发展中起很好的推动作用。如茅盾解读尼采的权力意志“唯其人类是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这样的解读显然一方面丰富了主体文化，另一方面又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扩展了客体文化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误读都会产生积极作用，有时候，误读会造成相当严重的悲剧性后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先生曾到欧洲游学，亲自体察了西方的文化现状。回来后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认为西方濒临精神危机，几乎已是朝不保夕，因此大声疾呼，要以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质疲惫”。结果并未拯救别人，倒是国内崇奉国粹、热心复古的浪潮大大盛行起来，延缓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由于全球信息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益频繁；由于西方发达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在精神方面的自省，并急于寻找文化参照系以寻求新路和反观自身；也由于东方社会的急速发展，逐渐摆脱过去的边缘从属地位，急于更新自己的思想文化，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发现自己，东西文化都将在二十一世纪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材料二：

汤用彤先生曾历数了外来思想的输入往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

应该强调的是，古代中华文明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农业文明，内容丰富，理念、体制与运行机制皆甚为完备，因而具有很强的相对稳定性，其核心部分更是稳定到带有某种保守或顽固的性质。因此，当外来文化系统，特别是异质宗教传入的时候，很容易彼此发生碰撞。古代历史上两次流入中华的外来的高水准的文化，与中华固有的文化传统之间，有着相当深的文化间隔阂与异质，可以称之为文化沟。如何跨越文化沟，就有了共同的轨迹可寻。

这个共同的轨迹，就是一种文化作伪，即变幻本文化的色彩，甚至披上一件容易与对方文化混同的迷彩服，暗渡陈仓，使对方文化本质的固守警觉性神经遭到麻痹，从而达到向对方渗透、流播的目的。不难看到，无论是汉魏以来佛教文化的传入，还是晚明基督教文化的传入，都是采用这种手段。东汉时期中国典籍的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初期来华的佛教，将自己装扮得与黄老并无二致，因而获得进身之阶，在楚王刘英的上层文化圈内得其所哉，甚至得到了汉明帝的认可。

事实上，这种麻痹对方的手段是一种双刃武器，往往也会麻痹自己。当你变幻色彩，企图通过混同对方的办法进行渗透时，实际上也在使自己悄悄地发生异变，在适应对方文化环境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某种质的变化。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逐渐实现了它的中国化，从而展现了它文化系统内核的魅力，它与儒学相互渗透影响的结果，使之深深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还有一种现象，叫作文明或文化的误读。或也可以称之为文明或文化的错误认同，一般发生在文化引进的一方。明晚期由西方传教士们翻译的儒学以及中国文学等方面的著作，在西方启蒙运动先驱们那里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光环。那些从未到过中国，也根本无意来华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无意求取中华文明的真经，却有心编撰一部近代文明的新经。而这部文明新经的编撰，又正是当时剧变中的西欧的一种社会需求、一个时代的呼唤，启蒙学者们将传教士隔雾看到的中华文明之花借来，用自己受当时社会需求所决定的心态与目光，将这一雾中花进一步加以欧式雾化，终于将其误读成自己所需要的精神武器，向着欧洲中世纪的专制、愚昧与黑暗奋勇出击。

（摘编自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

十里堡的黄昏

迟子建

十里堡是都市里的乡村。

黄昏降临时，印染厂门前那条本不清澈的河流便被夕阳的余晖给涂抹得一片灿然。这时，简朴陈旧的桥两侧就已经被郊区的菜农给占据了。

这些菜农面若枣色，穿布衣，有的妇女在冬季时还包着土里土气的头巾，他们提秤的手和他们的吆喝声一样粗糙。有时他们还赶着马车或驴车来，车上载着水灵灵的蔬菜。

他们有板有眼地走在黄昏里，没有比这种情景更感人的了。

听完了这种来自乡间的声音，你沿着十里堡那条庸碌、闭塞的长街再走上一刻吧。

卖白鲢鱼的人将期望的目光投在你身上，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胡同口的矮板凳上沐浴夕阳。

如果你走路稍不留神，会被四处支起的小摊撞着。卖“驴打滚”的人戴着鲜亮的白帽子；卖煎饼果子的摊前总是那么热气腾腾；炸饼在油锅里发出知了一般的叫声；卖各种腌菜的老婆婆，将那一盆盆五颜六色的腌菜陈列在玻璃柜里，玻璃锃亮锃亮的，里面的每样腌菜都是老婆婆的一个童话。

走在这样的街上，你会感觉到生活的气息阵阵拂来，给人的精神以一种慰藉。秋天尽了，苍白混沌的冬天来了。十里堡桥下的流水在傍晚时常常升腾起一团团乳白色的雾气。

站在桥头卖菜的农人如临仙境，但他们绝不会因雾气的影响而缺斤短两，他们在浓雾中拼命睁大眼睛去看秤星，他们的布底棉鞋踩着坚实的路面，远来的马蹄声越发响亮了。

那时我们会更加怀念春季在桥头卖鲜红草莓和樱桃的小姑娘，怀念秋季挑着沙果担子的健壮汉子。

他们不是京城人，他们居住在农村，种菜，种粮，也种花。农人们在城市的边缘生活着，他们不时给京城挟来新鲜的田野气息，送来最不可缺少的生命养料，送来稻谷、玉米、水果、蔬菜，也送来朴实、忠厚与善良。因为有了他们，京城就像被一股活水围绕着 ， 富庶美丽，生生不息。

我忘不了离开北京的那年冬天，那是圣诞节前夕的低沉的黄昏，还是在十里堡那条幽僻的长街上，我拿着一沓刚买到的散发着廉价香水气味和美丽谎言的贺卡往回走，忽然在桥头遇见一个卖竹编小摆设的乡下人。

他年纪很大了，穿一件黑棉袄，目光有些迟钝，身前的篮子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竹编：黑嘴巴短尾巴的狗，胖乎乎的小鸡，姿态娴雅的鸭子，有些鲜红眼珠的小兔子。

我问他每件卖多少钱，他说一元。他并不看着我说话，我蓦然察觉这是个盲人。我问他这些小动物是不是他编的，他点点头。

我突然觉得羞愧难当，我花许多钱买来的一堆印刷精美却难掩矫情的贺卡，而对这些充满自然气息的竹编却熟视无睹。

是城市要消灭一个有着故乡的人的心中那最后一缕乡愁吗？那一刻我的眼睛发潮了。

天台的参天古木、颐和园的亭台楼阁、王府井的繁华街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能让我想起北京的，总是东郊那个叫十里堡的地方，那个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我忘不了那儿的黄昏。

材料一：

王维笃志奉佛，对其诗歌创作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佛教术语，而是禅境的那种深入到诗人审美意识和骨髓中的空、静、冷、寂的境界，从而形成最能代表士大夫简远、闲淡的人生风格和诗歌风格，使王维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成为与李杜鼎足而立的大家。禅对王维诗的影响更多的是使诗人的诗得到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审美境界，甚至可以说是开拓了一片新的艺术天地，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派诗风：空寂、清幽。

王维在社会政治和自然山水中的心情基本是平静的，他消除了对政治与自然的比较意识，因而既没有超越者的快意，也没有失意者的心累。他的山水诗常常表达一种悟禅得道的瞬间体悟。

王维终身在官场，却能得到入道的超脱。他将政治功利作为一种生存的方式；而又陶醉于山水田园的自适。

王维精通佛理，并在自然和社会中实践佛理。在观察自然山水方面，寻得自然万物之真趣。王维的山水诗以超脱生活为动机，而又回到了生活之中，自然山水在他心中唤起美感，包括自我、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因素，同时又超出了这三者的实际内涵，别具情趣。

王维所处的时代，没有社会恐惧和政治忧患，却有了禅宗的超越哲学。王维的山水精神，就是在这种宗教信念的支配下，从哲理的高度彻底解决对生存空间与时间的疑惑，使政治、自我、自然三者由分离到合一，而且在生命价值上平衡了政治功名与自然山水的关系，使其山水作品具有无尽的禅趣。王维的山水审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习佛参禅生活的一部分。“他一方面徜徉山林，一方面躬行奉佛，这两者互为依辅地结合在他的生活之中。他在倾心奉佛时不忘寄情山水，在欣赏风景时又从事佛教修行。”他的许多山水诗作品就是他隐逸生活的写照。他的山水田园诗，多追求一种寂静清幽的境界。王维多次隐居，曾经在嵩山、终南山、辋川等地的山水胜境中生活过，对那里的宁静、优美景色十分喜爱，并有真切的体验，所以他的诗能够创造出寂静清幽的境界。

王维的山水诗充满着禅趣，他生动地传达出了自己微妙的神悟体验，表现了一种以静为终极目的的动静情致。他特别醉心于表现自然界的静态美。在他心中，大自然的一切运动，最终是导向静穆的。他在很多诗句中的动静描写，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结构，“静”的永恒与“动”的虚幻相映衬，使意境中的禅趣表现得幽妙而深切。王维这种诗禅一体的和谐是如何完成的呢？习佛参禅极大地改变了王维的世界观，他以虚空一切的心灵彻悟代替了对纷纭世界的观察和感受，自然物象进入他的视野，便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无待、忘我、超然物外的空无意念，这就是王维的内在心理。在创作中，他用自然物象与心灵感悟的契合，使这种内在的空无意念自然外化，便形成诗禅一体的意境。那淡远含蓄、玲珑澄澈的意境，沈是诗性的智慧和佛性智慧的闪光。

王维在中国山水田园诗上的贡献，就是以佛禅意识为内在精神，去体认和表现生命和自然，在一种特定的宗教体验中去幻构理想的心理时空，开拓山水诗的意境。

（摘编自《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材料二：

王维丰富了山水诗中的禅意，开创了禅意境界的新起点，开创了唐代的水墨山水画和泼墨山水画，对后世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时期的绘画形式主要有壁画、石画、砖画和绢画，主要由图形和颜色构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体现在艺术中，画中的铭文也是这一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隋代绘画风格承前启后，具有“精、妙、美”的特点。唐代绘画在隋代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山水画相继成熟。盛唐时期不仅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也是一个佳作云集、风格新颖的时代。不同地域文化的绘画手法相互交融和反映，形成了一种流行的新形式。宋代的苏轼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文人画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明代董其昌推崇“文人画”，以唐代的王维为文人画始创者。在明末清初文人画迎来了鼎盛的时期。通现出了许多项尖的文人画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四僧”，而“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和石涛最为突出。陈师曾认为文人画有四种元素即品格、知识、才智和思想，有了这四种元素，文人画才能得到提高。文人画追求的不是绘画技巧本身，而是“画外之意”。这种“画外之意”是“文人画”的含金量高于“画家画”的根本原因。绘画中的环境是可以描述的，但绘画之外的意境却很难找到，因为“绘画之外的意境”需要丰富的学识和生活积累才能实现。文人画家必须是善诗的文人、任性率直的画家和重视道德的书法家。文人画在观点上是写意的，在表达的本质上寻求图像之外的兴趣，而不是注重现实主义。文人画家都以一颗空旷宁静的心，深刻体会大自然的无言之美，也透视生命之根。在万物自由的大背景下，活着的人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也很自在。在这个天人无声交流的契机下，绘画的情感从文人的心中涌出，活跃于画幅上。

（摘编自魏宝丽《论王维山水诗的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