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国学”作为汉字词汇，在历史上最早是指周代在国都建立的国家官学。18世纪日本出现“国学”学派，以“国学”指日本自己的古学，以与来自中国的学术相区别。受此影响，20世纪初，我国学者提出“国学”的概念，总体上是作为“西学”的对照概念来使用的，其中的“国”是指“本国”，“学”是指学术文化。中国人所使用的“国学”"当然是指区别于外来文化的、中国本有的学术文化，这是近代国学概念产生的最初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的第一波“国学热”，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上，都还只是中国文化“一阳来复”的初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其中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世纪国学热兴起和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国学热表明，与中国在世界崛起相伴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在经历从自在转变到自觉的过程。国学热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国学热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初级阶段的文化标志。

    同时，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眼光转向古老文明的人学智慧。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成了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国学热有助于破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文化霸权对我们的影响。百余年来，我们大力学习西方文化，谋求现代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产生过全盘西化的思潮，对民族文化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彻底失落。这既不利于现代化，使现代化失去民族精神的支撑，又易导致食洋不化，不能把先进文化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国学热有助于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对引进或移植自西方的学术体系进行反思，通过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来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

    目前的国学热分布在大众教育和国学知识传播方面，相对于国学的学术研究，多属于文化普及的层面。它虽然不能自然带来国学研究品质的提升和发展，但是这种传统文化热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改善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培育。由此看来，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开展，对社会和谐的实现，当前所谓国学热的出现和流行，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积极的，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切浔题。需要通过适时的引导，帮助人民分辨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分辨永久的价值和避时的东西，使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能够结合时代的要求发挥其作用。

    (摘编自陈来《如何看待国学热》)

    当前的节目市场异彩纷呈，游戏竞技、户外游历和生活体验等娱乐化的主题内容常常成为荧屏主调。相比之下，着眼于严肃主旨的节目品类显得有些“曲高和寡”。作为文化类节目重要分支之一的科学类节目，其助推科学大众化传播的立意对于社会意义重大，但受限于自身的专业性与传播难度，加之传统的科学类节目较为单一的表现形式，并没能充分释放出此类节目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因此，科学类节目若想摆脱枯燥的刻板印象打开新局面，除了要在普及科学知识的社会观照方面继续深耕，还需让科学性和娱乐性有机互动，最终在寓教于乐中为大众喜闻乐见。

    一方面，节目应当守住科学性和专业性的基本底色。无论尝试用何种新的传达手法，节目内核的发掘始终需要严谨与精准。例如，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已走过6个年头，尽管每一季的节目形式都在不断迭代升级，但“最强大脑”的基本立意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对选手的空间能力、推理能力、计算能力、观察能力等方面的考查贯穿节目始终，由此为观众展现人类脑力的无限潜力与多种可能。央视的《机智过人》用精彩的人机大战将人工智能在社会各领域的最新成果逐一展现，进一步引人思索“人们如何正确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命题……一批有亮点、有特色的科学类节目活跃在当下，它们首先做到了“立得住”，然后产生了“传得开”的旺盛生命力。

    另一方面，创新是科学类节目存续的关键。科学类节目并不能只有“科学”本身，若想让观众真正愿意看、喜欢看，也需要有一系列更时尚、更大众化的元素和手法来构造节目形态。从既有实践来看，已形成不少经验供借鉴。有的节目用更前卫的视觉体验来描摹科学的魅力，如新一季《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继续贯穿“让科学流行起来”的宗旨，借用了许多或壮观或精致的舞台道具，用更直观生动的视觉元素来介绍艰深的科学知识。有的节目则让舞台变得更“开放”，包括《加油！向未来》等在内的科学类节目，素人是科学的“主角”，明星仅仅作为见证者、旁观者为节目展现锦上添花。在节目中，无论是谁都在不断学习和体悟中感知科学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普通科学爱好者时常能在节目中大放异彩，他们的科学情结更能唤起大众的广泛共鸣。

    科学类节目的真正价值，在于将看似远离生活、深奥复杂的科学知识以通俗化、流行化的形式带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寓教于乐既是效果追求，也是创新方向。就现状来看，成功的科学类节目还只是零星尝试，但我们从这些实践中已经能够看到，真正做到寓教于乐的科学类节目，可以让科学传播走出厚重的教科书和一板一眼的讲述，迎来更多新变化和可能性。

（摘编自何天平《“寓教于乐”应成为科学类节目创新方向》）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资料归纳总结的，其要素有三：是长篇巨制、有神话故事、有作者。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对中国汉语史诗却并不适用。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20世纪，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均不够准确。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西周三代，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其一，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如虞族内流传的是《韶》乐，夏族内流传的是《九歌》，商族内流传的是《商颂》等，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等基础原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天体日月崇拜史诗”“山川土地崇拜史诗”“祖先世系崇拜史诗”等类型内容，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英雄史诗"不同。其三，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各种仪式、通神法器而表现为早期的“图”“话”结合到后期的“图”“书”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图”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话”与“书”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中国的汉语史诗，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集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而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由于在宗庙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所以汉语史诗又称“颂诗”“雅诗”。此外，据甲骨文、青铜铭文可知，汉语史诗还被称为“祝”“典”“册”“史册”“作册”“再册”等。总之，汉语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马等诗人驱连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神话恩维、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因而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繁盛；另一方面，社会开始转型，理性思维张扬，宗教、政治伦理逐渐分离，出现了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

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文明早期，血缘部族内独立发展的汉语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融合转化，创新形成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些汉语新史诗、颂诗，既继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集体意识等，又发展了理性精神、个体意识、哲学思维。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两方面的融合，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后2500多年间中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概括汉语史诗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摘编自江林昌《建构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材料一：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开辟了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新历史。中国工程人员数十年来在桥梁建设工程中做过许多努力，有过很多成绩，钱塘江铁桥就是中国工程人员自己设计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建设过一座规模巨大的铁路桥梁。五十年前的黄河铁桥是由比利时包工的，其后的钱塘江铁桥的主要结构部分也是由德国、英国、丹麦三个“洋行”分别承包的。这就不可能使我们系统地积累自己的桥梁建设经验，没有能组成自己的桥梁建设队伍，中国的桥梁建设事业也就长期停滞不前。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将改变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面貌。三年来，主持武汉长江大桥勘测设计工作的工程人员和地质人员，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又得到苏联专家的无私援助，既考虑了最经济地建设桥梁，又考虑了航运等有关部门对利用长江的要求，选择了最合理的线路和桥式，完成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初步设计。同时武汉长江大桥的全部工程还将用自己的材料由我国自己的人力来建设，因此，这个工程也将是我国一座最好的桥梁建设学校，将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桥梁建设人才。

（摘自社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人民日报》1954 年 2 月 6 日）

材料二：港珠澳大桥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对于这座目前世界上综合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而言，每项荣誉的背后，都是一组组沉甸甸数据的支撑。全长 55 公里，世界总体跨度最长的跨海大桥；海底隧道长 5.6 公里，世界上最长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海底隧道最深处距海平面 46 米，世界上埋进海床最深的沉管隧道；对接海底隧道的每个沉管重约 8 万吨，世界最重的沉管；世界首创深插式钢圆筒快速成岛技术。截至通车前夕，港珠澳大桥共完成项目创新工法 31 项、创新软件 13 项、创新装备 31 项、创新产品 3 项，申请专利 454 项，7 项创世界之最，整体设计和关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在这一大国重器的背后，不光有千千万万建设者的汗水，更有不少为其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的团队。如今，中国的桥梁和高铁一样，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而随着这张名片一同递出的，是我们身为国人的自信心。

（滴自王忠耀等《港珠大桥背后的科技支撑》，《光明日报》2018 年 10 月 24 日）

材料三：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以信息化为基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创造具有感知储存能力、学习判断能力的智能设备、智能控制系统等，扩展、延伸工程建设者的感知能力、预测能力、控制能力及作业能力，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紧密结合，形成人机一体化智能建造系统，使工程建设更为安全。智能建造平台由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层、应用支撑层及应用层组成。感知层是基础，借助卫星等多种技术手段，采集各类数据信息，类似人的眼睛等感官；网络层利用光纤通信网等技术，将感知层采集的各类数据信息传输至数据层，类似人体神经系统；数据层中存储着大量的数据信息资源，借助数据库、云存储等智能存储手段，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存储和共享；应用支撑层是运算中心，类似于大脑，实现数据融合。最终在应用层形成各种智能控制系统，辅助工程建设者进行决策。

（摘编自林鸣等《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探索与实践》）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学说散见于《考工记》《商君书》《管子》等典籍之中，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规则式和不规则式两大类。

《考工记》是《周礼》的最后一节，具体描述城市的规划布局。《周礼》是儒学经典著作，对礼制的发展影响深远，是中国早期规划思想的渊源。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城市的形式是方正的，并且有一条中轴线，这与古代统治者推崇儒家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儒家“礼制”思想的具体表现。如隋大兴、明清北京的城市布局中，都有一条从皇宫正门直到都城正南门的宽阔笔直的中心道路作为城市的中心轴线，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儒家理论中“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观念，将至高无上的皇权用建筑环境加以烘托，达到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

在中国，虽然《周礼》是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但严格按照《考工记》的规划布局在具体实践中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管子》对城市建造提出了与《考工记》的某些理念和具体作法完全不同的理论，也就是依照自然环境，自由布局。《管子·乘马》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的思想重点强调“因地制宜、重视经济和功能分区”三个方面，强调城市规划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因此在规划中也有着大量基于“宇宙”观念的规划布局，例如“象天法地”的思想和“阴阳五行”的思想。

（摘编自刘婧、王金平《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及其现代发展浅析》）

材料二：

在古代，中国天文学相当发达，人们早就认识到北斗及众星是围绕北极周日旋转的，北极星恒定不动，在古人心目中是极其神圣的。

于是古人把“镶嵌”在这湛蓝天幕上的天体，组合成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天穹模式——以北极星为中心的天象体系。以三垣中紫微垣为中心，以四象、五宫、二十八宿为主干，构成中国天界诸神的主体框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型。“紫微”位处五宫中央，《史记·天官书》又称它为“中宫”，是天帝太一常居的天宫神阙。紫微圣宫，环绕天之北极，巍巍然屹立，帝星太一神居中坐镇，君临八方。满天星斗环绕帝星，如臣奉君，形成拱卫之势，“帝星”左右，有“三公”“四辅”“太子”等星。

古人法天象地，天子“象天设都”，皇帝之居位自然也要与天之中心——北极相吻合。

历史上著名的周公营造洛邑开法天象地思想之先河，在伊洛平原找到了地之中心——“土中”，于是在黄河和涧河之间修起了成周——洛邑。周公“中天下”“于土中”，就是对应北极，确定天下的中心。

周朝800年后，秦汉王朝相继建立。秦都咸阳，固然有出自乡土观念、利用天险等方面的考虑，但天国思想无疑是决定其定都选址的重要考量因素。咸阳地处关中，渭河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不仅土壤肥沃，物产丰饶；而且重要的是，以咸阳为中心，象征天界“紫微宫”，渭水便与天河呼应。更具匠心的是，每到夏历十月，天象恰恰与都城乃至整个天朝布局完全吻合。这时，“银河”与渭水相应，“离宫”与阿房宫同经，“紫薇”呼应咸阳，“阁道”辉映复道，形成一个天地人间一体化的神奇世界。这正是古人天国思想的生动写照。

汉人崇信北斗，认为斗即帝车，城市营造（如图）有意追求形似北斗。“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合汉高祖刘邦威加海内、巡视四方的意图。建长安为斗城，自有中央居要、四方辐辏的象征意义。当时中国经过秦、楚、吴、越、燕、赵向外开拓，地方已达万里，以四方拱卫的内向、向心形结构布局都城和四夷，形成四方辐辏的经济供给形式。这本质上与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性质是相协调的。

[注]汉长安平面图，未央宫为正殿。

周人注重天地的对应位置，追求人主所居之地与天帝居所的感通，开中国宫室营造“象天设都”传统之先。至秦代，“象天设都”思想有了发展，追求“再现”天之壮景。再到汉代，“览”秦制，“跨”周法，走向一种近乎写意和创造性的“表现”阶段。

东方社会长久以来的形象类比精神 ， 造就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解释学的重要经验之一，即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宏观的“物”和近观层次的“身”，解释和理解身边的事物，将这种经验运用到身边的人或事理之中。就营国制度而言，就是上取法天象，下合乎诸身，以最直接理性的态度对待都城的营造布局。

中国古代法天象地的城市建设思想本质上是对天道、自然的尊重，是一种尊重宇宙运行规律的朴素哲学观，正如《易经·系传》所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种思想与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可持续、生态文明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而更可贵的是，古人将这种朴素的实用理性思想上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

（摘编自牛雄、卢健松《中国古代天文思想与城市营造》）

材料三：

在过去几年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完整社区的目标、完整社区的建设标准和建设指南。在这些文件里，主要是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把目前人们生活所需求的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完整社区规划之中。未来城市的规划可以有非常炫酷的技术表演，但是对于普通居民，对于老人、孩子来说，建设一个实实在在的社区，确保全体老百姓都能住上好房子，拥有好的小区、好的社区、好的城区，这个过程就是未来城市规划的目标。

未来城市是人类的理想。在把理想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行动方案。现在看来，以下几个维度是大家都普遍认同的。其一是具有宜居性，老百姓要有幸福感。其二是要有韧性，对各个方面的灾害要有足够的抵抗能力。其三是权利的公平性。其四是智慧生活逐步融入未来城市的方方面面。其五是低碳，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角度来构想未来的发展。

（摘编自毛其智《未来城市规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