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被取消获曾利策奖资格①

【美】大卫·马纳尼斯

    【本报讯】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昨天②宣布取消《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的获奖资格。这个决定，是在该记者承认她的获奖作品纯属捏造后宣布的。

    库克的报道《吉米的世界》，讲的是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八岁男孩吸食海洛因成了瘾。这篇报道据说是通过采访吉米本人、他母亲及其同伴写成的。现在库克承认，她从未采访过其中任何一个人，而是根据华盛顿社会工作者和其他来源提供的关于吸毒者的材料编造了这篇报道。

    在她承认编造假报道后，有人揭发她提交给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的自传也是编造的。库克曾说过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瓦萨学院，并在托菜多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昨天，库克辞去了在《华盛顿邮报》的职务。

    “像珍妮特·库克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居然编造假报道，这实在是一幕悲剧，”《华盛顿邮报》主编本杰明·布莱德里说，“对报纸来说，信誉是最宝贵的，而报纸的信誉完全取决于记者的道德品质。记者的品行不端，会造成严重后果。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向读者交代清楚事实真相，向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道歉，并立即设法完成恢复报纸信誉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

    负责普利策奖金评奖工作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奥斯卡·艾里奥特昨天下午说，委员会经电话投票决定撤销库克受奖的资格，由候补受奖人领奖。艾里奥特说：“我很伤心，这位优秀女记者的锦绣前程就这样毫无必要地给毁掉了。”

    二十六岁的库克昨天发表声明说：“这篇报道严重歪曲了事实，对此，我追悔莫及。我谨向我的报社、我的职业、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致歉。”

    库克的报道是1980年9月28日发表的。报道发表之前，库克对主编说，她得对吉米及其母亲负责，因为她曾答应不透露这母子俩的真实姓名。库克还说，吉米母亲的男朋友威胁说，假如有关方面或警察找到了吉米，他就要记者的命。库克的报道发表后，立刻就在该城引起了强烈反应。马里昂·巴里市长和警察局长B．杰弗逊立即组织了一个小组，设法找到吉米以便给他治疗。但这项工作毫无结果。巴里表示，有可能根本不存在一个叫“吉米”的孩子。

    《华盛顿邮报》还了解到，星期二③午后库克提交给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的自传也有失实之处。原来，瓦萨学院的官员前来拜访布莱德里，指出库克只在那里上过一年级。同时，美联社也派人来反映：库克在托莱多大学只获得过学士学位。了解以上情况后，布莱德里、经营主编和都市版主编立即同库克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她由矢口否认到后来终于逐项承认了自传中的编造。库克的交代，使主编们进而怀疑使她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是否属实和吉米是否确有其人。

    后来，库克同城市版主编一道驱车前往华盛顿东南区某处，据库克说吉米就住在那里，但她却找不到他的住所。《华盛顿邮报》的几位编辑同时查阅了库克报道这件事时的采访笔记，并审听了几卷当时的采访录音带，随后确定，《吉米的世界》一文是库克仅仅根据她得到的某些真人真事拼凑起来的。

    星期三凌晨，库克承认吉米根本不存在，报道是她根据几个年轻吸毒者的真实故事编造的。

    《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唐纳德·格拉汉姆昨天说：“本报同仁均认为，首要的义务是尽力查明我们为什么刊登了这篇假报道。”在谈到库克时，他说：“本报许多同仁一直同她的亲属保持联系，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她。”

（删节自《新闻阅渎与写作》）

【注】①《华盛顿邮报》1981年4月16日（星期四）。普利策奖：以美国著名报人J．普利策的遗赠为基金设立的奖金，新闻奖每年一次授予有优异成就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②1981年4月15日。③1981年4月14日。

    材料一

    知识付费的本质，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其商业价值。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信息，同时也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就是财富”这句格言，又有了新的解读，因为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实现了知识直接“变现”，成了另一种含义的“知识就是财富”。

    随着知识付费概念的走红，短时间内各种知识付费平台一拥而上，致使行业良莠不齐。纵观当下市场上的产品形态，无论是综艺式的说话课程、快速解惑的付费问答，抑或是读书精华，内容均呈现大众化、浅层化、覆盖面广的特点，根本无法满足用户深度学习、获得知识沉淀的需求。

    在此状况下，知识付费行业要良性运行，更需要从内容上下功夫，根本不是签约几个大V （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用户）就能解决问题的。人们之所以愿意为知识“买单”，就是因为知识的可贵，而可贵的知识不是靠名人效应积攒的，而是需要“肚子里有货”。唯有拓宽知识生产者的来源渠道，让更多的知识人参与到知识付费领域中，才能够解决知识付费“内容”不足的问题。

    （摘编自百度百科、腾讯网《“知识付费”缺少的不是理念，而是内容》）

    材料二

图一：2015-2018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规模及预测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数据来源：果壳网和网易云课堂公布的《2016年知识青年付费报告》）

    图二网友最愿意买单的领域

    材料三

    注意的是，与其他技术驱动的风口不同，知识付费的崛起，与其说是技术上的演进，不如说是社会需求的爆发所致。具体而言，知识付费既借力于知识付费平台的演进、付费方式的便利，也得益于中国中产阶层及准中产阶层学历教育需求的爆发。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付费只是一种应对当下中产焦虑的“止痛剂”，也不仅仅是IP （知识产权）变现的另外一种方式。

    知识付费通过交易手段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是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的互联网传播达到信息的优化配置。未来的知识付费行业实际上是现有的信息服务业互联网化的一部分，是人类信息生产、获取方式由线下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由一对多转为多对多的一个阶段。最终，知识付费不仅会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业，还会直接改造和融合现有的教育业、出版业、广告业、咨询服务业，成为万亿以上规模的巨大产业。但相比未来的前景，目前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除了适应移动化的消

    费方式造成的知识碎片化问题以外，还存在知识付费体验差、缺乏内容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复购意愿不高等问题。从整体产业上看，商业环节和链条缺失、基础设施和产品设计不完全、用户群体需要扩大等问题都制约了知识付费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知识付费行业进行整体的梳理和检视。

（摘编自冯尚钺《我们研究了 28家平台，为你揭开知识付费的现状与未来》）

材料一：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官方配套活动之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提高监管效能，为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便利化创造条件的强大决心。论坛欢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在内的各国农业和食品企业抓住新的历史机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农产品和食品。市场监管总局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界同仁共同努力、携手共治，为保障人类食品健康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本次论坛正向世界传递这一强烈信号。

    中国政府顺应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充分满足百姓消费发展需求，高度重视生态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改革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健全最严谨的标准；创新监管方式，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完善基础制度，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落实监管责任，坚持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让中外民众在经贸交流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和收获，是当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民间友好工作赢得广泛支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论坛愿与国内外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企业加强合作，推介更多质量好、价格优的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改善百姓生活品质、提升生活水平，让国内外民众共同分享贸易合作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摘编自《张茅：通过改革创新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材料二：

说明：16.8对应口味，按顺时针依次对应。

（摘编自《中国健康报》）

材料三：

    食品安全治理属于世界性难题。若要有效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需要进行系统的创新。我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研究我国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一定不能忘记这一基本国情。纵观全球，独立监管、统一监管和专业监管，已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定式。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对食品消费的需求不会仅仅满足于食品的安全保障，对食品的质量、营养、美味等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曾说：“事业是理念和实践的生动统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食品安全领域，广大企业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通过系统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水平，还需要企业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因为文化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从全球的范围来看，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创新属于食品安全治理创新体系中最为艰难、最具创造、最富智慧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艺术、法律、宗教、习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是分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等形式。文化具有传承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征。食品安全的治理使命、治理愿景、治理价值、治理战略等，是食品安全治理文化中最核心、最本质、最精髓的内容。

（摘编自《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改革探索》）

    晋军在《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一文中指出：与性别、阶层这两个结构因素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文章以此为基础讨论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其“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存机会的影响”。然而，“结构的力量”并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全部涵义。

    何为社会结构？米尔斯认为这个概念最通常的用法是指各项制度的组合。也就是说，“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并非由于头等舱、女性、儿童自带免死金牌，而是由于与舱位、性别、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在“泰坦尼克号”上，票价越高，其舱位距离逃生甲板就越近，乘客到达甲板的时间也越早，登上救生艇的可能也就越大。针对舱位（即阶层）差异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乘客的幸存率总体而言逐级递减。另一方面，“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使得船上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比男性更高。这些制度安排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结构力量。

    然而，“结构的力量”之所在，也隐藏了“结构失效”的可能。在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会影响结构的效力。“泰坦尼克号”在乘客撤离时，采用了“女士和儿童优先”这一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安排在两舷的具体实践是不同的。左舷的二副一律不准聚集在左舷甲板上的二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而右舷的一副在甲板上没有女士和儿童的情况下允许聚集在右舷甲板上的三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这就造成了二等舱男性的幸存率比三等舱还低的事实。任何制度安排，都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发挥效力；无论是结构的力量，还是结构失效，都是人们面对制度安排时行动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行动的力量，而这也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的另一层含义。

    “泰坦尼克号”船难常常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在人生与历史交织的这艘邮轮上，人们之间在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的种种制度安排，使得差异意味着不同的生存机会，这就是社会结构。而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结构的某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影响了人们可能获得的机会，“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恰源于此。然而，结构虽然会影响人们的行动，却不能决定每个人的行动。于是，结构的效力要受到每个人行动选择的限制。“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与失效都跟个体的行动选择息息相关。然而，每个人行动时都选择自己当时认为的“最优解”，但每个行动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行动的重量。

（节选自何江穗《行动的重量：“泰坦尼克号”》生与死的另一面）

材料一：

在《红楼梦》第一回，作者记述了“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自己这部“石头所记”与中国古典小说史上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等现象一一对比，反思历来小说之流弊，反复呈示自己的《石头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叙述“我这半世亲见亲闻”，“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等无不在以小说谈小说，以小说省思小说，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元小说”的杰出范本。不仅如此，在该书第一回中，作者还通过“贾雨村”（假语村言）、甄士隐（真事隐）、空空道人等虚构人物之口，多视角地对小说艺术予以反身批判、自我省思，加重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的“元小说”分量。就此而言，《红楼梦》尤其是这第一回，显而易见，是一种显性的“元小说”。

我们可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整部《红楼梦》并没有第一回中上述这些显性的关于小说的自我指涉、自我呈示，而将这些自我省思的思维成果隐含起来，自觉地贯彻到整个小说的创作过程当中，整个小说在人物塑造、人物关系、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等方面保持不变——这样一部并无显性的元小说痕迹的作品，它是否还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呢？从作者对于小说艺术的自我省思来说，它是否含有元小说的元素呢？这样的一部《红楼梦》尽管没有现在这样显性的元小说叙述方式、更为复杂的嵌套结构，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小说杰作，仍与那些“历来野史”，“风月笔墨”“才子佳人”“之乎者也”旧式小说形成鲜明的对照。

实际上，在人类艺术史上，并无那种显性的元小说、元艺术之征候的小说作品、艺术作品，可能是更大量的艺术存在。其中，并不乏真正的小说杰作、艺术杰作。当我们以艺术之自我指涉、自我省思品格为旨归进行“元艺术”研究时，我认为既要关注那些显性的元艺术现象，更要关注更大量存在着的隐性的元艺术现象。

之前那些关于元艺术现象的研究，更多地留意于所谓的画中画、戏中戏、艺术中的艺术、作品文本的互文关联，因此也格外关注艺术中的相互影响作用。正如列奥·斯坦伯格所言：“一切艺术都受到其他艺术的传染。”换句话说就是，一切艺术都要从以往的其他艺术中承继、借用某些元素，与其他艺术文本具有一种复杂的互文性关联。这当然是对艺术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现象很有价值的理论发现与总结，指出元艺术的一个重要指向。不过，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艺术的这种自我省思即元艺术的重要指向之一，即艺术要想真正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性、独创性，它还要对过往陈腐的艺术传统予以反省、批判，寻找、创造新的艺术语言、艺术呈现方式。正像《红楼梦》中“石头”对空空道人所表达的那样，它这部“石头所记”，要想不落凡俗，就必须“不借此套”，与陈腐的旧传统、旧文本相告别，独辟蹊径，实践一种新的艺术法度、美学原则。而这正是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可贵品质。

（摘编自李心峰《关注“元艺术”》）

材料二：

“元艺术”这一术语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或艺术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是，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有学者或艺术家提到“元艺术”这一词语。

在《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一文中，作者分析了易卜生的一些戏剧所具有的“元艺术性”，认为“艺术家自身的‘元戏剧’，渗透着剧作家的灵魂自审与艺术自审，具有‘元艺术’的品格”。而且作者还为元艺术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元艺术’，是指作品本身渗透着艺术家对于艺术、艺术家自身的反思，在艺术本质、艺术功能、艺术家的身份与作用等问题上启人深思的艺术。”在这里，作者明确指出了元艺术的“自我反思性”，而且把自我反思的对象分为艺术家和艺术两个方面。这是国内较早对元艺术进行明确定义和解释的，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未继续对元艺术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几乎任何现象之前都可以加上前级“元”，用来表示某事物的“自我指涉、自我意识或自我模仿”。因此，元艺术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它可以使“我们所创造的任何一种艺术的思维过程、程序和前提都变得明确”。

所谓的“元艺术”，简而言之就是“关于艺术的艺术”，即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指涉、自我模仿等特性的艺术。在这里，元艺术之“元”，指的是“更高级的逻辑形式”。按照艺术门类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元艺术分为：元小说、元绘画、元电影、元戏剧、元舞蹈、元音乐等。每一种具体的元艺术都有各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轨迹，各自产生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元艺术的理论。具体的元艺术的创作要先于这种元艺术的命名。比如，元小说的创作要先于“元小说”这个名称的出现。在西方，元小说的创作传统源于17世纪，塞万提斯等作家的一些小说作品就显露出了元艺术性。而“元小说”这一概念则首见于1970年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威廉·H·伽斯《小说与生活中的艺术》一文中。

（摘编自张新科《元艺术与后现代主义》）

岭上多白云^①

汗漫

西湖九月，游船点点。偶有水鸟飞掠而下，把湖中颤动不已的荷叶当成了停机坪。西湖边，浙江美术馆前的广告牌——“岭上多白云：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作品展”，吸引了我的视线。

我知道汪先生有三大爱好：写写字，做做饭，画画虫鸟花卉食材。

他的小说创作受教于沈从文的一个指点：“贴着人物写。”就是贴近所写人物的内心去写，合于世道遭际苍狗白云。八十年代起，他有《异秉》《大淖记事》等小说相继发表，延续废名、沈从文一脉风致，绘出江南风情图，于平淡中见惊艳。

他每天提着袋子到菜市场转悠，根据眼前食材构思菜谱，像作家根据掌握的素材构思文章。“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家常食材，经他之手，改变操作手法，锅中、盘中、碗中的色彩与滋味，焕然一新，摆脱了既往口舌感受中的陈词滥调。“辞必己出嘛，哈哈……”他这样端着菜盘子自我调侃，朋友们边吃边举大拇指，“味道好，好文章，哈哈……”他有秘诀：“粗菜细做。”比如，让大虾与土豆相依偎，出人意料，境界高迥。看他写的菜谱，如读明清小品。苦辣酸甜臭麻咸，喜怒哀乐悲恐惊，滋味一同。

受父亲影响，汪曾祺幼年有作画心愿。作文之余，时时随意涂抹花鸟虫鱼、土豆白菜，消遣散心。六十岁重新开始写小说，依旧大密度作画，被赞曰“文人画”。求画者多多，有求必应，腾出书桌一角就画。为林斤澜画荷叶，绿颜料不够用，就进厨房端出半碗菠菜汁，涂上去，那画面就隐隐有醋意，像在嫉妒那一朵荷花的美。观画者感叹：“生活气息多浓郁啊，原生态——怎么画的?”汪曾祺嘿嘿嘿嘿笑，不言。

庚子年，疫情未了，我在西湖边“偶遇”汪曾祺，喜悦起来。想到了苏东坡，忽觉得，苏与汪一古一今相似度颇高：都写字、做饭、画画，名动天下；都曾处于话语中心、受挫被贬于边缘；都因饮酒或吃冷饮而肠胃崩溃、遽然辞世；都怀着、表达着、遗存着对尘世万物的爱意深情。

浙江美术馆举办的这一画展，是汪曾祺生前与身后的首次画展。题材大都是花木虫鸟，人物画只有一幅《子瞻样》，子瞻或者说东坡，站在一棵树下沉思，身姿清癯，不胖。规格大多是尺幅小品，受制于汪曾祺位于北京蒲黄榆家中的书桌。大幅作品，伏在地板上一挥而就，家人经过，须跳跃闪避。他嘿嘿嘿嘿自我欣赏一番，待画晾干，就卷起来扔在书柜上，抽烟、盯着天花板、摇荡着腿，去想小说中的人与事了。想着想着，眼睛木木着亮起来，一篇好文章就问世了。

汪曾祺从没有以画谋财的心机。其笔墨，完全是写作之余内心的散放，自由复自治，这恰恰是文人画与商业画差异所在——不取媚于世人，独与天地自我相往来。苏轼、黄庭坚如此，吴镇、倪瓒亦如此，即便困顿不堪也拒绝以卖画求生存。他们是文人画的源头人物，创造一种画风，其实就是创造一种人格。当下，许多作家操持水墨油彩，自称画文人画，并试图进入市场。他们或许不明白：文人画难在有文、贵在有人，文须佳，人贵真醇，非率尔操觚者所能为。

“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汪曾祺如是说，是谦谦君子言，也是磊磊孤傲者独白——孤独的白，岭上云朵的白，来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那个在云朵间获得愉悦感的陶弘景，汪曾祺喜欢。苏东坡也喜欢白云，曾作诗：“云兮汝归山，无使达官怕。”达官为何怕?东坡未明说，大概怕以云朵对比出一己的凝滞、污痕、不自在。

展厅安静，我慢慢走，慢慢看，看这些花卉虫鸟，如同在逶迤峰岭上看白云。

两枝紫薇花，在风中纷乱纠缠在一起。这画面上方，是汪曾祺落款：“紫薇花对紫薇郎。此画殊无章法，紫薇亦无章法。”无章无法，得解放，画画如此，作文亦如此。随风吹而动静起伏就美好，紫薇如此，岭上白云亦如此。

一只蜻蜓，从一盏灯似的荷花上空，振翅而起。寥寥几笔，画出一幅《蜻蜓荷花》。汪曾祺在右侧题款：“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等水开时而作。”我笑了。他慢性子，悠悠然作此画，蜻蜓急性子，等不及水开面熟就飞了——西湖上的天色吸引了它?汪曾祺爱吃面，有此为证。画画也属餐桌、书桌之间的即兴之作。

汪曾祺用画画作日记。“夏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气闷热”。题款旁，是两叶芭蕉、一枝紫藤。他爱画紫藤。一九八四年五一节，画兴大发，作十幅画，最后一幅画就是满纸紫藤，题款曰：“后院有紫藤一架，无人管理，任其恣意攀盘而极旺茂，花盛时仰卧架下，使人醺然有醉意。”

他的画和文章，兀自在平淡中掀波澜。风吹水面，暗含深渊，文字就有了入心动人的力量。汪曾祺的语言就是风，暮春初夏时节的风，《诗经》“风”“雅”“颂”中的风，送来小温暖大感慨。画中有文章，文章中有画，汪曾祺的文与画里有阵阵风吹，让紫藤、野草、蔷薇、菊花、柳树等寻常花木，以及那些花木般的卑微者，激动、感动、生动。

在西湖边，我“遇到”汪曾祺，写下这些散乱文字，忽觉得白纸如云、黑字连绵如峰岭——风吹岭上多白云。

（取材于作者同名散文）

【注】①这句话出自陶弘景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