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对破除论文“SCI至上”和“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评价的政策制定始终受人才评价和职称评聘政策所左右，把科技评价与人才评价混同，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由于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SCI从一个最初为了科研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索引工具，在中国逐步变成一定程度上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科研人员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

（摘自李志民《评价与时俱进 科研回归初心》）

材料二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适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SSCI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适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SCI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摘自李军《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材料三

    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指标为依据的科研评价方法常被比喻为计件制，即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的数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这种评价模式在制造业广泛存在，适用于重复性劳动，而并不适用于创新性劳动，否则只能激励科研人员以牺牲创新性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带来的回报。创新性劳动的评价应该以创新程度为基础，劳动成果应该差别对待。

    普赖斯奖（科学计量学领域）获得者Francis Narin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科研评价中定量与定性指标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等指标虽然最客观，但是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远，而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近的指标是同行评议。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科学计量人。《莱顿宣言》（2015年4月22日发表于《Nature》）倡议：定量指标可用于支撑同行评议，但不能取而代之。遗憾的是，在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往往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同行评议无效。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为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的公信力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公正的科学家。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来看，公开似乎不是必要条件，但在难以保证评审人不被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三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中颇受欢迎，例如，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等，而且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

（摘自李军《理性对待“SCI” 用好“同行评议”》）

材料一

    在先秦，商族起于东夷，周人起于戎狄，由夷狄而入华夏以主中原。秦人出于西戎而一统六国，汉朝设置“都护”经略西域。在隋唐，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胡汉交融，王朝统治者一改以往“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歧视，代之以“爱之如一”的平等态度。宋代到清代，王朝统治者提出“胡汉一家”“华夷无间”等思想，创制一系列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民族宗教法规和管理体制，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格局。

    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随着盛衰兴亡而断流中止，始终得益于中华文明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海纳百川，包容开放。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主要是文化。无论是作为“多元”的源头，还是作为“一体”的支撑，少数民族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更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历史上，先有印度佛教的传入，后有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华文明均对其接纳吸收，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主干，变外来宗教为中国化宗教。

（摘自《中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当前，“一带一路”倡导日益成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而跨文化交流则有利于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础。跨文化交流能够帮助不同民族求同存异，在更好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增加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培育不同文化间相互包容的精神特质。当前，世界各国民众接触到不同文化的成本日益降低，增进了各国民众之间的日常往来，有助于普通民众直观地感受到不同文化主体间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以更客观开放的心态面对差异，消除文化偏见和误解，从而实现民心相通。跨文化交流的本质在于通过文化互通寻求理念共识，进而为国家之间实现互利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摘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跨文化交流》）

材料三

材料四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普遍制定了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发展规划，与“一带一路”建设规划相结合，使得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属于上升期，他们在公路、铁路、建材、通讯等众多产业有着巨大需求，而这些恰好是中国产能丰富、技术领先的优势产业。

    作为中国向各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战略性平台“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提供投融资支持。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同时，中国抓住机遇，来解决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下，沿线各国在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的同时，人民币在沿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领域使用范围和使用规模将不断扩大，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过去，西部地区一直为东部地区提供能源、原材料等资源，全力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逐渐东部发展起来，东西差距逐渐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全力提升西部开放力度，为西部对外贸易和投资提供契机，扩大西部的贸易总量，从而促进西北、西南地区的经贸崛起以平衡国家对外贸易的区域格局。

（摘自《“一带一路”倡议推行的经济基础及其战略意义》）

肖培根：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 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在此期间，肖培根等人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被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考察团深入到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

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肖培根发表了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相关链接

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摘编自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以英雄精神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

李军

“本事大”往往是“英雄”的第一概念，最直接的表现是“武功或者法术高强”。但是英雄并不是一个技能概念，而是一个行为概念——学会七十二变之后的孙悟空并不能立即成为英雄，直到他用七十二变的能力降妖除魔后才成为了英雄。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位69岁坠入粪池的工人献出生命后引发全国大讨论。那个年代，大学生有多金贵众人皆知，于是“金子换石头，值不值”的论题就显得扎眼。“值不值得”的论调是一个逻辑倫换：把行为偷换为技能。因为在这场交换中，他们把“人”视作了可以估价交换的商品，在这场交换中，“人”的价值只表现为自身的技能，而完全罔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值不值得”论调者往往认为只有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才强调“英雄”，而西方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功利主义认知是“真正先进的文明”，因此对每一次个人的牺牲都持怀疑态度。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上对很多历史上舍己为人英雄行为的“质疑”，都有这个套路的影子。

且不说功利主义思想出现后，西方学术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我们来看两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一是原汁原味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有一个援助平民村落的任务。完成任务后，玩家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对战斗技能的熟稔，而是尽力去满足他人的意愿。今天，你证明了自己的英雄之心。”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英雄精神何其相似！第二个例子更为实际：最近震惊世界的佛罗里达枪击案中，出了一个少年英雄——15岁的美籍华人王孟杰。他在可以逃走的情况下为了给同学争取逃离时间留下来抵住了大门，多处中弹而牺牲。未成年人面对险境没有选择“保护好自己”，这似乎与部分人口中的“西方价值观”有背离，但美国人却给予了在他的棺木上覆盖星条旗的最高英雄待遇。

这说明，在“英雄”的定义和价值上，东西方文明并没有评价上的矛盾，舍己为人是全人类社会所推崇的美德，几千年来从未变过。“英雄"不是论价而沽的商品，而是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點合剂。所有的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都代表着主流价值观，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来衡量英雄的成色是可笑而鄙猥的。

现代商业社会越来越发达，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思绪越来越浓重，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成为“陌生人”，这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象下，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把日益被物质生活割裂的人格重新黏合起来的最好办法，而英雄行为和英雄精神，正是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的高级表现形式。无论历史和现代，对英雄的共同纪念和推崇都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每个有意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都将这种行为和精神视为珍宝。

当然，我们也需要强调，对英雄精神的学习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英雄行为的机械学习。在能力达不到英雄级别的情况下，要量力而行。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屡屡强调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的原因。但见义智为不是见义勇为的反面，不是见义不为，不能混淆或者有意偷换。

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是英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以英雄精神来培养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不光是个人修养的提升，更是因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取向最终会让社会中的自己受益。

摘编自《新华日报》

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摘编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烟火漫卷

迟子建

文本一：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间不变。”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分明，气质不俗。翁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并不反感，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能开这车了吧？”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

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是刘建国。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文本二：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术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

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有删改）

【注】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