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猩猩比专家还高明？                  

林　衍

埃利奥特是个奇怪的病人。他有着超高的智商与过人的谈吐，却无法决定用蓝色的笔还是黑色的笔写作，不能选择听哪个电台的广播，每到饭前必须到很多个餐厅比较菜单、环境甚至灯光效果，却往往徒劳无功。甚至当医生给出了两个复诊日期供他选择时，他都要花费足足半个小时时间在记事本上列出两个日期的好处和坏处，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简单说来，他失去了决定的能力。

这一切源于几个月前的一次小手术，医生在他的大脑皮层靠近额叶的地方切除了一小块肿瘤。此后，埃利奥特就奇怪地丧失了情绪体验的能力，即使看到刺激性很强的图片，如血肉模糊的脚或着火的房子，也变得无动于衷。

在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病例令人感到震惊。当时的神经科学普遍认为情绪是非理性的， 一个没有任何情绪的人理应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 最简单的推理是，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就不会刷爆信用卡。

在《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如何让那个大脑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书里，作者乔纳·莱勒这样解释埃利奥特现象——他损伤的脑区是被称作眶额叶皮质的组织，专门负责将感官层面的情绪整合到决定过程中。当某人被某道菜吸引时，情绪脑系统会告诉他“就该选择这个”，而一旦这种神经连接受损，我们将无法做出有分寸的决定。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连刷哪张信用卡都不知道。

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更该听从直觉还是分析做出决定呢？

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进行过这样一项实验。他找到一批大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海报，候选的作品是：一幅莫奈的风景画、一张凡·高的紫色百合以及三张有趣的小猫海报。

在开始选择前，大学生们被分为两组，一组为不思考组，凭感觉选择。另一组测试者的任务则复杂得多，他们要回答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

实验结果非常有趣。不思考组 95%的测试者选择的要么是莫奈，要么是凡·高。但是，那些思考组的测试者却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小猫。而在几星期后的追踪访谈里，不思考组的测试者中没有一个人后悔自己选了印象派，选择小猫的人则有 75%以上表达了后悔之情。

“分析过度会造成危险，你会失去知道你真得想要什么的能力，然后你选择了最糟糕的小猫海报。”威尔逊总结道。

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小时候进商场买衣服，我总习惯于把所有买得起的品牌看个遍，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精挑细选的常常转天就后了悔，第一眼看上的则八九不离十。

心理学家迪克赫斯认为，直觉在决定中起到多大作用往往取决于情境。当面临简单的选择时，比如厕纸、灯泡等家用品，顾客往往只需要计算性价比这一种变量。这时，思考时间越长，做出的决定越满意。一旦选择局面复杂起来，理性就败给了感性。他曾观察过在宜家宜居购买家具的人，发现人们在分析各种选择上耗费的时间越长，往往后悔的几率就越高。

他的结论是：应该大胆启用理性脑解决简单的问题，因为这些分析不会让我们的前额叶皮层难以承受。而情绪脑这时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直觉既不能比较商品价格也无法计算得失。当进行异常复杂的决定时，依赖理性脑则会让大脑皮层淹没在数据的海洋里而不堪重负，因为任何超过四个变量的问题都会让理性脑承受不了。这时候，直觉告诉你的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的情绪脑知道的东西往往比你自己知道的要多。简单来说，情绪脑像是精致的便携式计算机，而理性脑不过是一个过时的计算器。

但我想，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人们总是不那么容易看出某个决定是不是属于复杂的类型。比如和部门同事坐在一起玩“升级”这种扑克游戏时，我常常把计算牌面上还剩下多少张主牌这种事情视为复杂的局面，并大胆运用情绪脑参与游戏。结果呢，就是我的“便携式计算机”总是被大家的“过时计算器”打败，成了个喜欢“瞎出牌”、屡屡被对家鄙视的坏典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北京举办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中国政府不仅有坚强的决心，还有强大的调控能力，能够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政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比如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贫困群众不是一搬迁出来就脱贫了，还有扶持产业、增加就业等后续发展保障问题，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全面覆盖贫困地区的学校、教师、学生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贫困家庭学生7个层面构建全领域结对帮扶关系，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众，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奋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1000万”这个数字背后，是中国贫困家庭摆脱贫穷的实在收获与喜悦。中国确立每年千万的减贫任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6年的433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5%。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 何立峰：

    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我认为以下几方面是特别突出的：

第一，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非经过不知难。

    第二，稳就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新增创造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

    第三，平稳增长的表现是脱贫攻坚，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第四，稳中求进的“进”，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选自“中国网”2017年3月5日，有删改）

玉米

刘国芳

    老头是市长的父亲，但在花园小区，没有一个人知道老头是市长的父亲。花园小区的住户，都是有身份或者说有钱的人，只有老头和他们格格不入。老头穿一身青布褂子，两只裤脚一只高一只低，脚上穿一双解放鞋。老头住进来好几天了，保安仍不认识他。有时候见老头从外面进来，保安总要大声说：“你进来做什么？”

    老头说：“我住这里。”

    保安说：“你住这里？”

    老头说：“A区B栋303。”

    保安不相信老头住这里，但老头说的那么具体，保安只好挥挥手，让老头进去。

    小区里很多人看见老头进去，他们的脸色很不好看，等老头走远了，都说：“我们这儿怎么会住进这样一个乡下老头呢？”

    老头不管别人说什么，进进出出自在得很。有时候，他会笑一笑，看着小区里的住户或者说看着那些邻居打招呼。但老头自作多情，那些邻居面无表情，根本不理睬他。老头也不恼，只笑着跟自己说：“这城里人脸上怎么都像打了石膏一样？”

    这后来的一天，老头闲不住了，老头自告奋勇在小区里扫地。小区本来请了清洁工，但那人懒，一天只在早上扫一次，其余时间便见不到他的人。那时候正是秋天，满地落叶，老头就拿一把扫把，提一只撮箕，扫地上的落叶。小区的人见老人满小区扫地，忽然就明白了，他们说：“原来这老头是扫地的。”

    小区有一个角落，大概有两三亩大。这儿也栽了草，但因为偏僻，没人精心管理，草长得稀稀拉拉。有一天，老头在这儿侍弄起来。开始，小区的人不知老头做什么，以为老头在栽草。过了几天，看见老头把地全翻了，才知道老头要栽东西。保安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保安有一天拿着警棍走过来了，他们凶着老头说：“你在这儿做什么？”

    老头说：“看这块地闲着，想种些庄稼。”

    保安就“咦”一声，大声凶着说：“你以为这儿是你乡下呀？”

    老头说：“这地闲着不是浪费吗，种些庄稼多好。”

    几个保安不再跟老头啰唆了，推走他，一直往小区外面推。保安仍没把这个老头当小区里的人，所以往外推他。老头看着要把自己推出小区了，便大声凶着保安说：“你推我去哪儿嘛？老子住这里呢。”

    保安这才住手。

    老头后来继续挖着那块地，保安也时常过来干涉，但并不奏效。老头倔得很，把他赶走了，他过了一会又来了。小区的人后来都知道老头要在那儿种庄稼，他们看着老头，总摇头，还说：“典型的一个农民，走哪儿都忘不了种地。”老头随人家怎么说，把地挖好了，竟种上了玉米。老头应该是种田的好手，几个月过去，那块地的玉米竟青青翠翠好看得很。小区的人大多没见过玉米，有时候，他们会走过来，很有兴趣地欣赏着。

    这天深夜，有一个贼翻墙进来，然后潜进一户人家想偷东西。正要偷时，被发现了。贼跳窗跑了出去，然后往玉米地里跑。刚好保安往玉米地边走过，保安当即把蹿进玉米地的贼捉住了。

    这个小偷一看就是个乡下人，保安打了他两警棍，然后让人去喊老头来。看见老头来了后，保安说：“这个小偷一看就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不是和你一起的？”

    老头很生气，老头说：“他和你是一起的差不多。”

    保安说：“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栽玉米，原来是为了你们偷东西好藏身。”

    另一个保安甚至用警棍指着老头说：“你们肯定是一伙的，一伙乡下人合伙在城里偷东西。”

    老头暴怒起来，老头说：“你他妈的才是贼！”

    一个保安举着警棍打过来，还说：“看你一副贼相，还嘴硬。”

    这句话极大地伤害了老头，老头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老头说话了，老头说：“我是贼相，好，我让你们知道我是不是贼相。”老头说着，从身上拿出手机来。十分小巧的手机，很精致。老头迅速拨了个号，然后说：“你过来一下。”

    毫无疑问，老头给他当市长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

    大概十几分钟后，市长就坐着车来了，市长一见老头就喊道：“爸，出什么事了？”

    门口围满了人，有人认得市长，这人叫了起来：“这不是李市长吗？”

    一伙人鸦雀无声。

    不一会，物业经理和开发商都来了。开发商一个劲地道歉，还跟老头说：“我们立即把那几个保安辞了。”

    老头说：“那倒不必，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副贼相。”

    这事过后，老头还是原来那个老头，老头每天拿着扫把撮箕出来扫地。见了人，仍然笑一笑。小区的人现在都知道老头是市长的父亲，见老头笑，也忙不迭地回一个笑。

    老头的玉米地还在，老头真是侍弄庄稼的能手。那片地，后来真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玉米。把这些玉米收了后，老头竟一户一户地去敲人家的门。门开了，老头递过去几个玉米，然后说：“我栽的玉米，你们尝尝吧。”

    小区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过老头送来的玉米，在老头走开后，有人说道：“难怪老头的儿子会当市长，原来老头人这么好。”

（选自《小小说选刊》）

    材料一：

    2017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倾向付费领域分布

    （数据中国产业信息网，2017年10月13日）

    材料二：

    今年6月，《新华字典》应用程序上线。正版的应用程序每天只能免费查两个字，超出限定再行查询需要支付40元使用费，自去年以来，多家互联网内容平台和自媒体，纷纷推出了知识付费产品，一时间语音问答、会员订阅、直播课程等知识服务爆红。是谁在为这些付费内容买单？记者调查发现，年轻人在享有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对文化消费的支出也越来越大，正成为付费阅读中越来越具话语权的群体。

    用户为内容付费的习惯并非天然形成，这部分归功于政府近年来加强网络版权保护的力度，尤其是连续多年的“网剑行动”有效打击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与互联网商业靠吸引流量、构建庞大生态系统变现的模式相比，知识付费因其投入成本低、产业链条短、变现直接而备受个体创业者欢迎，也契合了当下国内的创新创业热潮。

    ——摘编自：《中国江苏网》2017年11月23日

    材料三：

    但问题不在于解答是否令人满意，而是这种方式容易让人养成依赖性——只要我点点鼠标、花点儿小钱，所有我寻求的答案立即一目了然。我得到了答案，却失去了存疑、寻找、分析、判断、论证的过程。换句话说，我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就拿到了答案，痛快倒是痛快，但我怀疑长此以往自己会不会上瘾。

    用户之所以愿意付费阅读，除了要获取某些急需的知识、技能或经验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学习有所成长，但知识付费碎片化的解答方式显然难以满足这种需求。知道了某些问题的答案会让你看起来很聪明，但那只是因为你记住了答案，与你的实际思考能力无关。下次碰到问题，你照样一筹莫展。知识多和思考能力强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3日

    材料四：

    为知识付费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有人担心为知识付费会造成网络用户间因经济因素而不平等，其实，互联网对知识的普及化程度一直在加深，我们获取各类信息也更加容易。但是，信息的数量不等于知识的精度和深度，为知识付费所对应的信息服务主要是后者。

    网络提供知识的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模式以信息全面广博为特征，另一种模式则追求信息的深刻新颖。前者多采用免费服务，信息上传和分享者并不求经济回报。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无法满足于普及型的信息提供，如果想知道的东西在百度、谷歌上能轻松查到，知识精英也就不存在了。对那些渴望得到更精准、更前沿信息的人来说，有针对性地付费获取知识，无疑是最佳选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07月27日

水墨文字

冯骥才

    ①兀自飞行的鸟儿常常会令我感动。在绵绵细雨中的峨眉山谷，我看见过一只黑色的孤鸟。它用力扇动着又湿又沉的翅膀，拨开浓重的雨雾和叠积的烟霭，艰难却直线地飞行着。我想，它这样飞，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目的。它是一只迟归的鸟儿？迷途的鸟儿？它为了保护巢中的雏鸟还是寻觅丢失的伙伴？它扇动的翅膀，缓慢、有力、富于节奏，好像慢镜头里的飞鸟。它身体疲惫而内心顽强。它像一个昂扬而闪亮的音符在低调的旋律中穿行。

    ②我心里忽然涌出一些片段的感觉，一种类似的感觉；那种身体劳顿不堪而内心的火犹然熊熊不息的感觉。后来我把这只鸟，画在我的一幅画中。所以我说，绘画是借用最自然的事物来表达最人为的内涵。这也正是文人画的首要的本性。

    ③画又是画家作画时的“心电图”。画中的线全是一种心迹。因为，惟有线条才是直抒胸臆的。

    ④心有柔情，线则缠绵；心有怒气，线也发狂。心静如水时，一条线从笔尖轻轻吐出，如蚕吐丝，又如一串清幽的音色流出短笛。可是你有情勃发，似风骤至，不用你去想怎样运腕操笔，一时间，线条里的情感、力度，乃至速度全发生了变化。

    ⑤为此，我最爱画树画枝。在画家眼里树枝全是线条；在文人眼里，树枝无不带着情感。树枝千姿万态，皆能依情而变。树枝可仰，可俯，可疏，可繁，可争，可倚；惟此，它或轩昂，或忧郁，或激奋，或适然，或坚韧，或依恋……我画一大片木叶凋零而倾倒于泥泞中的树木时，竟然落下泪来。而每一笔斜拖而下的长长的线，都是这种伤感的一次宣泄与加深，以致我竟不知最初缘何动笔。

    ⑥至于画中的树，我常常把它们当作一个个人物。它们或是一大片肃然站在那里，庄重而阴沉，气势逼人；或是七零八落，有姿有态，各不相同，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有一次，我从画面的森林中发现一棵婆娑而轻盈的小白桦树。它娇小，宁静，含蓄；那叶子稀少的树冠是薄薄的农衫。作画时我并没有着意地刻画它。但此时，它仿佛从森林中走出来了。我忽然很想把一直藏在心里的一个少女写出来。

    ⑦绘画如同文学一样，作品完成后往往与最初的想象全然不同。作品只是创作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却充满快感，其乐无穷。这快感包括抒发、宣泄、发现、深化与升华。

    ⑧绘画比起文学更多变数。因为，吸水性极强的宣纸与含着或浓或淡水墨的毛笔接触时，充满了意外与偶然。它在控制之中显露光彩，在控制之外却会现出神奇。在笔锋扫过的地方，本应该浮现出一片沉睡在晨雾中的远滩，可是感觉上却像阳关下摇曳的亮闪闪的荻花，或是一抹在空中散步的闲云？有时笔中的水墨过多过浓，天上的云向下流散，压向大地山川，慢慢地将山顶峰尖黑压压地吞没。它叫我感受到，这是天空对大地惊人的爱！但在动笔之前，并无如此的想象。到底是什么，把我们曾经有过的感受唤起与激发？

    ⑨是绘画的偶然性。然而，绘画的偶然性必须与我们的心灵碰撞才会转化为一种独特的画面。绘画过程中总是充满了不断的偶然，忽而出现，忽而消失。就像写作中那些想象的明灭，都是一种偶然。感受这种偶然是人们的心灵。将这种偶然变为必然的，是大家敏感又敏锐的心灵。

    ⑩因为我们是写作人，我们有着过于敏感的内心。人们的心还积攒着庞杂无穷的人生感受。无意中的记忆远远多于有意的记忆，深藏心中人生的积累永远大于写在稿纸上的有限的素材。但这些记忆无形地拥满心中，日积月累，重重叠叠，谁知道哪一片意外形态的水墨，会勾出一串曾经牵肠挂肚的昨天？

    ⑪然而，一旦我们捕捉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偶然，绘画的工作就是抓住它不放，将它定格，然后去确定它、加强它、深化它。一句话：艺术就是将瞬间化为永恒。

    材料一：

    我国快递业发展迅猛，作为世界第一快递大国，目前快递行业已经有300万名一线员工，为开辟就业增收提供了新渠道。

    调查显示，80后、90后构成了快递员队伍的主体。快递员群体的整体年轻化，是快递基层工作繁重的最直接体现。76.31%的快递员来自农村，15.89%的快递员来自县城，仅有7.8%来自城市。2018年“双11”期间，快递员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左右，最高达19个小时，超过80%的快递员每天派件数量超过200件。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多数快递员的月收入仍然在5000元以下，尽管在“双11”期间快递员的收入普遍提高，但大部分也不超过万元。

    （摘编自2018年《国家邮政局快递员生存现状调查》）

    材料二：

    快递员群体的自我认同是这一群体社会认同的关键。从职业感受看，35.8%的快递员认为这份职业有前途，值得干下去；43.35%认为还需要干一段时间再说；20.85%明确认为目前只是过渡，以后还会跳槽。

    社会认同是快递员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大众大多认为快递员忙碌、热情、有礼貌，总体印象描述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认为快递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绝大多数社会大众择业是不会选择快递员作为自己的职业，职业归属感认同较低。

    （摘编自梦想天空团队《快递员生存现状及社会认同研究——以安阳市区为例》）

    材料三：

    快递从业人员中，有90%的人没有劳动合同、五险一金。除了顺丰、EMS等资源公司，大部分快递公司的网点都采取加盟模式，而在加盟网点工作的快递员，劳动权益往往很难得到保障。在快递业务量全国排名第一的广州，打开招聘网站查询当地快递员招聘信息，抽取的50条中仅有11条承诺提供社保，岗位主要来自顺丰、德邦、世纪卓越等，其他公司一般仅提供吃住。劳动合同缺失，五险没有保障，对于这些快递员而言，可依靠的似乎只有老板的人品。并非每个快递小哥都愿意缴纳社保。拿到手里的才算钱。也有人更愿意省下这笔社保费。快递这行流动性大、不稳定，网点不赚钱的话就换家公司，签合同交社保反而成了一种束缚，不便于跳槽。很多快递员更愿意干一天拿一天的钱。不签合同、不缴社保似乎成为快递行业公开的秘密。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