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丹麦政府近期公布了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计划废除商店接受传统现金的法律规定，服装店、餐馆以及加油站等将逐渐进入无现金时代。

    在丹麦，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您只要拿出手机，靠近带有移动支付的标识，在手机里打开地图的APP，它可以自动定位到需要支付的店家位置，打开需要支付的软件，就可以轻松完成支付，整个过程只需要短短的几秒钟。

如今在首都哥本哈根的街头，传统现金的功能正在被银行卡以及各种时尚的支付方式取代。超市，餐厅和小商铺已不再接受现金。在丹麦，支付方式曾经主要是使用支票或现金，而如今现金支付只占10%，剩下的都是银行卡和移动支付。

    从2017年的1月1日起，丹麦中央银行已经关闭其在丹麦境内所有的印钞部门，今后不再印刷和制作包括纸币和硬币在内的丹麦克朗现金，无现金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摘编自《央视财经》）

材料二：

    7月1日，贵阳市政府与蚂蚁金服集团联合宣布把贵阳建设成西南地区首个“无现金城市”。预计年内，贵阳将实现商圈、集中市场、景区景点等公共场所的无现金支付全覆盖，并推动公共交通、医疗、社保、教育等其他非税类缴费实现无现金。

    根据规划，无现金场景覆盖将从青岩古镇开始，逐步拓展到天河潭等六处景区，预计到今年底，全市将有10万家商户支持无现金的付款方式。

    除了商业领域的移动支付，贵阳无现金建设还将迈出重要的一步，在公共交通、医疗、社保、教育等其他非税类缴费领域推广无现金方式，让市民少跑腿、少排队，更多享受到“指尖上的公共服务”。“无现金城市”的建设对贵阳人来说，未来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出门，就能方便地购物、出行、就诊、政务办事。用手机支付每一次的消费，还能为自己积累信用，并将这些信用转化为财富，享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和公共服务。

    目前，贵阳已经在支付宝“城市服务”上开通了政务、医疗、车主、交通等5大类32个功能，过去一年中，服务了近120万市民。以大众普遍关心的医院看病为例，贵阳市已经有8家医院开通了支付宝挂号渠道，每周有超过5000人次在公立医院中使用支付宝支付医疗费用，大大缩短了等待时长。

    通过无现金支付累计信用，贵阳更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将享受到信用贷款，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创业创新。截至2017年5月，蚂蚁金服已累计为贵阳市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69.21亿元，为贵阳市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7.2亿元。

（选自《贵州日报》2017/7/3  记者  刘小明）

材料三：

    截至2016年底，我国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已达4.69亿人，有50.3%的网民在线下实体店购物时使用手机支付结算。

    在手机里安装支付宝或微信，绑定银行卡就可使用移动支付，但如此简单的步骤却让很多老年人摸不着头脑。近日，记者来到武昌水果湖菜市场，只见每个摊位都放置了支付宝、微信二维码，供顾客付款使用。但顾客仍基本使用现金付账。一名摊主介绍，来卖菜的多是爹爹婆婆，使用移动支付的人不足一成，每天支付宝、微信收入最多上百元。

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2016年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报告》显示，2016年，移动支付用户中占比76.4%；31至40岁用户占比16.8%；41岁以上用户群体仅占比1.6%。

    家住首义学院的刘奶奶，去年7月，她在路边店买几瓶水，由于没带现金，就在店主指导下安装了支付宝，绑定银行卡后付款。回家后，手机收到一条取款消息，显示银行卡被取款2000元，老人这才意识到，商家可能记下密码并取款。因为报警无凭无据，老人只有自认倒霉，并在家人协助下修改了密码。

    刘奶奶说，这事让她心有余悸，她决定不再使用移动支付。

    在移动支付技术向线下领域快速渗透并改变人们消费习惯的同时，这种“无现金”的支付形式却成为网络安全的“重灾区”。不法分子通过诈骗以及账号盗取等技术手段，将触手伸向人们的“电子钱包”。根据中国银联的相关调查显示，2016年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约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表示遭遇过电信网络诈骗并因此造成损失，较2015年上升11个百分点。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从短期来看，消费者账户信息安全保护、移动终端环境安全、网上商户入网管理、网络账户实名制等方面仍需产业相关方持续关注；从支付产品看，未来的创新或将更多考虑安全因素，让消费者真正做到放心支付。

    事实上，保障移动支付的安全技术手段正在不断创新。随着移动支付安全技术的不断提高，多样化的安全验证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2016年，相关受调查者使用过指纹识别方式的比例高达46%，同比增长2.5倍，这一生物识别验证方式有望成为移动支付中的主要验证方式。此外，掌纹、虹膜、人脸等生物识别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提升移动支付认证技术，使移动支付更加安全和便捷。

（摘编自《RFID世界网》《网信江苏》）

    材料一：

    中国消费金融市场在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后，中国的消费金融市场发展得到了高速增长，规模逐年扩大，学生人群也开始在消费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校园贷遂成为消费金融市场里面的新兴发展市场。自2010年到2015年，全国高校总数基本保持平稳，在3600家左右，而在校学生数量则呈现逐年缓慢增长趋势，在2015年达到2628万，如果按每个学生每年消费5000元估算，校园贷可以达到1300亿的消费市场。，

    大学生是一个自身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又无独立经济能力，而消费需求旺盛的群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信用消费、提前消费的消费意识下，分期贷款消费帮助一部分学生解决了高额一次付清和入不敷出的消费难题。

        (摘编自《校园贷现状简要分析报告》)

材料二：

大学生校园网贷分期消费金融模式

    (摘自《互联网消费金融常见模式》)

    材料三：

    “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近日，教育部相关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回应校园贷问题，明令禁止“校园网贷”，鼓励正规商业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的小额信用贷款，引发社会关注。

    前不久，陕西21岁大学生小朱因无法偿还校园贷而跳江自杀，成为这一灰色金融形式酿成的又一悲剧。而每一起因校园贷引发的不幸背后，都事关学子的前程和家庭的命运。“零门槛”‘无抵押”“高额度”等宣传遍布陷阱，让大学生一经借贷便深陷其中。这种病态模式和恶劣影响，早已超出金融领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各家校园网贷平台野蛮扩张，乱象愈演愈烈，一些平台’对代理中介或借款方管理不力，相关部门的监管缺失，校园贷沦为“校园害”。这乱象的背后，既有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有容易被忽略的教育命题。正如有人所言，我们的大学生还缺少财商教育。金融常识这堂课应该在大学生中普及，尤其是网上借贷流行、电子支付普及的今天。目前，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教育，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就此而言，大学生在学习金融常识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当收入满足不了消费、能力撑不起欲望，该怎么办?面对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是否非要进行超出自身能力的高消费，这就需要学会自我管理、自我驾驭和自我克制。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是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善于自我管理，就会最终迷失自我。

    (摘编自人民日报《别让校困贷成为“校园害”》)

    材料四： 

高考结束后，又将有一大批新人将走进大学校园，办一张信用卡，会是他们中很多人的选择。而在监管机构严整“网络贷款机构校园贷”的考下，银行在阔别学生借贷市场数年后再度回到校园。多家银行争相推出学生信用卡，发力学生市场。近年来，大学生数量逐年增长，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在校大学生2695.8万人，大学生消费市场总规模超过6000亿元。伴随着大学生群体消费需求的增长，在经历了不合规的“校园贷’退出之后，银行“正规军”走进大学生的生活。

    中行的“中银E贷·校园贷“在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试点推出。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的大三学生王磊(化名)说，目前尚未看到中国银行进校园推广，“不仅是我，至少我身边的同学都没听说。”他说，目前对中行的校园贷还不了解，如果额度较高、利率较低又很安全，他会使用。“此前我的手机、电脑都是通过分期的方式购买的。”

    建行广东省分行的“金蜜蜂校园快贷”率先于广东高校试点。不过，多位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在校学生对记者表示，目前还不了解这款产品，也没见到建行进校园推广，身边还没人使用这款产品。

    (摘编自钱江晚报《各大银行再度发力学生信用卡市场》)

    材料一：

2018年1月3日晚，《中国消费者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率先报道了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岳屾山在微博上质疑支付宝账单背后的隐藏条款一事，引发各路媒体转载。岳屾山说：“查看支付宝年度账单前，在首页发现了一行特别小的字：‘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不但字特别小，而且已经帮你选择好‘同意’了。而账单的查看和《芝麻服务协议》没有关联性，所你选择取消同意，依然能够看到年度账单。但如果你没注意到，就会直接同意这个协议，允许支付宝收集你的信息包括在第三方保存的信息。”

    （摘编自《支付宝连夜取消2017账单默认同意选项并认错》）

    材料二：

    2017年第三季度检测发现问题的应用软件名单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2017年第4号）》）

材料三：

    2016年11月7日上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网络安全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法律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则，并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提出网络“安全可控、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要求。

    赵泽良介绍，第一方面的要求，我们的产品服务提供者不应该利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来非法获取用户系统中的信息、用户设备中自己的信息或者不应该损害用户对自己信息的自主权、支配权，我们提出用户自己的信息要用户自己做主。

    第二方面的要求，我们的产品服务提供者，不能利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来非法控制、非法操纵用户的系统、用户的设备，损害用户对自己系统、设备的控制权。

    第三方面的要求，我们的网络安全、网络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不应该利用广大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搞不正当竞争，谋取不正当利益，比如停止不必要的安全服务、搞垄断经营等等。

    他说，当然，关于安全可信、安全可控的概念本身也还在发展之中。我们应该根据网络安全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根据互联网的发展不断丰富、不完善。不管怎样，我们提出这个要求，提这个概念，都不是要限制国外的技术，不是要限制国外的产品，更不是要限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产品。

（摘编自《赵泽良：网络安全法明确主权空间不会限制国外技术》）

材料四：

    前不久一篇名为《一位92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盯着我们看了》的文章刷爆朋友圈，随即引发争议“这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事件发生后，水滴团队曾试图使用AI人识别技术，对公共场所直播中的人脸进行识别，并进行模糊处理。但经过努力无法达到理想效果，“通过技术上的尝试，以及最近的反思，为了能够尊重、保护更多用户和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决定今天起，360智能摄像机删除所有直播相关功能，只提供安防监控功能。水滴直播平台也全面关闭，不再提供任何直播服务。”

（摘编自《360宣布永久关闭水滴直播平台周鸿祎曾态度强硬》）

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巨大的体量突然从黑暗的大西洋中浮现，横在欧洲旧大陆面前，使欧洲人感到异常惊惧，他们用一个古希腊地理学名词“antipodes”来指称这块从大地的另一端冒出来的陌生板块。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极”，也就是“恰恰相反的事物”。对于旧大陆来说，美洲就是一种恰恰相反的存在物，换言之，美洲是欧亚旧大陆的反题和悖论，这种悖反的特性将遍布每一个方面，新大陆注定以有悖于旧大陆的固有方式介入世界史，这必将使旧大陆感到极其不适。1776年以后，美利坚建国，并且从政治与道德维度继续向其余世界展示美洲这种神秘的悖反特质。

    美国的“对极性”或“反题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荒野。荒野并非一无是处的空空荡荡，荒野是文明的反题，文明在荒野遇到最彻底的否定力量。伯纳德·刘易斯和塞缪尔·亨廷顿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忧心不已，但文明与荒野之间冲突却是世界史进程中的另一个伟大叙事，对此，罗伯特·卡普兰具有充分的警觉。他的《荒野帝国》研究的并非美国荒野，而是从荒野角度研究美国，美国的“反题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卡普兰的文字一再印证了“边疆史学”创始人特纳的洞察：美国的成长史是一部经久不息的“脱欧史”，亦即“去文明史”。从东岸开始，当一个定居点构筑妥当以后，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离开，向西行进，再度隐入荒野。这种“逃离”文明世界和再度“野蛮化”的双重变奏，塑造了美国独特的充满野性的灵魂和身体。

    文明和野蛮两种元素的和谐共存，锻造了美国强悍的肌体，使得这个民族可以承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多元生活和道德方式，尤其可以完美而无副作用地对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提出的以“自然状态”为根本驱动力的政治方案。“自然状态”就是“政治状态”的“antipo-des”，它和美国荒野共享一种文明秩序的“反题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要解决的最重大议题就是如何让“政治状态”和“自然状态”共同存在于一种更高的状态中。同样道理，美国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终结文明和野蛮的敌对和厮杀，让两者为构筑一种更加恢弘的空间秩序贡献各自的独有元素，正题和反题在此被综汇为合题。综观世界史，很多文明都毁于野蛮的打击，很多政治理论也无法解决治乱更替的“黄宗羲定律”，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这些失败的文明与学说不具备兼容“反题”的体质、胸怀和智慧。

（2018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林国华《从荒野角度看美国》，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全国一多半的省份将从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实行新的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制度。所有省级行政区域均突破文理界限，由学生跨文理选科，均设置“3+3”的考试科目。前一个“3”为必考科目，为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除个别省级行政区域仍执行教育部委托的分省命题任务外，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后一个“3”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选考科目，由各省级行政区域自主命题。

    浙江省外语种目和3门选考科目均一年两考，每个学生最多有两次机会；其他省目前对外语科目提供两次机会，很多省份均表示要创造条件增加提供两次机会的科目。

    学考的具体安排和作用方面，浙江省实行高中学考与高考科目在同一次考试中相结合的办法。同一科目命制两种试卷，一种为“必考题”，作为单纯的“高中学考”；一种为“必考题+加试题”，“一考两用”。其中“必考题”的成绩作为“高中学考”成绩使用；“必考题+加试题”作为“高考选考”成绩使用。两种试卷同时在不同试场开考，后一种试卷多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其中必考题试题相同。两种试卷的考试均允许学生跨年级参加，每位考生最多有两次考试机会。

    其他地区把高中学考区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分开组织考试。合格性考试分散在高中三年安排，等级性考试一般安排在高三年级，仅限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参加，其中上海市对地理和生物两科分别在高二（下）和高三（下）提供两次机会，每位考生只能参加一次考试。合格性考试是高中学生毕业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等级性考试用于统一高考招生。

    （摘编自边新灿等《中国考试：全国30个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比较》）

材料二：

    2017年高考中，计划在浙江招生的近1400所高校里，有500多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54%不限选考科目，46%设限选考科目，其中设限范围为3门的占33%，2门的占8%，1门的占5%。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组合的考生，可选考95%的专业；选择政治、历史、地理组合的考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可选考66%的专业，比现行高考34%的选择面，高出近一倍。

    各高校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比例 各科目考生选考比例

    （摘编自“浙江省教育考试网”刊文《2017年浙江省高考选科组合报考统计》）

材料三：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改革后，学生在校成绩以及综合素质将成为重要的录取依据和参考。根据河南省高考方案，高考招生录取基于“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是指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就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参考条件。

    以河南为例，有专家指出，河南版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在评价内容上，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大方面与教育部保持高度一致。但也有其特色，例如在思想品德方面，增加了违规违纪和有无违法情况的评价内容，便于学校管理与记录。

    不只河南，全国多省份都明确将综合素质纳入到学生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专家认为，综合素质评价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特长、扭转“唯分数论”的重要举措。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刊文《27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出炉综合素质成录取重要参考》）

材料四：

    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均明确要逐步减少、合并乃至取消录取批次。浙江从新高考首届学生毕业的2017年起，除特殊类型（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定向招生等）提前录取外，统一高考招生取消所有录取学校批次，纳入统一高考招生的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同时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按专业（类）还是按院校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志愿设置成为关注焦点。各省级行政区域，基本上都明确高校按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基本上确定了“1门对应即可”的机制。但具体是按院校还是按专业投档，只有少数省份已经在改革方案中提及。浙江在2014年即明确“考生志愿由‘专业+学校’组成”，实行基于专业的志愿运行模式，录取时直接投档到专业录取，充分尊重学生既要选学校又要选专业的选择权。

（摘编自“南昌教育信息网”刊文《借读全国各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

我们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放一起比较下他们音乐的不同特色。在音乐史或有关音乐评述的文章中这样的比较屡见不鲜，许多人爱把他们进行对比，这确实是―种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柴可夫斯基这样对比：“莫扎特不像贝多芬那样掌握得深刻，他的气势没有那样宽广……他的音乐中没有主观性的悲剧成分，而这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是表现得那么强劲的。”丰子恺这样说：“贝多芬……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实在是这英雄心的表现。在莫扎特，音乐是音的建筑，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音乐美。至于贝多芬，则音乐是他的伟大的灵魂的表征，故更有光辉。即莫扎特的音乐是感觉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则是灵魂的艺术。”《音乐的故事》的作者保罗·贝克说：“人们有时把莫扎特和贝多芬称作音乐界的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前者注重结构的完美，后者则喜欢气势的恢宏。有时也把莫扎特和贝多芬比作歌德和席勒，前者的作品纯朴自然，而后者的作品感情浓烈、内涵丰富。”

很少有人拿莫扎特和其他音乐家对比。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比，说明他们两人地位旗鼓相当，也说明拿二者对比的人的心目中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态度以及对艺术人生的态度。我更愿意从这一点来对比莫扎特和贝多芬，即他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态度及其在音乐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人生苦难这一点来作为比较基点，是因为这是他们两人共有的，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是他们共有的磨难，也是他们共有的财富。

疾病、贫穷、孤独、嫉妒、倾轧……如黑蝙蝠的影子一样紧紧跟随他们。谁会比他们更悲惨呢?只不过，贝多芬比莫扎特多了耳聋的悲惨，莫扎特比贝多芬多了早逝的悲惨。而且，同样生活在维也纳，莫扎特要贫寒得多，贝多芬虽有过贫穷的童年，但到维也纳不久就得到宫廷顾问官勃朗宁夫人的资助。同样死在维也纳，莫扎特的葬礼比起贝多芬由维也纳政府出面举办的2万人参加的葬礼，显得凄凉万分，他没钱买墓地，他到底埋在哪里也无人说得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们的音乐中是那样不同。傅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音乐史家都说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来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与天使般的温柔。”他评价说：“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近于‘天籁’了。”

一个“天使”，一个“天籁”，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两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是他对莫扎特的独特理解。这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喜悦……莫扎特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的回避和如禅家般的超脱，而是把它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撤进土地，不是让它再长出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

贝多芬和莫扎特不同，他对于苦难的反抗之心很强烈，这明晰地刻印在他的行为轨迹和乐思中。当得知自己患病将致耳聋的消息后，他痛苦地诉说：“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一切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自私的世界上!”“两年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当然，贝多芬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苦难，他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以起伏跌宕的姿态勾勒了自己的行为曲线。

他的音乐里，听得到明确的主观意图，棱角鲜明的性格，抽象的哲学意义，史诗般宏大叙事的胸怀。他把苦难演绎得极其充分，不是渲染宣泄它，而是重视超拔它，以此反弹于乐思中乃至对传统音乐创作规范的突破上。因此，即使在苦难的深渊也有对欢乐的讴歌，如第九交响乐末乐章的《欢乐颂》，就有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力量，是大众的，是你我都有的。

贝多芬和莫扎特在生活经历上有那样多共同点，但在音乐表现上却是那样不同，其中一个原因，是莫扎特短暂的一生都沉浸在音乐中，音乐融化了他，他自己也化为了音乐；而贝多芬从小就喜爱哲学和文学，年轻时爱读莎士比亚、莱辛、歌德的作品，曾专门拜访过歌德，把自己根据歌德的诗谱写的康塔塔总谱献给了歌德，还到波恩大学听哲学课，他比莫扎特吸收了更多营养。

贝多芬说：“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在这一点上，贝多芬和莫扎特是一致的。他们的音乐在这一交叉点上汇合。所以，我们在贝多芬的某些音乐中听到莫扎特的影子，不会感到奇怪。

傅雷说：“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么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双子星座。莫扎特在室内乐、交响乐、协奏曲和歌剧几个方面全方位出击，贝多芬以横空出世的交响乐震响世界，将器乐理想发挥到那个时代的极致，挥舞着时代大旗。在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家中，没有谁比他们两人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了。他们两人的音乐也是抚慰和激励世界所有人的艺术，至今拥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摘编自肖复兴《音乐欣赏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