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

我于1913年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1/3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是夏，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8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可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阉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摘编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相关链接：①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师范第一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的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和陈章甫等，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摘编自<毛泽东传》）

②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摘编自“百度”）

材料一：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56.11万。其中，2016年海外人才归国率高达79.4%，共计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在中国强势发展的大背景下，巨大的“人才磁铁”效应正在全面显现。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现象级的人才回流态势，对于迅速崛起、走向复兴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好事。而且，随着人才国际化大势，不仅中国留学生纷纷选择回国发展，很多“洋人才”也倾向于来华“淘金”。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内地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和吸附力与日俱增，在职业发展机会方面已位列全球前茅。从业领域渐由科研向创业、公共服务等多元化扩展，人员结构从“高精尖”向多层次转变，这种全方位的“登陆”，正促使中国从过去的“智力出口国”转向“智力进口国”。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海归潮涌是国家实力的直接体现，也是国家潜力的有机来源。我们不仅要张开双臂欢迎八方人才，更要把那些“千里马”用好，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人才资源这个第一资源成为赢得未来最坚强的战略支点。

（摘编自邱亭《“最大海归潮”会来得更猛烈》，2017年11月10日《北京日报》）

材料二：

    现在留学生回国后发展机遇多而广，其中一条越来越宽的道路就是自主创新创业。海归创业早已有之，但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一批归国学子创业呈现出新的态势。

    今年8月12日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在国内创业的新生代海归中，半数左右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武汉这5座城市，呈现“一线城市为主导，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的特点。在创业行业分布上，海归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最集中的是信息产业，占比近五分之一，其次是服务和文体教育、工艺美术。

    与物质条件相比，新海归更注重精神追求与价值实现。“如今，‘发展’成为点燃当代年轻人内心激情的火种。”北大创业训练营首席执行官王健表示，“欧美国家给年轻人留下的机会太少，加上语言文化隔阂，他们的才能与价值体现大多呈现等量偏弱的关系。”各国留学生都可能面临这一窘境，但中国留学生最为幸运的就是他们身后遍布机遇的祖国厚土，一个蓬勃创新的环境能让青年的个人价值和理想抱负实现几何级的增值爆发。

    对当代归国学子而言，他们的激情还基于对祖国发展的坚定信心。他们在出国前就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因此，大量留学生的人生规划中，选择“暂时离开”的目的直指“凯旋”——在海外提升自我，有一定积累后果断回国，投身创业大军。这也是青年海归创业者群体的一个新特点，即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机遇紧密结合，相互成就。

    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促使海归们思想解放。王健分析说：“当留学生看到国内80后、90后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他们也会想，自己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对于留学生回国创业热潮的未来，陈庚和王健所见略同：目前，归国学子创新创业正值爆发期，此后，热潮将逐步稳定下来，确立起更成熟的发展模式，前景会更好。

（摘编自陈沫、王庆环《发展机遇点燃喷薄的创新力》，2017年9月1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回国后，舞台更大，更有归属感。”走进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员张欣的办公室时，她正埋头工作。

    张欣2012年7月从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国，从事磁场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和同事的最新研究发现，磁场可以改变肿瘤细胞中一种蛋白质的排列，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相关发现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

    许多海归博士共同感受到“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因为经济下滑而大量缩减科研经费，给项目制的科研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但国内情况恰恰相反。”“现在的科学研究需要整合越来越多的资源、学科和人才，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叉研究，而中国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能从国家层面集中统筹各方面的资源和人才，参与到同一个大型科目项目当中。”

（摘编自徐靖《科研报国，快马加鞭》，201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

好兄弟

    汤姆有一架私人小飞机。一天，他和如同兄弟般的好友库尔驾着飞机做一趟旅行，飞过一个人迹罕至的海峡。

    飞机已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再有半小时，就可达到目的地。

    忽然，汤姆发现飞机上的油料不多了，估计是油箱漏油了。因为起飞前，他给油箱加满了油。

    汤姆一边关小了油门，一边安慰库尔：“没关系的，我们有降落伞！”说着，他将操纵杆交给也会开飞机的库尔，走向了机尾；不一会儿拿来了降落伞，在库尔身边也放了一个降落伞包。

    他说：“库尔，我的好兄弟，我水性比你好，我先跳了！你开好飞机，尽可能给我把它弄回去，我夫人和孩子们把它当宝贝呢！我爱他们！当然，撑不到海岸你就跳吧！”说完，他就冲出了舱门。

    飞机上就剩下库尔。不一会儿，仪表显示油料已尽，飞机在无力地向前滑翔。库尔决定也跳下去，于是，他一手扳紧操纵杆，一手抓过降落伞包。他一掏，大惊，包里没有降落伞，是汤姆的衣服！库尔咬牙大骂汤姆！没伞，就不能跳；没油料，靠滑翔飞机却是飞不长久的！库尔急得脑顶冒汗，只好使尽浑身解数，能往前开多远就开多远。

    飞机无力地朝前滑着，往下降着，与海面距离越来越近……就在库尔彻底绝望时，奇迹出现了：一片海岸出现在眼前。他大喜，用力猛拉操纵杆，飞机贴着海面冲过去，“嗵”的一声撞落在松软的海滩上，库尔晕了过去……

    半个月后，库尔回到他和汤姆居住的小镇。他拎着那个装着衣服的伞包来到汤姆的家门外，发出狮子般的怒吼：“汤姆，你这个耍弄朋友的家伙，给我滚出来！”

    汤姆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跑了出来，一齐问他发生了什么。库尔很生气地讲了事情的原委，最后抖动着那个包，大声地说：“看哪，他就是用这东西骗我的！没想到我没死！真是上帝保佑！还有，他居然还要我尽可能保住那家破飞机，你的宝贝！哼！”

    汤姆的妻子被弄懵了，怔了半天，才吐出几个字：“可是，他，一直……”接着，她认真翻看着那个包，衣服被倒出来了，便从包底掏出一张纸片。她只看了一眼，就大哭起来：“好兄弟……”

    库尔一愣，拿过纸片来看。纸上写着两行极潦草的字：

    库尔，我的好兄弟，机下是鲨鱼区，跳下去难以逃生；不跳，飞机不堪重负，我们俩都得死……你一个人驾着飞机肯定能滑翔到海岸，相信，会成功的！

（根据苏景义《生死跳伞》改写，原载2005年6月19日《今晚报》）

材料一：

移动支付，是指交易双方为了某种货物或者服务，使用移动终端设备为载体，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实现的商业交易。近年来，我国移动支付领域快速发展，多元化的新兴支付工具方便了百姓生活，也进一步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

《移动支付安全与实践》一书披露了一组数据——2017年，移动支付业务规模延续高增长态势，全年国内银行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375.52亿笔，金额为202.9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06%和28.80%；非银行支付机构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2392.62亿笔，金额为105.1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6.53%和106.06%。此外，市场主体积极打造移动支付生态圈，推动业务量加速向移动端迁移；NFC，HCE，生物识别等新技术与移动支付应用融合，继续提升了移动支付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便捷性。

《2017移动支付用户调研扌艮告》显示，2017年，98.1%的用户表示最常在生活类场景使用移动支付；其次为票务类，如购买电影票、演出票等，占比为80.6%；酒店、机票等商旅方面的支出排名第三，占比为68.9%；公共事业类缴费排名第四，占比为61.5%；通过移动支付在娱乐业务下载场景和投资理财场景进行支付的用户，分别占比为55.2%和40.2%。以上应用场景下的移动支付使用多数较2016年有显著提升。

（摘自《移动支付：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找到更好平衡》，《金融时报》2018年6月7日）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注：2017E指到2017年年底，其余同）

材料三：

从业务流程上来讲，我国的移动支付在实现过程中要包含至少四个当事方：用户、商家、发行方及收款方。相比于传统的付款方式而言，整个的交易过程完全是基于移动的网络来进行的。因此，对于移动支付来说，网络的提供商成为了主要的当事方，贯穿于整个的移动支付的过程中。发行方则是通过银行的账户为用户提供支付的能力，金融机构通常为主要的发行方；收款方则是依据具体的支付的平台不同而不同，可以是商家、第三方的移动支付的服务商等。

    由于移动支付结合了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技术、金融行业相关技术等，具有明显的跨行业的技术特点，因此目前行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拥有自有电商平台的在线支付企业在移动互联网的趋势下，逐步将在线支付的优势、产品形态以及用户平移至移动端，由于技术成熟且不需要改造终端，因此短期内即可产生联动效应，获取先发优势。但长期来看，移动互联网支付排他性较弱，支付企业还需更好结合线上与线下市场，不断创新商业模式。

（节选自《中国移动支付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材料四：

    对于用户来说，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的因素尤为重要，不安全的移动支付难以吸引用户加入。移动支付的安全水平与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必须足够的匹配，移动支付必须采用交易级的安全的加密机制。交易级的安全加密必须是有效的和高标准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只有感觉到足够的安全才会去使用移动支付，消费者需要清晰地看到支付结果从而避免变成欺诈的牺牲品。

    安全性的问题一直是用户非常关心的问题，用户是否使用移动支付，安全因素的考虑占到很大的比重。安全性问题现在不仅是实际操作中密码管理、通信安全的实际性安全，更是心理上的安全性顾虑。曾有调查显示，低于15%的人完全地相信移动支付，而65%的人对移动网络发送自己的银行信息十分的反感。可见移动支付要想成功，除了要解决实际的安全性问题，还要打消用户心理安全性顾虑的问题。

（来源同材料三）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材料一：

    《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认为，今年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势头将超越2017年，细分市场的数据反映出这一趋势。比如，2018年上半年科幻产业产值已经接近100亿元。

    报告分析了我国科幻活动的发展情况。科幻活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涵盖学习、工作和休闲内容的社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参与，科幻教育有望成为科幻行业的增长点。“去年，涌现了大量以科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学课程。今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专家说。同时，专家表示，我国科幻资源总体上比较稀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2019年将上映的《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国产科幻电影，受到业界期待。作为科幻文学、漫画等视觉化呈现的载体，科幻电影被认为是提升科幻影响力的重要产品。

    材料二：

    我国电影银幕数量增长情况

    [注] E指预测

    （摘编自《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回顾、市场格局分析及2019年发展前景分析[图]》，产业信息网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三：

    新华网记者：目前来看，您觉得未来中国科幻发展有哪些有利条件？

    刘慈欣（科幻作家）：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就中国社会来说，它的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吸引力。中国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有未来感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就是对科幻产业，尤其是科幻文学最有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

    新华网记者：科幻小说搬上影视屏幕的很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慈欣：科幻影视对中国的影视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不管是从故事还是从特效，各方面都是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以前这种方式我们实践不多，特别是高成本的科幻片，那种工业化的科幻片，尤其没有任何经验。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到目前为止科幻片比较少的原因。另外科幻电影的投资一般都很大，在这种没有经验的前提下，投资方、制片方肯定都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刚才说过这种情况估计很快就会改变。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

    （摘编自《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科幻影视将迎来黄金时代》，新华网2018年11月16日）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电影院线不断扩大，受众观影习惯不断养成，影院建设不断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拓展。从开始排片较低到之后一路逆袭，《流浪地球》一枝独秀，上映第二十三天，票房已超44亿元，《流浪地球》选择背负更深沉的题材与更宏大的叙事，选择用中国智慧改造世界、拯救世界，选择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增强了影片的视觉震撼力和穿透力。父辈牺牲和家园情愫、人类普遍的人性与中国式情感、“硬奇观”和“软感动”融合在一起，矛盾更加突出、更加集中，这是中国式科幻与好莱坞同类影片的不同之处。

    2018年12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的目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完成2万块银幕的飞跃。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摘编自《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突破》，《人民日报》2019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