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水湄

张晓风（台湾）

    那条长几就摆在廊上。

    廊在卧室之外，负责数点着有一阵没一阵的晚风。

    那是四月初次燥热起来的一个晚上，我不安地坐在廊上，十分不甘心那热，仿佛想生气，只觉得越来越不负责，就那么风风雨雨闹了一阵，东渲西染地抹了几许颜色，就打算草草了事收场了。

    这种闷气，我不知道找谁去发作。

    丈夫和孩子都睡了，碗筷睡了，家具睡了，满墙的书睡了，好象大家都认了命，只有我醒着，我不认，我还是不同意。春天不该收场的。可是我又为我的既不能同意又不能不同意而懊丧。

    我坐在深褐色的条几上，几在廊上，廊在公寓的顶楼，楼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似乎每件事都被什么阴谋规规矩矩地安排好了，可是我清楚知道，我并不在那条几上，正如我规规矩矩背好的身份证上长达十几个字的统一编号，背自己的邻里地址和电话，在从小到大的无数表格上填自己的身高、体重、履历、年龄、籍贯和家庭。

    可是，我一直知道，我不在那里头，我是寄身在浪头中的一片空白，在一瞬眼中消失，但我不是那浪，我是那白，我是纵身浪中而不属于浪的白。

    也许所有的女人全是这样的，象故事里的七仙女或者田螺精，守住一个男人，生儿育女，执一柄扫把日复一日地扫那四十二坪地（算来一年竟可以扫五甲地），象吴刚或薛西佛那样擦抹永远擦不完的灰尘，煮那象“宗教”也象“道统”不得绝祠的三餐。可是，所有的女人仍然有一件羽衣，锁在箱底。她并不要羽化而去，相信自己曾是有羽的，那就够了。

    如此，那夜，我就坐在几上而又不在几上，兀自怔怔地发呆。

    报纸和茶绕着我的膝成半圆形，那报纸因为刚分了类，看来竟象一垛垛的砌砖，我恍惚成了俯身城墙凭高而望的人，柬埔寨在下，越南在下，孟加拉在下，乌干达在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故土在下……

    夜忽然凉了，我起身去寻找披肩把自己裹住。

    一钵青藤在廊角执意地绿着，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不肯好好看它，我一直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委屈的还是悲壮的。

    我决定还要坐下去。

    是为了跟夜僵持？跟风僵持？抑是跟不明不白就要消失了的暮春僵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要去睡，而且，既不举杯，也不邀月，不跟山对弈，不跟水把臂，只想那样半认真半不认真地坐着，只想感觉到山在，水在，鸟在，林在，就好了，只想让冥漠大化万里江山知道有个我在就好了。

    我就那样坐着，把长椅坐成了小舟。而四层高的公寓下是连云公园，园中有你纠我缠的榕树，榕树正在涨潮，我被举在绿色的柔波上，听绿波绿涛拍舷的声音。

    于是，渐渐地，我坚持自己听到了“流水绕孤村”的潺缓的声音，真的，你不必告诉我那是巷子外面新生南路上的隆隆车声，车子何尝不可以“车如流水”呢？一切的音乐岂不是在一侧耳之间温柔，一顾首之间庄严吗？于无弦处听古琴，于无水处赏清音，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何况，新生南路的前身原是两条美丽的夹堤，柳枝曾在这里垂烟，杜鹃花曾把它开成一条“丝路”，五彩的丝，而我们房子的地基便掘在当年的稻香里。

    我固执地相信，那古老的水声仍在，而我，是泊船水湄的舟子。

    新生南路，车或南，车或北，轮辙不管是回家，或是出发，深夜行车不论是为名是为利，那也算得是一种足音了。其中某个车子里的某一把青蔬，明天会在某家的餐桌上出现，某个车子里的鸡蛋又会在某个孩子的便当里躺着，某个车中的夜归人明天会写一首诗，让我们流泪，人间的扯牵是如此庸俗而又如此深情，我要好好地听听这种水声。

    如果照古文学学者的意思，“湄”字就是“水草交”的意思，是水跟岸之间的亦水亦岸亦草的地方，是那一注横如眼波的水上浅浅青青温温柔柔如一带眉毛的地方。这个字太秀丽， 我有时简直不敢轻易出口。

    今夜，新生南路仍是圳水，今夜，我是泊舟水湄的舟子。

    忽然，我安下心平下气来，春仍在，虽然已是阴历三月的最后一夜了。正如题诗在壁，壁坏诗消，但其实诗仍在，壁仍在，因为泥仍在，曾经存在过的便不会消失。春天不曾匿迹，它只是更强烈地投身入夏，原来夏竟是更朴实更浑茂的春。正如雨是更细心更舍己的液态的云。

    今夜，系舟水湄，我发现，只要有一点情意，我可以把车声宠成水声，把公寓爱成山色的。

    就如此，今夜，我将系舟在也是水湄的地方。

祖母的季节

苏童

    祖母天天坐在门槛上听雨，神态宁静而安详。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去年秋天是我祖母的弥留之际。我们家的人都记住了那些下雨的日子。

    春天的时候我祖母还坐在后门空地上包粽子呢。有一只洗澡的大木盆装满了清水，浸泡着刚从湖边苇地里劈下的青粽叶 ，我家屋前屋后都是那股凉凉的清香味。我走过去把手伸进木盆，挨祖母骂了，她不让人把码齐的青粽叶搞乱了。

    祖母去五里外的白羊湖边采青粽叶。我跟着她。“这水里有小青蛇。小青蛇游过的水里，长苇子都是甜的。”祖母采着青粽叶，时不时俯视身下的湖水，湖水波动着，把她穿蓝袄的影子搅碎了。突然手里抓的苇叶掉落了。祖母颤抖着，告诉我她刚才看见了祖父的脸。“老家伙来拉我走了。”祖母对着湖水自言自语。

    家里人猜祖母是看见了游过水下的小青蛇。我祖父属蛇，村上人都喊他小蛇儿。他十七岁娶了我祖母，我祖母就成了“小蛇儿家里的”。

    去年端午节前后，祖母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

    “小蛇儿从前最能吃粽子，一顿能吃八个。”有一天村西的老寿爷踱过我家门前，看见了门楣上一捆捆的粽叶，这样对我父母亲说。

    我祖父也死于秋天。死于异乡异地一个叫石码头的地方。据说他是在新婚的五天后出走的，走了就没再回来。祖母守着他留下的老屋过日子，闭口不谈祖父的事。许多年了村里人还是喊我祖母“小蛇儿家里的”。有一年老寿爷跟着贩米船来到湖北一个码头上，遇见了我祖父。他正在码头的石阶上为一个瞎女人操琴卖唱。他跟着老寿爷上了贩米船。他帮着村里人把船上的米袋卸完，拉着老寿爷进了一家小酒店。就是那次我祖父酒后还吃了八只粽子。“你回去吧，你儿子会满村跑了。”老寿爷说。祖父摇着头说，“出来了就不回去了。”后来祖父把他的二胡交给贩米船上的人带回家。

    从我记事起，那把二胡一直高高挂在一家人的头顶上。有一年过年前，我母亲想找块布 把那把二胡擦一擦，但是猛听见下面祖母惊恐的喊声：“凤英子，你不要动它。”

    “我把它擦擦干净。”母亲回过头来说。

    “不要擦。”祖母固执地说，她盯着我母亲的手，眼神里有一种难言的痛苦。

    去年秋天不是好季节，那没完没了的雨就下得不寻常。祖母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她向每一个走过家门的村里人微笑，目光里也飘满了连绵的雨丝。

    “活不过这个冬天了。”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

    就是那个下雨的午后，祖母第一次让我去把房梁上的二胡取下来。我在梯子上向那把二胡靠近时，心止不住狂跳起来。“刚才你看见他的脸了吗？”祖母问我。她的脸上浮起了少女才有的红晕，神情仍然是悠然而神秘的。我摇头。“你这个傻孩子，我死了二胡就是你的了。”祖母说，她闭着眼睛回忆着什么，脸上的红晕越来越深，“那老鬼天天跑到我梦里拉琴，拉得好听呢。”有一个瞬间我感到紫檀木二胡在怀里躁动，听到了一阵陌生的琴声从蛇皮琴筒里涌出来，越过我和祖母的头顶，在茫茫的雨雾里穿行。我抓住了马尾琴弓。琴弓挺轻的，但是似乎有股力要把我的手弹回来。“你这个傻孩子，你怎么不拉呢。”祖母焦灼起来，她猛地睁开眼睛，带着痛苦的神色凝视那只二胡。

    秋天下最后一场大雨的时候，我母亲从箱子里找出了祖母的老衣。母亲把红色的老衣挂在她房里，光线黯淡的房间便充满了强烈的红光。后来我母亲打开了祖母常年锁着的一只黑漆木盒，木盒里空空的，我母亲眼里闪过一丝慌乱，急忙走到后门去。

    “没有了。”母亲对父亲说。“什么没有了？”“那块金锁。”母亲说。

    我父亲沉默了一 阵子，来到祖母身边，轻轻地把她从昏睡中唤醒。“娘，你的金锁呢？”

    “没了，早没了。”祖母那会儿依然清醒，她定定地看着父亲的脸。“娘，我们不要，让你老带走的。”母亲说。“我不带走，死了还带金锁干什么？”祖母说完真切地微笑了一下，那是她一辈子最后一次微笑。祖母闭上眼睛了，不再说话，微笑也渐渐消退。

    清明去扫墓的时候，母亲带着锡箔和纸钱，我拿着一株迎春，父亲却在臂弯里挟着祖父留下的那把二胡。祭坟以后，我看见父亲把那把紫檀木二胡放在坟头上，坟上的火光猛地黯淡了一下，随之又蹿出一群枫叶般的火苗来。

    我祖父的紫檀木二胡被点燃了。在一片寂静中，我们听见那把二胡在火苗的吞噬下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似乎有什么活物在琴筒里狠狠地撞击着。“是你爹的声音吗？”母亲的声音打着颤。“不，是娘的声音。”父亲庄严地回答。

    当蛇皮琴筒发出清脆的开裂声时，我先看见了从琴筒里滚出来的金光闪闪的东西。那东西渡过火堆，渡过父母亲的身边，落在我的脚下。那是我祖母的金锁。

（有删改）

大师的由来

【法】莫洛亚

    画家杜什正在收尾，就要画完那张药罐里插着花枝的静物写生。这时，小说家葛雷兹走进画室，看他朋友这么画了几分钟，大声嚷道：“不行！”

    那一位惊愕之下，抬起头来，停下不画了。

    “不行！”葛雷兹又嚷道，“不行！这样画法，永无出头之日，你有技巧，有才能，为人正派。可是你的画风平淡无奇，老兄。这样轰不开，打不响。一个画展五千幅画，把观众看得迷迷忽忽，凭什么可以让他们流连在阁下的大作之前……不行的，杜什，这样永远成不了名。”

    “为什么？”正直的杜什叹了口气，“我看到什么画什么，只管把内心的感受表现出来。”

    “话是不错的，可怜的朋友。你已有家室之累，老兄，一个老婆加三个孩子，他们每人每天要三千卡路里热量。而作品比买主多，蠢货比行家多。你想想，怎样才能出人头地？”

    “靠苦功，靠真诚。”

    “咱们说正经的。那些蠢货，想要刺激他们一下，杜什，非得干些异乎寻常的事。宣布你要到北极去作画啦，开创一个画派啦，诸如此类。把体现、冲动、抽象画等术语，一股脑儿搅在一起，炮制几篇宣言。否认存在什么动态或静态，圆形或方形。发明只用红黄两色作画，或者抛出什么圆锥形绘画，四度空间绘画，等等……”

    这时，飘来一缕奇妙幽微的清香，宣告高司涅夫斯卡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位美艳的波兰女子。她订有几份名贵的杂志，这些刊物都不惜工本精印三岁孩童的杰作，就是找不到老实人杜什的大名。她坐下瞅了一眼画布，顺便摇晃了一下金黄色的秀发，那么娇嗔的一笑：“昨天，我看了个展览，”她的嗓音珠圆玉润，柔婉娇媚，“那是关于全盛时期的黑人艺术。噢！何等的艺术敏感，何等的造型美，何等的表现力！”

    画家送上一张自己颇感得意的肖像画，请她鉴赏。

    “蛮好。”她用唇尖轻轻吐出两字。之后，她失望的，婉转的，娇媚的，留下一缕清香，走了。

    杜什抄起调色板，朝屋角扔去，颓然坐倒在沙发上：“我宁可去当保险公司跑街。画画这一行，最最要不得。帮闲们只知瞎捧，走红的全是画匠。那些搞批评的，不看重大师，一味提倡怪诞。我领教够了，不干了！”

    葛雷兹听毕，点上一支烟，想了半天。临了，说道：“你能不能这样做，向大家郑重其事的宣布，这十年来，你一直着意于革新画法？”

    “敝人我？”

    “你听着……我写两篇文章，登在显著地位，告诉知识界的俊彦名流，说你开创了一个意识分解画派。在你之前，所有肖像画家，都致力于研究人物的面部表情。这真是愚不可及！才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能体现一个人的，是他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意念。因此，画一位上校，就应以天蓝和金黄两色作底，打上五道粗杠（法国上校军衔的标志），这个角上画匹马，那个角上画些勋绶。实业家的肖像，就用工厂的烟囱，攥紧的拳头打在桌上来表现。杜什，就得拿这些去应市，懂吗？这种肖像分解画，一个月里你能不能替我炮制二十幅出来？”

    画家惨然一笑，答道：“一小时里都画得出。换了别人，大可借此发迹呢！”

    “但是，何妨一试。”

    “我不会胡说八道。”

    “那好办，老兄。有人向你请教，你就不慌不忙，点上烟斗，朝他脸上喷一口烟，来上这么一句‘难道你从来没看到过江流水涌吗？’”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葛雷兹说，“这样，人家会觉得你很高明。你等着吧，到时候，咱们再来谈这桩趣事，拿他们取笑一番！”

    两个月后，杜什画展在胜利声中结束。美丽的高司涅夫斯卡夫人，那么柔婉娇媚，香气袭人，跟着她新进的名人，寸步不离。

    “噢，”她一再说，“何等的艺术敏感，何等的造型美，何等的表现力！哎，亲家的，你是怎么画出来的？”

    画家略顿一顿，点上烟斗，喷出一口浓烟，说道：“难道你，夫人，从来没看到过江流水涌吗？”

    波兰美女感动之下，微启朱唇，预许着柔媚圆满的幸福。

    这时，一位有名的画商，抓住画家的袖子把他拉到墙角，说道：“好家伙，真有你的！这下，可打响了。这些作品，我统包下了。我每年向你买进五十幅画……行不行？”

    杜什像谜一样不可捉摸，只顾抽烟，不予理会。

    画室里人慢慢走空。等最后一位观众离去，葛雷兹把门关上，兴冲冲的，把手往袋里一插。“哎，老兄，”他说，“你信不信，他们全给骗了？你听到穿兔皮领那小子说什么了吗？还有你那位波兰美女？那三个俊俏的少女连连说：‘崭新的！崭新的！’啊，杜什，我原以为人类的愚蠢是深不可测的，殊不知更在我预料之外！”

    他抑止不住狂笑起来。画家皱皱眉头，看他笑得呃呃连声，突然喝道：“蠢货！”

    “蠢货？”小说家愤愤然了，“我刚开了一个绝妙的玩笑，自从皮克西沃之后……”

    画家傲然环视那二十幅肖像分解画，踌躇满志，一字一顿地说：“是的，葛雷兹，你是蠢货。这种画自有某种新意……”

    小说家打量着他的朋友，愣住了。

    “真高明！”他吼道，“杜什，你想想，是谁劝你改弦更张，新法作画的？”

    这时，杜什消消停停的，从烟斗里吸了一大口烟。

    “难道你 ， ”他答道，“从来没看到过江流水涌吗？”

马缨花

季羡林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

    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迎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依稀可见当年的富贵气象。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一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院子里，就仿佛进入古墓。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

    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平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一点活气。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我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和地方，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甚至有感激的心情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缨花告别了。

    时间也过得真快，才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十三年里，我看了、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当然也看了很多美妙动人的奇花异草。然而使我深深地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缨花。我是多么想见到它们呀!

    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缨花似乎多起来了。公园里，马路旁边，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缨花，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给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我十分高兴。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马缨花同我记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它们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缨花，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缨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

    然而，今天的马缨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记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

    我愿意马缨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

习惯

刘国芳

    老人挑一担莴笋上街去卖，老人早上四点出门，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人到街上了。

    路上落了雨，老人身上淋湿了，天还凉，老人在风中冷得发抖。

    有人上街买菜，看见老人在发抖，就说：“落雨就不要出来呀。”

    老人说：“不要紧。”

    买菜的又问：“莴笋几多钱一斤？”

    老人说：“五角。”

买菜的没讨价还价，称了三棵，把钱给老人时，买菜的又说：“你这是何苦呢，五角钱一斤的莴笋，你这一担总共也卖不了几个钱，淋病了划不来。”

    老人说：“劳惯了，不要紧。”

    买菜的不再说了，走了。

    天完全亮了，街上人也多了。一个孩子跟着大人过来买菜，孩子也看见老人在寒风中冷得发抖，孩子于是跟大人说：“我们买莴笋吧？”

    大人说“你不是不喜欢吃莴笋吗？”

    孩子说，“你看那老奶奶，一身都湿了，我们买了她的莴笋让地早点回家。”

    大人听从了孩子，过去问着老人说：“莴笋几多钱一斤？”

    老人说：“五角。”

    大人和孩子也没还价，拿了几棵给老人称，老人称着时，孩子问着老人说：“奶奶，你冷吗？”

    老人说：“不冷。”

    孩子说：“下雨就不要出来呀？”

    老人说：“不要紧。”

    孩子和大人走开后，孩子跟大人说：“我觉得这奶奶好可怜。”

    孩子说着时，到处看，忽然，孩子发现街两边除了一些菜贩子外，卖菜的全是一些老人。孩子惊讶于自己的发现，孩子说：“妈妈，街两边卖菜的怎么全是老人呀？”

    大人说：“现在乡下年轻人都不愿作田，只有老人作田。”

    孩子说：“为什么只有老人作田？”

    大人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孩子说：“所以，这上街卖菜的都是老人。”

    大人点头。

    卖菜的老人还在那儿，一个人过来买莴笋，又一个人过来买莴笋，他们都看见老人淋得一身，看见老人冷得发料，瑟瑟发抖，如同一头孤独地站在寒风中的老牛。他们就很同情老人了，他们说：“落雨就不要出来呀，一担莴笋又卖不了几个钱。”

    老人说：“习惯了，不出来倒不晓得做什么？”

    买菜的就不作声，买了莴笋走人。

    很快，老人挑来的莴笋卖完了，老人挑了空担子往回走。街边有人卖包子，老人摸摸索索掏出一块钱买了两个包子，然后边吃边往回走。

    半路上又落起雨来，老人到屋檐下躲雨，躲着时，一辆汽车停在老人跟前。随后，车上走下来一个人，这人跟老人说：“娘呀，你怎么又出来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出来卖菜，你怎么不听？”

    明显，这人是老人的儿子，老人回答儿子说：“不出来卖菜，你叫我做什么？”

    老人的儿子说：“淋病了怎么办？”

    老人说：“哪那么容易生病。”

    老人的儿子让老人上车，老人不上，老人说：“过一会就不下了，你走吧，我不习惯坐车，我喜欢走，我还是走回去。”

    老人的儿子抬头看看天，雨小了，老人的儿子便摇摇头，开车走了。

    儿子把车开走后不久，老人也往家里去。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后，老人到家了。一到家，老人便放下担子，然后往地里去。落了雨，地里的菜青翠碧绿，面对一地的青青翠翠，老人笑靥如花……

（本文有删改）

角儿

黄建东

    庆和班班主蔡魁，在小城绝对称得上是个角儿。

    蔡魁很小就随庆和班走南闯北，唱、念、做、打，样样功夫俱佳，且扮相极好，唇红齿白，活脱脱一个赵云传世，出道不久，便有“活赵云”之美誉。老班主病逝后，年不过三十便挑起了重担。也是机缘巧合，那年，庆和班辗转来到小城，恰逢小城首富浩然茶庄的老板周复古为其父举办六十寿诞，蔡魁一出《长坂坡》，一亮相便技惊四座，一夜间，庆和班红遍小城。

    之后由周复古出面延请庆和班在小城多逗留些日子，没想到，这一留，庆和班就在小城扎下了根。

    在蔡魁的眼里，周复古爱戏，更懂戏，两人经常在一块儿聊戏、品茗，高兴了还会对上几句，让蔡魁颇感惊讶的是，周复古的“老生”角色表演得竟也字正腔圆，很见功夫。那一年元宵节，原定在祥和戏院公演全本折子戏《将相和》，可就在两天前，饰演蔺相如的老生在出城办事途中，被一伙悍匪误杀。演出广告早已张贴出去，救场如救火，周复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和蔡魁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小城再次沸腾，这下算是挽救了庆和班。自此后，蔡魁视周复古为恩人，两人遂成生死之交。后来周复古还把自己一个远房表妹介绍给蔡魁，两人又搭上了一层亲戚关系。

    转眼已至民国二十六年的年底，日本人占领了小城，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许多人没有了听书看戏的雅致，庆和班的日子举步维艰，蔡魁眼瞅着支撑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周复古再次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兄弟，听我的，咱哥俩就照着小林太君的意思，再合唱一出《将相和》，你的庆和班也就起死回生了。”

    小林纯一郎，小城驻军中佐，是个中国通，一心想把小城打造成“大东亚共荣”的典范。《将相和》这出戏突出一个“和”字，只有“和”了，一切才会顺。小林纯一郎被此起彼伏的地下组织搞得焦头烂额，还是维持会会长周复古为他出了这个主意，到时候再请上一些报社记者大肆宣扬一番，表面上看绝对是一个太平世界。可此事遭到了蔡魁的抵制。小林纯一郎恼怒异常，却又冲动不得，他知道，蔡魁毕竟是个角儿，在小城地区影响很大，只有请蔡魁出场，那演出的效果才会达到，否则……于是周复古主动请缨，前来说服蔡魁。

    “兄弟，我知道你不愿意，可如今这世道，生存才是最主要的，一旦惹怒了皇军……”周复古发现蔡魁依旧不为所动，遂换了一种口气，“兄弟，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雪儿和壮儿着想吧，万一他们……”雪儿、壮儿是他的亲人，周复古的话触到了蔡魁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他不能不低头。

    “你别说了，我同意唱。”

    “这就对了嘛。”周复古如释重负，他虽然看到了蔡魁眼中闪亮的东西，却佯装不知，上前想要握住蔡魁的双手，以示亲热，却被蔡魁闪开了，不禁有点尴尬。自从周复古投靠了日本人，蔡魁便不愿再与其为伍，两人关系日渐冷落。此时周复古笑了笑也并不在意。

    当晚，蔡魁就将此次演出告知了庆和班的全体成员，据说那一晚，班子里的灯一直亮着……

    毕竟是角儿，蔡魁有自己的准则，那就是要对得起每一位观众，哪怕这样的演出，心里是万分抵触的。

    蔡魁简直将廉颇演活了。

    “廉颇闻言，暗思忖，良言打动懵懂人，我赵邦列国称千乘，将相不和难挡强秦，我好比井底之蛙多愚蠢，不识大体狭隘胸襟，老夫若不将错认，怎见满朝文武臣！”

    高潮处，廉颇负荆请罪，蔺相如伸手相扶，正所谓将相和。然而就在“蔺相如”伸手的时候，“廉颇”却一跃而起，手中的一把匕首刺进了“蔺相如”的前胸。“啊！”周复古大叫一声。“你……”

    “对不起，你对我的恩情是私义，而我杀你，却……”这个时候，枪响了，蔡魁身中数枪，“却是公义。”蔡魁的身子重重地压在周复古的身上。

    小林纯一郎血洗了庆和班，却不见雪儿和壮儿的身影，庆和班上所有演员的子女都找不到了。有人说蔡魁事先做了安排，也有人说是地下抗日组织将他们秘密转移了，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数年后，庆和班复生了，班主虽说岁数不大，但身板做派颇有老班主蔡魁的神韵，分明又是一个角儿……

（《小小说大世界》2016年第8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