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中戏剧

    女人倚在窗子边，朝对面望去。风微微地从河边吹来，感觉和平常没什么不一样。她住在顶楼的倒数第二层，街道在远远的下面，就连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的噪音也很少传到这里。就在女人准备从窗边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对面那个老人房间里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天色还不晚，外面还很亮，老人房间里的灯光并不明显，那种感觉就好像太阳底下开着的街灯，又像是灯火通明的教堂里，某个人在窗边点亮的蜡烛。

    女人站住了。

    老人打开窗子，朝着这边点了点头。

    他是在向我打招呼吗？女人心里暗自想道。她所住的房子上面一层是空着的，下面一层是一个工厂，这会儿早就关门了。女人于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作为对老人的回应。只见老人又冲着这边点点头，同时伸手去摘帽子，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头上并没有帽子。老人转身消失在了后面的房间里。

    很快，老人又出现在了窗前。这次，他的头上多了一顶帽子，身上加了一件外套。他脱下帽子，微笑着向女人致意。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帕，开始挥舞起来。一开始，是轻轻的，接着，越来越激烈。他把身子倾在窗台上，让人不得不为他担心他的整个身体会从窗子里跌出来。女人有些愕然地后退了一步。

    这时，窗子对面的老人一抬手，将手中的帽子远远地甩开了。同时，他将围巾顶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像一个穆斯林人一样，将自己的头包裹了起来。接着，他将双臂交叉，合在胸前，开始鞠躬。每次抬起头时，他的左眼都闭着，仿佛在向女人传递着他们两人之间的某种秘密信息。女人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她突然发现，窗子中出现了两条穿着窄窄的、打着补丁的丝绒裤子的双腿。老人在做倒立！当他那满脸通红、满是汗水而又兴高采烈的脸重新出现在窗前时，女人终于拨打了警察局的电话。

    老人仍然没有停下来。他披着一个床单，在两个窗子前交替出现。三条街道以外的警局接到了女人的电话，女人在电话中有些语无伦次、声音十分激动，以至于警察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此刻，对面的老人笑得更厉害了，脸上的皱纹堆成了一团。他伸出一只手，做了个模糊的手势，在脸上一抹，随即，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似乎，他的笑容已经瞬间被他攥在了手里。女人一直站在窗边看着这一切，直到警车赶到楼下。

    女人气喘吁吁地跑下楼。警车周围已经围了许多人。一群人跟着警察和女人上了楼，有好几个甚至跟到了最后一级楼梯上。他们凑在一起，好奇地等待着——先是有人上前敲门，没有人应；然后按门铃，仍然没有回应。作为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一道门并不是难事——门很快被打开了，干净利落。顺着窄窄的走廊，他们终于捕捉到了走廊尽头隐约的灯光。女人蹑手蹑脚地，紧紧地跟在警察后面。当通往里间的那道门被打开时，只见老人背对着他们，仍站在窗子旁。他的双手拿着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枕头，放在自己头上，又拿下，不断重复着。那样子仿佛是在告诉什么人，他要去睡觉了。而他的肩上，还披着一块地毯。众人几乎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老人仍然没有转身——这个老人的听觉已经非常迟钝了。女人的视线越过老人，望向对面，她看到了自己家那扇昏暗的窗子。

    就像她所想的那样，底下那一层的工厂已经下班了。不过，在她家楼顶上，不知什么时候搬来了一对小夫妻。在他们房间的窗子旁，有一个围着栏杆的儿童床。一个小男孩正站在里面。

    这个小孩儿头上也顶着一个枕头，身上披着一个床单。他不停地在床上蹦着跳着，朝着这边挥动着双手，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他先是笑着，接着，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随即，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仿佛他在一秒钟之内将自己的笑容攥在了手中。紧接着，小男孩伸出手，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笑容抛到了所有目瞪口呆的人们脸上。

小人物

契诃夫

    “尊敬的阁下，父亲，恩人！”文官涅维拉齐莫夫在起草一封贺信，“祝您在这个复活节及未来的岁月中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并祝阖府安康……”

    灯里的煤油快要烧干，冒着黑烟，发出焦臭味。桌子上，在涅维拉济莫夫写字的那只手旁边，一只迷途的蟑螂在慌张地跑来跑去。

    “还得给他，那个混蛋，再写点什么呢？”涅维拉济莫夫这样思忖着，抬眼望着熏黑的天花板。这值班室让他感到像沙漠般荒凉，他不仅可怜起自己来，也可怜起那只蟑螂了……

    “我值完班还能离开这里，可它却要一辈子在这里值班，”他伸着懒腰想道，“苦闷啊！

    看门人巴拉蒙已经不擦皮靴了……他一手拿着刷子，一手画着十字，站在通风小窗前听着……“打钟了，先生。”他对涅维拉济莫夫小声。

    涅维拉济莫夫把耳朵凑到小窗口，也倾听起来。复活节的钟声随同春天的清新空气，一齐从窗口涌进室内。各处的教堂钟声齐呜，大街上来来往往的马车辘辘作响，“人真多啊！”涅维拉齐莫夫看了看下面的街道，叹口气说，“有多少笑声和谈话声！只有我倒霉透了，这种日子还得在这里坐着。而且每年都是如此！”

    “谁叫您拿人家的钱呢？要知道今天不该您值班，是扎斯杜波夫雇您当替身。别人都去玩乐了，您却在这里替人值班……这是贪财啊！”

    “见鬼，这怎么叫贪财呢？统共才两个卢布，外加一条领带……是贫穷，而不是贪财！要是能跟大伙儿一道去做晨祷，然后开斋，那该多好啊……喝上那么几杯，吃点冷荤菜，然后躺下睡他一觉……这时你会感到自己是个人……唉……我这一辈子算完了！你瞧，有个骗子坐着四轮马车招摇过市了，可你却不得不待在这里。”

    “各人有各人的造化。上帝保佑，您也会升官晋级，日后坐上四轮马车的。”

    “我？嘿，不行，伙计，你开玩笑。即使拼了命，我这九品文官也上不去了……我没有受过教育。”

    “我们的将军也没有受过教育，可是……”

    “嘿，我们的将军，他在做将军之前，早偷盗了十万公款。他那副派头，伙计，我可比不上……凭我这副模样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连姓也糟透了：涅维拉济莫夫①！总而言之，伙计，这种处境是没有出路的。你愿意，就活下去；你不愿意--那就去上吊……”

    涅维拉济莫夫离开通风小窗，苦恼地在各个房间里转来转去。钟声变得越来越响……

    “要不要从值班室溜走？”涅维拉济莫夫想。不过，这种逃跑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算复活节这一天他过得很好，很舒服，可是往后又怎样呢？依旧是阴暗的四壁，依旧要受雇于人代人值班，依旧要写这种贺信……

    他热切地想突然出现在大街上，汇入热闹的人群中，参加节日的庆典……他想起了刚才一位太太乘坐的囚轮马车，想起了庶务官穿了就神气活现的那件大衣……他想起了勋章，新皮靴、暖和的床铺和袖子没有磨破的文官制服……他之所以想起这些，是因为所有这些东西他都没有……

    “要不要去偷？”他又想，“据说，一些人带着赃物都逃往美洲，不过鬼知道这个美洲在什么地方！看来要能偷会盗，还得受过教育哩。”

    钟声停了。此刻只能听到远处的马车声和巴拉蒙的咳嗽声，可是涅维拉齐莫夫的满腔愁苦和愤恨，却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难以忍受。

    “写告密信呢，普罗什金一次告密，日后就步步高升……”涅维拉济莫夫坐在自己桌前，陷入沉思。灯里的煤油已经烧干，冒着浓烟，眼看就要熄灭。迷途的蟑螂还在桌上爬来爬去，找不到安身之处…… “告密怎么行！这种东西一写，日后我定会受到申斥，我这个笨蛋只能见鬼去！”

    于是目光又落在他起草的那封贺信上。这信是写给一个他十分憎恨又怕惧的人的，十年来，他一直向这个人请求把他从十六卢布的职位提升到十八卢布的职位上……

    “啊……你还在这里跑，鬼东西！”他愤恨地一巴掌拍在那只不幸让他看到的蟑螂身上，“真讨厌！”

    蟑螂仰面躺在那里，拼命蹬着细腿……涅维拉济莫夫捏住它的一条腿，把它扔进玻璃灯罩里，灯罩里突然起火，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

    涅维拉济莫夫这才感到略为轻松些。

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①在俄语中，这个姓与“衬裤”的发音相近。

陪我过个除夕夜

程贤军

    刘满旺因为给老婆治病，欠了一大屁股债。后来，老婆离开了人世，刘满旺便带着儿子到深圳打工。儿子今年十岁了，非常懂事，从来不向爸爸乱要一分钱。

    刘满旺在一家箱包厂找到一份工作。他租了一间小屋，儿子去上学，他便拼命地在厂里干活。为了能多挣一分钱，他没日没夜地干着活。他早晨五点钟去上班，晚上加班加到十二点才回家。早晨去时，儿子在睡梦中，晚上回来时，儿子又在睡梦中。这样，从白天到夜晚，刘满旺很难与儿子说上一句话，更不用说跟儿子在一起吃顿热乎饭了。

    这天刘满旺很晚才回到家，他推开门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儿子还在写作业。刘满旺忙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呀?”儿子见爸爸回来了，忙站起来，兴奋地说：“爸爸你回来啦，反正明天是星期六，睡晚会儿不打紧的。”儿子上前去拉着刘满旺的手，说：“爸爸，我好想和你在一起啊。”

    刘满旺心里酸酸的。是啊，想来也有好几个月没好好在家陪儿子了。他觉得欠儿子的真是太多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多挣钱，他不得不拼命地加班啊。

    儿子高兴地爬上床，紧挨着爸爸睡起来。儿子将小脸凑到爸爸的耳根，悄悄地说：“爸爸，过几天就要过年了，除夕夜你不会去加班吧?”刘满旺笑着说：“傻儿子，爸爸正盼着过年加班哩。过年加班一个顶三个，还发肉和鱼，爸爸求之不得哩。”儿子侧过身去，便不再吭声。过了好久，儿子又转过脸来问：“爸爸，你晚上加班能挣多少钱呢?”刘满旺说：“平时晚上加班加到十二点，能多挣十块钱，大年三十加班就能多挣三十块啊。”

    一天夜里，刘满旺依然很晚才回家。儿子早已睡着了。这时，他突然发现儿子的文具盒内有一张十元的钞票。刘满旺顿觉奇怪，心想，我并没有给儿子钱啊，他哪里来的钱呢?难道，他变坏了?想到这里，刘满旺心里不由得一紧。

    他真想把儿子叫醒，好好问一下可儿子睡得正香，他真不忍心叫醒儿子。他想，还是过两天找个机会再问吧，深更半夜的把孩子叫醒，会吓着孩子的。

    可是，令刘满旺吃惊不已的是，第二天晚上他发现儿子的文具盒里又多了一些零钱。

    看着文具盒里的钞票，刘满旺越想就越生气。这还了得，这小子居然躲着我干起小偷小摸的事情来了。今晚不好好教育教育他，我还算他的老子?

    刘满旺忙叫醒儿子。儿子一咕噜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眼睛问：“爸爸，叫醒我有什么事吗?”

    刘满旺板着脸问：“你老实告诉我，那些钱是从哪里弄来的?”

儿子低头不语。

    刘满旺生气地说：“说啊，从哪里弄来的?是不是偷来的?”儿子忙说：“不，不是偷的。”“那是谁给你的?不老实交待，老子揍死你!”

儿子看了刘满旺一眼，突然哭着说：“爸爸，那些钱是我这几天拾破烂儿换来的。爸爸，你知道吗，再过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我好想除夕晚上你能在家陪陪我啊。可你只知道加班加班，你从来没想到过要陪我。我知道除夕晚上加班你能多挣三十块钱，所以我就想自己去挣三十块钱，我要把你除夕晚上买下来，我不让你到任何地方去，我要你在家好好陪陪我过一个除夕夜啊……”

    刘满旺的眼睛湿润了。他一把搂住儿子，声音哽咽着说：“就算给我三百块钱我也不会去加班了，除夕晚上我要陪我的乖儿子啊。”

摘编自《小说月刊》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獾鼻

（俄罗斯）巴乌斯托夫斯基

    时值秋天，阳光明媚，也常起雾。穿过光秃秃的林木，可以望见远处的浮云和浓浓的蓝天。到了夜间，我们四周的树丛中，星星低垂，摇曳不定。

    我们在歇脚的地方生了一堆篝火。这篝火成天烧着，而且通宵不灭，为的是赶狼——远处湖岸上，有狼在轻轻哀嚎。篝火的烟味和人的欢叫，使它们不得安宁。

    我们相信，火光能吓走野兽，但是有一天晚上，篝火旁边的草地里，竟有一只什么野兽怒冲冲地发出嗤鼻声。它不露身子，焦躁地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碰得高草簌簌地响，鼻子里还嗤嗤作声，气哼哼的，只是连耳朵也不肯露出草丛。

    平锅上正煎着土豆，一股浓香弥漫开来，那野兽显然是冲着这香味来的。

    有一个小孩子同我们做伴。他只有九岁，但是对于夜宿林中，秋天劲烈的晓寒，倒满不在乎。他的眼睛比我们大人尖得多，一发现什么就告诉我们。

    他是个善于虚构的人，但我们大人都极喜爱他的种种虚构。我们绝不能，而且也不愿意戳穿，说他是一派胡言。他每天都能想出些新花样：一会儿说他听见了鱼儿喁喁私语，一会儿又说看见了蚂蚁拿松树皮和蜘蛛网做成摆渡船，用来过小溪。

    我们都假装相信他的话。

    我们四周的一切都显得很不平常：无论是那一轮姗姗来迟、悬挂在黑油油湖面上的清辉朗朗的月亮，还是那一团团高浮空中、宛若粉红色雪山的云彩，甚至那已经习以为常、像海涛声似的参天松树的喧嚣。

    孩子最先听见了野兽的嗤鼻声，就“嘘、嘘”地警告我们不要作声。我们都静了下来，连大气也不敢出，尽管一只手已不由自主地伸出去拿双筒猎枪——谁能知道那是一只什么野兽啊！

    半个钟头以后，野兽从草丛中伸出湿漉漉、黑黢黢的鼻子，模样像猪嘴。那鼻子把空气闻了老半天，馋得不住颤动。接着尖形的嘴脸从草丛中露了出来，那脸上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好不锐利。最后斑纹的毛皮也现了出来。

    那是一只小獾。它蜷起一只爪子，凝神把我们望了望。然后厌恶地嗤一下鼻子，朝土豆跨前一步。

    土豆正在煎，咝咝作响，滚油四溅。我正要大喝一声，然而晚了，那獾子已纵身一跳，到了平锅跟前，把鼻子伸了进去……

    一股毛皮烧焦的气味传了过来。獾子尖叫一声，嚎天动地逃回草丛去。它边跑边叫，声音响彻整片树林，一路上碰折好多灌木，因为又气又痛，嘴里还不时吐着唾沫。

    湖里和树林里一片慌乱。青蛙吓得不合时宜地叫起来，鸟儿也骚动起来，还有一条足有一普特重的狗鱼在紧靠湖岸的水里大吼一声，有如开炮。

    次日早晨，孩子叫醒我，说他刚刚看见獾子在医治烫伤了的鼻子。我不相信。

    我坐在篝火边，似醒未醒地听着百鸟清晨的鸣声。远处白尾柔鹬一阵阵啁啾，野鸭嘎嘎呼叫，仙鹤在长满苔藓的干沼泽上长唳，鱼儿泼剌泼剌地击水，斑鸠咕咕个没完。我不想走动。

    孩子拉起我的一只手。他感到委屈。他要向我证实他没有撒谎。他叫我去看看獾子如何疗伤。

    我勉强同意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密林中穿行，只见帚石南丛之间，有一个腐朽的松树桩。树桩散发出蘑菇和碘的气味。

    在树桩跟前，那獾子背朝我们站着。它在树桩中心抠出个窟窿，把烫伤的鼻子埋进那潮湿冰凉的烂木屑中。

    它一动不动地站着，好让倒霉的鼻子凉快一些。另有一只更小的獾子在周围跑来跑去，嗤鼻作声。它焦急起来，拿鼻子拱拱我们那獾子的肚皮。我们的獾子向它吼了两声，还拿毛茸茸的后爪踢它。

    后来，我们的獾子坐下，哭了起来。它抬起圆圆的泪眼看我们，一边呻吟，一边用粗糙的舌头舔受伤的鼻子。它仿佛恳求我们救它，然而我们一筹莫展，爱莫能助。

    一年以后，我又在这个湖的岸上，遇到鼻子留有伤疤的獾子。它坐在湖边，举起一只爪子，尽力想捉住振翅飞翔、发出薄铁皮一样声音的蜻蜓。我朝它挥挥手，但它气狠狠地对我嗤了一下鼻子，藏到越橘丛中去了。

    从此我再没有见到它了。

（有删改）

来电与应答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我真心崇拜那些打来电话时，并不立刻迫使你进入话题，而是先倾听并尝试体会你情绪的贴心的电话推销员。这就是“耶思”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心情跟她交谈时，我首先对她的周到表达感谢的原因。随后我礼貌地回答她，我没有这个心情。

    “因为我刚刚不巧摔进一个洞里，碰伤前额和脚。所以时机实在是不合适。”我解释道。

    “我理解，”德芙拉说，“那您觉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一小时以后？”

    “我不太确定，”我说，“我的脚踝一定断了。这洞很深，要是没人帮我，我自己可出不了洞。所以我什么时候能与人通电话，取决于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以及医生是否要给我的脚打石膏。”

    “也就是说，我或许应该明天再打过来？”她提议道，语气平静极了。

    “是呀，”我呻吟，“明天也许挺好。”

    “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租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妻子在听了我闪烁其词的回绝伎俩后责备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儿子列维留给我妈妈带，两个人外出，所以她有点儿烦躁。“你干嘛就不能直接说‘谢谢，不过我对你推销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买或租或借的兴趣，所以请你这辈子都别再打来了，如果可以，下辈子也别打来。’随后在简短的停顿后来一句‘祝你一天愉快’，然后挂断，其他人都是这样干的。”

    我不觉得其他人对德芙拉的态度像我妻子说的那样强硬恶劣，但我必须承认她说到了点子上。中东人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对必死的命运体会更深，这导致大多数中东人对试图浪费一点点他们待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陌生人形成一种攻击性倾向。我虽然也吝啬地保卫自己的时间，但真的无法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不。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摆脱上门推销的小贩，或在电话里向我推销的熟人。但是“电话推销”加“陌生人”这个诡异组合麻痹了我，在一秒之内，我就想象着电话那端的人由痛苦和屈辱生活导致的挫败的面庞。我给他设想了一个站在他四十二楼办公室窗边拿着无绳电话跟我平静交谈的画面，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再被该死地回绝一次就跳下去！”在一个人的生命和被每个月仅仅九块九毛九谢克尔的“气球雕塑：全家无限欢乐”电视频道节目套牢之间，我选择生命，至少在妻子和经济顾问礼貌地要求我停止这样做之前这样选。

    从那时起，我发明出一套“外婆战术”——我召唤出一个女人，为她安排了好多虚构的葬礼，用来摆脱这些琐碎无聊的来电。但我既然已经因为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的关心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并摔了进去，在接到她的来电时只好让肖莎娜外婆安息了。

    “早上好，凯雷特先生，”德芙拉第二天来电时说道，“我希望这次的谈话时间比昨天合适。”

    “我的脚现在出现了并发症，”我咕哝道，“不知怎么搞的，溃烂更厉害了。我正要去做截肢手术。”

    “我只需要几分钟。”她不屈不挠地争取。

    “我很抱歉，”我坚持道，“他们已经给我打了麻药，医生已经在示意我关手机。他说手机没经过消毒。”

    “那我明天再打给您，”德芙拉说，“祝您手术成功。”

    大多数电话推销员打了一次电话就放弃了。做电话民意调查的人和上网流量包销售员也许会再打一轮。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是个异数。

    “您好，凯雷特先生，”我接起电话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有点儿猝不及防，“您过得怎么样？”我想出答案之前，她继续道，“鉴于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您可能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向您介绍我们的‘极限运动’节目包。四个频道，涵盖世界上的各种极限运动，从爱尔兰‘矮人曲棍球世界冠军赛’到澳大利亚吃玻璃比赛，什么都有。”

    “你是想找埃特加？”我悄声问。

    “是的。”德芙拉说。

    “他死了，”我顿了顿，继续压低嗓门说道，“真是个悲剧啊。一个实习医生在手术台上要了他的命。我们正在考虑诉讼。”

    “那请问您是哪位？”德芙拉问。

    “米歇尔，他弟弟，”我临场发挥，“但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正在参加葬礼。”

    “我对您失去亲人深表遗憾，”德芙拉用颤抖的声息说，“我跟他没能讲上几句话，但他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谢谢，”我继续低语，“我真得挂电话了，轮到我致祷文了。”

    “那当然，”德芙拉说，“我之后会再打电话过来。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可以抚慰情绪的电视节目包，这个节目包非常适合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