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先秦不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这转折的起点分别为魏晋、中唐、明中叶。社会转折的变化，也鲜明地表现在整个意识形态上，包括文艺领域和美的理想。

    就敦煌壁画来说，由中唐开始的这一转折也是很明白的。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在中唐消失，更多是渲染“经变”^①；人物成为次要，着意描绘的是热闹繁复的场景，它们几乎占据了整个墙壁。到晚唐五代，这一点更为突出；“经变”种类增多，神像（人物）却愈发变少。色彩俗艳，由华贵而趋富丽，装饰风味日益浓厚。初盛唐圆润中带遒劲的线条、旋律，到这时变得千千秀柔，有时甚至有点草率了。

    菩萨（神）小了，供养人的形象却愈来愈大，有的身材和盛唐的菩萨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它们一如当时的上层贵族，盛装华服，并各按现实的尊卑长幼，顺序排列。如果说，以前还是人间的神化，那么现在凸出来的已是现实的人间——不过只是人间的上层罢了。很明白，人的现实生活这时显然比那些千篇一律、尽管华贵毕竟单调的“净土变”、“说法图”和幻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人们更富有吸引力，更感到有兴味。壁画开始真正走向现实：欢歌在今日，人世即天堂。在敦煌，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地，它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

    正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兴味的加浓，使壁画中的所谓“生活小景”在这一时期也愈发增多，它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人世的生活战胜了天国的信仰，艺术的形象超过了宗教的教义。

    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不已，压倒所有其他佛教宗派，则是这种情况的理论上的表现。哲学与艺术恰好并行。本来，从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到南朝佛学的形神之争，佛教以其细致思辨来俘虏门阀贵族这个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阶级，使他们愈钻愈深，乐而忘返。哲理的思辨竟在宗教的信仰中找到了丰富的课题，魏晋以来人生悲歌逐渐减少，代之以陶醉在这思辨与信仰相结合的独特意味之中。也因为这样，在信仰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理性思辨，中国永远没有产生像印度教的梵天、湿婆之类极端神秘恐怖的观念和信仰。印度传来的反理性的迷狂故事，在现实生活稍有改变后就退出历史和艺术舞台。更进一步，在理论上终于出现了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的禅宗。这样，结论自然就是，并不需要一种什么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正如宗教艺术将为世俗艺术所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将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替代。宗教迷狂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一切，当然又是以中国社会由中古进入近古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动为现实基础的。

    可见，把历时数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艺术当作一个混沌的整体对待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历史的分析和具体的探索。从天上人间的强烈对照到它们之间的接近和谐，到完全合为一体；由接受和发展宗教艺术到它的逐渐消亡，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复杂的过程，但艺术思潮和美的理想这种发展变化却完全是合乎规律性的。

(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注】①经变：据佛经故事所做的绘画、雕刻等。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濬在《伍伦全备记》开场白中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濬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濬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泫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宋朝境内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突出表现，是高扬“尊王攘夷”的大旗，并注入新内涵。这与北方民族政权的环伺紧逼，以致宋朝一再面临存亡继绝的现实威胁息息相关。而新儒学的形成与确立，则构成其民族主义新内涵的思想资源。宋儒强调“四夷不服，中国不尊”（欧阳修：《本论》），以期“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胡安国：《春秋传序》），确立民族自信，力图夷不乱华，进而用夏变夷，维护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推及与诸民族政权的外交关系上，宋朝在军事失利委曲求和时，宁可接受交纳巨额岁币的苛刻条件，而拒绝沿用中原汉族王朝曾采取的和亲政策。。

    这一民族主义基调在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不同凡响的回声，而南宋远比北宋高亢。《春秋》学因发挥“尊王攘夷”大义而再度跃居显学，士大夫论兵也成为风尚，不啻是民族主义主旋律在经学与军事学上的反映。诗词散文等主流文学，都有由爱国主义基色构成的绵延不绝的作品，“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这种民族主义也融入市民文艺的叙事性作品。在宋学鼓吹下，民族大义逐渐成为全民共识，“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已是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

    民族主义自觉并不限于宋朝汉族政权内部。在大宋史视野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与宋并峙的民族政权，一方面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却自觉坚持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金亡之际，金朝将帅履践“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金史》）的信念，拒绝失节降敌，也印证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民族气节的接纳与认同。

    今人在重新评价民族战争与统一大业的复杂关系时，自应秉持民族平等的价值观。对大宋史时段所有民族战争，一方面既要放在历史条件下评断每次战争各方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也应从中华民族通过长期冲突与融合方始形成的历史大趋势中去评判。元朝再次完成统一大业，无疑是大宋史时段各民族冲突与诸政权互动的历史性结局。在这一长时段中，确实时断时续地伴随着血与火的民族战争，但也应看到，相关政权达到地缘政治相对均势的和平时期，各民族与各政权之间通过榷场贸易、使团聘问与其他民间途径，推进着相互间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而宋朝的物质文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样，就不至于因肯定统一而对宋朝长期而顽强的抵抗不以以为然。正是有赖于这种抵抗战争，保卫了宋朝先进的社会经济，相对弱化了骑马民族政权的原始野蛮性，相应减轻了大统一进程中社会破坏力度。而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气节与忽必烈所成就的统一大业之间的历史悖论，也可以各有其值得肯定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虞云国《大宋史视野下的民族关系》）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理念，不仅反映中国人民“和实生物”的价值追求，彰显中国坚持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念，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带来了思想启迪，为世界各国携手和平发展凝聚了广泛共识。既讲求参差多态、各美其美，又注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从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触摸到了不同文明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密码。

透过历史长镜头端详，有交流互鉴才有今日人类文明的繁荣多彩。古丝绸之路帆影幢幢、驼铃声声，书写出文明交流、文明共存的典范。近世以降，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印证了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的可贵价值。有学者曾断言，“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实际上，冲突并不是不同文明相遇之后的必然结局，傲慢和偏见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透过世界广角镜俯瞰，交流互鉴是顺应时代潮流、纾解共同挑战、促进和平发展的必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将何去何从，未来世界将会怎样，回答好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回到文明发展规律中找答案。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才能让世界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共赢、多赢。另一方面，应对军备竞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选择包容互鉴而不是你输我赢，聚同化异而不是激化矛盾，互利共赢而不是以邻为壑。

聚焦中国，交流互鉴见证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同频共振、相映生辉。正在发生全面深刻变革的中国，超出了文明冲突论者们的预设，以其开放、包容、自信，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引领者。新时代的中国，不仅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愿意尊重文明多样性，分享发展红利，给世界带来机遇、和平与进步。实践必将证明，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合作、取长补短，丰富多彩的文明成果将谱写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华彩篇章。

如果说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理念是一个精彩起笔，那么它所勾勒出的则是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路线图，擘划的则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画卷。以此为指引，“一带一路”越走越宽，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支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互利共赢的中国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行之以躬，不言而信。中国垂范在先，真诚以待，推动不同文明的同频共振、交流互鉴，一定能不断推进各国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03-29，有删改）

材料一：

青年是最能反映时代特征的群体，青年的思想动态也直接映射出社会的前沿思潮。

从改革之初的迷茫，到满怀对高物质生活、高社会地位的向往和奋力拼搏的精神，再到对职场的厌倦、对竞争的排斥，到今天寻找化解时代困境的途径，追求世俗眼光之外的人生价值，这一过程展示出青年正走向创新与变革，也从单纯的抱怨走向了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进一步融入了国家发展大局。从表面上看，这是青年在面对激烈社会变迁时的应对策略；更深层次地分析，这些变化展现了中国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

青年集体情绪的形成与其面临的社会挑战有直接联系。虽然在一些时期内，青年的集体情绪中出现了“躺平”“佛系”等逃避心理，还出现了精神内耗的加重、“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等不良现象。但纵观整个发展历程，青年对时代的挑战并没有采取消极颓废的行为实践。其实，“佛系”与“躺平”更多是一种自我嘲讽和心理安慰，通过口头的摆烂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精神内耗”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青年在应对社会压力、寻求自我实现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突破困境限制的坚韧品质。当今的青年正在尝试平衡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既希望实现物质生活的提升，也很看重个人实现、事业和理想。

“集体情绪”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形式，是指同一世代的社会群体经历了相同的历史事件、社会结构、政策引导后，形成共同的、持续的、有价值导向的社会心理反应，尤其是对个人发展、目标追求、人生价值的情绪表达。它与群体情绪的不同之处在于：群体情绪是具有同质性或存在于同一时空环境下的群体，针对某一突发事件或历史事件，在时间爆发出的群体心理冲动，在一个时间段内可能会因不同事件形成多个群体情绪；集体情绪则是一个世代群体的整体心理动态，能够维持较长时间，对孤立社会事件的敏感性更弱。

（摘编自陆士桢、蔡康鑫《改革开放以来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与政策因应——从寻求物质满足到精神满足的平衡》）

材料二：

“精神内耗”不能简单地跟抑郁、焦虑画等号，但可以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精神内耗”状态，没有及时觉察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法，就很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

许多学者都以“疾风暴雨期”来比喻青春期，步入青春期之后，由于青少年自我意识的高涨，其内在世界也开始丰富起来，容易产生自我冲突和矛盾心理。许多青少年对周围的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对师长的言论有自己的判断，对各类社会现象有自己的思考。但这也带来了新问题：他们的一些想法未必符合实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自现实的打击会让部分青少年看清自己想法的幼稚性，但也有可能让他们更执着于自己的想法，结果在一次次与现实的碰撞中，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从而陷入自我怀疑，步入精神内耗的循环。

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其著作《自卑与超越》中写道：“内耗体质的人，无法分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一个人如果分不清这些，就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期待，把别人的情感当成自己的情感。而自我发展的标志，是能够分清你、我需求间的差别，通过这种区分建立边界感，这就是课题分离。如果一些孩子过度看重同伴的想法，为了满足同伴意愿而不断猜测、一味迎合，就会让自己“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学会课题分离能帮助人们将认知资源分配在最应关注的问题上，集聚心理能量克服当下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超我”包括自我理想，即自我渴望达到的成就目标。目标的过于理想化，使得部分青少年想得太多而行动太少，脑海中的两个“小人”不断斗争陷入内耗。处于教育内卷的时代，青少年不但承担着沉重的学习压力，还肩负着父母的高期待，但因为自身兴趣、能力的不匹配，他们或许始终无法满足家长的预期，不少孩子会因此被“无用感”包围。旁人可以用100%的专注力完成一件事，而他们先内耗了50%，行动力自然随之降低，而后在恶性循环中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疲惫。

反刍思维是一种慢性习惯，可以经由后天培养。积极的反刍思维分为两种情况：遇到开心的事时，享受快乐；面临烦心的事时，积极应对。一些青少年往往由种种原因诱发消极的反刍思维，在脑海中循环“播放”消极、负面的想法，一遍遍地回想，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懊悔。比如：奋进努力后考试失败的经历，人际关系的不和谐，被父母忽视、不认可等。消极反刍思维会无限放大个体的焦虑、失败，让它们沉湎于过去的痛苦，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挑战。

精神内耗者要学习使用观察者心态处理内心的自我冲突，知道自己面对的问题很多都是被允许和接纳的。教育者也要提供相应支持，及时倾听青少年心声，帮助学生调整状态，引导其快速走出寒冷冬季，迎接春日暖阳。

（摘编自马地那·那司尔吾拉、杨东《“精神内耗”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以青少年群体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