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研究人员破解北京雾霾形成之谜

    ①中德两国研究人员21日说，他们破解了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最主要组分硫酸盐的形成之谜，发现在大气细颗粒物吸附的水分中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硫的化学反应是当前雾霾期间硫酸盐的主要生成路径。这一发现凸显在继续实施减排措施的同时优先加大氮氧化物减排力度对缓解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性。

②近年来，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频发。已有研究表明，硫酸盐是重污染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绝对贡献上、重污染期间硫酸盐在大气细颗粒物PM2.5中的质量占比可达20%，是占比最高的单体；在相对趋势上，随着PM2.5污染程度上升，硫酸盐是PM2.5中相对比重上升最快的成分。因此，硫酸盐的来源研究是解释雾霾形成的关键科学问题。

③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程雅芳教授等人当天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说，他们运用外场观测、模型模拟及理论计算等手段发现，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硫酸盐主要是由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溶于空气中的“颗粒物结合水”，在中国北方地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下迅速反应生成。颗粒物结合水是指PM2.5在相对湿度较高的环境下潮解所吸附的水分。

    ④该结论与通常认为的硫酸盐形成机制有较大不同。现有基于欧美等地区的经典大气化学理论认为：硫酸盐主要是在云水环境中形成，由于云中的液态水含量远高于颗粒物结合水，通常高出1000到10万倍，所以与云水中的硫酸盐生成反应相比，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可以忽略；理论计算还显示，在云水反应路径中，二氧化氮氧化二氧化硫生成硫酸盐这一路径的贡献也可忽略不计。

⑤而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一方面，由于颗粒物浓度大幅上升及静稳气象条件下相对湿度较高等原因，颗粒物结合水含量远高于经典情景，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总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重度雾霾期间二氧化氮浓度为经典云水情景下的50倍以上，这直接改变了二氧化氮氧化路径的相对重要性。此外，北京及华北地区大量存在的氨、矿物粉尘等碱性物质使得当地颗粒物结合水的pH值远高于美国等地，呈现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而二氧化氮氧化机制的反应速率会随pH值上升而大幅提高。

    ⑥研究人员据此在论文中指出，优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可能有助大幅降低中国雾霾中的硫酸盐污染水平。

    ⑦“该研究表明我国复合型污染的特殊性，”贺克斌院士对新华社记者说，“高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燃煤电厂，高二氧化氮主要来自电厂和机动车等，而起到中和作用的碱性物质氨、矿物粉尘等则来自农业、工业污染、扬尘等其他来源。这些不同的污染源在我国同时以高强度排放，导致硫酸盐以特有的化学生成路径迅速生成，这也是重度雾霾期间颗粒物浓度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西汉和东汉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中断15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4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中国的人口，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到西汉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5000万到6000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于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 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

    在当时人看来，两汉实际上只是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 因为对光武讲，其后各帝均为同辈和晚辈。光武更将篡权吕后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

    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 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各种统治办法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东汉则在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由于立法不能展开，因而也没有创制机会。君权 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 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的“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与章帝刘坦的重申儒家宗旨。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 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400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

（节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战国时代，儒、墨学说并称“显学”，实际上儒家的影响较墨家更大。秦始皇采用法家的学说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秦朝“二世而亡”。汉初尊崇黄老之学，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虽然嵇康公开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但多数玄学家仍尊崇孔子为最高的圣人。隋唐时代，佛学昌盛，儒、释、道三教并尊，但政治法度仍是儒家的一套。宋代理学兴起，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历宋、元、明、清，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直到五四运动，儒学受到严厉的批判，儒学在思想意识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宣告结束，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还是应该承认的历史事实。

    儒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应如何评价呢？这就牵涉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在近代，中国与西欧相比，确实是落后了；在古代，中国与西欧相比，应如何看待呢？近来出现一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对人的设计的传统中，缺乏人格的概念”“在民族传统中个人的人格概念并未建立起来”，这无异于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算不得文化。这个问题涉及民族的价值和尊严，不可以不辩！究竟是中国传统中缺乏个人的人格概念，还是某些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缺乏正确的理解呢？

    中国传统中“人”的观念的问题可以说是关于儒家学说的本质的问题。儒家基本上是肯定人的价值、要求提高人的自觉的。以孔孟为例，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显然把人与鸟兽区别开来了。孟子宣扬“自任以天下之重”，可以说是对于个人的肯定。儒家的学说确实不是主张“自我中心”，而是主张从自我出发，由己推人。这种由己推人，可以说是人我并重，人我兼顾。

    儒家学说虽然不主张“个人本位”，但也肯定个人的人格价值；虽然不主张“自我中心”，但也肯定自我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承认人人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越来越严酷，明清时期，专制君权日益加强，扼杀了自由思想的生机，但是不应把专制君权的罪过都归咎于儒学。

    儒学的内容与近代世界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但是在历史上，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较大的积极作用，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儒学表示赞佩，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儒家学说标志着“人的自觉”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儒家的理想主义可以与西方古代的理想主义媲美。我们在批判儒学的同时应对儒学有较深的理解。

    儒学的严重缺点是没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没有强调对自然界的研究。因此，儒学内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机。矫正儒学的偏失，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传统，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

（有删改）

    中华文化根源于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实际上是以商周文化为主体的。从文献和出土文物看，商周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基于农耕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文化，当然要比狩猎采集时代的文化发达，也更为精细，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再加上农业社会有超过日  常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社会分工也更为细密合理，因而在当时经常发生的部落或部族战争中容易获胜。这样，中原文化靠着文和武两种手段慢慢地向外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并不是单向地输出，而是随时吸取当地部落部族的文化，边扩散边演变壮大。如果我们放眼历史，中华文化的这一趋势至今也未中止，以后也不会终结。

    商周活动的地域在今河南、陕西一带，这里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但同时自然灾害频仍，接近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落。中华文化的根基大致就是由这一自然和社会状况的刺激而形成的。农业生产需要社会的稳定和氏族、家族与家庭的延续。农业的耕种和收获是以年计算的，只有稳定，才能春种秋收，才能不断提高耕作技术、提高产量，生活也才能逐渐富裕起来；只有延续，土地、工具的占有才能长久，技术的传承和提高才有保障。要稳定，就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要延续，就要重视血缘的纯正，要分清正支与旁支，要保持以辈分为基础的等级制。既然时时可能发生自然灾害和外来兵灾，就要与水旱风雹、虫兽疾疫搏斗，要和入侵劫掠者拼杀，灾后还要艰苦奋斗以恢复家园。在应对种种自然界和人的挑战过程中，不但磨炼了人们自强自立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也使得对自然界的观察越来越细密，天文、历法、地理、动植物学、医学等都有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因而高度发达。这样，中华文化就种下了吃苦耐劳、聪明睿智、自立自强、知难而进、崇和反战、宽容豁达、重视伦理、忠孝仁义等基因。

    中华文化形成之后，表层、中层和底层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体系。这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内在原因。任何文化，表层是最易发生变化的。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关系十分密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一经变革，人们的衣食住行就要跟着变化。中层变化的速度仅次于表层，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交融的加深，礼仪、风俗、艺术、宗教、法律、制度等也必须相应地演变。表层与中层文化的每一次演变，也就向前推进了一步。惟有底层  文化，经过了数以千年计的表层和中层的反作用而不断地“修订"、加强，已经深深根植于民族的血液中，极难改变。但是，既然表层和中层对于底层有着反作用，那么表层和中层变得久了，也就要动摇底层文化。

(选自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有删改)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来源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乏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

    1900年他在《少年中国说》中表现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所及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上文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五四”作家的忧郁是青春的忧郁，“五四”作家的幻想是青春的幻想，他们对于青春的迷恋已经到了走极端的程度，钱玄同甚至说过不可理喻的话“人过四十该枪毙”。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各种分配正义的原则，确定并规范各种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在当代，政治哲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对这些具体的分配正义观念进行归纳，我们会发现存在三种基本的原则，即平等、需要（福利）和应得。相较于当代分配正义观念，儒家视域中的良序社会应秉持哪些分配正义原则呢？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一原则是“生存需求原则”，也称人道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每个人的人格在天赋中都具有道德尊严；每个人的生存需求与同类人一样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儒家认为，人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当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时，儒家生存需求原则提出了一种类似于“优先主义”的分配策略，主张优先满足那些生活更加困难的弱势群体，即“贫困者优先”。为此，儒家肯定了物质财富对于普通人民的重要性，“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膝文公上》），在儒家看来，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民生存的前提条件，更是实现人性向善的必要基础。因此，政府有责任保障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不受侵犯，而且应关注天下的穷苦百姓，尤其是须关注和救济鳏、寡、孤、独等无法自足的弱势群体。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二原则是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又称贤能分配原则，其主要表现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根据这一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因此造成的职业分途、地位与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不正当的，故依儒家之见，仁德圣贤人物和士人君子与普通百姓相比，因为道德修养、功绩大小而占据不同的权位，享有不同的待遇所造成的差别又是应得的。在儒家的观念中，差等分配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常常通过社会分工加以论证。或者说，按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等级差序来进行分配，显然是合乎正义的。相反，如果人人平等，事必躬行，反倒会乱了社会秩序，使人人疲于奔命，故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儒家分配正义的第三原则是“机会开放原则”，也称机会平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开放部分社会职位，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被教化、学习等方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知识水平和能力，从而担任一定的官职，带领民众走向仁爱之道。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一主张的确在客观上将“劳心”“劳力”与“治人”“治于人”等同起来，将社会分工与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等级混同在一起，造成了“治人”或政治统治异化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而广大劳力者只能被治于人。但我们也要看到，儒家在理论出发点上未必承认统治的一劳永逸，也并不否认包括平民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学习技艺和修身而获得参与政治的正当资格。

（摘编自敦鹏《论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