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她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特别的礼物

郁葱译

    早上，阿尔琼被收音机定时的7点新闻闹醒。他摸着旁边空空的枕头，才想起妻子出差了。

    玛洛比此刻正在奥兰多，她早就起来了，但她怕打扰丈夫阿尔琼休息，一直等到7点才拨通家里的电话，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结婚27年了，她从未忘记过。不能与丈夫一起庆贺他的53岁生日，她感到很遗憾。好在今天晚上她就可以回家了。

    电话响了，阿尔琼拿起听筒。“祝你生日快乐!”电话另一端唱道。“谢谢你，亲爱的。你还好吗?你什么时间回来?”所有的话都一下涌到阿尔琼的嘴边。

    “我一切都好。我乘坐的航班晚上7点28分到菲尼克斯，八点半就可以到家了。记得给药店打电话给你送药，你的药明天就该吃完了。回家后，我与你一起到外面吃晚饭。”

    “啊，太好了，”他说，“我一直想去昌德尔大街上新开的巴西餐馆品尝一下那里饭菜的味道呢。”

    玛洛比最后还提醒他别忘了按时吃药，因为她仍然认为他什么都不能自理。

他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后就把药服了；他的心脏随时都会出问题。医生说他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而且越早越好。他已经在全国心脏移植登记名录上等待了两年。他每天都随身带着呼机，因为很快就该轮到他得到新的心脏了。很久以前，在一个要好的朋友因肾脏衰竭而死亡后，他和玛洛比就签约死后将器官捐献出来。

    就在他要出门时，女儿希卡来电话祝他生日快乐。她现正在旧金山的大学学医，她是他的骄傲。下午，医院的一名护士来电话，说他们得到一个好消息--有心脏了，今天晚上就可以做移植手术。终于等到心脏了，他异常兴奋。护士告诉他，心脏正在送来的路上，他必须到医院办理入住手续。他赶紧给妻子打电话，可她的手机关机。可能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他给她留了一条短信：“玛洛比，你一定不会相信，我得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医院说他们为我找到了一个心脏，并马上要做移植手术。晚上吃饭的事只好取消了，我们以后再吃。医院见。”

    然后，阿尔琼又给他最要好的朋友沙姆打了个电话，沙姆坚持放下工作陪阿尔琼去医院。阿尔琼住进医院之后，医院就为他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就等着心脏送到后就进手术室了。得知阿尔琼要做心脏移植手术的消息之后，其他好几个朋友也都急忙赶到医院。沙姆也已去机场接玛洛比了。女儿明天上午就到。晚上7点45分，护士来说，心脏已经到了，正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手术很成功。真是奇迹，他的身体对新心脏没有任何排斥。阿尔琼慢慢开始从手术的麻醉中醒过来。他睁开眼，感到嘴很干。

    护士走到他跟前，问他需要什么。“水和我的妻子。”他艰难地用嘶哑的声音说。护士给他拿来一些冰沙，并把沙姆叫来。

    他用质问的眼光看着沙姆：“玛洛比在哪里?”“她很快就到，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医生说手术很成功。祝贺你!”沙姆说。

    两个星期后，阿尔琼回到家里。他的心脏手术恢复得很好，但他却闷闷不乐。家里没有玛洛比，显得很空。玛洛比再也没有回来，实际上，她已经部分回来。就在玛洛比回家去机场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一辆快速行驶的小轿车迎面与她相撞，她被紧急送往医院，但已经无法抢救。她的大脑彻底受损。医院从她的驾驶执照上得知，她是器官捐献者。于是，他们把她的器官留了下来。阿尔琼正好是等待移植心脏名单的下一个--死者的血型等情况正好与他相匹配，所以。心脏便给阿尔琼送来。

    得知这一切，阿尔琼悲痛欲绝。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想起了30年前他们在加尔各答大学读书的时光。他们刚开始恋爱，就赶上他的生日。

    她问他：“生日想要什么?”

    “我想要你的心。”他回答。

    他还记得玛洛比在听到这句话时，羞怯地低着头笑的样子。她是多么美丽，多么可爱! 想到这里，眼泪不由自主地从他眼里流了下来。

古董

郑时培

    顺德爹临死前交给顺德几样古董，叮嘱顺德好好保存，不要四处张扬。不想，顺德爹尸骨未寒，整个相思湾的人都知道顺德家有几样古董，价值连城。

    顺德家有古董，乡亲们都艳羡，都想饱饱眼福。正经问顺德，顺德笑笑说：“没什么，只几样家什，不抵几个钱的。”乡亲们都认定顺德已是相思湾首富。这下子好了，顺德也该翻个身，把媳妇娶进门来。

    村长从镇里开会回来，没进自己的家，直接去找顺德。村长说，那古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让他帮顺德拿去卖了，或者作个价卖给他也行。顺德听村长说完，慢腾腾地，也不答话。

    村长急了，说：“顺德，要不你先给我看看吧。”顺德说：“村长，那东西给座金山我也不卖，爹不给人看哩。”说完不再理村长。村长很生气，“哼”了声扭头便走。

    第二天早晨起来，顺德蓦地发现后墙上被挖了个大洞，屋里的东西让人弄得乱糟糟的。顺德立即到村里报告。一会儿，相思湾的人都知道顺德那几样挺值钱的古董让人给盗了。乡亲们都挺同情顺德，愤愤用相思湾最恶毒的话咒贼。顺德收拾好屋子，花了一下午工夫挑来碎岩石把洞堵上。老半天他还在想，是哪个贼这样大胆，竟敢挖这么大的洞来偷盗呢？

    过了两天，村上的人都在说顺德的事，都愁顺德再娶不起媳妇时，村长来了。村长跟顺德说：“那玩意儿丢就丢了吧，穷人也得讨老婆过日子。这样吧，我把表妹介绍给你，要不要？”顺德呆呆地望着村长，又望望家里空空的屋子，不语。村长笑了，说：“表妹不在乎人穷的。”顺德见村长不像有意开玩笑，也就应了这门亲事。没几个月，村长的表妹雪英和顺德结婚了，俩口子倒也恩爱，眼见日子一天一天红火起来。

    一天夜里，雪英搂住顺德的脖子娇嗔地说：“我问你，那东西不被贼偷去，你会要我吗？”

    顺德性急，脱口道：“那东西根本没被偷。”“真的？你不要骗我。”雪英说。顺德拿开雪英的胳膊，起床去取。一会儿，顺德提着个红布包跑进来。雪英兴冲冲起来一看，大所失望。包袱里包的只是一只土窑烧的蓝边碗和一双黑不溜秋的筷子，嗔道：“顺德，你又骗人！”

    顺德拿起那碗说：“雪英，我没骗你。我们祖上都穷，到爹手上连媳妇也娶不起，有个女子却愿意嫁给爹。那女子后来成了我娘。娘怀上我时，相思湾闹饥荒，爹实在想不出办法，就和娘去逃荒。娘生下我后，一直有病，爹一个人养我们娘俩。有次，爹要不到饭，偷了店家的洋钿。娘知道后说，宁死也不干那事，就不肯再吃，没几天就死了。爹把洋钿还掉，用这只碗，这双筷子养大了我。临终时，爹说，把这几样东西留给我，让我答应靠本份娶妻生子后才瞑目。”

    雪英听后，木然望着顺德，说：“这能算古董？”

    顺德点点头。雪英长叹一声，笑道：“表哥早知道这东西，他还会三更半夜挖墙洞来偷？嘻嘻嘻……”顺德愕然。好半天才缓缓地收好包袱站起来说：“这么说，你知道这东西没被人偷去？”

    雪英点点头，说：“嗯，表哥劝我嫁过来，说嫁给你后想办法把古董卖了，可以享一辈子的福呢。”

    顺德愤极：没想到恩爱几年的雪英竟是这样的女人。他克制着说：“好了，现在你都知道了，我一无所有，你走吧。”

    雪英嘻嘻地笑，笑够了说：“顺德，其实你认为它是古董，它就是古董。你认为它价值连城，它就价值连城。给我们一座金山也不换呢。”

    顺德放下包袱，紧紧抱住雪英吻着，泪流满面。

一只鹰落在屋项上了

王族

    ①山脚下只有一户人家，房子是黄泥小屋，栅栏用石头全就，显得孤独而又宁静。

    ②我坐在离这户人家不远的地方抽烟，突然看见一只鹰从远处盘统而来，落在了人家的屋顶上 ， 我对同行的几位朋友说：“这家人的房顶上有鹰！”但他们因为没有看到刚才的一幕，都不相信鹰会落在房顶上，在他们的观念中，鹰因为高傲，是不会接近人的。但我不怀疑自己的眼睛，我确实看到一只鹰落到了这户人家的屋顶上了，然而我又能如何让自己的这次目睹得到认可呢？大家的观点是从高原存在了多少年的事实中得来的，我说服不了他们，我感到孤独。

    ③过了一会儿，我们准备离去，这时候，我看见从那个黄泥小屋里走出一个人，去屋后骑了一匹马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坐的是越野车，很快便把他甩到了后面，我从倒车镜中看见他在车后的灰尘中慢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我很想等他骑马近前后问问他，是不是有一只鹰落在了他家屋顶上 ， 所以便一直观察着他，看他是否一直尾随在我们身后，可是后来，他不见了，我打消了向他询问的念头。

    ④汽车在一个有平整积雪的大平滩上停下，大家下车赏雪。雪很漂亮，将这个大平滩覆盖得犹如帕米尔高原最具神韵的一面镜子。

    ⑤这时候，我一扭头又看见了他。可，他果然一直尾随在我们车后。他向我们使劲挥手，似乎让我们等他。我对大家说：“看，那个人在向我们挥手！”大家看过去，他已拔转马头沿大平滩外沿向我们这边跑来了。这是一个50开外的塔吉克族男人，脸因为长期受紫外线照射而置赤青色，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看人时目光锐利得像刀子一样。他从马上跳下来，指着一位同行的塔吉克朋友说：“你，我的朋友嘛！刚才，我房子门口你都到了，不进去，为啥？”

    ⑥同行的塔吉克朋友一时想不起他，脸上有了窘迫之色。

    ⑦他的目光更锐利了，紧盯着他说：“刚才，我看见你这骑马的腿了！你忘了，10年前，你来这里，骑我的马，掉下来了，掉伤了。我的马，把你摔伤了，是我的事情嘛！我，还没有，给你赔不是。”

    ⑧同行的塔吉克朋友一时想起了往事，噢了一声，说：“没事，我已经好了。”

    ⑨他忙说：“不，你的腿，好了，是你的事情：我，要不给你赔不是，那就是我的事情。”他总爱用“事情”二字来表达他心中想表达的东西，好在我们在新疆已经生活了好些年头了，知道他说的好是“事情”，不好也是“事情”。

    ⑩同行的塔吉克朋友因他还惦记着10年前的事感动了，而他也因为终于找到了10年前被自己的马摔伤的人而释然了。他和同行的塔吉克朋友握手，临了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腿显得无比亲密。我想，这些帕米尔高原上的人，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情景而成为朋友的。

    ⑪我看他们之间的事情说得差不多了，便忍不住问他：“有一只鹰落在你家屋顶上了 ， 你知道吗？”

    ⑫他一下子用锐利的目光盯住我，问道：“是吗？”

    ⑬我说：“我看见了，这些朋友没看见，他们不相信。”

    ⑭他的目光变得更锐利了，而且由于他的个子很高，所以让我觉得有一种被什么从高处刺中的感觉。他说：“你，看见了，是你的事情；他们，不相信，是他们的事情。”他仍用他那好事坏事都是“事情”的理论回答了我。他和同行的塔吉克朋友互道祝福，然后骑马走了。他用了10年时间，终于了却了一柱心事。

    ⑮他骑着马渐行渐远，在雪野里又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美]杜鲁门·卡波特

    ①请设想一下二十多年前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一个白发剪得短短的妇人站在窗口，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巴迪，去把我们的车推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②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光景，我们是很远的表亲。。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早死了，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现在仍是个孩子。

    ③我们把童车推进山核桃树丛。童车是我出生时买的，快散了，轮子摇来摆去，像醉鬼的腿。奎尼是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④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把拉回家的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的壳剥去。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核桃肉散发着甜美的香气。奎尼求我们给她点尝尝，我的朋友时不时偷偷给她一点，但我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明月高照，小车空了，碗满满的。

    ⑤第二天，我最喜欢的事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香草，葡萄干，威士忌，大量的面粉和黄油……嗬，简直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我们没钱，但每年总能用尽各种办法，筹到一笔水果蛋糕基金：卖破烂，卖摘来的一桶桶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

    ⑥黑炉子加足了煤和柴火，烧得像一直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一碗碗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蕉让空气变得甜甜的，姜又增加了香味。厨房里浓香扑鼻，弥漫到整幢屋子。四天后，大功告成，三十只蛋糕放在窗台、搁板上晾着。

    ⑦蛋糕给谁呢？朋友呗。不一定是邻近的，大半倒是只见过一次，甚至素未谋面的，我们喜欢的朋友。例如罗斯福总统，一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子磨刀人，帕克（班车司机，他每天在尘土飞扬中嗖地一声驶过时和我们互相挥手招呼）。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把这些陌生人当作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的纪念册里有用白宫信笺写的的答谢信，有磨刀人寄来的一份钱明信片——它们让我们觉得和外面的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⑧厨房空了，蛋糕都送走了，我的朋友要庆祝一下——还剩下一点威士忌。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她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香的浓咖啡），我们平分剩下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中乱抓。我身子里热烘烘地冒火星，像快要烧成灰烬的木柴。我的朋友围着炉子跳圆舞曲，两只手提起那身蹩脚的花布连衣裙的裙边，就像是舞会上穿的礼服，唱着“指给我回家的路”。

    ⑨下一个任务就是准备礼物。我想给她买整整一磅樱桃巧克力，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我们又凑了五分钱给奎尼买了一大根还有余肉可啃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一颗银星边。奎尼知道那是牛肉骨头，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该睡了还不肯走。我的兴奋不亚于她，踢被子，翻枕头，就像是热得不可开交的夏天夜晚。我的朋友手持蜡烛坐到我的床沿：“我一点也睡不着，心像兔子一样乱跳。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俩在床上挤作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⑩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⑪我上了军事学校。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⑫她还待在那里，有奎尼做伴，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写道：“昨天，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童车推到草地……”）以后几年的十一月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她一个人，没有从前做得多，不用说，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早已死去的巴迪混淆起来。

    ⑬终于，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