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树

朱道能

    当二货提着两瓶好酒，去看几年没有来往的幺爷时，一村人都把脖子抻得像大白鹅似的。

    “砰——砰”，幺爷院里突然传来两声玻璃的爆响。

    不一会儿，二货跑出门，脸紫得像茄子：“你个老东西，就跟树过一辈子吧！”

    一村人都明白，爷俩一定是为卖银杏树的事杠上了。

    据幺爷讲，这棵银杏树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栽下的。只听这银杏湾的名字，就知道它早已是一村人的风景了。

    夏日，郁郁葱葱的树冠，犹如一把绿色大伞，撑起一片阴凉。一村老少，便惬意地坐在树下，大人随意闲聊，小儿绕树嬉戏。

    待到深秋，树下便是一地金黄。村人就捡拾回去，好生收藏。有长癣生疮的，熬水一洗；有破皮流血的，揉碎一按；有血高晕眩的，泡茶一饮……于是，常有人谢幺爷。他听了，一摆手：都是托先人的福哩！

    眼下有人出高价，要买幺爷这棵银杏树。谁呢？就是村长大军。

    大军原本在城里开公司，当老板。后来作为有经济头脑的能人，被招贤回乡，当上了村长。

    大军一上任，立即带来一个致富项目：卖风景树。

    所谓风景树，就是漫山遍野的松树、柏树、杉树什么的。只要连根刨起，缠上草绳，运到城里一栽，就变成城里人的风景了。

    一时间，寂静的山林里，野鸡惊飞，山兔乱窜。

    再聚到银杏树下，村人的话题便出奇地一致：谁谁又卖了多少棵树，谁谁又挣了多少钱……正说得热闹，一直闷坐一旁的幺爷，冷不丁冒出一句：“一群败家子！”

    村人面面相觑，然后讪着脸，散去了。

    银杏树下，便陡然冷清了许多。

    大军却常来，尽管问候十句，幺爷也难“嗯”上一声。

    一天，大军神秘地压低声音：“幺爷啊，有人想买银杏树，给你出这个价——”他张开巴掌，五个手指伸得直直地。

    幺爷吧哒着烟，望着地。

    “五千，五千啊！我的幺爷！”大军把手掌伸到幺爷脸前。

    幺爷吧哒着烟，又去看天。

    “这样吧，再加一千……”

    幺爷站起身。

    “七千，七千怎么样？不能再高了！”

    幺爷终于开口了：“先回家问你爹，看你有没有祖宗。再去问你娘，看你是吃奶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

    大军狠狠地朝银杏树踹去，旋即又龇牙咧嘴地抱脚乱跳。

    这事让二货老婆知道了，脚跟脚地赶到大军家里。讲好一万元的价钱后，她一个电话，把在外打工的二货连夜叫了回来……

    这一天，幺爷正坐在树下打瞌睡。大军来了，板着脸说：“我代表村委会正式通知你，咱们村最近招商引资了家化工厂．，需要拓宽进村公路——这棵银杏树在规划线上，要限期移走，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幺爷“霍”地站起身：“你敢——”

    大军冷笑道：“我是不敢，但是上级领导敢。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天王老子也要为它让道！”

    没几天，施工队果真开进山来。

    看着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一村人热血沸腾。就连蹲在茅坑上，也不忘拿根树棍，在地上划拉着征田补偿款的数目。

    至于幺爷有多少天没出院门了，恐怕只有村医才清楚。

    等再出门时，一向硬朗的幺爷，竟然拄起了拐杖。他锁上大门，颤巍巍地出了村子。

    几天后，幺爷回来了。

    再过几天，幺爷又走了。

    当公路一步步向银杏树逼近时，幺爷回来了，身后还多了几个陌生人。

    他们径直来到银杏树下，又是测量，又是拍照，一脸的兴奋。

    村人先是疑惑地张望，恍然后便一下子围过来：哈，幺爷要卖银杏树了！

    正在打牌的二货老婆，把麻将一推，反穿着鞋跑过来，嘴里直嚷：“卖多少钱？卖多少钱啊？”

    来人笑了：“多少钱？无价之宝！我们是文物局的，专门来登记保护这棵活化石的……”

    气喘吁吁赶来的大军，张着嘴巴，半天没换过一口气来。

    幺爷走的时候，正是深秋。

    村医像往常一样，背着药箱，过来给幺爷挂药水。因为化工厂刺鼻的怪味，幺爷一直咳嗽不止，远远就能听见。今天却异常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

    村医喊着幺爷，急急地推开院门……

    当二货老婆打着哈欠过来时，村医拿出一张纸，是幺爷提前交给他的遗嘱：死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银杏树下…

    安葬骨灰的那天，来了许多人，有领导，有记者。因为幺爷是全县第一个自愿火化并树葬的农民。

    银杏树下，面对镜头，大军侃侃而谈，谈在自己的带领下，银杏湾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涌现出了田有根（幺爷的大名）这样的村民典型……最后，领导把装有奖金的红包，递给死者家属。就在二货还在发愣的当儿，二货老婆从后面伸手抢过来，捏了捏，嘴角不由往上一翘。当发现镜头正在对准自己时，便用手捂着脸，大声悲号：“我的亲爹啊，您咋舍得抛下我们走了啊……”

    树葬的小坑挖好了，装骨灰的布包缓缓打开。大军抢在镜头前捧起一把骨灰，边撒边念叨：“幺爷啊，咱银杏湾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您老就安心地去吧……”

    “噼噼啪啪……”为幺爷送行的爆竹，在银杏树下，骤然响起。一树的银杏叶，簌簌而下，如同漫天的纸钱，飘撒在幺爷的骨灰上…”

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

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背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只大包。像是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车。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棵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比网球略粗，细的一端比乒乓球略细，大约三米多长。

    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上装货了。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放到坐椅中的过道里？更不可能。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然后……让我晾衣脚……

    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又长又细又直！……”——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之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事物。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

    ——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能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树干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又过去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到那时，才突然间感到愧疚。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却丝毫不提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六百块，两百块钱交房租费,两百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两百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邻居都跟着遭殃。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般四面逃窜,更多的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

    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呆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每次她走后，好像家里搬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慷慨地分了我一支。我家没有花盆，她抬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油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见证了她曾到来。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迄令为止，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最后的时间里，我俩一时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

    那时，我想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深刻涌上心头。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得知她当时的感受。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微微尴尬。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

    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再重新离别一次。

    但终于没有。

    (本文节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

乞丐

契诃夫

①“仁慈的老爷！行行好，诸顾念一下我这个不幸的挨饿的人。我三天没吃东西了……身无分文，没有住处……向上帝起誓！我当了八年的乡村教师，后来由于地方自治局搞鬼丢了职位。我成了诬告的牺牲品。这一年来，我没有工作，失业了。”

②律师斯克沃尔佐夫打量着这个求告的人，瞧瞧他那件灰蓝色的破大衣，混浊的醉眼和脸上的红斑，他觉得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③“听着，在前天，我好像在花园街遇见过您，”他说，“不过那时您对我说您是被开除的大学生，没有说是乡村教师，还记得吗？”斯克沃尔佐夫大发脾气，毫不留情地痛斥这个求告的人。对方的无耻谎言唤起他嫌弃和厌恶的心情，侮辱了他，斯克沃尔佐夫十分喜爱和看重自身就有的品德：善良，敏感的心，对不幸的人们的同情。这家伙一味说谎，利用别人的仁慈，恰恰亵读了他出于纯洁的心灵喜欢周济穷人的一片好意。破衣人起先一再辩解，对天发誓，但后来不作声了，羞愧得低下了头。

④“先生！”他说，一手按到胸口，“确实，我……说了谎！我不是大学生，也不是乡村教师。这些都是胡编的！我原来在俄罗斯合唱团里任职，由于酗酒，我被赶了出来。可是叫我有什么办法？……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⑤“胡说！您总能找到借口！那么，您愿意去劈柴吗？”

⑥“好吧，我可以劈……”

⑦斯克沃尔佐夫张罗起来，他不无幸灾乐祸地搓着手，把厨房里的厨娘叫了出来。“是这样，奥莉加，”他对她说，“把这位先生领到板棚里去，让他劈木柴。”破衣人耸耸肩膀，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犹豫不决地跟着厨娘去了。斯克沃尔佐夫赶紧走进餐室。那里的窗子正对着院子，可以看到堆放木柴的板棚里和院里发生的一切。斯克沃尔佐夫站在窗前，看到厨娘和那人从侧门进了院子，踩着肮脏的雪朝板棚走去。奥莉加气呼呼地打量她的同伴，把胳膊时向两旁甩着，打开锁着的板棚，砰一声恶狠狠地推开了门。

⑧“大概我们妨碍这女人喝咖啡了，”斯克沃尔佐夫想道，“这么个凶婆娘！”接下去他看到，那个冒牌教师和冒牌大学生坐到木墩子上，用拳头支着红腮帮，想起心事来。厨娘把一把斧子扔到他脚旁，恶狠狠地啐了一口，而且，看她嘴的动作可知，她开始骂人了。破衣人迟迟疑疑地拉过一块木柴，把它放在两腿中间，胆怯地用斧子砍下去。

⑨一小时后，奥莉加来了，报告说，木柴已经劈好了。“拿着，把这半卢布交给他”斯克沃尔佐夫说，“要是他愿意，让他每月的头一天都来劈柴……活儿总是有的。”到了下月一号，那个破衣烂鞋、形同乞丐的人又来了，又挣了半卢布。

⑩两年过去了。有一天，斯克沃尔佐夫站在剧院的售票处付钱买票的时候，看到身旁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翻着羊羔皮领子，戴一顶旧的海狗皮帽子。这个矮小的人怯生生地向售票员要一张顶层楼座的票，付了几枚五戈比铜币。

⑪“卢什科夫，是您呀？”斯克沃尔佐夫问，认出这个人就是他家以前的劈柴工。“喂，怎么样？现在做什么事？日子过得好吧？”

⑫“还可以，现在我在一位公证人那里工作，每月拿三十五个卢布，先生。”

⑬“哦，谢天谢地。太好了！我为您感到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卢什科夫！要知道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的教子。要知道这是我把您推上了正道。您还记得我当时如何痛斥您吗？您那时在我面前窘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了，谢谢，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没有忘了我的话。”

⑭“谢谢您那些好心的话和好心的行动。您那时讲得很出色。我既感激您，也感激您家的厨娘，求上帝保佑这个善良而高尚的女人身体健康！您那时讲得很正确，这一点，我当然至死都感激不尽。不过，说实在的，真正救我的是您家的厨娘奥莉加。”

⑮“这是怎么回事？”

⑯“是这样。当初我去您家劈柴，我一到，她总是这样开始：‘唉，你这个酒鬼！你这个天地不容的人！你怎么不死呀！’然后坐在我对面，发起愁来，瞧着我的脸，哭着说：‘你是个不幸的人！你活在世上没有一点快活，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你这酒鬼，也要下地狱，也要遭火烧！你这苦命人啊！’您知道，尽是这类的话。她为我耗了多少心血，为我流了多少眼泪，这些我没法对您说。但重要的是，她替我劈柴！要知道，先生，我在您家里连一根柴也没有劈过，全是她劈的！为什么她要挽救我，为什么我瞧着她就决心痛改前非，不再酗酒，这些我对您也解释不清。我只知道，她的那些话和高尚的行为使我的心灵起了变化，是她挽救了我，这件事我永世不忘。不过现在该入场了，里面正在打铃。”卢什科夫鞠躬告辞，找他的楼座去了。

（有删改）

烟火漫卷^①

迟子建

文本一：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间不变。”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分明，气质不俗。翁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并不反感，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能开这车了吧？”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

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是刘建国。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文本二：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

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有删改）

【注】①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

娃的心娃的胆

陈忠实

司令跪倒在黄河滩上。眼前是翻卷着泥浪的黄河河面，右首是陡峭冷峻的悬崖石壁。身后，十余位师长、团长、营长和众多随员也相继跪倒。稍远处，十余匹战马石雕一般撑蹄昂首。三叩之后扬起头来，司令涕泪交流。

每到清明，他都不忘给逝去的先祖烧一炷香，并叩拜。现在，他以从未有过的庄严、肃穆和痛彻心脾的悲怆，为八百个尚未成年的关中子弟的英灵跪倒在黄河滩上。

这儿刚刚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八百个士兵，从右前方的悬崖峭壁上跳进了黄河。

他们的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乃至断折了，他们也被两倍于自己的鬼子逼到悬崖上，全都跳进了黄河。八百个娃娃呀！全在16岁至18岁这个年龄段。他们是3个月前从关中乡村征召来的农家子弟，有的还是司令老家邻村的乡党……现在都跳到黄河里去了。

就在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兵团结束军事训练即将参加会战的时刻，他亲自去看望了这些他称为小乡党的士兵。司令曾经想到，这些娃娃肯定将成为日本鬼子难以招架的对手：他们之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显露出来，进入军队各级指挥岗位，乃至成为将军。当然，也免不了死亡和伤残……他唯独没有料到这种结局。

司令仰头朝崖头山顶上望去，浓厚的暮色里一片模糊。他突然听到随员在身后惊讶的声音“河里是什么？”苍茫模糊的河面上，隐隐可以看到有布质的东西在摆动。司令首先想到的是一杆军旗，这是八百个娃娃留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遗物了。

随员们下水打捞，竟是两具尸体，尸体被拽到沙滩上来，他们全都惊呼起来。

司令自己也惊呆了——

军旗的钢质尖头，从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刺进去，从背脊穿出；那个鬼子紧紧抱住中国旗手的后腰，中国旗手的双手死扣着日本鬼子的脖子；两个人面对着面，中国旗手用旗杆的尖头捅穿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把他直压到黄河水底；中国西北军的军旗已经撕裂，暮色里看不出颜色。

司令默默地脱下军装上衣，蹲下身去，捏着衣襟擦拭旗手的脸膛。旗手眼窝和鼻孔里积存着黄河的泥沙，圆睁着的眼睛和鼓出的眼球，显示着他憋着多深的一股仇气、鼓着多大的劲儿啊！

司令从腮帮子擦到下巴的交界处时，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三娃！是你呀！”旗手左腮和下巴棱儿交会处，有一块大拇指盖大的暗红色的痣斑。

那次给新兵团做完讲演，司令直接朝士兵走过去。那些尚未完全褪尽乡村孩子神色的一张张脸膛让他想面对面和他们说话。

司令盯住一个浓眉大眼方脸的士兵，士兵举手行一个军礼，铿锵有劲地开口：

“报告孙司令，我是蒲城人。”

司令稍一愣怔：“你是杨军长的老乡。”随即面对士兵，提高嗓门说：“蒲城出忠臣啊！全中国都知道杨虎城将军的忠肝义胆。蒲城还出过一个忠臣叫王鼎，他效法春秋时史鱼尸谏，留下劝谏皇上不要签割地赔银的卖国条约的遗书，悬梁自尽了。王鼎尸谏皇上，死忠；杨将军兵谏，大忠。人说蒲城包括整个渭北水硬土硬，长出来的麦子，秆儿硬麦芒也硬，麦子磨出来的面粉也是性硬，这样的麦子养出来的男人女人能不硬气吗？”

会场一片肃然。

司令问：“你怎么知道我姓孙？”

士兵笑着说：“满蒲城人都知道俺杨军长把兵交给你带了……”

司令又瞅住了一位脸膛红扑扑的士兵。士兵自报家门：“报告司令，俺是长安人。”

     “家里都有啥人？”

     “俺妈俺爸，俺婆俺爷，俩哥一个妹子。”

     “你妈能舍得你当兵？”

     “俺妈哭哩！俺爸把俺妈训住了。”

     “你婆呢？”

     “俺婆心宽，走时还叫我念她教的口曲儿呢！”

     “啥口曲儿？念一念，让我和大伙儿听听。’

士兵清清嗓子，大声诵念起来：“啥高？山高，没有娃的心高。啥远？海远，没有娃的脚远。啥大？天大，没有娃的胆大。”

司令听得慷慨激昂，士兵们热烈鼓掌。司令说：“心——高，脚——远，胆——大。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

“俺爷还会唱戏哩，逢年过节搭台子唱。”士兵更得意了。

“教给你了没？”

“我能唱几段。”

“那你就唱几句。”

士兵拉开了架势，吼唱起来：“两狼山哎——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哎——为国家啊——何惧——死啊——生……”

司令已经热泪盈眶，颤着声问：“你叫啥名字？”

“三娃。”

司令抚摸了这个小乡党下巴棱儿上的那块暗红色的痣斑：“我把你也记住了。你婆教你的口曲儿，你爷教你的戏词，我听一遍就都记下了……

六年之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武汉市中山公园。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在此举行。孙蔚如司令一身戎装，高大威武地坐在第六战区受降主官的位置上。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娃捅穿日军士兵胸膛的军旗，耳边响起三娃他婆教给三娃的口曲儿。还想到了母亲。三年前，在即将东出潼关进军中条山之前两日。他回家向母亲告别，跪倒在母亲膝下，说不能尽孝了。母亲只说：“当兵就要打仗。国家遭人欺侮哩。这是尽大孝哩，你要打赢回来。”大约一个月前，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孙家，母亲喜极而终了。

（有删改）

路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跺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竟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安然无恙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如豆的光，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不飘忽，不闪烁，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了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做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是个聋子，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只得利用背上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揿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是野战军。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之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哑巴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哑巴。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哑巴挣脱了出来，忙忙地摸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移动，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