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下午共同发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项目为155项，约占总数的11.3%，在十大非遗门类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认定了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共计77人，约占总数的3.88%。民间文学还面临着继承人高龄化和法律保护缺失等问题。曲艺有127项，曲艺类传承人有151人，仍有40余项曲艺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没有国家级继承人，这显示出曲种传承的不均衡和保护传承人的紧迫性。2015年，包括河南坠子国家级传承人刘宗琴、相声国家级传承人常宝霆在内的20名曲艺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离世，更是给非遗传带来了巨大损失。

    2015年，北京、上海，山西、山东等8个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宗教音乐3项和人文音乐2项，这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申遗热”推动了传统音乐的发展。2009年，有5个传统音乐项目类型同时被选为“世遗”；在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音乐分别入选72项和67项，在十大非遗门类中位居前列。2015年，传统音乐诸多新增赛事尤其是原生态赛事的举办，网络歌坛的迅速发展，观看民歌实景演出以及近几年的民歌民乐进校园，等等，都显示出传统音乐在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里更加欣欣向荣。

    2015年，我国传统技艺类非遗保护工作延续了以往良好的势头。名录建设方面，在历年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单中，传统技艺都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2015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共136项，约占总数的34%。2015年新增传统技艺项目中，上海和陕西分别占比16%和22%，领先于其他省市。各项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适合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如酿酒类、制瓷类非遗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传统技艺因创新设计不足，难以跟上市场的步伐。

    随着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5年中国传统医药立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医药逐渐被世界认知。2015年，北京、安徽等地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名单，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达到了43个。尽管传统医药发展势头迅速，但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新增代表项目和扩展项目数目甚少。

（摘编自《新民晚报》2016年11月29日）

材料二：记者今天从山东省邮政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邮政定于2016年6月11日发行《文化遗产日》纪念邮票1套2枚，两枚邮票采取连印形式，分别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和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为中心，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世界遗产名录》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项目，用线描的表现形式环绕展示在周围，以宣纸的纹理和残破的边框形式作为背景，整体风格古朴、简洁，主题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昆曲、珠算、剪纸、端午节、古琴。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长城、福建土楼、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

材料三：文化部社图司巡视员周小璞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确定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一些专家认为，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无形或隐形，是人的精神创造，更凸显了对其保护抢救的重要性。它可以暂时没有任何意义，可要可不要，但如果因此而不重视，让其自生自灭，将给人类、国家、民族造成精神和情感上的断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07年4月28日）

材料一：

    如何加强防灾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水平？一是进一步夯实群测群防基础，促进群测群防与专业监测结合。实现从群测群防向群专结合的转变，提升地质灾害监测科技含量，切实提升防灾减灾效果。二是倡导、推动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委托、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广大地勘专业队伍技术优势，充分发挥专业队伍在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处置的作用，逐步实现地质灾害防治的产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三是继续集中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教育活动和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我国地质灾害防御能力。四是加强成灾机理、监测预警预报和风险评价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国内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与一线地质灾害防治机构的合作，引导企业自主研发，组织科技攻关，加快成果转化。

（节选自《自然资源部2019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通知》，2019年4月9日，有副改）

材料二：

    地质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是如何对它作出电脑模拟与分析的呢？下面我们通过一则案例来说明。2014年，加拿大BC省的一处铜金矿，尾矿堆填区发生垮坝事故，大量水和矿渣的混合物流入附近的河域，成为这几十年加拿大最大的环境灾难性事件。具体的灾难后处理流程：第一步，数据模型复盘。尾矿堆填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为了防止出现垮坝这样的事故，所有的矿业公司，在开发之前和开发过程中，都会对堆填区的数据进行定期采集，并制作模型，以确保，至少在理论程度上，堆填区的结构安全。第二步，灾害后地质信息处理。在灾害现场基本处理完毕以后，要研究矿业公司提供的具体的地形和钻孔信息，并对这些基本信息进行比对和筛选，正确分析这些数据的实际存在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第三步，数字模型分析。对这样的大型模型来说，二维模型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刨面模型做的再多，误差还是很大，只有三维模型才能相对可靠。单一的边坡稳定分析也是没有意义的，垮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渗流，化学物质，降雨等自然环境因素都要考虑在内。第四步，形成最终报告。如果有人敏锐地发现了那个导致所有问题的最不稳定因素，那么其他所有的说法都不过是狡辩而已。发现的常人能不能发现的疑点，就是灾害发生的原因了。

（节选自知乎，有删改）

材料三：

    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作用（多数情况下是二者协同作用引起的），在地球表层比较强烈地破环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的若土体移动事件。地质灾害在成因上具备自然演化和人为诱发的双重性，因此，地质灾害防治就不仅是指预防、躲避和工程治理，在高层次的社会意识上更表现为努力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或政府立法约束公众的行为，自觉地保护地质环境，从而达到避免或减少地质灾害的目的。地质灾害主要是指崩塌（即危岩体）、滑坡、泥石流、岩溶地塌陷和地裂缝等，它们是比较公认的原地壳表层地质结构的剧烈变化而产生的，且通常被认为是突发性的。地质环境灾害是指区域性地质生态环境变异引起的危害，如区域性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荒漠化、石山地区的水土流失、石漠化等，这些问题通常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且缓慢发生的，地质界常称其为缓变性地质灾害。

（节选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材料四：

国土资源部网站2012年11月8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称，中国2012年1至10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14203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3529起。与2005年以来同期相比，地质灾害发生数量排第六，人员伤亡较少，经济损失较重。据介绍，在前10个月发生14203起地质灾害中，滑坡10841起、崩塌2050起、泥石流920起、地面塌陷316起、地裂缝55起、地面沉降21起；造成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有136起，共导致290人死亡、83人失踪、256人受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2.3亿元。与2011年同期相比，地质灾害发生数量减少8.6%，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增长39.2%和31.7%。1—10月全国共成功预报地质灾害3529起，避免人员伤亡39871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8.1亿元。

（节选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材料一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级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一时间，垃圾分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时尚”。

    近年来，全国各地生活垃圾产生量与日俱增。从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看，2013～2017年，上海、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稳居全国前两位。五年间，上海市垃圾产生量分别为736.0万吨、742.7万吨、789.9万吨、879.9万吨、899.5万吨；北京市垃圾产生量分别为671.7万吨、733.8万吨、790.3万吨、872.6万吨、90l.8万吨。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已高达900万晚/年，亟待通过垃圾分类破解“垃圾围城”难题。

    2005～2017年，上海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年均增长率为3.1%。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年上海市垃圾产生量平均增长率甚至接近7%，出现了垃圾减量每年“越减越多”的尴尬局面，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已迫在眉睫。

    （摘编自矫旭东《上海垃圾分类如何引领“新时尚”》）

    材料二

    早在2000年6月，我国就将8个城市列为垃圾分类试点，但时至今日，垃圾分类面临的最大尴尬仍然是很多人因为分拣意识不够而“拎不清”。

    “一些城市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认识仍停留在技术层面，还没有从培养一代人的文明习惯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充分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导致目前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基础了解层面，还需要加强引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海云指出。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说：“我们通过七年的研究发现，垃圾分类要获得居民认可，社区里的志愿者及值班很重要，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比单纯的信息传递更能让居民认识和实施垃圾分类。”在他看来，志愿者不是单纯的督导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上门拜访，与居民的平时交流，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等等。

    （摘编自光明网《垃圾分类如何“拎得清”》）

    材料三

    垃圾分类相关政策的推进，不仅促进变废为宝，还催生出了垃圾分类上门回收员这一新兴职业。他们用互联网在线接单，上门回收固定种类废品。一名上门回收员表示，自己目前己靠“收垃圾”月入过万。

    垃圾分类是进行垃圾减量化、集约化、无害化等科学处理的基础性工作，看似寻常却不容易，既要严格遵守程序规范，进行有效的细分，又要按照分类处理的原则进行精准投放，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形成了一定的生活成本和日常负担，一些市民原有的处理习惯难以短期内改变。细分化时代，若是没有专业服务的介入和替代，垃圾分类的日常化处理，就会遭遇各种因素的限制。

    垃圾分类上门回放行业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业态、新职业的产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首先，实现了“专业人办专业事”的服务升级，可以解决“生活垃圾怎么分”所造成的困扰与麻烦。其次，激活了参与的源动力，减少了拾荒者、废品回收站等中间环节，把一部分利益让给市民，同时可回收再生资源的品质也更有保障。再次，垃圾分类上门回收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拉长和延伸了产业链。最重要的是，回收员上门回收，连接了垃圾从收集存放到运输处置的全过程，成为首尾两端的纽带，继而产生闭环和聚合效应。

（摘编自唐伟《垃圾分类上门回收是服务升级下的多赢之举》）

    材料一：

    据统计，进口动画电影占总动画电影票房60%-70%（2015年由于《大圣归来》超预期表现，进口动画片占比为55%）；目前进口电影平均票房1亿元-2亿元之间，优于国产动画电影；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单部平均票房不断上涨，2019年单部平均票房与进口动画电影基本持平。从目前情况看，国产动画电影多以低幼系《熊出没》、《喜羊羊》为主，且多在春节档上映；而进口动画电影体量更大、内容更加丰富、受众更广。

    差距的背后是国产动画电影产业基础薄弱。奥飞娱乐电影业务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国内动画制作起步较晚，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国内三维动画技术逐渐成熟，少量头部一线制作公司制作能力可以媲美国际水准，但整体制作水平依然落后于国外企业，缺乏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以及专业的人才及技术团队。而这恰恰是动画电影产业所高度依赖的。

    “动画电影的制作工艺复杂，培育周期较长，面临成本和周期的挑战。迪士尼动画电影单片成本在1.5亿美元左右，资金储备和全球发行渠道允许其雇用500多人的制作团队，拉长制作周期（迪士尼一部片子通常制作周期为5年），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制作。”奥飞娱乐电影业务负责人指出，而国内一部动画电影的成本仅是迪士尼的几十分之一，主要的回收市场还是在中国，没有相应的海外渠道，市场规模小，回收渠道有限。国内动画电影通常受成本和周期限制，团队规模小，制作时间短，从业人员工作强度大负荷重。

    （摘编自于蒙蒙《“哪吒”火了 国产动画电影产业发展潜力大》，《中国证券报》2019年7月30日）

    材料二：

    要缩小差距，首先从模仿、学习欧美和日本动画开始。在发展初期，模仿学习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动画电影要达到与欧美、日本动画电影并驾齐驱的水平，甚至争取后来居上，单靠模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形成自己的动画风格。利用中国古代传说、故事、元素就成为中国动画电影探索本土风格的有效路径。

    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多次尝试和探索、更新和改进。2015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影片题材取自古典名著，创作中还采用了多种中国传统美学的表现手法，最终取得了高票房、高口碑的双重肯定。影片的成功使民族化创作风格受到关注和热议。2016年上映的《大鱼海棠》，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开始，展开了一部唯美的中国风动画，从人物造型、场景设计、语言风格等多方面、全方位地呈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该片在上映的两天内便取得了上亿的票房，得到了市场的肯定。2019年，由追光动画和华纳兄弟制作的《白蛇·缘起》，则是在民间传说“白蛇传”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同时在3D技术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画面精美，构图讲究，比之前的电影有了新的进步，收到了不少粉丝的追捧。

    可以看出，中国动画电影在大量运用古代传说、故事、元素、表现手法等的基础上，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

    （摘编自朱玲玲《动画电影本土风格研究》）

    材料三：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封神演义》为故事原型，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它在口碑与票房上的双赢，再度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回答了国产动画电影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一时代命题。

    不只是《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风”已成为近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创意源头，“中国味”成为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以小说《西游记》故事为蓝本，《大鱼海棠》以庄子《逍遥游》思想为创意原点，《白蛇：缘起》在民间故事《白蛇传》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它们并非照相似地再现传统文化，而是找到与当下观众的共鸣点，赋予契合时代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让作品与观众与时代同频共振。

    优秀传统文化曾经涵养了中国民族动画电影，孕育出《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经典力作，造就了国产动画电影的高光时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今天，《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影片立足传统经典，观照现代人的生活，并广泛汲取多种文化的营养，在保持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让传统文化融入时代语境，迸发新活力，展现新魅力。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让人看到“国漫崛起”的希望。

（摘编自赵贵胜《国产动画片更有“中国味”》，《人民日报》2019年8月15日）

    材料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这是自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后，连续三年被写入报告。

    2016年3月，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引发全球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人们惊奇地发现，人工智能已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其学习能力和智能化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如今，在社会各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深刻改变了产业形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3月《人工智能连续三年被写入报告新技术正改变未来》）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2017年人工智能行业创业投资情况分析》）

    材料三：

    2013年以来，美、德、法、英、日、中等国都纷纷出台了人工智能战略和政策。各国人工智能战略各有侧重：美国重视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科技领先和国家安全的影响；欧盟国家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隐私、尊严等方面的伦理风险；日本希望人工智能推进其超智能社会的建设；而中国人工智能政策聚焦于实现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化，助力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各国政策在研发重点和重点应用领域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从2009年至今，中国人工智能政策的演变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其核心主题词也在不断变化，体现了各阶段发展重点的不同。国家层面政策早期关注物联网、信息安全、数据库等基础科研，中期关注大数据和基础设施，而2017年后人工智能成为最核心的主题，知识产权保护也成为重要主题。综合来看，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中国制造、创新驱动、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研发。

    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其中（《中国制造2025》处于人工智能政策引用网络的核心，在地方人工智能政策过程中发挥着纲领性的作用。通过政策发布情况来看，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活跃的发展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

    （摘编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

    材料四：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安全防护提供了一条全新思路，但与众多强大的工具一样，人工智能平台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更可能受到网络不法分子的利用。由于人工智能推动设备智能向场景智能演进，主动调动各种场景的功能为人们提供服务，这就让安全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不法分子有可能通过“机器人黑客”来发动精确的漏洞攻击。

    同时，由于物联网的发展，联网设备大量增加，在家里和办公室，所有智能设备间实现互连的情况也将带来更多的安全漏洞，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形势，单一设备、单一领域和单一系统的安全解决方案哪怕再强，也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安全需求。构建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系统化安全防护方案，通过自主学习解决不同的安全问题，对企业构建安全防护墙至关重要。

（摘编自科技世界网2019年3月《用人工智能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肺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日前公布，清肺排毒汤列入中医临床治疗期首选。该方剂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情况合理使用。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阻击疲情，美键是抓住核心病机，迅速扭转病情，阻截病气传变渠道，尽快将病邪排出体外。中医药专家综合分析本次疫情特点，统筹考虑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经典医籍里的处方，最终决定将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四个方剂21味药有机组合，化裁为新的方剂——清肺排毒汤。

    截至2月4日，该方剂给4个省36个城市37所医院的214名确诊患者使用，通过综合观察，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在90%以上。尽管本次临床有效性观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研项目，只为迅速教治确诊患者，但临床验证结果与先期处方设计预判完全一致。更为难得的是，一半以上的患者服用一剂药后症状就得到改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抗疫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摘编自王君平《抗疫，中医药添加新力量》，《人民日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二：

    与西医文化相比，中医药文化欠缺了一些所谓的“现代科学性”的逻辑，但起源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也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生活观、健康观和疾病观的体现。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然而这些核心价值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上的传播存在不足，导致当下中医药文化在传播与传承中不得不面临种种现实困境。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没有取得很好的文化适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医学体系背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强调分析、实验、定量的“科学主义”背景下，强调“气”“阴阳”“五行”等脏腑经络学说的中医药不是“辨证施治”的存在，而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二是市场经济方面，当下医学通行的是更符合资本运作规律的西医，传统中医及中医药受到打压；三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文化自信不强，即便是2015年屠呦呦院士凭借中医药的研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但直到今天，中医药文化依然未得到足够重视，甚至存在自我贬低的现象。

(摘编自丁云霏《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困境：文化适应与路径建构》，《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8月)

材料三：

    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包括建议、规范、指南和标准4个层面，由低向高贯穿一致，是一个最为开放的系统。中医药团体标准可以总结、验证、规范成为行业标准、进一步可以再上升到国家标准，最后争取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目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加强。例如，作为团体标准的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中的证候诊断标准，与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之间的协调统一性有待加强。

    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由于行业内存在“重标准制定、轻标准推广”的思想意识及标准宣传不足等各种因素，中医药的一些标准未能被推广应用，当前中医药无法实现应有的价值。因此，如何促进中医药标准的推广应用是中医药标准化工作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摘编自宇文亚等《中医药标准体系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