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业、教育业广义知识付费的概念，本文中的“知识付费”主要指将知识信息加工为产品、服务并将其通过互联网售卖的行为（即狭义的知识付费）。

    互联网时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被采集、被发布、被传播，消费者面对的信息数量呈几何级增长。但是，面对海量信息，人类的思维模式还远未达到能够自如接收的程度，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紧张心理，被称为“知识焦虑症”。同时，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都会加强这种焦虑感，而这种焦虑往往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学习意愿。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大量碎片化的时间需要被有效利用以获取知识信息。目前知识付费领域主要分为内容平台与第三方支持类服务商。前者提供专业生产或用户生产的内容供消费者购买。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普通用户也能够以自身掌握的知识实现变现。第三方支持类服务商则是为内容平台或有变现需求的自媒体人提供技术支持。

    相比传统的出版业与教育业，移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知识付费领域因其参与方减少，制作周期大幅缩短，因此内容生产者的获利周期也随之缩短。此外，知识付费能够为内容生产者带来更高的利润率，助其扩大收入规模。

（摘编自《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

材料二：

    据有关教据，某知名知识付费产品在2016年10月单月收入超过1800万元，达到峰值。有观点认为，知识付费实则是在满足人“好像是在获取知识”的虚荣。有用户认为，买了一门课之后，才发现这门课的内容没什么深度。报道显示，上述知名知识付费产品除在2017年3月和下半年开学季成绩有回升外，其他时段的单月参与人数和单月收入都在下滑。

（摘编自胡宁、张均斌《知识付费，2018年将是怎样的姿势》）

材料三：

    2016年以来，知识付费呈火爆趋势。2017年8月，知识付费用户超过5000万，但据了解，当下，消费过知识付费产品的人很多，但持续学习和付费的用户少之又少。在知识需求方面，终生学习还没有成为一种习惯，持续为知识付费的习惯有待形成；在知识供给方面，提供的内容或方法不对路，学一次就不想再学了。

    在互联网刚刚普及之时，多数内容是免费的，付费内容似乎天方夜谭。而现在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按服务使用来收费。其实，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高级的业态。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中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给用户提供所需的知识。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如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姜奇平《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

材料一：

    截至2017年末，国内“GDP万亿俱乐部”成员已扩大至14座城市。此外，还有5座城市被列为“观察者”名单，这意味着这些城市的GDP有望在两年内突破万亿元。

    从“GDP万亿俱乐部”及准万亿城市所属的省份看，19座城市中，广东省有三城上榜，即GDP破两万亿的广州、深圳，以及准万亿城市佛山。浙江省有杭州、宁波入围。江苏省进入榜单的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在东北地区，辽宁省的大连、沈阳有望在两年内实现GDP万亿突破。

    从所属区域看，GDP万亿以上及准万亿城市，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尤其是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主，西部地区仅成都和重庆两地上榜。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相关，从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城市发展水平呈梯度状态。

    在中东部地区，GDP突破万亿的城市，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无锡、青岛、长沙等二线城市，其经济总量也在近两年先后突破万亿元。这不仅表明了这些城市有着超强的经济活力，也说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正在由“一城独大”局面，逐步到“多点多极”整体强大的方向发展。西部地区成都和重庆GDP突破万亿的时间较早，这表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的18年内，成都和重庆两地已经率先“富裕起来”，但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活跃度仍有待加强。

（摘编自《GDP万亿城市竞争力报告：9座城市新星崛起》）

材料二：

    回顾过去5年，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发展转型阵痛和城市治理难题，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团结奋斗中，长沙各项事业再攀新高。地区生产总值由5000亿元跨越至9000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上升至第六位；形成了新材料、工程机械、食品、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旅游六大千亿产业集群；深化改革440多项，行政审批提速50%；1753万平方米违建消失殆尽，2042公顷“绿色”拔地而起；成为全省首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标市。

    易炼红说，未来长沙将立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着力打造“三个中心”。即：国家智能制造中心，抢抓“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的机遇，推动长沙制造业率先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升级；国家创新创意中心，推进文化跨界融合，让长沙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新、运营、交易、体验中心；国家交通物流中心，推动交通物流一体化、集装化、网络化、社会化、智能化发展。到2021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000亿元以上，财政总收入突破2000亿元。

（摘编自《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材料三：

苏州距离上海只有84公里，高铁车程只有半个小时。与一线城市上海在地理上的接近，让苏州享受到了很多的“外溢作用”。但与此同时，却也让苏州很难摆脱“大上海”的阴影。事实上，很多企业都选择将总部设在上海，而把厂房设在苏州。这样，这些企业虽然在苏州产生了大量的产值，但它们至多只能算是企业“身体”运作的后果，而企业的“大脑”依然在上海。体现在产业结构上也是如此。杭州和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都超过50%，苏州为47.2%，过于依賴第二产业。其知名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承载的也是第二产业。

    尽管由于周边的上海、无锡等地都有了机场，因此机场的缺失并不会对苏州的对外交通构成太多的实际障碍。但是，缺席航班目的地列表却着实让苏州坐失了对外宣传的机会。在品牌营销的时代，宣传需要的是无孔不入，苏州在全国交通版图上的劣势，也让其丧失了很多宣传机会。这种安排之下，即使苏州能有更高的GDP，其在经济上的话语权也很难提升。

（摘编自《GDP达1.7万亿，苏州为何有一线城市实力却无一线城市影响力？》）

材料一：近日，ETCP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联手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共同发布《2017中国智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停车难”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在于车位数量少。虽然我国停车位缺口率已经达到50%，但与此同时，车场的平均空置率也高达51.3%，存在严重的停车资源浪费现象，这正是导致停车难的另一大关键原因。

    《报告》提供的详细数据显示，各类停车场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段的车位使用率过低，其中，商务写字楼、公共场馆、医院、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日均使用率均低于50%。尤其是商业综合体类停车场，其日均使用率仅为37%，低于平均水平的43%。

    《报告》以十大核心城市（武汉、成都、苏州、上海、重庆、广州、长沙、北京、西安、深圳）作为数据研究的主要样本，结果显示，2017年8月份城市车位最高使用率仅有55%（深圳），最低至38%（武汉）。

    综合来看，国内各大城市车位利用率之低，令人咋舌。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的情况下，重庆、上海两个城市单纯通过提升车位使用率，就能满足2019年的全部车位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车位使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未来两年内，即便这两个城市不再新建车位，也能满足车主的需求。

（摘编自《都说停车难，车位竟50%闲置？大数据报告揭露真相》2017年12月22日搜狐新闻）

材料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停车难问题产生的实质是稀缺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即有限的车位资源和日益增长的汽车需求间的矛盾。因此，解决思路主要在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种模式。”重庆规划展览馆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常延聚说。

    常延聚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端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替代手段为主。前者通过收费等形式抑制停车需求，如英国伦敦为限制车辆进入中心城区，从2000年起提高市区停车费用，且进入者要缴纳额外的“拥堵补偿费”。

    “此外，1962年日本出台法律，规定车主在上车牌时必须提供车库证明，确保在距离住宅直线距离2公里内有存车场所。伪造车库证明、有车而没车位都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曾在1998年推行类似的‘有位购车’制度，但由于出现虚开车位证明乱象，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市区的车位数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于2004年取消，非常可惜。”程德安说。

    专家认为，替代手段重点则在打造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频次。如日本通过修建科学便利的公共轨道交通，使市民乐于接受，进而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所有城市交通政策的出台、资源的配置、设施的建设均应以落实‘公交优先’为第一要务。”周涛说。但一味抑制需求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还应从供给侧着手，在不过度限制市民停车需求和不占用过多土地面积之间寻找平衡点。

（摘编自《我国车位缺口超5000万个停车难“全面爆发”》2017年4月2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提出鼓励发展共享停车模式。基于共享思维，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城市闲置停车位信息实时汇总分析，实现了对空闲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市场的需求，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共享停车持续升温，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已有ETCP、Airparking、有位停车、车位分享等多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App上线。

    共享停车对于解决停车难确实有不少优势，部分城市已初见成效。一方面，共享停车可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共享停车既可以提高车位的使用效率，又可以为业主带来收益、为车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相比新建停车场，共享停车无需增加任何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成本，仅需服务平台、端口的技术支持以及少量的人力维护即可。

    共享停车在推广阶段遇到了不少麻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停车位的矛盾，一些居民认为小区的停车位共享之后，随着陌生人、陌生车辆进入小区，会带来安全隐患。部分业主还面临着临租人延时带来的无位停车的问题。二是车位所有权复杂，有的属于小区业主，有的属于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等，所有者利益诉求并不一致。有些小区虽然符合共享停车位的条件，但是因为物业与业主之间本身就矛盾重重，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矛盾，业主、物业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不过“共享”已成为趋势，只是在实现共享停车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协同，细化规则，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才能真正推动新举措的实施，从而极大地缓解“停车难”。

(摘编自《缓解停车难：共享停车已成未来发展趋势》2017年11月16日中国交通新闻网)

心系祖国  筑梦香江

张庆波  黄  拯  陈  然

    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香港举办科技展、摄影展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吸引了各界参与，香江满城热情奔涌。

    多项活动互动交流

    作为最受嘱目的庆回归活动之一，航天科技展特别邀请了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城等共同主礼开幕仪式。

    航天英雄“登陆”香港，大批市民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就读秀明小学的吴同学激动地对记者说，自己一向留意太空科技，这次能与航天员近距离接触，简直兴奋得“上天”。庆委会执行主席郑耀棠表示，航天科技展充分展示出国家的科技成就及香港新一代的创科精神，期望通过活动启发学生们的科技梦。

    同日上午，“风情丝路，彩墨香江”当代名家作品展、“港蒙倩影”摄影比赛壁联展于铜锣湾中央图书馆开幕。香港、内蒙古数十位摄影师的300余幅精彩照片于场内展出，一边是璀璨的维港和古朴的渔船，一边是奔腾的骏马和广袤的草原。

    郑耀棠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香港、内蒙古从不缺乏交流，而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更将这两个地方紧紧连在了一起。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近日举办的一场中中资企业服务香港展览，还原了这种携手共进的景象。在中环中银大厦摆放的几十块展板上，市民可以看到：中资建筑企业为香港填海造地超过1000万平方米，相当于整个港岛的1/7；为让香港市民吃上最新鲜的农副产品，中资金业负责的“三趟快车”50年来已开行了4万多列；中银香港捐助设立“惜食分饷站”，赠与基层长者及低收入人士饭餐，三年累计提供132万份。“香港中资企业4000多家，员工8万余人，90%以上都是香港本地人。”

    深化文化历史认同

    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香港中小学生通过一场历史文化常识比赛欢庆。200多所学校参加，5000多名中小学生报名，同学们在对中国历史、香港现状发展等文化知识的快问快答中，深化着对国家的认知。香港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可以更好地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另一场3万余名全港中小学生及家长参与的比赛同样精彩。比赛以“认识《基本法》——实践‘一国两制’”为主题，共有441所中小学和幼稚园参加，有2.3万份参赛作品，历时3个多月，校际问答、亲子填色等活动趣味十足，加深了同学和家长们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认知。

    分享成就放飞梦想

    “哇，好神奇！”视频中一只肉嘟嘟的蚕宝宝，像变魔术一样在航天员景海鹏的指尖飘动，隐约还能看到吐出的丝线浮动，瞬间让还略显拘谨的孩子们从椅子上跳了起来。28日，杨利伟、景海鹏、陈冬做客中华基金中学，同全港800余名中小学师生代表分享了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与成就，以及在太空科研训练的经历。

    神舟十一号任务中，香港顺德联谊总会翁祐中学、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宣基中学的同学，贡献了太空蚕宝宝、水膜实验、双摆实验三个方案。景海鹏介绍说：“这三个实验代表了香港青少年的科技梦想，我们第一次公开这段太空实验视频，希望能够点亮、放飞同学们的航天梦。”

    杨利伟表示：“青少年是民族、国家的希望和未来，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香港师生交流，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满满的热情。国家也在策划培养两岸三地的航天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香港青少年也能飞上太空。”

（节选自2017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日前，华为在北京发布了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致力打造极简5G，助推全球5G大规模快速部署。

华为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C Band 3.5G，2.6G）”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常务董事、运营商BG总裁丁耘表示：“华为长期致力于基础科技和技术投入，率先突破5G规模商用的关键技术；以全面领先的5G端到端能力，实现5G的极简网络和极简运维，推动5G大规模商业应用和生态成熟。”

据介绍，华为发布的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PA（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应对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挑战。

（摘自中国经济网《华为发布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

材料二：

    专家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仅芯片设计人才需求达14万人，而同期全国高校培养规模约10万名，算上30%的流失率，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才不到7万人，缺口近半。迫在眉睫的中国芯在此刻，不仅要避免急功近利，更要以长远眼光在人才的培养和挖掘上下苦功夫，遵循市场规律，在夹缝中砥砺前行，才能保证企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中国芯想要真正逆袭，面临诸多挑战，一个是技术差距，另一个是制作水平的薄弱。而芯片研发所需的不断积累和完善的长周期、巨大投入，也是国内许多企业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

    5G被认为将是中国自主手机芯片赶超的关键。目前紫光展锐、华为、小米都在针对5G技术进行相应的研发，并希望实现与5G移动网络的部署同步推向市场。业内专家认为，在市场带动下，中国不仅是手机整机研发的聚集地，还将成为全球集成电路发展的聚集地。越来越多的国际科技企业表现出和中国企业合作的强烈意愿。如果能够引导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将给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带来良机。

    业内专家认为，国际合作是途径，国内企业的落脚点是自主创新，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企业合作有助于国内企业迅速提升技术实力，实现优势互补，完成技术积累，推出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从而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摘编自余建斌《国产手机何时不再“芯痛”》）

材料三：2010—2019 E本土芯片供应与需求量对比（单位：十亿美元）

【注】E表示预测。

（摘编自《2018—2024年中国半导体光电器件行业竞争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四：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电子信息行业总决赛日前在深圳落幕。在跻身总决赛的22家企业中，芯片领域企业占比最大，成为本次赛事的焦点。

    在当天的决赛赛场，从全国半决赛晋级的6家初创企业和16家成长企业陆续上台，面对400余位现场评委、观众和直播平台上收看赛事的网友进行路演，并接受7位评委的现场问询考核。在众多参赛企业中，用不同技术创造、应用在不同领域的芯片项目十分引人注目。面向医疗和物联网终端的人工智能芯片、晶圆级光芯片、智能存储芯片、固态多光谱传感器芯片、窄带物联网芯片、智能终端触摸屏控制芯片、人工智能语音芯片等项目陆续登台，讲述我国科技创新人才用中国心创造中国“芯”的精彩创业故事。

    获得初创企业组一等奖的企业是来自广州的真微科技，这家由中山大学集成电路博士研究团队创建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主要向移动通信设备、物联网终端、移动穿戴医疗领域提供包含算法、芯片和系统完整嵌入式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公司首席执行官陈小柏介绍说，公司的关键技术是通过芯片架构创新和优化底层电路电压的方式，降低芯片的计算功耗，为移动终端设备提升续航能力。“电子信息是一个技术驱动型产业，创业团队要拥有一定的技术沉淀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并且进行迎合市场的技术创新，才能形成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在电子信息行业从业5年、对行业创新创业深有体会的陈小柏说。

（摘编自中国财经报《中国“芯”成为焦点》）

    1993年春节前夕，像往年一样，王选闭门搞设计。年后，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

    “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学生看过后对导师说，“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王选愣住了。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否定了。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 

    “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现在犹如看见一个海边的黄昏，往事潮水般在夕照中涌来……从投身这项科研至今，18年了，他奉献了所有的节假日，“18年来可以说一口气都没有歇过。”他为自己能始终能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感到自豪。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 

他作出了一生中自己第六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挑重担，让年轻人自己的思想里开出鲜花来，才会硕果累累。

    就在这一年，王选把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比如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36岁，此后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重大突破。今天，已是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栅格图像研究室主任27岁，研究出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进而开发出纯软件的栅格图像处理器，为方正系统进入香港、台湾，乃至日本市场作出重要贡献。

    1995年6月，一个年轻人来投奔王选。他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他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去了“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换句话说，是替美国产品搞“转化”。不久，感到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心里不舒服。

    王选收下了他。今天，他是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负责数字视频的科研开发，这是一个犹如革新传统的印刷业那样，将对传统广电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重大领域。

    这些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均得益于年轻人在第一线能随时随地积极地思想。我们看到，王选在感到不如年轻人的时候作出的第六次抉择，是他人生中最智慧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