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传统纸质书籍，电子书终端存储量大，轻便易携。一张小小的存储卡可以存放数万本图书，既节省空间，又节约纸张。有的终端还可以随时随地无线上网，即时下载最新出版的书籍和报刊，读者可以打造个性化的个人图书馆。此外，很多电子书终端还具有快速检索、语音朗读、电子词典等功能，相对于纸质书籍，可以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随着国内电子书市场持续升温，电子书读者也越来越多。记者调查发现，尽管专业电子书终端的用户在不断增加，但就市场份额而言，通过手机、上网本、平板电脑、MP5、掌上游戏机等终端阅读电子书的读者仍占主流。

    据了解，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电子书终端价格在两千元到三千元之间，超出了许多消费者的心理承受价位，大多数消费者期望其价格能在千元以下。

    其实用手机等终端阅读电子书也存在问题。杨同学向记者表示，很多网上下载的电子书的格式手机不支持，无法阅读。一些新出版的畅销书，网上一般也下载不到。至于平时写论文需要的学术类参考书，电子版本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消费者需要一款专业阅读功能强大，又能兼顾便携性和其他日常上网等功能的电子书。

    内容和终端，是电子书产业发展的两翼。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各种阅读终端硬件一体化和功能的融合将是发展趋势，在此情况下，电子书内容资源的供应就成为电子书普及的主要推手。

    在终端方面，近来苹果iPad等产品的出现使许多电子书硬件生产商倍感压力，他们担心iPad具有的iBook功能会抢占专业电子阅读器市场。对此，上海易狄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辉文认为，电子书与iPad会共同推动电子阅读的发展。iPad等多媒体阅读终端的热销，会促进电子书内容的销售，电子书内容供应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终端一体化的趋势下，硬件生产商除了要进一步优化终端解决方案外，还应重视内容资源的建设。

    国外电子书产业非常重视内容资源平台建设，终端产品的设计强调与内容相适应，而国内往往注重终端产品功能的丰富性。但目前国内电子书的内容资源非常有限，许多读者想看的经典书、畅销书，往往难以找到。

    导致电子书内容资源匮乏的原因是当前数字版权保护和数字出版盈利模式不完善。要想丰富电子书的内容资源，必须大力推动出版产品的数字化，加快传统出版内容与终端和平台的对接。政府部门应尽快建立适用于数字出版领域版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权利人利益。

    在中国美学史上，伴随着审美境界由偏于外在之物发展到心物和谐，然后再发展到偏于个体情感的变化，中国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经历了由集体主体到理性主体，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到感性主体的迁移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当中，审美的主要艺术情感本体是向集体主体倾斜的，作为集体情感的“志”是艺术表达的重心，比如出现比较早的《尚书•尧典》当中，最早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另外，《庄子•天下篇》谈到“诗以道志”；《孟子》当中提出“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等等。一直到写成于东汉时期的《毛诗序》，在总结文艺的本质特征时仍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而“缘情”说取代“言志”说，这是中国美学在魏晋时代出现的重大转折。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从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建安诗人学习汉乐府民歌，树立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规范，他们的作品中关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政治理想高扬，但是也开始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虽然有“诗言志”的成分，但是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在汉末这个空前黑暗混乱的时代，有很多敏感的文人已经开始对家国意识失去了兴趣，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汉末出现了完全表达诗人个人情感、重视个体生命意识的诗歌作品，比较典型的如《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或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或抒发文人士子的伤时失意，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

    在诗歌理论方面，西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表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自觉。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一方面认为先秦时“诗主言志”，另一方面又专设《情采》一篇，“情”指称文艺作品内容，又在第三十一篇《物色》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描述艺术的审美创造过程，明显表现出以“情”代“志”的倾向。

    钟嵘《诗品序》中提倡诗歌应有感而发，倾向于物我统一，强调主客观结合。《诗品序》开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另外，钟嵘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对于作者的冲击也是诗歌产生的重要原因。钟嵘认为诗歌更应侧重描述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态，因此只有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演进、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才能够引发他足够的兴趣和激情。可以说《诗品》中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本体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诗歌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从群体的工具、政教的工具变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开始自觉地把情感表现放到重要的位置，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展示美。也就是说，诗歌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抒情不仅成为诗人们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也同时成为诗论家们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钟嵘在理论上完成了诗歌情感主体以“情”代“志”的迁移。

（摘编自张艳存《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情感本体的迁移》，有删改）

    当前的中国文学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指向，一是横向地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是纵向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学。作为繁荣文学的手段，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或强调横向借鉴，或注重纵向继承，或兼而有之，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借鉴和继承，文学就无法发展。如果把借鉴或继承视为目的、视为文学的发展方向，那就错了。因为它不仅无补于文学的发展，而会将文学引入歧途。

    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横向借鉴上取得了一些成效，诸如：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与手法，使我国文学传统表现手法有了很大的突破，为新内容的表现开拓了新的领域；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中，借鉴了某些有益的东西。但是，要看到，由于某些人误将手段当目的，因而在横向借鉴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诸如：一味强调文学创作上的“表现自我”，鄙薄文学的社会功用性，耻于谈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一味强调时代精神的“淡化”，鼓吹文学“面向自我，背对现实”，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用现代主义文学模式来度量社会主义的文学，认为文学的崇高感和英雄主义已不复存在。这种试图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取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趋向，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和方向。

    新时期文学在纵向继承上，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具体表现为：“建立社会主义的乡土文学”主张的提出和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品的出现；通俗文学的兴起；文学“寻根”问题的提出及“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现。总之，文学的纵向继承，使文学的视野扩大到了文学历史的深层结构里去，使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有了更充分的历史纵深感。但也应看到它带来的消极因素。诸如：在文学传统中流连忘返，不愿回到现实生活中来；醉心于已与时代不符的风俗民情的描绘，沉溺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致使作品格调不高，缺乏时代气息。

    实践证明，靠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或靠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来发展中国文学，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不能代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本质和方向。只有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的汇合，才能代表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是横向与纵向两股文学潮流唯一正确的汇合点，未来的中国文学将在这个汇合点上健康地、持续地发展。

（摘自毛磊、石光荣、郝侠君《中西500年比较》）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学习语言文字不是最终的目的，而要以语言文字作为工具，依靠它来学习、掌握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人类之生存之目的别有所在；换言之，即教育之目的亦别有所在，而语文不过为便利达此目的之工具。”（穆济波）。如果这个工具不是最便利的，那么它也就必然成为教育发展的障碍，制约着整个教育目的的实现。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使书面语言逐渐成了一个国家中大多数成员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其他知识技能的基本工具，原来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被某一特定群体所垄断的文言文无法日益深入、扩展到社会的每个层次、生活的每个角落，也就不可能达到更好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目的，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相反，以口语为基础的、日益扩大使用范围的书面语言的白话文，其优越性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

    文言文这个交际工具的长期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人们因交通、通讯等因素的限制，各地区的人们进行面对面的广泛交际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时，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能够克服因地域的差异、方言的差异等造成的不便利因素，从而成为超地域、超方言的语言体系，成为一个相对有效的交际工具，“古时代的汉人的多种地方方言分歧的现象使以表意符号为基本特点的方块汉字成为一种特殊‘超方言’的书写系统，以之作为全族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交际工具，各地区的人民只要掌握了方块汉字，就能在它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地彼此互相了解，进行交际。”也正是因为其具有超地域、超方言的特点，使文言文与人们的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人们用它作为交际工具，自然是非常不便利的。因为它与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口头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与普通人的实际生活也很少有关系，所以要掌握这个工具，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特意去学习并深入到另一个语言系统之中。由于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人才能具备这样的机会，而多数人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人都需要掌握书面语言这个工具，才能满足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当人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学习并掌握这个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书面语言时，必然选择最容易操作、最实用的，就好像挑选一种工具一样。同时还应该看到，要使人人都学习掌握语言文字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基础的。从经济的投入产出的规律来看，也要求教育的内容必须是实用的、有效的、容易学习掌握的，否则所消耗的人、财、物力会更多。

    另外，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推动文言文向白话文教学转变的重要原因。随着新思想、新科技的传入，新的事物和内容需要新形态的词汇和文体进行表述，而要在文言文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和文体就变得相当困难，因此必须用新的名词和新的文体。因为任何语言的发展都必须是建立在语言结构系统发展的基础上，而这种发展是由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使原来语言系统中产生新的语言成分，这些新的语言成分的进入促使语言系统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内部矛盾，正是这内部矛盾促使原语言系统发生变化，推动语言向前发展。

（节选自郑国民《近代普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对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选择》）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