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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湖北省宜昌市2018-2019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相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基于此,费孝通把传统中国的社会形态概括为“乡土中国”。 B、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这个变化历近百年才实现。 C、农民与土地、村庄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带来了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重大转变。 D、大多数“农二代”之所以选择不回村、不返农,原因之一是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及农业的关系就不密切。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首先介绍费孝通“乡土中国”概念,引出下面自己关于“城乡中国”的概念。 B、文章接着谈论对于中国社会形态已进入“城乡中国”的判定依据及其重要特点。 C、文章重点探讨了中国社会形态变化转型后公共政策安排出现的变化及其重要性。 D、文章最后展望未来,提出中国将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但过程可能并不容易。
(3)、根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概念是费孝通研究、分析“乡土中国”时使用的重要概念。 B、在乡土中国阶段,大多数农民也离土、出村,但他们大多仍选择了回村、返农。 C、将“城市中国”作为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一个阶段是不合适的,也是不科学的。 D、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落后,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现阶段需矫正。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表演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询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孙骁骥《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赢得高关注   诗和远方唤你去读书

文/莫斯其格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巅峰对决”,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比拼,近来圈粉无数的16岁高中生武亦妹经过个人追逐赛、飞花令攻擂资格争夺以及攻擂战三轮比拼,最终战胜擂主彭敏获得年度总冠军。

    网友表示通过节目受益良多。“感谢诗词大会使我体会到了现代语言难以描绘的情感。‘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快餐时代,网络段子流行多了,优秀诗句传播少了;以功利心阅读的人多了,以诗词提升素养的人少了;生硬刻板的诗词教育多了,教学生懂得欣赏诗词的少了。”“唤醒传统文化基因需不懈努力,即便走得再快,也请勿忘‘诗和远方’!”

    “繁华落幕,速去读书!”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幕后,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节目感觉自己知识储备还是欠缺很多,激发了读书的兴趣。“看过比赛,马上捧起诗集背诗去?”“诗词大会终究是节目,看完节目,是洗洗睡了,还是秉烛夜读?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杨绛先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也用来自勉。”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认为:“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含的情感是贴近当下的。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之情,当人们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观众对中华古诗词的日渐关注和喜爱,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欣慰,但他表示,目前大部分人学习古诗词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尽管中小学教材中古诗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教学仍以应试为主。李定广认为,需要加强古诗词的审美教育,引导学生自然地、自发地体会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对于武亦妹的获胜,上海市语文特级教王白云则认为,“在诗词大会上,比的并不是对诗词美的感受和品味,而是九宫格、干扰项,在熟稔中高考套路的语文教师眼里,简直是一场标准化考试。古诗词或传统文化复兴的端倪,在这样的诗词大会上,能看到几何?实事求是地说,不多。”

    有的网友则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武亦妹的才华和形象都令人喜爱和佩服。但我始终不赞成以这种方式来接触和理解古诗词,诗词这玩意儿说白了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体现,是心灵与自然借助传统文化的对话,它没有那么功利,那么直接,那么紧张,那么剑拔弩张。”“一部手机在手,哪首唐诗查不到?干嘛还要背?”

(摘编自《广州日报》)

材料二:

    昨天,一位专家表示,《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饱受关注和喜爱,正在于它带着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国人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诗词激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

    此外,古意盎然的诗词,也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到古风意韵之中,让人体会到流落在当下骄躁忙碌的生存环境缝隙中的一丝优雅和浪漫。这使得很多人开始怀念旧时的诗意生活,选手陈更曾说,“诗歌与其他学问不同的一点是,它与技能无关,所以接近它,被它吸引,被感动,让人觉得心不死。一字一词里见乾坤,滴水映月般表现大千世界。”由此可见,诗词——这属于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反映的正是我们东方人内心的丰富情思,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东方诗意,也使得《中国诗词大会》一播即热。   

(摘自《扬子晚报》报道《诗词大会为何能引发如潮思考》)

材料三

    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文化素养和文化基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诗词大会》圈粉无数,恰恰说明了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诗和远方”。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学者嘉宾对诗词内涵、创作背景等内容的解读,更是一场文化大餐,让人如痴如醉。

    然而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但这样的基因为何常常被压抑,而不是被唤醒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浮躁的气息似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即便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许多人依然缺乏耐心与沉静,不愿去品味诗词歌赋带来的美好意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我们走了弯路。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教育曾经被挤到了边缘,近些年才再获重视。课堂中的诗词教育,往往抛却诗词的绝妙词句和美好意境,专注于反复咀嚼诗词的中心思想,专注于由此衍生的各种试题。这样的传授方式,往往让学生瞬间对诗词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在许多家长的内心中,过度专注于对孩子“一技之长”的培养,让诗词歌赋等浸润心灵的知识不知不觉间受到冷落。

    在这样一个节奏明快、资讯发达的时代,坐下来聊聊诗歌、品味人生无疑是奢侈的。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除了奋斗的力量,还需要“诗和远方”。中国的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左右,内心的精彩将会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希望《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的这股风潮,能够一路走下去,让古老的诗词歌赋再度焕发青春,也让“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摘自央广评论《生活中不能没有“诗和远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举办两季以来,难得的是同时收获了高收视率与好口碑。第一季首播时,收视率就达到了全国第四位。今年播出的第二季借助央视这一强势平台,又占据了春节黄金档的十余天强势档期,收视率更是飙升。

    在微博上,不仅普通网友纷纷留言关注,一些知名“大V”也出言点评,《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节目点爆收视热点,成为现象级电视节目,给荧屏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这样的节目也应给电视人带来深思与启迪:我们不该将宝贵荧屏资源拱手让给那些粗俗无聊,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曝米花”节目,以博得些许廉价掌声,换取毫无意义的虚假收视。

    节目的火爆,带来的是各位参赛选手的人气高涨。勇夺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00后”高中女生武亦姝,她在节目中的淡定从容,“圈粉”无数,被网友们盛赞为“满足了对古代才女的全部幻想”。而除了武亦妹这样的“才女型”选手成了新晋“网红”,许多参赛选手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腔热爱,与苦难不断斗争的毅力,也成为了媒体深度挖掘的对象。像白茹云、王海军这样选手的参赛,一方面让社会大众知道了诗词与普通人的生活并不遥远,另一方面也传递了温暖与感动。《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微信公众号上,也都发布了介绍节目中人气参赛选手的文章,获得了不错的阅读量。

    网友们对节目的高评价,对参赛选手、嘉宾以及节目幕后的关注,反映出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了解欲望。事实上,在今年《中国诗词大会》火爆荧屏之前,已经有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等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节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节目改变了以往文化宣传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创新形式、寓教于乐,润物无声地令传统文化获得了当代观众的认可。

    另外,节目还使得不少观众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更是树立一种文化自信。网友“美好好”表示,“期待全社会能由之激发起一种发自内心,出于真诚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崇”。网友“似水在流年”的体会则是,“全程看完,感受到中华文化是意象里的中国,是诗词大会的中国,这背后是全体黄皮肤的中国人!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和标识”。

(摘编自201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早在2014年,习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是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诗词大会》实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的融合,是文化供给端少有的“老少皆宜”。《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一热点与当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唤紧密相连,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国人文化自信的体现。

(摘编自2017年02月08日《湖南日报》)

材料三: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出现的诗词,从《佛经》、楚辞到毛泽东诗词,时间跨越数千年,涵盖了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明清到近现代整个中国诗歌史。竞赛题是央视请高校专家出的,题目所涉诗歌不是局限于唐诗宋词等中国诗词高峰期的作品,而是突出精品,选择普通观众熟悉的,日常吟诵得多的,能带来审美享受的主流作品。

(摘编自2017年02月09日《长江日报》)

材料四:

    近日,在央视一套、十套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下帷幕,节目的热播也掀起了新一轮学习古典诗词的风尚。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0名18~35岁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8.5%的受访青年在平时生活中经常阅读或学习古典诗词,70.0%的受访青年认为在今天仍需培养古典诗词爱好,75.5%的受访青年认为社会应加强古典诗词方面的教育。

如何推动古典诗词走进今天人们的生活?爱访青年的建议有:与流行文化对接,找到当代人更易接受的传播方式(58.0%);在网络文化中植入古典诗词的成分,推动其普及(49,4%);提倡全民鉴赏古典诗词,降低传统文化的学习门槛(31.1%)等。

(节选自《人民周刊》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近来时见“又一波雾霾汹涌来袭”“京津冀持续受雾霾困扰”,以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霾黄色预警”和“部分地区有重度霾”等报道,雾霾已严重危害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已涉及关于如何治理雾霾,尤其是霾的问题。

霾和雾有所不同。“雾”是一种自然天象,古人有“薄雾浓云”“雾失楼台”之类吟咏,从诗画的角度看,雾柔美、朦胧而神秘。霾就不同了。虽说也是自古就有的一种天象,却全然无此美感,而且随着人为因素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如今已成了一种污染。现代辞书因此释义为“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浑浊现象”。按当下民间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PM 2.5(细颗粒物)严重超标。

    霾习惯上也叫阴霾、灰霾或烟霾,这是霾给人的一种很形象的视觉感受:阴沉沉的,灰蒙蒙的,满天烟尘。近来竟与“雾”组合成“雾霾”而频频见诸报端。词典中不见“雾霾”这个词,只有“霾雾”(如《后汉书·郎 传》“霾雾蔽日”)和“风霾”(如《魏书·崔光传》“昨风霾暴兴”),此外还有“尘霾”“沙霾”“黄霾”等。虽然词典中不见“雾霾”一词的身影,但它却在2013年“荣升”为年度热词。

    从形式上看,热词“雾霾”是旧词“霾雾”的倒序,但词义的重心却因此起了变化。“霾雾”原是“夹杂有尘霾的雾”,中心词是“雾”;“雾霾”则是“像迷雾一样的霾”,中心词就成了“霾”。

    “霾”并非新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屡见,卜辞有“癸卯卜,王占曰,其霾甲辰”和“贞兹雨不霾”之类的记载,可见霾很早就对人们的生活有影响了。前人对霾的认识,从《尔雅》到《康熙字典》乃至20世纪初编成的《中华大字典》,释义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其中汉刘熙《释名·释天》的释义相对比较全面:“风而雨土曰霾。霾,晦也,言如物尘晦之色也。”“雨”在这里读为yù,作动词“降下”讲,意谓大风扬起的尘土从天而下就是霾。因为空中满是尘土,所以刘熙说霾的天象是“晦”,天色像物体被蒙上了尘土一样昏暗。《晋书·天文志》说:“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可见,满天尘土的“霾”,与雾不同,可以持续多日,甚至长达一个月。《元史》也有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风霾蔽都城数日”的记载。

    “霾”字从结构上说,是“从雨貍声”。义符是“雨”,说明是一种天象无疑。只是为何要叫“霾”?表声的“貍”是否也有什么特殊含义?

    《字汇补·雨部》说:“霾,与埋通,瘞(yì,掩埋)也。”“霾”之尘土蔽物,有似掩埋,所以古籍多有借作“埋”的,如《楚辞·国殇》中“霾两轮兮絷四马”之“霾”。“霾”与“埋”是可以互相通用的。“貍”现在的读音是lí,是“狸”的异体字,指一种野猫。原来的读音为mái。原来,表示掩埋义的汉字,最初并非“埋”,而是“貍”。据说,“貍”之有“埋”义,是因为野猫善于藏伏的缘故。后来,又另造“埋”字,于是“貍于草中”就变为“埋于土中”,“埋”也由此替代了“貍”,而成为表掩埋义的规范字。

    就“霾”字而言,之所以借“貍”表声,恐怕也是因为“貍”原有的掩埋义,与“雨尘”义相近的缘故吧。

(选自《咬文嚼字》,略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细读《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道”之真义不过“仁礼合一”“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语而已。就主要内涵来说,孔子之“道”在于“仁礼合一”;由哲理精神而论,孔子之“道”在于“即凡而圣”。“仁礼合一”与“即凡而圣”正是孔子儒学精神之所在。孔子这种圆融贯通“道德自觉与道德规范”“超越理想与生活日用”的生命的学问,正是当代学者创构“生活儒学”所亟待开发的宝贵精神资源。

    孔子的思想起点是“礼”。孔子之为孔子者,就在于他敏求善思自身,体悟出了“礼”背后那个更为重要的根本——“仁”,为古老的礼乐文化重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然,“述”礼“作”仁虽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仁、礼简单拼凑相加就自然化生儒学,言礼不及仁,非儒也;言仁不及礼,亦非儒也;仁礼和合,真儒之谓。因此,孔子虽把“仁”界定为礼之本,但并未因仁而废礼,一方面以仁释礼,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礼来外化仁,落实仁。仁、礼不偏废,内外合为一:“仁”是内化的“礼”,“礼”是外化的“仁”。如果仁不外化为礼而落实于日用常行间就不能实现其价值;同样,如果外在的礼失去了内在之仁作支撑,那么礼就流于形式、虚文。可见,仁与礼构成孔子之“道”的一体两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整个过程的完成。

    由此,“仁礼合一”或许才是孔子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的真义所在,这也便是儒门所传的“道”,此“道”所内蕴的正是“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它既是终极关怀,又平实切近、不离人伦日用;既是形上超越之“道”,又是百姓日用之“道”。

    “极高明而道中庸”最能体现孔子“道”之本旨,是儒学之真精神所在。儒家传统一方面能“与时偕行”“日新又新”(变),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终不改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底色(常),这或许正是其穷变通达、可大可久的依据。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超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遂避免了游走两极的偏执,成就了原始儒学这一阳刚劲健、生生和谐、可大可久的思想系统。

    可见,儒门之“道”应是“仁礼合一”之“道”,应是“即凡而圣”的“道”。在“后新儒学”的时代我们正需要接续、光大此“道”,确立合乎时代精神的“新道统”,并以此为纲领展开当代儒学的重构。

(傅永聚  郑治文“光明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

    继月氏、匈奴之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也输入西方。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大蒜、菠菜等,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摘编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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