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唐诗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唐诗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大大发展了歌行体样式，丰富了诗歌内容，把我国古典诗歌艺术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唐朝是广为人知的诗歌天堂，“唐诗宋词元曲”之说，其中把诗归结于唐， 由此可看出唐朝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之高与垄断之势。唐诗知名作者有2000多人，保存在《全唐诗》中的诗作40000多首。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骨陈子昂、诗杰王勃、诗魔白居易等诗坛泰斗，如满天繁星，熠熠生辉，其脍炙人口的诗篇，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鲁迅先生感叹：“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

    唐诗之所以繁荣，不外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唐诗的空前繁荣，主要是因为前代的广泛积累，为唐诗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的发展，为诗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科举要考诗歌，经诗赋取士的制度，造成了重视诗歌的社会风气。

    最关键的一条是，唐代政治开明，在发展中解除了诸多束缚，这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提倡儒家、道家、释家并存，允许外来宗教在国内传播。这对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促进文学艺术的交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更重要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唐朝国力强大，统治者对自身充满信心，对存在的问题不避讳，人臣敢于进言，君主积极纳谏，诗人创作自由，反映社会问题迅速而尖锐，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胸襟和气度。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万家争鸣。

    我们不难看到，唐诗题材广泛，其中揭露封建社会的丑恶与黑暗，矛头指向贪官污吏甚至皇帝老爷的诗也占很大比例。李白的《古风·秦王扫六合》讽刺唐玄宗信神求仙，杜甫的《三吏》·《三别》揭露官吏的残暴和民间疾苦，白居易的《轻肥》抨击了官宦们的奢侈腐化。批评时政是唐诗的特色之一，比其艺术特色更加难能可贵。

    《容斋随笔》载，“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及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诚如作者洪迈所言，许多“讽谏诸章”，在唐朝诗人笔下“反复及言”，上面“不以为罪”，而“今人”、也包括很多古人皆“不敢尔也”。隋炀帝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明朝诗人高启因写《宫词》，为朱元璋猜忌而被腰斩。李白、杜甫等如生在隋朝或明朝，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正是唐代的开放与自由，最大限度地拓宽了文学的创作空间，唐诗才能跃居文学之巅，成为诗歌之最。唐朝的强大催生了唐诗的繁荣，唐诗的繁荣折射了唐朝的伟大。带刺的唐诗不仅没有为唐朝抹黑，反而为唐朝的政治开明作了最好的注脚。

    带刺的唐诗告诉我们，强大的国家不惧怕批评，害怕批评的国家难以强大。批评不是洪水猛兽，谄媚的赞歌才是。

（摘编自许家祥《唐诗何以繁荣》）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为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念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它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冥灵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它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中国人擅长在石头上进行书法创作，取亘古不变的材料气质，达到永存文字的理想。石头取材方便、质地坚硬、体量巨大、保存容易、镌刻困难、端正严肃、质朴无华等特性，让石头上的书法与其他材料上的书法，早早有所区别。中国人巧妙地利用了石头与书法的这种结合，创造性地发明了许多不同的样式。但秉承的文明理念，拥有的核心价值始终保持一致，就是代表仪式与权力。“石上书”，不是书本，不以传播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威仪、凭证的象征和表达。

    金属出现时，正是文字发展成熟的关键期，在如此珍贵的材料上铸造文字，与当时使用文字的重要地位相匹配，所以，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石鼓文”，具有强烈的金属铭文的痕迹。先秦的金文，甚至更久远的甲骨文，它们一些基本特点，包括书写方式、表达内容，以及实际功用和精神赋予，都被后来石头上的书法所继承。随着青铜文明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石头上的书法成为唯一可以和纸张上的文字相抗衡的书写形式。

摩崖是中国人创造的、体量最大的书法，选址多在断崖峭壁之上。因此其内容与形式必须与所处环境息息相关，既突出周围景观地貌的主题，起到点题作用，又隐身于大山大水之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摩崖书写要随形就势，点画未必仔细，刻工也无法精到，强调结体开张、舒展，气势恢宏、博大。好的摩崖，像是大自然中的画题或是钤印。自然因为有了人的痕迹而更具有意义，人也因为与自然的互动而确立自己的价值。

    碑对仪式与权力的传递最为充分，遍及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按照中国人“石即山”的观点，碑是被移动到建筑周围或者特别场合的摩崖。从一开始，立碑就是中国人确定身份的主要方式，为个人立碑，强调他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影响力；政府立碑，则确立法律法规的震慑作用，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权威判断。总之，碑被披上正统的外衣，向世人展示合法的、明确历史价值的文字记录，一方面，历史学家非常重视碑为重构过往时代提供了文字依据；另一方面，在碑上体现的书法成就，几乎占据书法史上的半壁江山。

    印章最早也来自金属制品。汉唐前后印章主要停留在实用层面，缺少文人精英的介入。到明清时期，石头与书法的结合有了大跨度改变，尤其是对软质石头的发现和充分挖掘，拓展了在石头上的书写。摩崖碑刻上不能得到的笔触乐趣，在明清篆刻中终于成为现实。虽然摩崖碑刻书法的意味更强，但篆刻作为反刻的字，让书法真正成为石头上的舞蹈。

    不能不提及的是，“石文”兴起的初期，正是纸张发明的时候。其后，石头上的书法与纸张上的书法交织前行，聪明的中国人充分利用石头与纸张不同的载体特性，扬长避短，各自发挥长处，共同建构中国文字、文化与文明的摩天大厦。

（摘自《人民日报》2016年06月，有删改）

教育的新生

陶行知

    世界是在动，人生是在动，教育怎能不动？并且是要动得不歇，一歇就灭！怎样动？向着哪儿动？

    我们要想寻得教育之动向，首先就要认识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之对立。一方面是生活教育向传统教育进攻；又一方面是传统教育向生活教育应战。在这空前的战场上徘徊、缓冲、时左时右的是改良教育。教育的动向就在这战场的前线上去找。

    传统教育者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改良教育提出“教育生活化”和“教育即生活”的口号。生活教育者承认“生活即教育”。好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前进的生活就是前进的教育，倒退的生活就是倒退的教育。生活里起了变化，才算是起了教育的变化。我们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

    为教育而办教育，在组织方面便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学校与社会中间是造了一道高墙。改良者主张半开门，使“学校社会化”。他们把社会里的东西拣选几样，缩小一下搬进学校里去，“学校即社会”就成了一句时髦的格言。这样，一只小鸟笼是扩大而成为兆丰花园①里的大鸟笼。但它总归是一只鸟笼，不是鸟世界。生活教育者主张把墙拆去，承认“社会即学校”。这种学校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为学校而办学校，它的方法必是注重在教训。给教训的是先生，受教训的是学生。改良一下，便成为教学——教学生学。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有何用处？于是“教学做合一”之理论乃应运而起。事该怎样做便该怎样学，该怎样学便该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教训藏在书里，先生是教死书，学生是读死书。教死书、读书死便不许发问，这时期是没有问题。改良派嫌它呆板，便有讨论问题之提议。课堂里因为有了高谈阔论，觉得有些生气。但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有何益处？问题到了生活教育者的手里是必须解决了才放手。问题是在生活里发现，问题是在生活里研究，问题是在生活里解决。

    没有问题是心力都不劳。心力都不劳，是必须接受现成知识方可。先在学校里把现成的知识装满了，才进到社会里去行动。王阳明先生所说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便是这种教育的写照。他说的“即知即行”和“知行合一”是代表进一步的思想。生活教育者根本推翻这个理论。我们所提出的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有行动之勇敢，才有真知的收获。

    传授现成知识的结果是法古，黄金时代在已往。进一步是复兴的信念，可是要“复”则不能“兴”，要“兴”则不可“复”。比如地球运行是永远的前进，没有回头的可能。人只见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不知道它是跟着太阳以很大的速率向织女星飞跑，今年地球所走的路绝不是它去年所走的路。我们只能向前开辟创造，没有什么可复。时代的车轮是在我们手里，黄金时代是在前面，是在未来。努力创造啊！

【注】①兆丰花园：近代上海著名的租界公园，现称中山公园。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令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