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有删改）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3月25日）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宋宁宗就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对此南宋人的解释是显示皇恩浩荡，“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恩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最初官员在谢恩时不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纳直集贤院祖士衡的建议改为在殿庭中间集体跪谢，成为定制。宴会结束后，御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其中又以千叶牡丹最为珍贵，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过，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官员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狈不堪，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南渡以后，由于财政拮据，御花多以普通的罗、绢为主，远不能与“滴粉缕金花”相媲美。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选白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

    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2003年位居全球500强的我国高校只有9所，2017年上升到45所。尽管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国大学发展却始终纠结于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国现代大学起源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建立的西式学堂，目的在于学习西方以强国，与本土文化传统关联较少。我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中西大学理念之间的冲突持续存在于高等教育发展之中：一方面，现代大学在建制上基于西方大学模式；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仍在大学的日常运行中发挥影响。

    西方经典大学理念强调知识的本体论意义，坚持从苏格拉底所开启并在柏拉图时代得以奠定的对知识和伦理加以反思的知识论传统。而我国高等教育传统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知识，尤其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强调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个体与集体的结合，强调学校与政治、社会、自然的结合。两种文化传统尚未实现很好的调和，这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并显著地体现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根据20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位居全球前200名的我国大陆高校有19所；在工程与计算机科学领域有41所；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位居全球前200名的中国高校只有3所。

    事实上，整个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沿循西方大学模式的发展进程也受到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传统的极大影响。东亚诸社会都在与西方大学模式的碰撞方面经历了相似的困难。例如，日本高等教育同样面临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窘境。然而，纵观世界，在西方大学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百年间，很少有除东亚之外的其他非西方社会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因此，我国及其他主要东亚社会的成就具有世界性意义。如何将本土文化传统与欧美大学模式融合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认同，是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顶尖高校面临的文化使命。实现这一文化使命极有可能推动一种新的大学模式的产生，不同于西方主要大学中的单一文化现象，将以二元甚至多元文化为其最主要特征。践行这一文化使命也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一场文化试验。

    尽管全面实现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但在我国顶尖大学内已经出现了较为清晰的中西高等教育理念有机结合的迹象。

（摘编自杨锐、李梦洋《中国顶尖大学的文化使命》）

宣传与教育（节选）

贺麟

    ①我们并不否认宣传有其不可免的流弊，本不否认我们的思想界和出版界常为悲劣的宣传所充斥。但我们不能向时代开倒车，主张根本摒绝一切宣传，只能向前努力去提高宣传的素质。所以我们主张不可离开教育而从事宣传，也不可仅仅热心教育而忽略宣传。宣传家应当以宣传为主，教育为辅；教育家应当以教育为主，宣传为辅，离开教育而言宣传，宣传就没有内容，离开宣传而言教育，教育就没有广大的影响。

    ②同时我们也不可离开行动而言宣传。宣传和行动不可分离。一位宣传家，如果自己没有实行的能力与勇气，也就没有资格作宣传。不到民间去服务，宣传也是空话。“最好的宣传方向是宣传的人以身作则，让自己的行动引起别人的行动。如像明末传教士利玛窦之到中国作宗教宣传。他自己先学养成良好的教育技术，天文、医学无所不通，他能够真正为中国人服务，开医院，抗灾难，而且在服务之余，生活同中国人完全一样，穿中国的衣服，说中国的语言。他诚恳的态度，笃定的信仰，服务的精神、专精的学术，使当时人士都敬他，佩服他，受他的感动。在当时风气那样闭塞的国难情形之下，居然产生了伟大的效果。

    ③宣传的方法，需要艺术化。诗歌，戏剧、图画种种的表演，都是宣传决不可少的条件。宣传的方法是真挚的热情来感动人或感化人。枯燥乏味的宣传，纯粹注入式的宣传，宣传者本身感触不强，听众自然更感觉无味。不过我们说宣传要艺术化，并不是说艺术应该宣传化，反说拿艺术来作宣传的工具。我们只是说宣传应当受艺术的陶冶以感人于无形。这样的宣传，才能给人以具体美化的印象，再不只是喊些空洞抽象的口号，以引起旁人反感。

    ④凡是缺欠诚意，毫无正大光明的方针政策，只知道开些空头支票 ， 欺骗人民，搞阴谋诡计，封锁消息。当然不会把宣传行动化到民间服务。他们不仅不能够发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反而会使宣传为世所诟病。这种人当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宣传家。中国近代政治上第一本党知先觉同时也是第一个典型的宣传家应推崇为孙中山先生。他是第一个认识宣传的重要意义，打破传统轻视宣传观念的人。他宣传的精神，感人的态度，坚卓伟大的人格，终身从事革命的传统，和他的好学不倦、手不释卷的学养，使他的政治主义的宣传，在中国政治现代史上开一新纪元。

    ⑤中国今后政治宣传，应当以孙中山先生为典型，宗教宣传应当以利玛窦为模范，学术宣传应当以苏格拉底、费希特为代表。如是庶几学者，教育家、先知先觉，可以离开学历或象牙之塔而到民间去。而一般民众亦可以受先知先觉者、教育学家的感化与启迪。如是庶宣传与教育，可以收分工合作，同时发达，携手并进的效验。

（1944年写于昆明）

现代的司马迁

陈之藩

    ①大致说来，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是物质、能量与信息。从最原始的到最近的社会一直是如此。不过在上古的人没有意识到信息的重要，□□语言、符号、图像、文字与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演进而来。

    ②我们意识到信息的极端重要与信息的定量估测是始于二十世纪中叶。大致是由控制理论的创立者温纳（Norbert Wiener）及信息理论的定义者山农（Claude Shannon）所启迪的。温纳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如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易存在下去。”山农则是把玻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墓志铭上那个“熵”的公式借来，为信息做了定量工作并构建了分析理论。

    ③信息不仅包括我们所有的知识，还包括感官所触到的一切。报纸上的新闻，书本上的报告，市场上的行情起伏，电视上的天气预报；简单到一张照片或一幅图画，复杂到终端机上的种种显示，印表机上的列列标记都是信息。我们固然一直是生活在物质——如空气或水——的海洋中，也是生活在能量——如光或热——的海洋中；而今，我们忽然悟出更是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中。从古以来就是如此，二十世纪下半叶情况尤然。

    ④但信息与物质或能量有所不同。信息的最大特征是：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以互相联系为前提。没有联系，就没有信息。于是信息必依附于一定的载体。通过载体，这信息才能被处理、传输、操作。而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信息多是经电子为载体、用数字作处理而表现出来的资料。

    ⑤信息资料不能单独存在，是由互相联系而来。所谓互相联系，主要是传递与储存；而储存可以视为延迟了的传递，于是信息与传递，或者信息与储存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了。

    ⑥经由数字处理而得出的信息资料，自然因频繁的传递与大量的堆存，而逐渐成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形严重。人们遂发展出特别的储存与传递的方法，称之为资料压缩。

    ⑦我们现在以电脑问世以后的眼光，回顾一下历史，也许对于人类目前对付资料压缩的问题能够有所理解。

    ⑧我们先以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例子。司马迁是把从轩辕到汉武帝时代汗牛充栋的史实，用一片片竹简写出五十二万字的《史记》。他的志趣所在，是把这一大堆竹简写成的《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这整个的过程与目的可以说是信息的传递，也就是他所谓的“传之其人”。而储存的方法则是写在竹简上，把竹简“藏之名山”。当然如果能省掉一个字，就可以少写一个字。竹简上少写一个字，就可以少用些竹简，而藏之名山时就可节省些空间。于是，司马迁就需要把自己的写作技术练入化境，使所写文言文字达于精纯，然后才写到竹简上去。这可以说是编码程序，以不致使人误解原意为最低诉求；而后人在名山内拿到竹简时，得到竹简上所示的信息。那就需要一些念懂古文的工夫，也就是后世的人要有解码的训练。自然，竹简像晶片一样，是载体，而所写的字可以比为位元了。这正说明了上古所用的信息系统，已经是在做资料压缩了。

    ⑨第二个例子，可以举莫尔斯所发明，由中国改造成功的汉字电报系统。这是把汉字的每一个字均编成一个数字码，也就是有一电码本在拍发端，而有另一同样的电码本在接收端，载体把点与划的莫尔斯符号一个一个地传过去。这种编码与解码的思想方式与目前正在用的LZ（Lempel Ziv）的思想并无原则上的不同，只是简单与复杂的区别罢了。

    ⑩我们细览这些人类所发展出的文字资料压缩技术，会恍然悟到由竹简到晶片是工具在变，而储存与传递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很多。

    ⑪资料压缩的思想与技术，如同计算机科学中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有些是突如其来的自我生发，有些则是意想不到的闯进来的外来影响。例如，利用“训练”制作的大的编码，正显示了在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理论影响下处理信息的发展前景。我们若用司马迁的例子做比喻，这种研究可以说是训练一些字练句遒的司马迁机器来做彻底的大编码工作。

    ⑫可是，以上所述总是载体系统的手段问题，而从未涉及信息本身的内容问题。古时的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目标及“叙游侠，述货殖”等的各重点，在现代司马迁的作风上是绝对不见踪影，绝对不予置问的。以至今日域中，发信者不知所云，收信者不知所措，只有络绎于途的传信者，在急促慌忙地奔走与煞有介事地呼号。这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象征缩图，不也正是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问题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