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通常被认为是智者心灵和思想的舞蹈。杨绛先生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要讨论的两大主题是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杨先生强调人生贯穿灵与肉的斗争，而人生的价值大致取决于灵对肉的支配。这里的“灵”，并不是灵魂。杨先生说：“我最初认为灵魂当然在灵的一面。仔细思考后惊讶地发现，灵魂原来在肉的一面。”她说的灵魂，指不同于动物生命的人的生命，一个看不见的灵魂附在一个看得见的肉体上，就形成了一条人命，且自称为“我”。这个意义上的灵魂，相当于每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意识”，它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核心。在灵与肉的斗争中，表面上是肉在与灵斗，实质上是附于肉体的灵魂在与灵斗。所以，杨先生说：“灵魂虽然带着一个‘灵’字，其实并不灵，只是一条人命罢了。”我们不妨把“灵”字去掉，名之为“魂”，也许更确切。肉与魂结合为“我”，是斗争的一方。那么，作为斗争另一方的“灵”是什么呢？杨先生造了一个复合概念，叫“灵性良心”。其中，“灵性”是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的本能，“良心”是遵守上述道德标准为人行事的道德心。她认为，“灵性良心”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作为肉与魂的对立面，这个“灵性良心”当然既不在肉体中，也不在灵魂中，它究竟居于何处，又从何方而来？对此杨先生没有明说。

    杨先生对天地生人的目的有一番有趣的讨论这个目的决不是人所创造的文明，而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本身。天地生人，着重的是人身上的“灵”，目的当然就是要让这个“灵”获胜了。天地生人的目的又决定了人生的目的。惟有人能够遵循“灵性良心”的要求修炼自己，使自己趋于完善。不妨说，人生的使命就是用“灵”引导“魂”，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灵魂”。用这个标准衡量，杨先生对人类的进步有所质疑：几千年过去了，世道人心进步了吗？现代书籍浩如烟海，文化普及，各专业的研究务求精密，皆远胜于古人，但是对真理的认识突破了多少呢？如此等等。

    她曾说过，人需要锻炼，而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灵魂接受或不接受锻炼，就有不同程度的成绩或罪孽；人死之后，肉体没有了，但灵魂仍在，锻炼或不锻炼的结果也就仍在。她的结论是：“所以，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信仰的实质在于不管是否确信灵魂不灭，都按照灵魂不灭的信念做人处世，好好滋养精神。孔子说“祭神如神在”，一个人若能事事都怀着“如神在”的敬畏之心，就可以说是有信仰的了。杨先生指出：“许多来自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这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凡是对我们时代的状况有深刻忧虑和思考的人都知道，杨先生的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

遇合燕子，还有麻雀

陈忠实

    上世纪80年代某一年，小燕子在我刚刚建成的前屋里寻觅柄息之地，最后选定了装着．电灯开关的那个圆形木盒子，据此便街泥筑窝。我和妻子和孩子都怀着一份欣喜，在新屋里都十分珍爱十分欢迎这一对客鸟。

    外出一周回到原下，打开已经积尘的铁锁，首先想看一看前屋后檐下的燕窝，似乎没有任何动静。我想，可能正在产卵或孵卵哩，不到饿极或猴急，是不会出窝的。几天过去了，我没有发现燕子一次出入，有些疑惑，担心也就潜生了。站在后屋前门口耐心等候，仍不见燕子出入的踪迹。又过了几天，我断定，燕窝已是个空巢，猜想这对精心设计苦力构建了窝巢的燕子，不可能另择栖地重筑新巢，也不可能是被孩子虐杀，说不定什么人在菜园里喷了药汁……无论这种猜测的可靠性几何，结果是燕子确凿没有了，难得遇合的不脏我家地的瑚燕儿。

    某日中午，我撂下钢笔点燃一支卷烟，透过窗户玻璃无意朝前看，看到一只麻雀从前屋后檐下飞出来，心里一惊，用水泥板构建的前屋后檐，没有鸟雀可以落脚的东西，麻雀是不是从燕窝里飞出来的？我便走出后屋前门，想看个究竟。许久，再也看不到麻雀进出燕窝的奇迹发生。

    当我再次点烟的时候，无意间又看见了从前屋后檐下飞出一只麻雀。这回我没有走出门去，隐蔽在原位上隔着窗玻璃偷窥，果然，一只麻雀从屋檐上空折转下来，钻进那个燕窝里去了。好你个麻雀兔崽子！都知道鸠占鹊巢的故事，然而恐怕没有谁如我有幸亲眼目击雀占燕巢的滑稽了。

    鸠占鹊巢是鸟类王国里恶对善的欺凌。我见过喜鹊窝巢，是鸟类中最不讲究最潦草的一种，用粗硬的树枝杂乱无章地搭压在一起，疏漏如同罗眼。这样的窝，鸠是看不到眼里的。鸠占鹊巢无非是寓示恶对善的欺凌，强武对弱势的霸道。

    麻雀霸占了燕子的窝巢，我先睹为快。麻雀在鸟类王国里，属于弱势中的弱势，那么小的体形，对任何鸟儿都不会构成威胁。被凶鸟欺压也被人类轻贱着的麻雀，却可以欺侮燕子。燕子在人的眼里和心里，自古都是颇为高贵的贵宾。麻雀以武力霸占燕巢，怕是燕子生性太善也太娇弱了……我推测。

    我把“雀占燕巢”的奇事讲给村里人，村人说，麻雀不会和燕子动武，往燕子窝里钻一回，燕子就给麻雀把窝腾出来了。为啥？麻雀身上的臊气儿把燕子给熏跑了。燕子太讲究卫生了，闻不得麻雀的臊气。这是我料想不到的学问，令我惊心的学问。

    鸠以武力霸占鹊巢，如同人类历史中臭名于世的侵略者，人们恐惧他们的暴力，却不奇怪他们曾经的出现和存在。麻雀呢？虽不具备如鸠一样的强力和嗜血成性的残暴，却可以用自身的腥臊气味把太过干净的燕子恶心一番，逼其自动出逃，达到如鸠一样霸占其巢的目的，且不留鸠的恶。推到自然界，若蛆虫爬进了蚕箔，蚕肯定会窒息而死，其实蛆对蚕是不具备攻击力的。若把一株臭蒿子栽到兰花盆里，后果将不言而喻。再推及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臭与香、丑与美、恶俗与雅、泼皮无赖和谦谦君子，不必交手结局就分明了。

    我站在台阶上抽烟，或坐在庭院里喝茶，抬头就能看见出出进进燕窝的麻雀的得意和滑稽，总忍不住想笑。我对麻雀吟诵：放心地在燕窝里孵蛋，再哺育小麻雀吧！毕竟也还是一种鸟！

（有删改）

文友

阿成

    鹤岗的梧桐也有我的文友。

    黑龙江境内的业余作者，彼此都是有联系的。看到谁成功地发表作品了，或者征文得了三等奖、优秀奖、提名奖了，就通通信，在血泪般的成绩面前，发泄一下，无比自豪一下。省内的大作家，我们也扯不上。人家裤兜子里的家伙都是玉的，我们怎么能比？

    但是，我们不服他们！

    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之间经常走动。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另外，大家都在省内，走动起来很方便，车票也不太贵，吃住也不敢挑剔。彼此见了面，就是一个聊啊。

    通宵达旦地聊！

    我先是在鹤岗下的火车。从哈尔滨到鹤岗的那趟火车，有一个乘警是我的小学同学，这样，不仅车票钱省了，还白吃了一顿他们的“工作餐”。

    下了火车后，我再转长途汽车去梧桐。都说好了，我的那个文友在车站等我。

    我下了长途车，便和文友像外国人那样拥抱起来，互相叭叭地拍了背。这种样子当地人是看不惯的。

    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铺吃饭的时候，文友无奈地跟我说，住他家里是不行了，他的那个娘儿们，又从娘家整来一大堆的亲戚，大人小孩的，人五人六的，连老爹的寿材上都睡了人了。唉，怎么创作呢。

    我吃了一惊说，那我住哪儿？当天返回去可没车了，咋也得明天早晨走哇。

    他说，放心吧，安排妥了，在一家老房子里。事先我都收拾好了，搭了两个板铺。还说得过去。大夏天儿的，还用被褥么？

    我说，不用不用，能聊天就行。我能让住几天？

    他说，两天。

    我说，两天够了。就是想跟你聊啊，都想疯了。

    事后，我们又弄了点酒、烟和吃食，出了小饭铺，就去了那个老房子。

    那个老房子虽然破，但比预想的还要好。我们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屋子里。屋子里的两个板铺也行，平平的，阔极了。于是我们边吃边聊。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构思。比如爱情啊，打猎啊，土匪啊，七大姑八大姨，爹妈兄弟呀，还有机关改革，美好的理想，自杀，疯子，流浪汉等等。但是，好像编起来挺困难。目前就是咱们兄弟嘴小，等以后吧……奴隶要翻身哪。不远的将来，也有咱们不断接受采访，不断上电视的那一天！

    我们仰面躺在板铺上聊天的时候，文友说，你也别瞧不起咱们睡觉的这个地方。

    我说，我没瞧不起。我又不是托尔斯泰，我刚才讲的话，也不过是展望未来。

    文友说，这个地方，日伪时期是梧桐伪警察分驻所。赵尚志被俘之后，就死在这里。

    真的？

    文友说，赵尚志可是抗联队伍里的一个大人物啊，他担任过东北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还有一些衔我记不住了。日本鬼子想抓他想得眼珠子都红了。后来，他们和梧桐警察分驻所共同下了一个套，把赵尚志抓住了。

    什么套儿？

    文友说，挺复杂的。我简单说，就是派了一个假装收山货的特务上山，取得赵尚志的信任后，勾他一同去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就是现在咱俩住的这个地方中埋伏了，是不是？肯定的。

    对。并且那个特务还冲着赵尚志的腹部干了一枪。我到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呢。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我说，你背背我听听。

他开始背：“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审讯时，他对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得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他痛骂审讯官，狠狠地瞪着警察，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却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文友问，咋样？写得挺客观吧？

    我说，写得好！

    后来，我提议，用酒祭奠一下赵尚志。于是，我们翻身下床，把碗斟满了酒，将酒一圈一圈儿洒在地上，并说了些佩服的话。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坐长途车离开梧桐的时候，车又路过了那座老房子。看着它离我们车越来越远了，在灰尘里变得迷蒙起来，心中不禁一阵凄凉。

（有删改）

雪夜泥醉

    年三十下午，往日的车辆、人流，都没了。天上飘起雪花。雪花凉丝丝地落到他缩着的脖子里，然后贴着皮肤瞬间融化。他现在有点后悔自己的决定。要不，他该在老家的热炕上，看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春联，听着侄子们燃放的鞭炮，吃着母亲包的热水饺了。

    一大早就给母亲通话，说电视台值班，回不去了。母亲叹口气，怎么老是忙，比省长还忙。还没到护城河，就听到了黑虎泉三个虎头喷水的呼啸之声。这里往日人满为患，现在独独他一个，一人面对泉水，感觉有点奢侈。一片枯叶落到泉池中，像滚沸的水饺，翻上翻下。

    远远地来了一个提水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他把拴上水壶的绳子送到黑虎泉的虎头那里，泉水冲得水壶往外挣，老人拽紧了绳子，使劲靠近虎头，终于将水壶灌满，提上来。老人主动打招呼，年轻人，怎么还不回家忙年？

    他说，没有可忙的。他问老人，老人家说老家没什么人了，父亲母亲去世了，就没有家了。他乡，就是故乡了。年轻的时候，老是忙，不回去，现在想回去，也不那么容易了。老人的话，让他心头一凉。看着老人艰难地提着泉水远去的背影，他脑中显现出母亲的白发和渴望的眼神，眼圈里竟然有了泪。

    天地余一卒，执杯独彷徨。手里其实空空如也，但他感觉该端着杯子，他渴望喝醉。护城河竟然冰封了。济南的护城河比他老家的浯河要差得远。他记得小时候跟大哥去滑冰。滑着滑着，他不小心滑到冰薄的灵湾里，咔嚓掉下去了。大哥猛地匍匐到冰上，一点一点地把手伸给他，把他拉上来。大哥又抱来一捆棒槌秸点上，冬夜里的火苗，舔着他哥俩的脸。大哥让他着贴自己的身子，他感到无比温暖。他经常回忆那个夜晚。

    可是，现在不知是他变了，还是大哥变了。大哥是镇上的招聘干部，算是股级吧，大哥总要他给镇书记说话，希望能提升一级。他说人家书记忙。但哥哥总是说自己不关心他的政治前途。后来有一次，他见到县委书记，顺便说到大哥。县委书记竟然知道他大哥。他说，我大哥能吹。唉，没办法。县委书记说，可以理解嘛。后来给他大哥解决了一个副科级。大哥就更显摆了，过清明节，还要开着小车回家添土上坟。

    想起大哥，他觉得没有对不起他的，倒是一想起大姐，他就心里难受。当时他和哥哥上学，父亲就不让大姐上了。大姐也没反对。他上三年级那年，看到人家都有《新华字典》，他回家也想要。但家里没钱啊。隔了几天，大姐把她的长辫子铰了卖了，给他买了一本字典。至今这本发黄的字典，还在他的书橱中最显眼的位置。他对大姐说，等我上了大学，我一定好好待你，让你的孩子也上大学，我管学费。大姐的孩子转眼也上了大学，但大姐没有让他拿学费。哪怕最困难的时候，大姐也总是说没事。

    跺跺脚上的雪，他提着买来的酒，在雪地里晃荡，漫天的白。所有的垃圾都被盖住了，干干净净。他拐上护城河桥，然后来到边上的一个工地，他是要找老赵头。记者搞“走转改”活动，他就采访了老赵头，二人也成了忘年交。

    老赵头的门开着，他刚坐到马扎上，踩到了一只猫的尾巴，猫大叫一声。这时，他看到老赵头这间简易房里有好几只猫的眼睛。老赵头说，别怕，是些流浪猫，我平时喂它们，它们就都来了。

    他们开始喝酒。他把酒放在地铺上。老赵头不知从哪里还弄了块驴肉，用刀子随便划拉开。简易棚旮旯里还有半蛇皮袋子花生，生的，还带着皮，皮上沾着土。老赵头说，这是闺女让外甥年前捎来的。

    老赵头说，花生沾着老家的土，我觉得才够味。雪在下着，一老一少默默地喝着酒，喝一口，就剥一个生花生吃，喝一口，就再剥一个。他们都没去吃那驴肉，驴肉在灯光下，像一块泥巴。他们其实也成了泥巴。烂醉如泥，是真正的雪夜泥醉。

    门外，鞭炮声开始炸响，整座城市炮火连天，烟火弥漫。

（有删减）

火车上的养马河

聂作平

    那时候，我熟悉养马河的小部分街道，见过养马河更小部分的人民，吃过养马河生产的橘子、甘蔗，呼吸过养马河带着沱江泥腥味儿或是工厂铁锈味儿的空气，但我没有踏上过哪怕一寸养马河的土地。

    因为我坐在火车上，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火车上，火车的必经之地就是养马河。

    时值盛夏，没有空调的火车一旦停下来，车厢里立即就热得像是灶上蒸煮了半个时辰的蒸笼。男人大多赤着上身，光着膀子。膀子顺便也暴露了他们的阶级：黄如古铜的，多半是体力劳动者；白如软糕的，多半是脑力劳动者。独有几个民工，膀子浑圓，颜色却是幽暗的深黄，像是煮熟了的螃蟹。

    火车吭哧吭哧地像一只纵欲过度的兽，气喘吁吁地爬行了大半个夜晚，清冷的月光从云朵与云朵的缝合部分漏下来，倘是站在铁轨外面的山坡上俯看的话，火车一定像一条发光的虫子在拼命地蠕动，而我们这些昏昏欲睡或昏昏已睡的乘客，显然就是寄生在虫子体内的更细小更微不足道的短暂寄生虫。众多可怜的寄生虫，在这只稍大的虫子体内萍水相逢，你挨我我挨你几个小时后，当天光大亮，就各奔东西，很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相逢——当然也有可能下周就会相逢。前提是，他或她也像我一样，通过火车的奔跑来，上演双城记的疲惫人生。

    很多年以后，当我终于踏上了养马河坚实的土地，而不是坐在火车上打量它时，我看到在街道交叉的广场上，树着一匹马的雕像。马头高昂，前蹄离地，马尾后甩，表示它正在飞奔。

    我们在养马河吃饭。是一家靠近沱江的小餐馆，推开窗，能看到满江的水，如害了相思病的痴情女子，瘦得怕人，静得像没有流动。火车的长鸣，偶尔会传过来，只是被楼房与市声过滤了，没有了它作为工业文明主要标志的那种粗暴、尖利，反而显出一种别样的温情，像是在提醒我：某年某月，你曾经在火车上注视过这座镇子。现在，你终于选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在这里吃一顿饭。

    小餐馆门前有一只巨大的木盆，里面是鱼。老板说他家的特色就是红烧沱江鱼。游动的鱼全然不知道人为刀姐，它为鱼肉的可怕现实，一个劲地游来游去，不时还悠闲地吐几个气泡，就像一个人在梦游。这些从沱江里打捞上来的鱼，身上有着比饲养的鱼更深的色泽——不知为什么，我又一次想起多年前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民工的膀子。

    吃完饭，我们朝火车站走去，我曾经在火车上见过数十次的养马河火车站。

    通往火车站的一条小街，我看到几户人家门前的空地上，竹竿挑着一些腊肉。刚刚涂抹完各种调料——包括但不限予以下类别：花椒、海椒、胡椒、食盐、大料、生姜——的腊肉，其实严格讲来，还不能叫腊肉。它的鲜肉生涯刚刚结束，从现在起，它开始为成为一块滋味悠长，令人垂涎的腊肉而进入修行期。既然人类一天到晚都嚷着修行——旅行是修行，恋爱是修行，吃饭喝酒是修行，打牌也是修行——那一块鲜肉，它为了成为腊肉而付出的腌渍、晾晒、烘烤以及收纳和等待，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修行呢？与人类相比，人家的修行更单纯也更直率。

    养马河是有老街的——这有点废话，任何一个城镇，只要不是完全拆迁了，都会找到老街的。哪怕找不到老街，也能找到老屋，三两座老屋，就足以构成半条老街，而老街，它似乎留住了一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旧时光。

    养马河的老街上，还有几家老茶馆。陈旧的老屋，有着高而陡的檐，檐下的台阶，被年复一年的雨水打出了细小的窝，像虫噬。古人说的水滴石穿当然也是有所本的了。八仙桌，颜色深暗——它老让我想起那年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在成都干活的民工的膀子——上面有细小的划痕，也有经年累月溅出去的茶水渍，把桌面污成了一小团一小团的更深的岛屿。长板凳，又宽又重，似乎扔到沱江里，竟会打个漩儿就沉下去。

    很多年后我再去养马河，却没能找到那时候去过的那家老茶馆。甚至，就连那条老街看上去也似是而非。就像初恋情人，三十年后重逢，依稀还是旧时模样，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我们在养马河的街道间走来走去，这座镇子已经像中国的大多数镇子那样，新与旧、拆与建、现代与传统交织在一起，混乱而有趣。

    如果不是火车，我不会走进养马河，它将是一个与我的人生毫无瓜葛的异乡。但是，因为有火车，因为有漂泊的历史，养马河于我，便是一个极其熟悉又极其陌生的地方。我几十上百次地从这里穿镇而过，小镇的生活离我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我知道，我其实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它。就像那句诗说的那样：我不是归人，我只是过客。

    （本文有删改）

卖烧豆腐的秋娘

麦家

    秋娘是建水邻县石屏人。五十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林区，时年才六岁。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没有了父亲，伐木工人，替秋娘找了一份烧饭的差事做。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为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

    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小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丈夫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滋滋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

    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

    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

    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的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

    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

    我想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灰火落入耳朵。

（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