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艺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技高一筹。中国历史上的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②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也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过度强调外包装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句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 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可取的。

    ③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波澜起伏、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圆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④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越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幅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快捷显现。因为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一句唱，都需反复推敲打磨，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才是戏剧这种独特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要扭结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

真人秀：有意思也要有意义

    过去几年，真人秀在中国的发展几乎可以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来描述。这一从西方舶来的节目形态，在体验了超乎寻常繁华的同时，也深藏着隐而未现的危机。本该以“真”为核心元素的真人秀，在不加节制和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开始变得越来越“假”，甚至在公众言谈中成为“过气艺人”夺眼球、搏出位的“孤注一掷”。赫胥黎说“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他所担心的正是文化演变成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的概念碎片，而真理则被掩盖于日常生活的琐屑狂欢之中。

    电视是当代社会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规律上看，任何一种节目形态发展的过程都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人看”，即电视节目具备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基本特征，或提供实用的信息，或带来轻松的娱乐；第二个是“有意思”，即在拥有特定的观众群体的基础上，努力提升节目的制作水准，给观众带来日益精良的审美体验；第三个是“有意义”，也就是令电视履行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责任，令经过验证的主流价值得以彰显，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目前中国的真人秀节目已较为顺利地完成前两个阶段的任务，《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节目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外国模式的完整移植和精细改造，并将自己打造为当代社会最显著的视觉奇观之一。眼下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着力解决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有意义”的问题。

    “真人秀”的本质虽是“秀”，但特色在于“真”，亦即，同样是娱乐，也必然有真诚和虚假的区分。这个“真”字，既包含节目形态设计上的真实性考量，即以“记录”而非“虚构”作为叙事和表现的主要手段；也明确要求节目在文化价值上承载一种不造作、不浮夸、不炫耀的本真的生活态度。脱离了返璞归真的文化内涵的真人秀，哪怕拥有再豪华的明星阵容、再盛大的狂欢场面，也只能是伪装在真实外壳下的一种娱乐至死的新形式而已。

    当下，中国的真人秀仍高度依赖“明星制”，在价值倾向上也极为倚重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素人”的概念虽很早即被提及，但囿于电视产业的独特结构，真正有影响力的节目罕见。反而是在网络自制领域，一些新潮的生产者更好地捕捉了真人秀在形态和内涵上的发展规律，推出了兼容“有意思”和“有意义”的素人实境秀，比如腾讯视频《我们15个》将15个背景迥异的普通人置于平顶的封闭空间，进行全天24小时、一年365天的完全呈现，便在形态上十分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真人秀文化要求。

    中国的素人秀和欧美国家的主流素人秀相比还有一定的区别：风靡全球的《幸存者》和《泽西海岸》等节目更多强调冲突的因素，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与西方文化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我们15个》等素人秀却更强调“社群”的概念，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显然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的要旨所在。

    概而言之，真人秀节目固然是一种获取娱乐的方式，但如果这种娱乐与文化和价值的土壤相脱离，则必然会演变成“为娱乐而娱乐”的虚无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视频行业的崛起，原有的电视文化体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新兴的节目生产主体显然有着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长远的规划设计，逐渐意识到随着明星资源的耗尽和观众审美的疲劳，那种以“外国模式、明星出位、粉丝互掐”为传播特征的真人秀必将走向“真实”的对立面并将其在过去几年中积累的文化资源消耗殆尽。形态上的“素人”和“真实情境”以及文化价值上的回归主流，才是令真人秀焕发青春活力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08月01日09版）

    ①当哪怕是表情包式表演和PS型剪辑，只要搭配上当红IP和“鲜肉小花”，就能引发收视高潮与商业成功之时，《朗读者》、《见字如面》以其真诚与直达心灵的表达方式从满屏娱乐竞技类综艺中脱颖而出，被誉为一股清流。

    ②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情感类节目一直是广受欢迎的宠儿。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与倾诉，通过光影音的作用打动受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朗读者》类节目的出现，在受众群中激起阵阵涟漪，并不为奇。《朗读者》更像是用朗读串连着的人物访谈。在每期的节目之中，有大量的访谈时间，真正用于朗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并不多，而正是通过对多位有名气、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访谈，讲述了普通人的不平凡的坚守与最朴素的情感。

    ③《朗读者》的成功被外界解读成“出乎意料”，因为其毫不讳言自己的人文特质，“将值得关注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但在此前与泛娱乐节目的同台竞争中，人文类节目很少能够冲出重围、浮出水面。在人文类节目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之下，《朗读者》的存在，成为沧海遗珠般的稀缺资源。

    ④人文类节目的式微，并非简单地没有流量“鲜肉小花”加持，也并非是因为对情感调动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在面对碾压式的情感综艺时，人文节目并不追求娱乐，更不持“道德中立”的态度——反之，它时时在追求一种对理想人格的阐发和尊严价值的关切。

    ⑤如今的大众媒体，不追求娱乐意味着不回避严肃的问题，甚至是不盲目依从娱乐工业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质性的力量可能会被文化工业排斥，甚或甩出局外。但，这恰恰就是《朗读者》的成功让人欣喜和意外之处。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一旦有了“道德偏向”的姿态，就需有明确的价值观为铮铮铁骨，也需超越金钱利益的顾虑，因为作为价值提供者的节目制作者，就难以用“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去隐匿自己的价值偏向而任由自己觉得错误的价值广泛传播，于是节目的内容、形态、表达与受众用户的数量都会受到限制。反现一些情感类节目，赤裸裸的拜金、带有偏见的表达甚至歧视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当作多元言论而包容，甚至为了话题热议而刻意制造“奇葩”与冲突效果吸引关注，以获取收视率。

    ⑥在我们看到媒体“收视口碑双赢”的一致评价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对《朗读者》这类人文类文化产品意义的思考。《朗读者》的董卿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重新定义了“朗读”，认为“阅读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朗读不是，朗读要有对象，它和唱歌一样”，这种朗读“可以传情达意”，“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形成这种习惯，因为它显得略微有些正式。其实你想想，朗读也就是说话，我甚至觉得它的群众基础更大，因为会说话的人比会唱歌的人还要多。”

    ⑦在此刻，我们为一股清流的诞生而欢呼，甚至有评论寄希望于《朗读者》可以改变娱乐综艺的霸屏现状，平复一下当下综艺界的聒噪浮华。文化产品的产生与传播能否从《朗读者》开始，缓慢地以另一种逻辑运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清楚地知道：历史都是人来创造的。

（改编自《<朗读者>是否能为文化产品的公共性提供一种可能？》）

丑行不“丑”

    我国戏剧中的“丑行”或者“丑角”，其相貌或许丑陋些，但表现的人物类型非常广泛，有忠厚老实的，也有尖刁促狭的类型。其容貌最显著的特点是白鼻梁，由此区别于俊扮的生、旦行当。

    诚然，容貌丑陋比较适合表现心术不正的类型人物。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有相貌平平而业绩非凡者，所以也有厚道本分的丑角。如《豆汁计》中的心地善良的好人金松、《盗甲》中的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时迁、《九龙杯》中的杨香武等。

    多数的丑角是表现容貌与品行都不好的人物形象。丑陋的类型人物之中有的属于值得表彰的好人，也有基本属于好人，但有某些缺点或缺陷的人物，如《卖马》中的王老好、《甘露寺》中的乔福等。也有纯粹是幽默调笑的角色，如《回龙阁》中的马达、江海，《小上坟》中的刘禄景等。从外貌到内心都是不好的反面人物，是丑角中塑造最多的类型人物。如《乌盆记》中阴险凶残的小人赵大，《审头刺汤》中卖主求荣的汤勒、《活捉》中的风流淫棍张文远、《野猪林》中狗仗人势的恶少高衙内等等。

    按社会阶层来分，丑行可以从最高的帝王到社会最底层的贩夫走卒、旗、锣、伞、报等零碎角儿。《赵氏孤儿》中的晋灵公，《淮河营》中的侯爷栾布，《选元戎》中的大将程咬金，其他诸如官员、解差、江湖术士、太监、师爷、酒保、家丁、脚夫、轿夫、店家、船夫、车夫、龟头等零碎，丑行几乎无所不包。所以丑行是戏曲中表现面最为广泛的行当，需要积累全方位的社会生活理念才能从容胜任。

    我国的戏曲是一种唯美的艺术形态。美始终是其一贯追求的目标。但是，美与丑是对立统一的，美的表现也必须以丑进行衬托。所以丑行在戏曲领域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丑行的表演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从古老的《踏摇娘》中就已经具备丑行的表演，参军戏基本上就是丑角戏。元曲与明清传奇中丑行占有相当比重，昆曲基本是由“三小”（生、旦、丑）角色组成。昆丑、川丑以及高甲丑等各剧种的丑角表演艺术，是我国戏曲传统中的宝贵财富。

    戏剧表演中不可没有丑态的表演部分——形象的丑陋（包括动作的丑态）与心灵的丑恶（包括各种不文明的行为）。例如：斩首、自刎、上吊、僵尸、裸露、醉酒、疯癫等等。

    诙谐幽默是丑角的表演特色，多在剧中往往起调节气氛的作用。丑行为维持舞台整体美的形象，在表演中切忌一个“脏”字。老艺术家们的台上表演，十分生动、风趣，但又非常严肃。他们决不以肮脏的语言或不堪入目的动作，来取悦于观众，骗取廉价的笑声或掌声。这与如今某些走红的“小品”演员不同，戏曲的丑角，决不可仿效那些哗众取宠的低级趣味来污染戏曲舞台，而应保持“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纯洁性。

（节选自《中国京剧》2012年第七期，有删改）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铺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材料一：

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报告显示，截至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总出货量为3.552亿台，同比下降了6%，而这已经是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连续第六个季度同比下滑了。然而，2018年度华为手机发货量（含荣耀）已突破2亿台，今年华为预计将实现销售收入1085亿美元，同比猛增21%。华为的年度手机发货量从2017年的1.53亿台冲至2亿台，创造了8年来的最大增幅。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分析，过去8年，华为用创新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在影像、续航、通信、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引领了行业创新趋势。据了解，华为已经和全球领先运营商签定了26个5G商用合同，1万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全球160多个城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211家，选择华为作为其数字化转型的伙伴。有统计显示，全世界5G标准立项并且通过的企业是爱立信6项、高通5项、日本NTT DOCOMO 4项、诺基亚4项、英特尔4项等，而中国移动和华为则分别以10项和8项居于总量前列。

（节选自赵鹏《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持续下滑 国产品牌手机市场领军逆袭》）

材料二：

据外媒报道，红米Note 4助推小米成为印度市场头号手机销量品牌。IDC（互联网数据中心）最新季度智能手机数据显示，小米携手三星成为印度2017年第三季度第一大手机品牌。目前小米和三星在印度都持有23.5%的市场占有率，紧随其后的是摩托罗拉、ViVO和OPPO手机。

    小米的价格战使得它在eTailer和直销网络平台上获得了销量冠军。IDC称，小米通过Preferred Partner stores和小米之家的线下规模扩张，相比上一个季度，销量足足翻了一番。小米凭借着线上销量，在2017年第一季度就开始加大线下市场投入力度，形成了以零售伙伴合作、小米Preferred Partner stores和小米之家的三角销售策略，撼动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格局。基于O2O策略，能够实现线上到线下和线下到线上的直销。

（节选自王英杰《小米成为印度市场手机销量领头羊》环球网）

材料三：

    近一年间，国产手机市场风起云涌，一批中小厂商努力突围却“有心无力”。分析指出，手机行业常年来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利润空间相对有限；此外，相对头部厂商，中小品牌在渠道、资金、技术等方面缺乏竞争力，迫于无奈需要主打“性价比”优势，而当下全行业不景气导致头部品牌纷纷加入“性价比”之争，更使得中小品牌“无利可图”，前景一片灰暗。

国内手机出货量统计

2018年1-11月国内手机厂商出货量占比

（节选自许隽《国内手机市场颓势难挽 中小厂商或被迫“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