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走来，然后快速步入工业文明的，因此，深刻认识农耕时代与工业时代在文化上的差异，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相融相通，在融通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无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时代，其主体是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土地具有稳定性，土地生产的过程同样具有循环式的稳定性，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收获，年年如此，无需月月创新、年年变革，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

    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其副产品则是对天地以及土地主的依赖顺从意识。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天地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和普惠万物的无私大爱，给人以德性上的启迪。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都可以说是源于天地大爱对人德性的启迪。

    农耕时代家族集群式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不同，它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其副产品则是等级观念与家长制。

    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源是无所不包的所有自然资源，人类能够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人定胜天的观念，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不是顺应、和谐。这种人定胜天的天人对立观念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力量过分自信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这在工业时代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自信也反映出工业时代文化的特质：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崇尚创新和竞争而不是压抑个性以求稳定。这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强调稳定性等思想观念。

    在工业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比如，货币使商品的交换变得便利、自由，人与人直接的依附关系因货币的介入而变成人与人通过货币发生间接关系，拥有货币便可以提高人实现欲求的程度和自由度（尤其是物欲的自由），从而促进自由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会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的发展。这些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等的忠孝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容易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贱货而贵德”等价值观形成极大反差。

    农耕时代文化与工业时代文化也有许多共同性与契合点。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建设实现融通，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世界视野的先进文化。

（摘编自许建平《在融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便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座喧闹、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在既有的殷商甲骨文残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字样。这里的“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当时的登记人口是以人丁为计量单位，目的是征集兵丁组建军队。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

    秦朝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和完备，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檀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做出了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汉代的户籍管理实行“编户齐民”，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张掖郡居延汉简记载这样的一个户籍信息：“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内容已经相当详备。

    唐朝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就是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查看相貌。因此，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帐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破，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今天户籍中的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另外，在唐代“贱民”是没有户籍的，他们只能依附于“良民”。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因此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户数为309万户，大观四年（1110年）则达到峰值2088万户。当然，短时间内人口不会如此膨胀，但是它却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户口统计更加完整（少数民族因为政府的“羁磨之策”也不断被编入户）。宋朝的户籍制度不再区分“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乡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

    宋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流动性强。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且管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籍。

    明朝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沿袭元朝做法，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

    清初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由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因此户籍管理相比明朝宽松。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保证了户籍统计比以前更加科学、客观。

（摘编自曾庆江《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

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修缮古建？

北京青年报

    近日轰炸朋友圈的热点事件一定是 “巴黎圣母院火灾”，早先曾有消息称，此番失火与正在进行的巴黎圣母院修缮相关。无论这场火灾由什么引起的，“修缮”必定是今天的巴黎圣母院要面对的功课。为此北京青年报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老师。

    北青报：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后，曾有消息称引发火灾的原因或许因为正在进行的巴黎圣母院修缮。后来说法也比较多，您认为修缮是否会带来危险？

    （吕舟）修缮是一个干预的过程，本质上是对对象的改变和干预。改变大了，干预多了，就会造成对文物价值的损害。修缮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很多风险：比如说原来没有人的地方，现在有人在活动；原来没有电源的地方，现在因为要修缮，要把电缆加进去，像这种情况，如果管理不严，就有可能存在火灾的危险。

    （北青报）提到修缮，我们知道“古建筑修缮”是一门大有讲究的学科，那么正如其名，它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吗？

    （吕舟）“古建筑修缮”是一门比较近的学科。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同道开始进行基于保护古代建筑为目的的修缮设计，但修缮工程则还是传统的修房子的方法，并没有体现出文物修缮的特点。

    （北青报）古建筑修缮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基本原则是什么？

    （吕舟）文物修缮的难点在于对文物价值系统和全面的认知和研究。文物修缮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基于对文物整体价值的认识，尽可能地保护好这些真实的历史信息和价值，并使建筑能够保持相对健康的状态。文物修缮，不是修得越多越好，而是要尽可能避免变化，变化越小越好，尽可能多地去保留能够体现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或是文化价值的部分，要尽量把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北青报）修缮与变化中间，其实是一道哲学问题。一些资料上说，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其实对“古建筑修缮”是有不同意见的？

    （吕舟） 19世纪在英国，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人曾批评建筑师做的历史建筑的修缮是对这些历史建筑的破坏，因为建筑师往往更在意表达自己的创意，要在建筑上留下痕迹。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应当充分尊重原有的建筑遗存。文物建筑的保护，尽可能保存历史建筑上所有的有价值的内容，不能把它变成建筑师们表现自己的场所。今天，在文物的保护、修缮这个行业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修缮应该保护好文物建筑上有价值的部分。

    （北青报）有这么一个概念提到“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即如果一艘木船上的木头被一根一根换掉，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先的那艘船吗？有人认为，巴黎圣母院同样有此类困扰。

    （吕舟）“忒修斯之船”的悖论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逻辑学讨论，它涉及今天人们所说的“真实性”，如何保护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文物价值，保护这些价值所依附的物质存在？比如巴黎圣母院，我们当然希望经过修复之后，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巴黎圣母院原来使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遗存）才是我们与历史之间的媒介，无论这些材料是12世纪初建时的材料，还是19世纪修复时加上去的材料，它们都是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历史的一部分，都是历史的遗存，今天换上去的新的材料，无论它是多么生动、准确地模仿了12世纪或是19世纪的做法，它也只是一仿品，它无法体现原有材料所具有的价值。

    （北青报）外国的古建筑修缮和中国古建筑修缮，方法会不会有不一样？

    （吕舟）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尽管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具体的复杂的问题，比如有中国建筑的彩画问题，欧洲的石材保护问题就是他们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是基本原则仍然是尽量保护好这些建筑所具有的价值。

    （北青报）谈到古建筑修缮，很多文章谈到《威尼斯宪章》。

    （吕舟）《威尼斯宪章》是1964年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专家们通过的一个共识。当时一批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国际专家在会议上通过的这个文件，它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对文物、历史建筑保护基本原则的认识。《威尼斯宪章》提出的对文物保护的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其中一些原则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比如刚才谈到的对于历史信息的保护、对于“原物”的保护等。《威尼斯宪章》也提出最好是把零散的构件给规整，把它原来解体的构件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放好就可以了。

    （北青报）在《威尼斯宪章》国际框架之下，对中国的古建筑保护有什么积极影响？

    （吕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威尼斯宪章》被翻译到中国，引起了中国文物修缮领域的很多讨论。此前，中国的修缮出发点和欧洲的出发点有差别，我们之前比较强调的是复原，面对一个元明清都有添加的宋代的建筑，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宋代的很有价值，于是想把它恢复到宋代最标准的时候，但事实上没有确切的资料能够证明这座建筑在宋代的样子。这时候的复原带有太多的猜测的成分。《威尼斯宪章》引进以后，人们重新检讨整个历史建筑复原的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东西就做“过”了，随着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按照公约相关的保护原则，《威尼斯宪章》的很多思想就融入到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当中，比如“少干预”、保护历史信息、复原需要非常谨慎等内容。

材料一：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仅是重大体育赛事的门面，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赞誉。它的成功，也为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致力于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展现，活字印刷、太极八卦、千人击缶、夸父追日……大量的传统元素使人应接不暇。我们有着陈列家底的强烈欲望，努力向世界展现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则做了一次减法，主题更为凝练——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如何和其他成员会聚在世界海洋里，并发挥积极作用。学者曹卫东认为这种呈现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明喻”到“暗喻”的转变——从间接告诉世界“中国像什么”，到直接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什么”，向世界讲述“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由此，实现从展示“我”变为展示“我们”，展现“一起向未来”这样人类共同的奥林匹克情感。冬奥会开幕式讲述的依然是“中国故事”，这些故事不光“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的经验与情感”，也是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走向世界并发挥作用的故事。比如，____ 。 

这变化源于14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刻变化，展现了与时代变化的同频共振。时代不是背景板，历史不是几张旧照片，而是切实地改变着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所以冬奥会开幕式特别注重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呈现。比如，____。呈现方式上也更能代表时代的发展。比如，____ 。

当下一些文艺作品尽管也想要展现时代风貌，但对于“时代感”的呈现太过元素化，以为展现了几个标志性的时代场景就算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风貌，其实并未能抓住时代的脉搏，没能真正反映时代所关注的价值。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重构自我、重构世界、重构知识的时代，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变化，所以观众越来越被具有“时代感”的作品所吸引，想从作品中找到自己来时的轨迹和前进的方向。冬奥会开幕式提供了一个示范，时代是生生不息的寻常生活，时代是给予每个努力者以机会，时代是科技改变生活，时代是不断消除隔膜增进了解。

冬奥开幕式还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不断促使观众进行探寻。北京市退休警察邓小岚2004年就开始在马兰小学开展音乐教学，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村办了四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北京崇文小学原副校长付宝环，作为第一批下乡老校长来到阜平县石猴小学支教。他们的共同努力让来自贫困地区的马兰花合唱团登上冬奥的舞台，用天籁般的嗓音演唱希腊语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还有，____ 。这些“幕后故事”“背景线索”使得开幕式可以被反复观看。每一次观看都能带来新的发现，产生新的启迪。

一些创作者经常抱怨观众被网络媒介熏染，胃口越来越刁钻、“太阳底下无新事”，却对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熟视无睹。他们喜欢情节性强的故事，却对那些细水长流的日常缺乏耐心。其实人民的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如何主动贴近平凡生活，耐心观察、充分积累，真正做到与人民在一起，从人民出发，是文艺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从2008年奥运会排山倒海般的中国形象展示，到2022年举重若轻的中国精神诉说，中国历经了14年的发展。我们的文艺创作也因为媒介发展，从精致化走向了碎片化。文艺对一个时代的发展至关重要，引领着时代风范。作为中国优秀团队打磨出来的精致文艺作品，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做到了民族特性与人类共性的统一，做到了时代与历史的融合，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积极参与的精神气质。这也使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变得更为具象，更易被世界所接受。它带给当下文艺创作的诸多启示，将深刻影响着未来艺术创作的走向。

(摘编自霍艳《冬奥会开幕式带给当前文艺创作的启示》)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要求我们不仅看见脚下和眼前，还要望向历史的纵深处与延长线，在更为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看到“我”之外的广阔天地，看见历史长河中的“我”和“我们”，探寻历史运行的规律，勘察人世变迁的奥秘。有了这样的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与喧嚣的信息洪流中深刻把握社会的内在结构，于风起云涌和沧海桑田中清醒、清楚、清晰地认知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如何完成艺术使命、担当历史重任的重要问题。由此而来的作品，才能既着眼于总体性的社会实践，又能落实到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既有着创作者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又具备普遍性的认知视野与情感结构；可以从生活的静水深流中窥见时代的波澜壮阔，从现实的纷繁复杂中辨析历史的节奏与步伐，见历史之大势，发时代之先声。

(摘编自铁凝《开创新时代文艺的壮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