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表情包占领世界

谢石

    我最近突发奇想地做了一个实验——如果不写字，单靠发表情，我们能跟朋友聊多久天？ 结果，纯表情聊天非但没有卡壳，反而异常顺利。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没想到它也深深改变了我们的说话方式——如果没有表情，有些话还真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成套的表情包里扮成清朝后宫妃嫔的女孩扭着头说“拉下去杖责二十”，要比直白调侃来得更有效；我也不需要特意写出“晚安”两个字，仅靠一轮月亮的画面就能传祝福。 更有趣的是，聊天表情的主要阵地已经不再是熟人之间的调侃寒暄，它也开始占领谈正事儿的工作战场，动态图里带着握手的画面胜过单薄的一句“合作愉快”。如果你留心收藏的话，表情包还能让你瞬间掌握数百种“谢谢老板”的方式。

    表情包正逐渐占据人们网络交流的话语平台，成为日常交流中曝光量极高的沟通方式。根据微信提供的官方数据，每个月有超过6.97亿人活跃在微信及海外版Wechat上，他们每天要发送数以亿次计的表情。而这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情绪激烈的“大哭”和“大笑”，代表喜悦的“呲牙”表情仅在2014年的QQ平台就发送了超过10亿次。

    借助社交网络的力量，表情俨然已经成为通用全世界的语言，并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就在去年底，牛津词典还将“喜极而泣”表情符号评选为2015年年度词汇。根据牛津词典的定义，“喜极而泣”是2015年全球最常用的表情符号，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有表情符号中占到了20%和17%。这个表情“代表了享乐主义和抑郁症在一代人身上的撕裂、几近饱和的大众娱乐和壮观的杀戮间的撕裂一一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纪”。

    事实上，这个虚拟世界里也开始建立一种从现实中投射而来的“文化”。当宫廷剧开始流行的时候，表情包里也更多地出现以“娘娘”“皇上”为主角的表情；当时装周快要开始的时候，服装设计师也开始为Bitmoji表情里的小人儿设计漂亮衣服，让它们穿上Kenzo的毛衣，背着MichaeL Kors的新款包包，替新款服装做流量预测。

    也许正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用表情来表达自我，表情世界里的数据也隐藏着许多微妙的真相，比如“谢谢老板”要比“老板你再不发红包我就要退群了”的发送次数更多，而在QQ平台的统计中，在不必谈工作的周末及其他法定节假日里，人们要比日常工作日里更喜欢发送“愤怒类”的表情。

    表达喜怒哀乐的表情正在变成赚钱的战场，成功赚到钱的表情包并不少。名媛金•卡戴珊的表情应用Kimoji售价1.99美元，在上线之后不久获得了每秒9000的下载量，这让卡戴珊每分钟获得100万美元的进账。而篮球明星斯蒂芬•库里的表情应用StephMoji在上线三天后就超过了Kimoji，成为分分钟都能赚钱入账的热门表情包。

    虽然在微信表情公共平台上，绝大多数表情都是免费下栽使用的，但这些由十帧画面组成的动态表情，也正在逐渐成为能够赚钱的生意。微信表情平台2015年12月2日正式开放了给表情艺术家赞赏的功能，截至2016年5月1日，已上架的1500套表情中，有92%的表情开通了赞赏，累计赞赏金额超过人民币409万元，平均每次赞赏2元人民币。 尽管表情包似乎正在逐步占领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有趣的是，在这个愈发热闹的表情世界里，真正身处其中的人却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失落，表情设计师孟繁琦说，10年前刚开始做表情的时候，她要花费大量心思琢磨面部表情，因为起初以为表情取胜的关键“靠脸部细腻微妙的变化”，她要琢磨如何在8帧的画面里尽可能表现复杂的情绪，但近些年的表情下栽和发送数据让她发觉，“浮夸的肢体语言”更受欢迎，“哭也分很多种，默默流眼泪的啜泣就不如满地打滚的哭法受欢迎”．现在最受欢迎的表情追求的是“一眼就看明白”，只要一个夸张的图片配一句简单易懂的文字，“恨不得2帧就画完了”，复杂的表情反而不容易受欢迎。

    所以，在打开聊天窗口，看到表情包里一片情绪高昂的狂欢时，她说她其实更怀念那个“认真说话”的过去，不过这种情绪要怎么说出口呢？最后，她还是发来了一个表情，一个小狐狸无奈地耸耸肩，摇摇头。

（《中国青年报》2016年09月14日11版）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忄刘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

从屡屡创下收视率纪录的综艺节目，到各大博物馆开发的文创产品，再到回头率颇高的“汉服控”，近年来，传统文化不断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公众眼前。

    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时尚新潮，对10年前的很多人而言，这大约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悄然勃兴又猛然袭来的这股“国潮”，不仅让许多曾经对“传统”充满反叛心理的年轻人，心甘情愿成为传统文化的坐下门徒，也让整个社会有些始料未及，惊讶透着欣喜。

    放眼望去，几乎年轻人感兴趣的每一个时尚领域，都不难看到传统文化的身影。曾经饱受争议的汉服社群逐渐从小众迈向大众，成了许多年轻人的精神图腾；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走出了曲高和寡的音乐厅，登上了弹幕视频网站的播放热榜；潮牌衣服、潮牌球鞋等这些年轻人热衷的时尚消费品，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呈现和使用传统文化的符号与要素；在小说、影视、游戏、文创等领域中，传统文化为原创者们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灵感源泉，而那些从传统文化之中脱胎，嬗变而成的文化作品，更是备受青少年群体的追捧和喜爱。

    在诸多影响传统文化“再流行”的要素当中，最关键的是两个：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产业资本的流动。只有摸淸其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具体影响，我们才能对这股潮流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融入、引导这种潮流。

    在这两大要素中，更重要也更基本的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任何一种潮流能在任何一个地兴起、流行，其原始动力必然是其迎合了当地社会在当时的某种迫切需求。工装裤的流行，迎合了二次工业革命中社会大众对生产便利的追求；社交网络的流行，迎合了当代人在网络时代对更丰富的人际联结的渴望……正如这些例子一样，原本给人以高深、保守、小众印象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进入流行的殿堂，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同样与中国社会在今天这一发展阶段的特定需求密切相关。这个需求，便是一个社会在崛起、上升期产生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的需求。

    社会需求为流行趋势提供的原动力固然至关重要，但却并不足以让一股潮流如此迅速地席卷而来——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资本的流动，起着不容忽视的催化与加速作用。传统文化“再流行”的风潮，正好赶上了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投资热点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从民生向文化方向转移的热潮。

    对许多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播者而言，产业资本的涌入“资助”了他们的个人爱好，甚至可以以此维生。对于时尚与互联网领域的那些大型企业而言，资本则给了其强劲的力量生产相关产品，推动传统文化的流行。而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本，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正面作用，同时防范其负面影响，更是传统文化潮流的传播者有必要研究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再流行”，已经在这两大要素的影响下成了事实，因此似乎已经处于“完成时”。但与此同时，这股潮流将会走向何方，又将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依然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不是象征残暴，而是表示他面色发黄，对照印堂勾出一个红光的形象，堂堂正正，一看就知是一位起义英雄。这都是前輩艺术家在色彩表现性格方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摘编自魏鑫《京剧脸谱艺术》)

晚唐后，书画家给作品强势注入自己“意”“态”，标志书画从此走上以媚妍为特征的漫漫长途。作为“意”“态”反叛之前奏，书画家开始追寻媚妍以外审美元素匡救其弊，缘此，“南北之论”应运而生。明朝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提出“画分南北二宗”，强调“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他虽没有在地域上给予绘画强加分类，但从禅宗教义上认为南派重“顿悟”常“寄乐于画”，北派重“渐悟”而绘画“精工之极”。在书法上，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以正史、《金石略》以及南北朝《水经注》《颜氏家训》为据，在地域上将书法鲜明地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南派属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尊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南派适宜于启牍，北派适用于碑榜。

书画“南北之论”出发点都是为了避免媚妍，双方归结点却迥然有别。董其昌推崇南派绘画，认为南派充盈自我隐逸、淡然林泉生命意识，不为物役、不为世俗、无不融洽才是画派“正宗嫡传”。而阮元则一味尊崇北派书法，呼请“振拔流俗，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可见，董其昌和阮元为艺术新的发展提供了两种线路图。当然，这种线路图与时代际会与个人境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时代际会来看，媚妍被书画家嗤之以鼻。董其昌所处时代盛行以商养画，模仿之风泛滥，绘画品质充斥流俗之风，虽然也有不少画家如石涛、八大山人等创作了不少闪耀历史光泽的优秀作品。为此，董其昌提出“集其大成，自出机杼”，执意追求“淡远”求其耳目一新。他认为，造成媚妍的根本原因是缺少笔墨风趣，与山川自然太过真实，愈真而愈加媚妍；只有用笔“空灵”才能走出媚妍的陷阱，才能使绘画具有生机无穷和气贯势满之可能。与此相似，阮元所处清乾嘉之际，书法帖学鼎盛，此时虽也出现诸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师，但总体上帖学流于单调和僵化，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官场使用“馆阁体”，字形方整、点画光洁、结体均匀日益成为教条，钝化、疲劳人们的审美感官。这迫使阮元等书家选择魏晋以前碑刻那充满稚拙原始粗犷雄悍的风格，以金石气来盖过、冲走书卷气。

从个人境遇来看，董其昌身处明朝后期，虽为官一生，却总在授官与退仕之间徘徊，散淡与世故使他皈依禅宗找寻到心灵依托，但他看中的是禅以色为空、虛静怡淡的思想，彰显绘画审美愉悦功能。其禀赋、才情和特性，不会也不可能使他从北派绘画磅礴、苍茫中吸取营养，开辟一条拙陋、雄浑之路来革除媚妍之风。他的绘画取道董源、巨然、米芾，所作山水树石皆烟云流动，秀逸潇洒，具有文人画的显著特色。所以与其说董其昌选择了淡远，不如说淡远契合了董其昌。而阮元则不一样，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酷爱金石文物，主张实事求是，“实”“用”思想贯穿其一生，这就决定了他在拯救书法方式、途径上不会也不可能凭借淡远来弥缝其阙，兴碑抑帖、贬南褒北的重任就这样如约而至落在他的双肩。

(选自嵇绍玉《书画“南北之论”何以同途殊归》，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