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建立在直觉论上的，在《人间词话》中，他进一步把直觉论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提出了“隔”与“不隔”的批评标准。

    当代学术界也有许多文章论述到这一对范畴，然而看法却很不一致，褒贬不一。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对“不隔”持肯定态度，对王国维的“隔”论持否定态度，甚至主张对“隔”都须具体分析。朱光潜从诗的“隐与显”的相对性出发，批判了王国维对“隔”的贬斥态度。在这一点上叶嘉莹先生已对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用“隐”与“显”来套“隔”与“不隔”是不妥当的。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支持“隔”与“不隔”的分界和批评标准，认为“不隔”是“有形象、生活的真实才能以即目可见具体可感的形态直接展示在人们前面，使‘语语都在目前’”。

    诗词的创作实际上就是美的创造，对于自然美，人必须通过直觉才可以把握，对于艺术美也同样如此。诗人把引起自己审美感受的美“镌之于不朽之文字”便是诗歌艺术的创作目的。诗歌创作也就是对美的摹写，如果诗人在创作前没有与自然通过审美直觉而和谐地统一起来，那么，他的作品就难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受，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就不存在境界。另外一种情况，即诗人对自然之美已深切地感受到了，然而他在创作时却“文不逮意”，用词不当，因而其作品到读者那里，读者不能直觉其境界，这两种情况在以直觉论为前提理论系统中都被称作“隔”。

    什么是“不隔”呢？王国维说：“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只有“语语都在目前”，人才可以通过直觉来把握它，如果不在“目前”，就得用“目”去搜索，经过“目”的搜索，这语语才进入了人的意识，这是一个渐近过程，在人的意识中“语语”不是“瞬时”占据人的意识的，因此，不是“须臾之物”，也就与“境界”无缘了，也就“隔”了，“语语都在目前”的意义在于，通过语言所组成画面不需要更多理性分析，这“语语”形成的画面是人的直觉对象，从语言到意象到美的过程是瞬时的，只有如此，诗才在“不隔”。

    诗的创作，首先关系到诗人的感悟能力，诗人须得有一颗无尘垢的赤子之心，这样，通过直觉他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本质，王国维评周邦彦的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云“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评稼轩词：“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说“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事，与科学上密合，可谓神悟”。

    其次，诗的创作还关系到诗人的表达能力，也就是他能否使文辞达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国维提出要少用替代字，如桃用红雨、刘郎，柳用章台、灞岸所替代，“宜其为《提要》所讥也”。这原因是：“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这说明诗人直觉感受能力是一个方面，表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代字能够影响读者的直觉感受，代字代的是什么，这就使直觉渗入杂念，因此，诗也就“隔”了。

（选自李铎《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有删改）

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姚大力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复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的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都时，这些“秦人”在被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战败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降军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甚至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往，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但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人。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罔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它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商品经济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帝制国家控制商业的手段，除了超经济强制性的法规——如果定商人社会地位、户籍及垄断个别生产与交换部门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是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中国帝制时代大多数时期，政府控制货币的制作、发行、各币种比价。政府对货币的一般控制，包括统一货币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对于维系市场秩序关系甚巨。这是帝制体系与商业长期共生的基础之一。但货币既被政府权力牵系，更由经济本身左右。即使集权专制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货币运行。。

    一般说来，商品经济愈发达，货币运行控制的复杂性愈高；市场开放性愈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力愈弱。明代以前，铜钱、纸币、白银皆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但相关的理论皆不甚透彻，很大程度上处于经验的水平。明前期参酌前代经验和政府需求，试图以完全由政府发行的纸钞作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运行，通过货币较大程度地控制社会财富。此种企图，盘剥社会的幅度过大，遭遇市场和社会抵抗。各种诉求博弈的结果，出现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伴随政府强行保持的少量纸钞有限法偿的局面。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地位的弱化，实际上部分消解了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强控制，扩大了市场本身的自由度。稍后，大量域外白银进入中国，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贵金属货币一般比铜币能够支撑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明代的白银货币不是政府发行的，而是以银块的形态作为流通货币进入市场，所以，白银在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同时，通过摆脱政府铸造与发行过程，严重瓦解了帝制国家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力。这其实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长足发展但明朝统治并没有从中汲取到巨大效益的主要原因。明朝政府难以通过货币发行调控货币供给、物价，更难以运用通货膨胀手段实现借贷或者隐性收取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主要是增税，或者通过赤裸裸的掠夺，于是明朝迅速彻底失去社会支持。4明朝后期的财政危机，乃至明朝的崩溃，与此关系甚大。5中国帝制国家体系通过各种中央集权机制实现社会控制，然而在明中期市场经济大幅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当口，政府失去了调控市场的最重要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操控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以明朝的瓦解，是雪崩式的。当时试图挽救明朝统治的士大夫绞尽脑汁，不惜牺牲生命，但既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手段。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减）

    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兴盛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高度重视，也成为世界打量与认识中国的窗口。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道门槛，汉字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楷书，不少人开始研究汉字的演变历程，试图通过汉字溯源，解开更多内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密码。

    汉字的起源与早期的图形符号有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古文字的构成规则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称之为“六书”，而“六书”之首即为“象形”。因此，汉字字形从诞生起就蕴含着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国家典章制度等文化信息，还蕴涵着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逻辑，它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藏。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对汉字进行溯源至关重要，这与汉字的特质有关。欧美国家的语言大多是拼音文字，它的意义由其所指决定，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则不同。北师大教授齐元涛认为：“词义不是汉字最核心的问题，字形和词义的关联才更重要，这是汉字本身的特点。我们今天用的是象形字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楷书和简化字，这便需要我们去溯源。”陈寅恪曾说，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汉字教育就是将字与文化整合起来。据此，齐元涛提出了“字课思维”，希望在语文课上能用汉字溯源作抓手，让孩子们在对汉字的认知基础上走向对自然的认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

    当下汉字溯源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因为生活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汉字形成的历史语境都已经遗失了。当然，现代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字课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它使汉字教育可视化成为可能。融媒体儿童教育丛书“汉字魔方”作者李英说：“汉字动画主要通过图形呈现在书里，让孩子在图中找字，让学习成为一种游戏。”不过，需要规避的风险是，精彩和趣味背后有可能出现的不准确、不严谨。特别重要的是，广大教师要意识到，汉字溯源不是简单地将汉字和文化放在一起，而是要还原汉字和文化结合的历史的真实意境，从而理解其初始的意义。

（选自2018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