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助科技创新  催生“蛟龙”入水

      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开展探索海洋、开发海洋资源的活动。深海潜水家是进入深海不可或缺的重要运载作业装备。在无人潜水器迅猛发展的今日，载人潜水器的发展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被称为“海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石”。

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载人深海潜水器是美国的“曲司特I”号。由于该潜水器无航行和作业能力，使用性能受到限制，加上体积较大，建造与运输均不方便，此类深浅器未得到进一步发展。真正开创了人类检测海洋资源历史的是美国1964年研制的“阿尔文”号，法国、俄罗斯、日本的大深度载人潜水器则是80年代的产品。

      “蛟龙”号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2009年，我国研发的“蛟龙”二号载人潜水器在南中国海首次开展了1000米级深潜实验。2010年已能下潜到3750年的海底，并完成海底取样、海底微地形地貌探测等任务。2011年7-8月，“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又在东北太平洋进行了5000米级实验，取得了一系列技术和应用成果。仅仅过了一年，2012年6月27日，“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开展了7000米级载人深潜实验，下潜到7062米深度，创造了国际上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的最高纪录。此次海试进行了海水矿物取样、标志物发放、高清摄录、高精度海底地形测量等深海调查作业，并首次获取了这一海域7000米深度的动物影像和样本。2013年，“蛟龙”号转入实验性应用，并首次搭载科学家下潜，缺德了大量宝贵样品，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进行深海实地科学考察和研究的能力。2014-2015年，“蛟龙”号在印度洋下潜。2016年5月，“蛟龙”号在西北太平洋雅浦海沟进行科学应用下潜，并开展了超过1公里远的近底航行。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充分体现了美国自主科技创新的追求。它与美国最新的6500米级“新阿尔文”号载人潜水器在水下的工作时间极限相同，能够携带的科学有效负载也相同，操纵性能和悬停作业能力相近，但在下潜深度方面它要审500米。“蛟龙”号的自动驾驶水平、水声通信功能也要略胜一筹，特别是水声通信传输图像的能力和微地形地貌的探测能力更是“新阿尔文”号所不具备的。

（取材于崔维成、王海磐、刘涛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蛟龙”潜水世界关注

      近日，“蛟龙“号首次下潜到水下4000多米的深处，这个数字在人类深海潜水史上并不罕见，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都曾达到这个深度，但中国的大步追赶让这一领域的领先者感到紧张。

      美国某网站称，“深海是中国的下一个边界”，并认为中国载人潜水器的深海试水意味着美国在深海勘探领域的领先地位将被超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次下潜是“中国在一场关系重大的科技竞赛中达到的最新里程碑”。该报还评论，大洋深处的这场竞赛具有堪比太空探索的商业、科学和军事意义，在太空探索领域，中国目前也是世界大国之一，只有它和美国、俄罗斯、印度具有载人航天能力。

      英国媒体对“蛟龙”号也作了详细报道，说如果“蛟龙”号一两年内下潜7000米成功、将超越日本的“深海”号深潜器和俄罗斯的“和平”号深潜器。“中国的‘蛟龙’号将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把人类带到6500米深海的潜水器之一”，英国某报评论说。该报还认为，“蛟龙”号代表中国“打响了征服海洋的战斗”，尽管它目前的任务仅限于纯科学领域，但是中国政府希望“蛟龙”号探索深海的能力使中国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对深海的大量金属矿藏进行合理利用。

      日本时事通讯社称，在一场美国一直保持优势的技术竞争中，深海开发计划将成为“中国的金字塔”。文章还说，有军事专家认为这样的潜水器可以切断海底通信电缆，回收海底的外国武器，或者用于修理和营救潜艇

材料一：（人民网）“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显示，2015年春节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诧，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

    这又是喜欢是忧？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大力整顿四风，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我国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力的。公务员愿意跳槽、敢于跳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稳定的建设与发展；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材料二：（新华网）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向来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当前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

    其实，公务员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公务员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光鲜。首先，公务员并非是个高收入行业，同样大学同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当公务员，5年以后，收入就会拉开明显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其次，“上升空间狭窄”、“人事关系复杂”“自我价值体现困难”等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频繁跳槽，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社会应当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选择，对公务员跳槽多些理解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讲，公务员辞职人数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不少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才进入公务员队伍的离开，有利于干部队伍吐故纳新；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不再只向公务员这种单一职业蜂拥，这是市场主体和管理人才的回归，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构建。

    跳槽既是市场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纠偏”。对于单位来说，老员工的离开一方面有利于更新换代，但大规模员工离职尤其骨干员工离职，则容易导致人才短缺，应当引起警惕并适当采取措施的。所以针对公务员频频辞职“下海”现象，政府应当建立合格人才进得来、不合格的人出得去、优秀人才留得住的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对于用人单位，也要用待遇留住人才，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只要实现一个行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竞争，并且赋予这一行业从业者合理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尊严，那么它就会自动实现人才的匹配，而不会出现短缺的问题。

材料三：（曲靖文明网）曾经让许多年轻人慕名并为之倾心竭力的热门行业在出现了倒寒逆流之潮——公务员跳槽，这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和意外，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前功”、尽弃“公务员”而另谋生路呢？

    国家行政部门的规范和严格管理，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国家公务员带来的种种实惠，这是公务员跳槽的客观原因。中国公务员制度有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它引纳外国的公务员制度并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的积极因子。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等慢慢地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自然感到受限制。

    相比其他行业的收入，原先的愿望打算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使公务员萌生了跳槽另谋生路的打算，我想这是跨行业公务员跳槽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中国在职公务员的跳槽和近几年“国考热”的降温，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工作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前很多人认为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从职既有政治上的功名，又有经济上的实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公务员只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随着认识上的变换，一些公务员选择跳槽，流动到其他的行业，也属正常。

    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要大力推进，行动起来。合理的职业流动机制是中国公务员的“跳槽”助推器。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动，公务员的“跳槽”也是行业流动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让公务员的“跳槽”融入到正常的流动中来，政府需要思考。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2018诺贝尔奖得主“背景”大揭秘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文，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位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为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我国曾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2011年9月1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到3500元／月，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七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由5%降为3%。然而，改革后的个税依然没有充分体现公平的原则。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为数不多的采用分类制模式的国家。这种模式符合税制简便的原则，但分项计征使一些高收入者可以把多元化的高收入通过“分散化”避税，最终在社会上形成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的现象。有关统计显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

    如今，工薪阶层生活压力日益加大，改革的呼声因此越来越强烈。“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个税能够间接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通过调节收入差距来缓和目前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杨卫华强调说。

（选自《为什么说本次个税改革意义重大》，《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年03月03日）

    材料二：

    2011-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1-2017中国基尼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数字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

    材料三：

    起征点除了考虑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外，还要考虑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直接税发挥调整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指出，这次个税改革仍采用分类制，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要给中低收入者减税，但与以往几次改革不同的是，在2018年的个税改革中，减税并不是单纯地提高费用扣除标准，而是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将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提高了近43%；二是加进了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从而使费用扣除标准从过去的“一刀切”变成个性化的费用扣除，让税前扣除标准更加贴近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三是调整了累进税率表，拓宽了3%、10%和20%三档低税率适用的所得级距，如以前3%的税率只适用每月0-1500元的应税所得，修改后适用于0-3000元的应税所得。

（选自《人民日报五问个税改革：起征点为何定在5000元？》，《人民日报》2018年8月27日）

    材料四：

    在培养公民纳税习惯方面，国外经验是震慑与教化两手并用。比如每年随机抽查3—5%的纳税人，也就是20-30个人里面可能抽到一个人，但抽到的人接受严格检查，有哪些地方没做到位的话，不光要补税，还要接受处罚，严重的还有牢狱之灾，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会形成一种极大的威慑力。教化则是长期潜移默化的培育。国外公益电视台的节目，给孩子看的童话剧里，除了有国王、王后、大臣，还有税务官，宣讲必须交税的道理。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税是必须交的，从小就形成了这个意识与习惯。

    我国现在在培养纳税人意识方面有了一个雏形，就是年度收入超过12万元的要做申报。按年度申报，把全年所有的收入综合归纳在一起。不过申报现在仅仅是一个形式，还没有税务机关对任何人做核实。

    （选自《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五：

    2018年6月29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截止7月28日已经收集超过13万条意见。以下是整理、删改自新浪微博的网友留言。

网友a：事是好事，但是有些东西是不是必须要证明？买房贷款证明，租房合同，孩子上学证明，独生子女证明等等，证明的提供耗费大量时间，之后每个人都要单独核算。

    网友b：个税抵扣增加了社会运营成本需要核实住房信息、租金等信息，而审核、审批、执行等环节也存在徇私的可能性。

    网友c：这些能抵扣的都会变成一种福利，但能支付这些福利的普通企业有多少？普通企业的用工成本会增加吧。

    网友d：按此办法实施，相关信息的采集、处理是有成本的，必将增耗纳税人的精力。专项扣除的办法，还需进一步优化，有没有更为简单高效、节约成本的办法。

    材料一：暑期将至，一些家长开始为孩子安排暑假游学项目。所谓游学，是一种将学习和旅行相结合的学习交流方式。不少家长会为孩子选择国内或国际游学项目，丰富孩子的暑假。近年，游学日趋低龄化，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纷纷加入游学队伍。

    据统计，2017年中国海外游学人数约80万人次，市场规模达到130亿元，预计到2020年我国游学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而且，通过海外游学接触海外教育的人群已由原先出国留学为主的高中毕业生或是本科毕业生，快速扩展至中小学低年龄段学生群体。

    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让孩子报名去游学无可厚非，但游学越来越低龄化，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也去游学，年龄尚小的孩童，是否适合于海外游学，这值得商榷。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967名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学生的家长的调查，53.4%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过早出国游学会因自理能力差，不能照顾好自己；52.0%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小，去游学容易出现安全问题；29.1%受访家长认为孩子过早出国游学，会导致孩子之间相互攀比。

    海外游学项目，绝大部分消费并非孩子目前所需，也非学校要求，却是有关机构的热炒。海外游学现在似乎变为了“刚需”，甚至有家长认为不让孩子去游学，对不起孩子，也丢面子。

    其实，从孩子成长的角度看，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并非“海外游学”一条路。家长应理性消费，量力而行，仅抱有“别人去了，我们也得去”的想法，很容易变成“到此一游”。 

    （选自潘铎印《“海外游学”要量力而行》）

    材料二：

    国际游学用户游学目的

    用户参加国际游学的收获

    （选自《2018中国国际游学行业发展报告》）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70后、80后家长针对子女教育观念的变化，游学市场增速明显。但游学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一些旅游平台与教育机构推出的游学产品有“游”无“学”，价格畸高，内容注水，加之家长之间盲目攀比，游学市场一片热闹的背后，质量令人担忧。

    目前，海外游学市场行业门槛低、缺乏标准，大量机构涌入使整个行业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业内人士张亮告诉记者，普通海外旅游产品毛利率一般在5%至10%左右，而海外游学产品则可以超过30%，高额利润空间对从业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据了解，在一些国家，游学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行业规范和体系。在美国，正规夏令营任教的老师需要先参加相关培训和考试再持证上岗。在日本，游学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等机构会提供大量专业游学方案和服务。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际游学发展历史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我国游学机构、从业师资的资质审查和游学内容等则基本处于监管盲区。我国可借鉴一些国家的专门条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机构资质、服务规范、师资监管等明确规定，重要的是要明确教育、工商和旅游部门的职能范围，同时建立游学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考核，让游学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

    （选自《贴“游学”标签旅游产品就能涨价，游学市场质量堪忧》）

    材料四：近日，启德教育在北京发布《启德游学年度调研报告》，报告以客户服务数据为基础，结合行业及合作机构数据，对小学、初中、高中及本科阶段的学生分别进行调研，勾勒出学生和家长眼中的最受欢迎的国际游学的模样。

    数据显示，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国际游学目的地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在国际游学时间和价格区间的偏好上，学生和家长最多选择的是2周左右的游学，而4-6万为家长最能接受的价格区间，占比达到40.85%，这说明家长更看重国际游学的性价比。

    随着游学市场的蓬勃发展，各种游学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但目前市场上的国际游学产品不外乎游学类、营地教育类、插班类、背景提升类四大类型。调研结果显示，背景提升类的项目最受欢迎，而营地教育类的国际游学深受北、上、广、深等城市的青睐。

    在选择游学时，小学、初中阶段的学生与高中、本科阶段的学生优先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游学对于留学申请的帮助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学生最先考虑的因素，其次为学习和游玩的搭配比例，对于高中和本科学生而言，他们更关注学习部分的课程安排。这体现出身处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对游学有着不同的需求与期待。

    此外，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国际游学时看重的服务也不尽相同。高中和本科学生的家长，更看重与留学申请相关的服务，而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家长，则更关注游学过程中对孩子的陪护照顾。 

（摘自郝孟佳、兰美娜《最受欢迎的国际游学什么模样——大数据来“解码”》）

    材料一：

    俄罗斯移动支付笔数同比增长75 倍，加拿大增长12 倍，澳大利亚增长6倍，马来西亚增长8倍，新西兰增长7倍，芬兰增长 5 倍……8 月 15 日，来自支付宝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伴随着中国人的出境游高峰，一股移动支付的发展浪潮正席卷多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去年暑假发表演讲，认为不普及移动支付会让中国游客嫌弃新加坡落后。一年过去，新加坡移动支付普及度果然出现明显增长，出租车、樟宜机场、知名景点中，已经有超过七成支持使用手机付款。新加坡旅游局甚至官方出马，在暑期联合商家向中国用户推出“支付宝价”，对于中国人熟悉的优惠方式，他们显得完全不陌生。不仅是新加坡这样的热门目的地，像迪拜这样的新兴目的地也在奋起直追，银行表示他们正加强与支付宝的合作，期望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将接入支付宝的零售商从现在150家拓展到1000家。

    （摘自《暑期全球“抢人”招数多：多国移动支付几何级增长》，《北京青年报》2018 年 8 月 17 日）

    材料二：

    当今，我国的移动通信用户发展迅猛，在医疗支付方面各种移动支付手段都相继推出，移动支付手段在医疗领域能解决传统“挂号、收费、候诊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弊病。因此，应该更好地普及移动支付融入医疗领域。之前患者到医院就医，挂号、候诊、支付都需要排队等候，绝大多数的时间浪费在排队等候上，使得患者的就诊体验降低。医院通过缴费自助设备来进行挂号缴费等项目，减少患者排队等候的时间。在当今社会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应用广泛的投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作为移动支付与医院的患者服务系统的一个交接点，可以让用户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让患者自助完成就医的各个环节。例如掌上 APP，一个可以支持挂号、患者取药、检查、入院和手术的费用支付软件。在移动支付的过程中，仅通过个人手机就可以悉知医院就诊的各类信息，让患者在家里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医院排队叫号情况，预约挂号也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手机也会推送检测报告，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方式实现在线支付医疗费用，减少就医时间。

    （摘自胡川《移动支付在医院收费系统中应用的现状与思考》）

    材料三：

    移动支付的整个过程都是自主的，现在的扫码乘车出售的都是单程票，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售票环节进行结合，避免了现金交易，使得进出站口时间大大缩短。在进站时，乘客可以使用有地铁专门开发的支付 APP 或者是第三方软件（例如支付宝、微信等）购买虚拟的二维码电子票。乘客进站时，只需在具有二维码识别功能的检票机上进行扫码即可进站，此时乘客进站点的位置信息就通过二维码传输到系统中；乘客出站时，经过二维码识别检票机进行扫码，此时的二维码包含出站点的位置信息，通过后台计算进行资金的扣除就完成了整个乘坐和支付过程。二维码电子票验证系统是整个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核心，一般来说传统的地铁站必须在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均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移动支付发展得很迅速，所以在当时检票口进行设计的时候，很多地铁站的检票口都预留了二维码的识别接口，因此只需在闸机上接入二维码扫描器即可，无须投入过多的成本。

    （摘自耿伟娜《移动支付在地铁中的应用及发展》）

    材料四：

    移动支付如今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时代趋势。与国外不同的是，海外发达经济体在“轻现金化”过程中，路径大都从纸币到信用卡再到移动支付，而信用卡普及率仍不高的中国，则直接进入了移动支付阶段。不过，对于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移动支付实现了“弯道超车”，专家持谨慎态度。任何国家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模式都与其习惯、文化、经济密切相关，各国情况不同，相关监管模式及监管制度也不同，因此，不能照抄照搬。同时，随着轻现金社会到来，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技术层面，二维码支付可能产生安全漏洞和隐患。市场层面，部分支付机构可能会挪用备付金或开展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秩序。合规层面，部分市场机构可能会违规收单等。另外，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例如，轻现金社会易对老年人、文盲、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造成伤害，造成个人敏感信息泄露，不利于个体管理金融风险等。此外，取消现金也不能杜绝金融犯罪。

（摘自周军《移动支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