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棵树

李德霞

    丫头的大嫂过门没半年，就吵着闹着要分家。树大分杈，儿大分家，分就分吧，寡妇娘也没辙。米缸、面缸抬了去，掉了几块漆的红木柜搬了去，圈里的三只羊，一鞭子吆了去。大嫂请来伐木人，要放倒院里的三棵树。三棵树是丫头的爷爷栽下的，两抱粗，上面结了几个喜鹊窝。娘“扑通”跪在地上：“家里没啥东西了，这三棵树，就留给丫头吧……”

    那时，丫头十六岁，在城里读高中，是村里唯一把书读到城里的女孩子。

    星期天，丫头从学校回来，看着空空的土屋和一下子苍老了的娘，丫头抱着树干号啕大哭。

    娘说：“丫头，别上学了，回家跟娘种地吧。种地饿不死人。”

    丫头倔，丫头一抹眼泪说：“偏不，我还要考大学，我丫头说到做到！”

    娘说：“上大学不要钱？”

    丫头说：“我有三棵树，三棵树就是我的钱。”

    丫头真的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家家日子还不宽格，但乡亲们厚道，你三十他三十地把钱送来。丫头不接，一一挡了回去，丫头说：“大叔大婶的情我领了，我不能欠乡亲们太多……”

    娘说：“你不上学了？”

    丫头说：“你甭管，我自有办法。”

    开学前几天，丫头去了村里的德叔家。德叔在农机站当站长，家里开着小卖部，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家殷实得多。更重要的是，爹在世时，跟德叔是最要好的弟兄。其实，在丫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德叔就给丫头准备了一千块钱。德叔笑眯眯地说：“钱我可以借给你，但你啥时还我呀？”

    丫头说：“不是借，是贷，就按银行的利息算。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连本带利一块儿还。”

    德叔还想逗逗丫头，德叔说：“银行贷款还讲个财产抵押呢，你拿啥给我做抵押？”

    丫头拉着德叔的手出了屋，用手一指她家院里的三棵树说：“我有三棵树，我就拿三棵树做抵押。”说完，丫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哗哔哗，写了抵押单，交给德叔。

    德叔笑了，笑得满眼都是泪。

    丫头上了大学。上了大学的丫头从来不敢回家。除了舍不得那几块钱的路费，丫头还得自己挣学费，挣生活费。丫头到图书馆帮过工，到饭店洗过碗，啥来钱干啥。有同学问：“你家里没钱供你？”丫头说：“有，我有三棵树……”

    丫头大三时，不得不回家一趟。大哥在一家煤矿挖煤，死于矿难，矿上只给了很少的一点钱，少得离谱。丫头找到矿长，拍着桌子和矿长讲道理。矿长熊了，按规定赔了款。

    拿回赔偿金，大嫂取出两千块，要给丫头。大嫂说：“以前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丫头妹妹。钱你拿着，你是大学生，就不要那么辛苦了。”

    丫头把钱挡回去。丫头说：“我还年轻，吃点苦受点罪是好事。这钱是我大哥拿命换来的，就留着给侄儿上学用……”

    转眼，丫头大学毕业了。那时候，大学生很抢手，是香饽饽，丫头就被分配到市政府上班。领到第一笔工资，丫头田了村。丫头找到德叔，要赎回当年的抵押单。德叔说：“啥抵押单？我早扔了。”丫头吃惊地说：“那……我的三棵衬？”

    像当年丫头拉着德叔一样，德叔拉着丫头的手出了门，用手一指丫头豪的那三棵树说：“三棵树，本来就是你的。”

    丫头要接娘进城。临走时，邻居说：“你娘这一走，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土屋和三棵树不如卖了的好……”

    丫头看着土屋，抚着树干说：“土屋是我的家，三棵树是我的根……我怎么舍得卖啊？留着吧。”

    一晃，几十年过去。土屋已日渐斑驳，倒是那三棵树长得枝繁叶茂，绿荫如盖，成了村里的一景。

    前年，有人相中了那三棵树，愿出大价钱要下来。那人打电话给丫头，问丫头愿不愿意卖，被丫头断然拒绝。

    如今，已是副市长的丫头，无论工作多忙，每年都要抽空回村一趟，看看父老乡亲，看看她的三棵树……

（节选自《小说月刊》）

一个多雨的夏天

郭震海

    这似乎是一个多雨的夏天。

    不紧不慢的小雨就像生了根，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没有停的迹象。侯东升醒来后，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有些烦闷。

    他裹着一条毛巾被，眼睛迷茫地瞪着屋顶。简易的屋顶用横七竖八的施工模型板撑着，上面覆盖着几层黑糊糊的油毡。简易的大宿舍内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半碗隔了夜的剩饭放在墙角，已经变质。裸露的砖墙，湿漉漉的，似乎能挤出大把的水来。地上铺着红砖，红砖上撒了薄薄的一层白石灰。十几双黄胶鞋，没有规则地摆放在床铺下。

    “天塌了吧！”一名工友坐起来嘟哝了一句，扑腾一声又躺下了，几根木棍支撑的大床铺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

    “你找死啊！”工友躺下的动作用力过猛，压住了另一位工友的胳膊，后者向他提出强烈的抗议，骂骂咧咧地抽回了胳膊。

    侯东升起身，去床铺头找自己的衣服，想出去走走。他从墙角找出一把破旧的雨伞，走出了工棚。

    外面的雨下大了，一栋高楼起了半截，无数的、长长短短的钢筋头直冲云霄，在雨中显得亮晶晶的，有点刺眼。如果不下雨，这栋起了半截的楼上肯定站满了人。无数顶安全帽，无数双劳作的手。在轰轰隆隆的机械声中，他们完全可以站在高墙上，边劳作边唱信天游。有的工友已经在城里待了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就像一群特殊的候鸟，每年开春告别妻儿老小，来到城里，冬天又会回到乡村。他们没有走进过KTV，但一步步升高的楼顶上，就是他们的乐场，他们可以怒吼，可以咆哮，可以唱着哭，也可以唱着笑。只要手不闲着，至于嘴，爱干吗就干吗，就是站在墙头上像一个英雄般的去演说，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管。他们的声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显得异常微弱，微弱得站在楼下就完全听不到了。

    半夜里，无数盏大灯会将整个工地照亮，高楼一天不封顶，热闹的景象就一天不减，唯有雨能阻断这喧闹的一切。侯东升和大多工友一样，既盼雨，又恨雨。为什么呢？盼雨，是因为下雨了他们可以美美地睡个懒觉，无休止的劳作可以得到短暂休息；恨雨，是因为下雨就意味着他们会没有工，工是什么，就是钱。他们从四面八方拥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是想多挣点工，年底多拿点钱。

    侯东升撑着伞，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该干什么。路过一座天桥，桥下积满了水，飞驰而来的车辆迅速通过天桥，激起很高的水花。

    “你找死啊！”一个撑着小花伞的女人，被车辆激起的泥水溅了一身，她怒气冲冲地骂道。侯东升突然觉得，城里人说话和他们其实没有区别，就比如这句“找死啊！”他这样说，工友们这样说，城里人也这样说。

    在一个玻璃橱窗前他看到一则大大的广告：“家，温馨的港湾。”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广告。侯东升觉得每一则广告都与他们有关又无关。他们一年四季就像蚂蚁一样在钢筋与水泥的森林中不停地修筑城市里的家，城市在一天天长高变大，而他们没有家，他们的家在乡下。

    侯东升给乡下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妻子开心地说，真好，庄稼灌浆了，下了一场难得的透雨。侯东升在电话里骂，好个屁。妻子说，你个鞭打的侯东升，你个不要脸的侯东升，你变了，变得不再爱惜庄稼，变得像城里人了，变得……

    我真的变了吗？放下电话，侯东升想，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

【甲】

    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即将载入史册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运动。

    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的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之于世。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起草《宪法》和《独立宣言》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节选自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乙】

    今天，当我们悼念美国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政治家亚当斯先生，并发扬美国革命传统的时候，亚当斯先生为支持美国独立而大声疾呼的人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无论生死存亡，我都举手衷心拥护《独立宣言》。

    的确，在开始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独立。但是，上帝为我们安排了结局。英国的不义行为迫使我们拿起武器。他们视而不见自身的利益，反而我们得益；他们一味固执己见，直到我们看到独立的希望。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力争得独立，因为它属于我们。

    既然天意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推迟《独立宣言》的诞生呢？难道今天还有人如此软弱，竟希望同英国达成和解，并以为这种和解会保护北美的安全与自由 ， 或保护其本人的生命和名誉？

    请问那位在座的先生，还有那位坐在您身旁的年高望重的同事，难道你们二位不都是遭受仇视，惩罚和放逐的对象吗？如果英国人继续当政，而你们又无望得到王室宽恕，你们二位除了作为歹征，还能有什么结果？如果推迟独立，我们究意是想继续这场战争，还是放弃这场战？难道我们打算服从英国国会颁布的包括波士顿港法案在内的所有议案吗？难道我们心某情愿地同意毁掉我们自己，而听凭我们的国家和权利遭到践踏吗？

（节选自丹尼尔·韦伯斯特《永远独立吧！》）

扬州一觉，千年不醒

朱文颖

    有一个梦，或者一种现实一一它从来未曾证实，但也似乎永远不被否定。

    我一直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两岁，或者三岁，我们一家，我、父亲，还有母亲，在一个轻雾的早 晨，坐车来到水草极盛的河边，母亲替我梳着头发，然后指向远方：

    “喏，那边，那边就是扬州了呢．”

这个梦我母亲是否定的。她说她从来都没去过扬州，更不要说再带上我和父亲了，而我父亲则抿嘴一 笑，并未正面回答。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神情里有着南方的含蓄与意犹未尽。

    但这个梦于我却是无比真实，比很多现实生活更要真切无比。我固执地记得那个场景。我母亲把我抱 在怀里，风吹过来，然后她的手指向薄雾深处的水域：

    “喏，看到了吗，那就是扬州啊。”

还有一件事也是奇怪而莫测的。十多年前，真实记忆里我第一次去扬州时，朋友带我游个园。

    半园逛过，我说：“这地方我住过。”

    朋友笑，说：“不可能，这里从来不对外开放客居的。”

    但我仍然固执，说真住过。而且是一间大客房，一溜下着蚊帳，纯白色的，像一朵朵夏日里也掩盛开的荷莲。

    仍然是十多年前，个园游过的第二天，朋友开车送我去高旻寺。

    恰是正午。一个小沙弥跑来开启铁门。寺静极，有几棵参天的古树。这江南四大禅院之一的高旻寺，正值改建，原先的正门封住了。朋友是旧地重游，于是感慨：全变了，不一样了，真的全不一样了。

    在高旻寺用餐，饭堂正中是一张长条木桌，一盆白米饭。汤是青菜汤，另有咸菜、炒茄子等素食。我们—一坐了。菜极淡，盐放得很少，并绝无味精。虽然时候不早，已是饥肠辘辘，却仍然食之无味。因为在寺庙中与僧侣共餐，饭食是不能剩的，大家努力把碗中的饭菜吃完后，抹抹嘴巴，忍不住问道：寺中的大和尚也吃这个吗？回答说是，并告知这青菜与茄子还都是自己种的。不时有和尚吃完饭，默默站起身去 刷碗，素色的长衫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天我没有多说话，我总觉得仿佛多问了这样的问题，多少有些影射 出对僧侣清贫生活的鄙夷——而不知为何，这让我感觉羞愧。

    因为和尚不肯收饭钱，所以朋友拿了钱出去捐募。这时我身边有人轻声说道，其实在庙中乞食，是必得的。因为僧侣们觉得，佛的也就是众生的，你问他讨取什么，他都肯给你。真的全都可以给吗？我又连问一句。重建的大雄宝殿金碧辉煌。因为还未完全竣工，殿内的脚手架还未拆除，但已可见气势的不凡与 场面的恢弘。我们在殿内走动，现看四壁的佛教壁画。或许是殿大而空旷的缘故，讲话的声音发出了辽远 的回响。忽然有一个年轻的和尚走上前来，说道：不要喧哗，有僧正在午睡。看一看就请出去吧。这和尚 穿着深色的袈裟，眼眶很深，颇有达摩相。我们问他的籍贯，回答说河北。不多言。

    出寺门，我竟有些恍若梦境的感觉。寺外荒凉，几片池墙。塘中却是残荷，不见花，光有大瓣杂芜的荷叶。身体在那艳阳下出奇的沉静下来，突然不太觉得热了。

    我们朝河边走。走了很久，河边的水泥墙忽然不见了，面前是不宽的一片水域，有小艇停着，船上一 位船夫，悠闲而坐，等待接渡者上船，然后把他们载向彼岸。可以望见河的对面，丛丛的树影。朋友说，对岸有一座庵。渐渐有摆渡者过来，背着大捆捕虾的虾笼，沿踏板上了船。

    而河水，在烈日下闪着光，竟是通体透明，

    后来就很长很长时间再没去过扬州。仍然记得那个两三岁时的梦。记得我固执地在个园里说：“这地方我住过。”记得十多年前高旻寺那顿清淡的午餐。记得烈日下淡到虚无的河水……一直记得扬州。

    去年秋天我去德国。到了中部的一个小城镇——马戈的堡。我在地图上查找它的方位和知识——欧洲 最重要的中世纪城市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大部分的统治时间都居住在那里，死后也葬在那里 的大教堂；在二战时期，它是德国被盟军轰炸毁坏程度仅次于德累斯顿的第二大城市，美国和苏联的军队 占领了该城。在两德没有统一期间，它归于民主德国，两德统一以后它现在是萨克森州的首府。

    于我，这个地方和知识都是陌生的。

    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先去看一个德国最古老的哥特式教堂。这个教堂在二战时被毁坏得非常厉害。 德国人后来用一种专门的砖来重建它。这种砖据说是用特殊材质制成，被雨淋湿以后，这个教堂的墙面就 会呈现一种非常古老的灰黑的颜色。那天我们到达的时候正好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很多的鸟群飞了起来， 街上没有人。突然之间，我坐在黄昏的阴影里，发呆，心悸，惊惧，有什么东西曲折而缓慢地流过我的心头。

    故乡。

    我想到了“故乡”这个词。

    我突然觉得，“故乡”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广泛的，有时候并不如同人们所说的那么狭隊。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扬州。

垃    圾

刘国芳

    六楼又下楼了，倒垃圾。垃圾桶边有一个女人，这女人是小区的清洁工，她看见六楼走过来，跟六楼笑了笑，但六楼压根没用眼睛瞧她。六楼其实也是个女人，但两个女人的层次完全不同，六楼的丈夫当官，而这个女人，是清洁工。六楼从不跟女人打招呼，女人也不计较这些。六楼不睬她，她也不介意，下次见了六楼，仍然笑。

    六楼提一包米下来，女人盯着六楼看，六楼走到垃圾桶前，一伸手，把米扔了。女人很吃惊，说：“米也扔了呀？”

    六楼没睬女人，扔了米，转身往楼道里去。

    女人把那袋米提起来看，一袋十斤装的米，真空包装，完好无损，连空气都没进去，女人冲着六楼的背影喊道：“这米也扔了吗？”

    六楼没回头，也没睬女人。

    女人说：“好好的呀。”

    六楼说：“你觉得好，拿去吃呀，但话说在前头，这米过期了，吃坏了身体，别怪我没告诉你。”说着，消失在楼道里。

    女人仔细看那袋米，果然，她看见了标注的保质期，女人算了算时间，超过保质期一天，女人笑了笑，提了米走了。一个瘦瘦的保安在值班室看见了，就说：“又捡到好东西呀？”

    女人说：“一袋米，说过期了，哪过期了呀，好好的。”

    瘦保安说：“六楼扔的？”

    女人说：“是。”

    两人说话的时候，六楼又下来了，这次搬了一箱苹果往垃圾桶方向走来，女人多嘴，又问：“这苹果也要扔了吗？”

    六楼仍不睬她，走到垃圾桶边，把苹果扔了进去。

    女人随后把苹果箱打开，发现里面除了两个烂苹果外，其它全是好好的，女人就摇头，跟自己说：“这样好的苹果也不吃，真是浪费呀。”说完，把苹果搬走了，搬到了门口值班室，跟瘦保安分苹果。女人捡什么好东西，都会分给瘦保安。六楼扔了两条烟，女人让保安去捡。瘦保安捡了后，发现那烟虽然过了保质期，但没发霉，瘦保安乐了，跟女人说：“当官的就是有钱，这么好的烟都扔了。”六楼扔了几件衣服，女人让瘦保安把这些衣服捡走了。

    这天，六楼又搬下来一箱橘子，女人也在垃圾桶边，六楼砰的一声把橘子扔进垃圾桶，女人问：“这橘子又坏了吗？”

    六楼还是不睬她，走了。

    女人在六楼走后，把那箱橘子打开，里面确实有烂橘子，女人把烂橘子捡出来扔了，扔着扔着，发现橘子下面是一沓一沓的钱，数了一下，共十沓是十万元。女人数钱的时候，瘦保安走了过来，看见了钱，说：“莫作声，我们把钱分了。”女人说：“六楼肯定不知道橘子下面有钱，知道了，肯定不会扔的，要还给人家。”瘦保安说：“六楼又不知道下面有钱，咱们分了吧。”女人说：“这钱不能要，做人要有底线。”

    女人搬箱子往六楼去，敲了敲门，门开了，六楼说：“怎么，你也要送礼？”

    女人说：“不是，这是你扔的橘子。”

    六楼说：“一箱烂橘子，你拿去就是，送回来做什么？”

    女人说：“这里面有十万块钱。”

    说着，女人把箱子放下转身走了。

    瘦保安在楼下对女人说：“你就是个傻瓜。”

    这天晚上，瘦保安趁六楼不在家，潜了进去，发现书房一堆书旁摆着一个箱子，装满一箱子钱。神色慌张的他让巡警注意上了，毫无疑问，瘦保安被抓了，当然牵出了六楼和她的丈夫。几天后，六楼丈夫出事了，被纪委立案调查。

歪 毛 儿

老 舍

    小的时候，我和白仁禄一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我俩每天的点心钱不完全花在点心上，留下一部分给书钱。其实，我俩真不够听书的派儿：我那时脑后梳着个小坠根，结着红绳儿；仁禄梳俩大歪毛。孙二大爷用小笸箩打钱的时候，一到我俩面前便低声地说，“歪毛子！”把钱接过去，他马上笑着给我们抓一大把煮毛豆角，或是花生米来。“吃吧，歪毛子！”他不大爱叫我小坠根，我未免有点不高兴。可是说真的，仁禄是比我体面的多。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的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

    他不淘气，可是也有背不上书来的时候。歪毛仁禄背不过书来本可以不挨打，师娘不准老师打他。他是师娘的歪毛宝贝：上街给她买一缕白棉花线，或是打俩小钱的醋，都是仁禄的事儿。可是他自己找打。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不背！”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打他。

    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一直有十几年的工夫，我们俩没见面。听说，他大学毕了业，到外边去做事。

    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我转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对我的路子的东西，本想不再绕，可是集南边有个地摊，摆着几本书，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的脚，一双极旧的棉鞋，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别人都跺着脚，天是真冷；这双脚好像冻在地上，不动。把书合上我便走开了。

    走了几步，我不由地回了头。他穿着件旧灰色棉袍，很单薄，头上戴着顶没人要的老式帽头。

    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决定回去。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像破庙似的，虽然破烂而仍令人心中起敬。无论怎说吧，我又立在他面前。

    “是不是仁禄哥？”我大着胆问。

    他又扫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极快的又转回来。他的瘦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腮上微微的动了动，傲气使他不愿与我过话，可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他没说一个字，拉住我的手。

    “走吧，我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拾起那几本书。

    没有五分钟便到了家。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可是我没法说话了。问他什么呢？我改变了战略，开始告诉他我这些年的经过，费了许多周折，我才用上了这个公式———“我说完了，该听你的了。”“还不都在乎脾气，”他微微摇着头。“那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没对你说过；说真的那时节我自己也还没觉出来是怎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这两只眼睛作怪。”

    “不是一双好好的眼睛吗？”我说。

    “平日是好好的一对眼；不过，有时候犯病。”

    你不用看人脸的全部，而单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点可恶来。特别是眼与嘴，有时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说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正在这么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这不是弱点，是故意的找打———只可惜没人常打他。

    “那么你很愿意犯病！”我故意的问。

    他似乎没听见，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说我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不过，不犯病的时候更难堪———明知人们可恶而看不出，明知是梦而醒不了。”

    “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自信我比别人强。及至一想结婚，与世界共同敷衍，坏了；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生命的真文章比人作的文章更周到？耶稣为仇人、为土匪祷告：他是个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这对一样，能始终是硬的，因为他始终是软的。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个好玩艺。”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