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老板

韩少功

    有根是个船老板，看见我游泳，远远地在船上招手，嘴巴一阵开合——喊声在柴油机噪音中其实完全听不清。他有时给我捎来东西，在院墙外停了机器，一声大喊抛过墙来：“拿兔子肉呵！”或者“拿野猪肉呵！”我闻声赶去水边，从他那里接过肉，还有坝上一个猎手朋友的问候。

    与有根熟了以后，碰到城里朋友来访，我常常包租他的船去库湖中游玩。在这个时候，他对船钱总是推让。“给什么钱呢？几个朋友！”或者说：“下次再说，下次再说，我现在不缺钱！”

    我后来知道，有根在开船之外兼看风水，还懂一点小方术。他走进我家院子，总要东张西望，细加观察，然后讲解“内白虎（指我家院内一个坡）”和“外青龙（指我家墙外一道山）”的深义。听说我家鸡埘里出现一种麻色小蛋，他一口咬定那不是鸟蛋，也不是蛇蛋，而是臭婆娘（不知他是说谁）拿来偷换鸡蛋的。我应该马上去鸡埘边贴一红纸条，方可以正压邪，清净门户，赶走那个臭婆娘！

    他是一个业余萨满，常被乡亲邀去解决难题。乡亲们一碰到事情不顺，比如出门便摔跤，进门又打碗，埘里刚死鸡，圈里又猪瘟……这就值得注意了，就不能当作一般事务来处理了。取冷饭一碗，配鱼肉若干，倒在屋后僻静处，辅之以烧香和贴符，俗称为“倒冷饭”，可把小鬼打发远去，算是打破险局的简易伎俩。如果事情比较严重，比如房屋起火还加上恶病缠身，那就不光要救火和治病，更要找出形而上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乡下人信赖科学但不满足于科学，一定会去求助有根这样的人，或是去求助更高级的和尚或道师。

    到底找什么人，依情况的严重程度而定，也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这些做法十分可疑，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否算得上某种草根民间的心治之术？

    祛邪驱鬼一类是否也不失为心理暗示和精神调节的偏招？就像很多老师要孩子们临考前大喊三声“我是最棒的”，这种十之八九的谎言常常也管用，近来也被列为科学的一部分——不过是传统科学所忽略的科学。倒是另有一些科学的接连露馅：化肥破坏土质的大弊近来才被人们认识。瘦肉精、催长素、DDT、隆胸硅胶、不沾锅的特氟隆等等，也以其危害最终吓坏了公众。神经毒气和细菌武器更不用说，似乎比巫术更混蛋，其制造者分明是一些穿着白大褂的邪教教主。

    但我还是一个信奉科学的教徒，对有根的热情指导一笑了之，急得他瞪大眼睛：“你以为这迷信？明明是科学，条条都是有书对的！”

    他也想抢戴一顶科学的桂冠。

    这一天，我与他在雁泊湾看朋友，在一农户家吃晚饭。天色渐晚，主妇把一只大母鸡追得满地飞，说那只鸡几天前不知受了什么惊，晚上总是不回窝了，怕是要变野鸡了。

    有根笑了笑，“你等我来。”

    “你抓得住它？”

    “鸡有脚，自己不会走么？你只给我找一张纸。”

    “要纸做什么？”

    有根讳莫如深，笑而不答，取一张废报纸去灶角里点火，嘴里念念有辞。

    “回来没有？”他接下来大声问。

    “回来了！”主妇往地坪里一看，大觉意外。

    “你再看看，它进埘没有？”

    “进去了！已经进去了！”

    “看清楚呵，没有再出来吧？”

    “没有！真的没有！”

    主妇和我都目瞪口呆。如果我不是在现场目睹，如果这件事只是传说，我撞破脑袋也不会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立刻想到的下一点是：我是不是应该遵照他的嘱咐，去鸡埘边贴红纸条？深夜，我们离开雁泊湾。他把我送回家。我上了岸，在朦胧夜色中摇摇手，看他一点篙，船就离了岸，船尾有缓缓鼓动的浪花，搅碎了满湖星光。我答应下次跟他去看看峒里最好的一块坟地，据说是块要出宰相出将军的宝地。我的巨大殊荣是最早得知此事，是获准参观的第一人——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看了以后不能说。

冬夜的歌

谢静

    太阳像一只橙黄的圆橘，渐渐被灰蒙蒙的暮云遮去。呜呜鸣响的西北风摇撼着树木，摇撼着电线杆。狂舞的雪片碰撞在窗玻璃上，开始了它化为冰凌的再生……

    坐在温暖如春的屋里，靠近银白色热烘烘的暖气片，我在阅读欧·亨利的名作《最后一片叶子》。

    写字台上的两盆腊梅和玉兰，给房间增添了淡淡的幽香。那圆的、扁的、方的、长的，从海滩捡回来的五彩石，点缀于花盆之间，望去完全没有冬日的景象。

    妻悠然斜倚于沙发上，正在织一件米黄色的毛线衣。纤细的手指，轻盈地抖动不知从何处，传进耳鼓一阵时断时续的悠远的喊声：“各家各户……注意啰……小心煤气……中毒……防火……防盗……”

    这声音由远而近，在寒风凛冽的冬夜回响着，使我油然产生一种苍凉之感。读书的兴致完全被搅乱了。我刚看到“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六十，有一些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便就此打住，折页合书，忍不住问：

    “这是谁？神经病？深更半夜在街里大呼小叫的，不怕惹人烦？”

    “你才出差回来，不知道咱们街里出现的新鲜事儿。”妻继续织着毛线衣，没抬头，“这是一个部队离休的老干部，回来跟女儿、女婿养老的，半个月前开始，天天这么喊呐！”

    “嘿，干嘛不住干休所？”我诧异了。

    “大约是怕寂寞。”妻按自己的理解说。

    “他女儿、女婿也够呛，父亲辛劳了一辈子，晚年应该让他在家享享清福，怎么会让老人到街上干这呢？难道是缺钱花吗？”我不满地嘟哝。

    “哪里话，他的钱多的花不完，给区幼儿园送了三百，国库券买了一千。”妻抬起头来辩解说，“人家夜间值班，完全是尽义务。”

    我呆了，有些不可思议。听那喊声越来越大，已接近我居住的楼下。

    “各家各户注意啦，提高警惕，防火防盗，防止煤气中毒——！”

    这声音倏忽间变得顺耳起来，可以听出是走南闯北、有点走了调儿的中原乡音，带着其特有的悠长的拖腔，容易使人联想到草原上的牧人，在广阔的原野呼唤走失的骏马……

    “……喂，这是谁家的自行车？谁的车？快搬进去，天不早啦！”

    那绝不是民警们手中拿的那种半导体喇叭。是纸喇叭筒，还是铁皮的？我猜测，并直起身来，想看清楚这吆喝的老人的模样。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冰。室外是浓深的夜色和飞扬的雪花。

    “呀，真该死，是我的自行车忘搬了！”妻的脸上含着些微的惊慌。

    “我去搬！”

    穿上外套我飞步下楼。刚走到二楼楼梯口，见妻的那辆“凤凰”车已搁在梯口的空档上。

    我的心热了。

    此后，每天傍晚至深夜，我的耳边都回响着这老人的吆喝声。渐渐习惯了。像听风声、车声、雨声、树声一般习惯。这吆喝声，穿越深深的夜空，把人安然地带入了温暖甜美的梦乡。因为工作忙，业余时间要赶写技术论文，《最后一片叶子》一直没有读完，真有点对不住欧·亨利先生。也对不住妻，她读了多遍，向我介绍。不过，那吆喝声却必不可少。每当此刻，耳神经似乎变得特别敏锐灵巧。

    “咦，是时候了，怎么那老人没出来？”我在写字台边不安地问妻子。

    “哦，他作为区街系统的先进代表，到市里出席劳模会去了！”妻在读《英语九百句》，乐呵呵地告诉我。“我说呢！”心，释然了。

    “……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边，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我终于读完了《最后一片叶子》，这最后一段大约是小说的文“眼”吧？我大声地读给刚进门的妻听。妻的眼眶湿润了。肯定是为了贝尔门的献身精神。

    我看看表，该是老人吆喝的时间了。

    我凝神静听，没有。我挨近窗户，还没有，我不安起来。贝尔门的死和妻子的泪给我带来了不祥的预感。我拉开门，要到阳台上去——

    “别等了，”妻在身后喊，声音有些哽咽，“他……在结冰的街上……滑了一跤。从夜校回来时……我……看到了……他，难站起来了……”妻变得泣不成声。这难道是真的吗？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各家各户……注意啰……防火防盗……小心煤气……中毒……”

    不，我分明听到了那亲切的永不消逝的喊声！像一首动听的灼人心胸的歌

（本文略有删改）

七岔犄角的公鹿

（鄂温克族^①）乌热尔图

    “你，你别打啦！”我两眼盯着他，一串泪珠滚出眼窝。

    “喊啥，小崽子？你整天待在帐篷里，靠我养活！”他吼着，举起熊掌似的大手，又朝我打来。

    “我去打猎，给我枪——我爸爸留给我的猎枪。”

    他愣了一下。我挺着胸脯站在他面前，好像一下子长大。我爸爸早死了，妈妈为了过活跟了他，没过几年，妈妈也病死了，我就只好和他在一起熬日子。我从未叫过这位继父一声“爸爸”，只喊他的名字：特吉——部落里的人都这样叫他。

    “给，小崽子。明天，你上山，见啥打啥。你有这个胆子吗？”

    几乎和我一般高的猎枪，差点把我撞个跟头。我紧紧攥住枪筒，毫不示弱地说：“我不怕，你能打，我也能打。”

    “先别吹！”说完，他又抓起酒瓶，咕嘟咕嘟地喝起来。

    这天早晨，我起得比往常都早。我脚上穿的软靴是妈妈留给我的，子弹袋和猎刀是爸爸用过的。我要靠这些，再加上我自己的勇敢，成为一个猎手，一个让全部落人都服气的猎手。

    我慢慢地攀上山顶。这是一个漂亮的山峰，它的背上长满松树和桦树。这里准有野兽。等了大半天，果然没叫我失望，桦树林里有什么的影子在晃动。我咬紧牙，瞄准黑影。枪响了，野兽晃了晃，踉跄着奔出树林。是一头健壮的公鹿，它头上顶着光闪闪的犄角，犄角分成了七个支岔，很有气势。鹿一眼瞥见我，扭头叫了一声。顿时，又从树林里跑出五只受惊的野鹿，有母鹿，有小鹿。公鹿一瘸一拐地跟在最后面，不时扭头戒备而憎恶地瞅着我。看得出来，它在保卫鹿群。转眼间，它们消失在密林里。这时，太阳已经溜到山尖，树林变得黑森森的，我想今天是撵不上它了。

    晚上，坐在火堆旁，“今天，我打了个鹿。是七岔犄角的公鹿，可大啦！它流的血真多，要不是天晚了，我真……”我对特吉说。他不喝酒的时候，脸上没有凶相，但总是阴沉沉的。

    “嘿，傻小子。这能算你打了鹿？打鹿的人，先把鹿腰子拿回来，让大家尝尝……鹿可不像你，碰一下就哭。公鹿，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它就是死也不会屈服。懂吗？”

    我好像被灌了一脖子雪，心里又气又恼：“明天，我会拿鹿腰子让你尝的。”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赶到昨天打猎的山坡，沿着伤鹿留在雪地上的蹄印追着。不知什么时候，雪地上多了一行奇怪的蹄印。突然，从左侧山脚的桦树林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响声，六只野鹿在那里惊慌奔逃。我认出那头被我打伤的公鹿，它瘸了一条腿，跑在鹿群后面。一只狼在后面拼命地追赶。公鹿扭头瞅瞅，撇开鹿群，一瘸一拐地直奔山坡跑来，它跑上山顶，到石崖前放慢脚步，一步一步蹬着石崖。看起来它很费力，忍着痛。快点，狼追上来啦！我被这头危难中的受伤的鹿吸引了，忘记了自己狩猎的使命。

    猛冲过去的狼一口咬住鹿的后腿，几乎就在同时，鹿猛地一蹬，狼怪叫一声，滚了下来。

    我看见鹿的后腿连皮带肉撕下一块。啊，真有一手，竟甘心让它咬去一块肉。可惜那一蹄没踢在狼的脑壳上。狼打了个滚，弓着腰，咧着嘴，发疯似的朝石崖冲去。鹿低下头，把粗壮、尖利的犄角贴在脚下的石头上，沉着地等待着。

    啊，这只狼真坏。它借助跑的冲力腾空朝鹿扑去。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就在狼对准鹿的脖子下口的一刹那，鹿猛地扬起低垂的犄角，狼像被叉子叉中似的，从鹿的头顶上像块石头被甩过石崖，跌进山谷。

    鹿胜利了。它骄傲地扬起头，把漂亮的犄角竖在空中。“呦——”七岔犄角的公鹿站在崖顶呼唤同伴。

    我躲在它的下风，着迷地瞅着它。它那一岔一岔支立着的犄角，显得那么刚硬。我想起特吉的话：“公鹿，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它就是死也不会屈服。”

    公鹿疲倦地走过我的眼前，还是那么骄傲。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它似乎觉察出什么，停下步来。我觉得自己的心被撞击了一下，我不是看热闹的孩子，而是一个猎手。我的眼睛转向鹿腿上的伤口：一处是我的猎枪打的；另一处是狼咬的，血淋淋的。在这个时候想补它一枪真是太容易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枪栓，看着它一瘸一拐的身影……

（有删节）

【注】①鄂温克族：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和黑龙江讷河等地，传统上多从事农牧业和狩猎业。

五张犁

王祥夫

    这种病，怎么说呢，在民间一般都叫疯子，“神经病”是文明一点的说法。五张犁这老头儿，瘦干瘦干的，目光灼灼，两眼有异光，在地里焦灼地走来走去。

    人们先是看到五张犁往园林地里送了三次粪，是谁让他往地里送的粪，连承包那块地的园林工也不知道。一开始，人们以为是园林处要在地里施肥，但别的地里又没有。过了几天，就有人看见五张犁把那些土粪一锹一锹地往地里撒，真是好把式，撒得真匀。撒完土粪，五张犁坐在那里目光灼灼地看着远处出神。那张脸很瘦，皮肉很紧，而且，黑，而且，是见棱见角，肩头亦是尖尖的见棱见角，那双手，也是，粗糙而见棱见角。五指总是微张着，有些攥不拢的意思，这是干粗活儿的手。认识的人过来问他在做什么。五张犁没说话，张张嘴，笑笑的，两眼目光灼灼，还是看着远处。问话的人骑着车子走远了。

    这是早春，暖和和的。接下来，下了两场雨，地里就大张旗鼓地绿开了。园林处种下的花卉也抽了叶，这时候，人们又看到了五张犁。他戴着烂草帽，穿着很旧的一件军装，袖子那里有两块补丁，领子那里又是一块，下边是条蓝布裤子，屁股那里是两块补丁，五张犁扛着一把锄，目光灼灼地进到地里就锄开了。他把身子朝前探过去，把锄往出一放，再往回一拉，再往出一放，再往回一拉，在一大片地里锄出了长方形的一块，还是那块别人承包的地，那规规整整被锄过的黑润润的地真好看，显出了把式的水平。锄完了，他坐在那里，两只眼目光灼灼，看着远处。认识的人过来笑着问：你怎么在这里锄地？地早就不是咱们张沟的了。五张犁目光灼灼地看了那人一眼，张张嘴，笑笑的，还是不说话。神经病！这人说了一句，蹬着车子远去了。五张犁像是没听到，依然目光灼灼地看着远处，放在滕盖上的手微张着，合不拢，僵僵的，手上的茧自然是硬，又给锄柄磨得僵亮僵亮的。接下来，人们发现五张犁的脑子多少是有些问题了，他站起身，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又开始锄第二遍，紧接着又锄第三遍，天快黑了，手下的锄是一点点都不乱。

    这个夏天，五张犁在那片地里抓虫，焦灼地忙活这忙活那。那片地的花草要比别的地长得格外好，花是开在绿叶的底子上，齐刷刷的好看。人们还是奇怪，这个五张犁是谁请来的？有人走过来问他，他也只是笑，目光灼灼不知看着什么地方，让人有些害怕。他的笑容里边是茫然，那双眼实际上很清亮，倒不像是老年人的眼晴，有几分像孩子，似有所思，五张犁最疯的那一阵子晚上都要睡在地里。

秋天是在一阵大热后悄然来临的、五张犁又出现了，他目光灼灼地站在地头，焦灼地走进地里，他的手里，亮闪闪的一牙儿，是镰刀，他是来收割了，那些花还在开，还可以再看一阵子，园林处专门种了一些花期长的花，可以一直开到十一月底。五张犁用他那僵僵的大手，在花上先撸一下，再一攥，另一只手便扬起来，那小镰刀一闪、一小捆花草便躺在那里了，真是好庄稼人，他割得不紧不慢，割得干净好看。园林处的管理人员喊着从桥那边冲过来了，走到离五张犁还有几步的时候又停住了，他看到五张犁手里的那张镰，又看看地里，不由得在心里赞叹起来，这地割得真是漂亮，这又不是庄稼，这是花儿，是花儿你懂不懂？五张犁对着园林处的人，只是笑，目光灼灼地，不知看着什么地方，脸上的表情好像有一些羞涩、羞涩之中还有些紧张。你割吧，割吧！园林处的人扬扬手，身子已经慢慢退着走出了那片地。他也是前不久才知道这片地早先是五张犁家的。张沟的许多土地都已经扎扎实实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现在都已经变了形。人们奇怪五张犁怎么会记着自己那片地，而且记得分毫不差，而且还能按着原来的地形去劳作它，去抚慰它，去亲近它。园林处的人走到地头就不再走，他转回身来，看着地里的五张犁，后来他蹲下来，觉着心里有些说不出的难过。

    到了大地即将上冻的时候了，人们又看到了五张犁，他出现在那片曾经是他的地里，他的前边是一条驴，那条小黑驴拉着一张犁。五张犁在那里犁地了，一道道的犁沟像是用线拉过，齐刷刷的，手艺是那么好。他按着老规矩，是两犁一垄，犁沟很深，犁垄很高，到了明年春天，土地就会变得要多膨松就有多膨松！

（有删改）

包身工（节选）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