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光明）：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摘自光明网）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新浪）：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摘自新浪网）

孙立军：永不停息的艺术实验家

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国动画学会常务理事）

冯戎（《艺术评论》记者）

冯戎：你走上动画创作这条道路，最初也是因为喜爱动画吗？

孙立军：我初中时酷爱画画，不爱学习文化课，毕业时听了老师的推荐，考了我们河北省当地的工艺美术学校。当时听说学校天天可以画画，就去读了，专业是工艺美术。那时候我只有16岁，上这个学校对我来说并不轻松。之前想的是18岁高中一毕业，我父亲提前退休，我就可以接手他的工作当工人，所以根本不担心我的工作，但是学了美术还是有一点忧虑，因为这样就不能接手我父亲的工作了。

冯戎：“张嘎”是家喻户晓的抗日小英雄，当时选择这个题材，有什么特别的思考吗？

孙立军：我们的动画剧本非常缺乏，如果我写一个原创，我就准备写我的童年往事，但是谁给你投资？《小兵张嘎》在开拍之前，谢飞老师一句话就否定了这个题材，他说现在拍中国电影，死路一条。拍儿童电影，必死无疑，没人看。拍《小兵张嘎》这种题材的动画电影，死无葬身之地。《小兵张嘎》是我国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电影，这之前我们很多动画都是神话的题材，如果我的这部作品成功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学生，中国没有什么符合人民价值取向的题材不可以逾越。之前，我们更多依靠的是水墨、剪纸、壁画这种语言，这严重束缚了我们的想象。我要回归电影的本体语言来完成这个作品，所以里面的设计都是按照电影语言的基本规律来完成的。

冯戎：要破解我们传统的中国动画学派，首先也是要解决叙事的问题，不能永远是一个戏曲化或者舞台化的叙事方式。那么票房的好成绩真的对于动画电影没有积极作用吗？

孙立军：很多应景产生的一些不俗的票房的动画电影，我认为它首先是一个好事，但这不是我关注的问题，我还是希望通过动画电影，把中国的动画文化、观影文化以及它的艺术品位，真正地润物细无声地实现出来。

冯戎：由日本兴起并传入我国的在动画等作品中虚构或架空世界的二次元文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遮遮掩掩、与万事万物格格不入、极度小众和边缘的文化了，它业已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网络青年流行文化，那你认为现在中国的二次元文化，能不能有效地成为动画电影发展的动力？

孙立军：二次元文化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思考命题，因为动画本身的特征实际上是二次元，包括我们很多艺术也是和二次元有关的。但是，从艺术本身来讲，我觉得我们要谨慎地介入，因为二次元的核心，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系统的艺术体系，它也很难塑造一部真正的经典作品。二次元很多都是一个片段式的即兴的表达，有时候人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真真假假自己都会有疑惑。我还是希望动画像其他艺术一样，多给观众，特别是孩子所需要的营养价值。

（节选自2018年第8期《艺术评论》，有删改）

材料一：

    走进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迎面而来的仿佛是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未来世界”——一座长方体建筑被一个椭圆形的开口直接穿过。建筑内部，一个巨大的球形报告厅占据了大厅的中央位置，如同“天眼”凝视外界。环视四周，围绕报告厅逐级上升的阶梯与高挑的空间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带来如同海浪起伏般的景观效果……近日，几张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的照片在网上迅速“爆红”，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这座图书馆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用现代建筑理念和方法创造了一个科技感和美感十足的巨型中厅，让读者拥有极大的阅读、交流以及想象的空间。”滨海新区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宋俊生介绍，“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并非一个简单的陈列空间。它以丰富多样的、多载体形式的、经过精心挑选的、长期积累的文献信息为基础，是知识与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地。它囊括中外，兼及古今，能够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体育艺术素养进行全方位的熏陶。它们或历史悠久庄严肃穆，或年轻灵动充满生机，不应该都长着相似的面孔。”

（摘编自2017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陈建强等《用书藉涵养一座城市的品格》）

材料二：

有学者做调研显示：我国城镇居民超过60%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城镇居民中有接近40%的中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有超过20%的居民不知道本地公共图书馆，仅有4%的中小城市有图书馆的道路标识。国家图书馆研究院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公共图书馆利用率很低：2013年我国公民图书馆持证率只有2.5%，而美国是68%，英国是58%。2013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到馆0.36次，美国人均到馆5.1次。

（摘编自2017年第1期《图书馆工作》柴林红《探究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书香社会”的对策》）

材料三：2010—2013年江西各级公共图书馆财政拨款及购书经费统计表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1—2014年）统计得出。

材料四：

    在河南许昌市鹿呜湖畔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一名年轻女孩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手边放着刚从超市提回来的购物袋。她说，这里环境好，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湖，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哪怕是买菜的间隙，她都会进来坐一坐。

    这座玻璃房便是今年9月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并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它是融智慧图书馆、便氏志愿服务站为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许昌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路段共建成了12座这样的玻璃房。

    随意走进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玻璃房，通透宽敞，布置整齐。大书架上，各类图书琳琅满目。阅览桌椅旁摆放着自助办证机、电子图书借阅机、自助借还书机等。此外，玻璃房内还设有应急小药箱、针线包、雨伞架等便民服务设施。

    当阅读逐渐实现“零门槛”，氤氲的书香将成为城市最有朝气的文化标签。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和案头书。

（摘编自2017年11月10日新华社记者史林静《“家门口的图书馆”构筑24小时智慧阅读空间》）

材料一：

    在刚过去的2018年12月，许多中国女性的朋友圈都被故宫文创推出的六色口红刷了屏。每只口红的外壳上装饰着皇家刺绣、古董家具或仙鹅等图案，其灵感就来自于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文物。故宫口红上线仅4天，买家就将10万多只口红抢购一空。这让“故宫”不再仅仅是历史厚重的博物馆，更成为深受青年喜爱的时是品牌。

    事实上，故宫的文创产品早已不是第一次成为“网红”和“爆款”。自2013年起，故宫文创和故宫淘宝就不断开发各类“爆款”文创产品，如“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朝珠式耳机等，一次次地抓住了年轻人追求独特与个性的心理，每每推出的文创产品均大受欢迎。

    2016年5月11日，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推动了博物馆文创的进一步发展，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符合自己文化调性、具有自身展品特点的文化产品。2018年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上，首都博物馆开发出“文具系列”“家居生活系列”“旅行系列”三个主题的现代衍生品，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清宫美物围绕。

    此外，国际著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开始登录中国。2018年7月1日，大英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千里之外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也为国内博物馆做好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思路。

（2019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简要流程

材料三：

    博物馆自身人才从数量到专业广度通常具有局限性，台北“故宫”的经验显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是高效提升文创产品质量的关键。

    台北“故宫”通过举办各类公共活动，广泛向社会公众征集创意，陆续开发了“翠玉白菜伞”“‘朕知道了’纸胶带”“冰山一角袜”等广为人知的产品。此外，还开展诸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习营”之类的活动，这类活动一方面让社会公众亲近故宫文化，愿意深入了解博物馆，另一方面有效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参与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的积极性，使文创元素更加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没有在内部设置部门或保留常设的文创团队，而是外聘设计师团队开展工作。台北“故宫”要求合作团队与其进行时长半年左右的沟通磨合，团队成员共同接受培训，互相交流心得，使外聘设计师提升对院藏文物的认识，特别是对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了解，确保之后的产品开发得以事半功倍。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经由专业设计师与文博专家的知识互补和思维碰撞带来的“1+1＞2”合作的效果，容易设计出具有时代冲击力又不失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

    在完成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生产之后，所有经审核的产品即进入营销环节，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营销在本土主要依靠委托承销渠道，包括员工消费合作社、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台北“故宫”馆内的专卖店等类型。而通过品牌授权商渠道，台北“故宫”则实现了营销范围的大幅扩张：首先与代理商建立合作与代理关系，再通过代理商的专业营销渠道销售“故宫”文创产品，例如，通过与法蓝瓷公司（Franz）的合作，台北“故害”的大量文创产品得以在遍布全球的数千家法蓝瓷经营网店中销售。

（吴静《两岸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模式研究》）

和户部令狐尚书喜裴司空见招看雪^①

张籍

南园新覆雪，上宰^②晓来看。

谁共登春榭，唯闻有地官^③。

色连山远静，气与竹偏寒。

高韵更相应，宁同歌吹^④欢。

「注]①令狐；指令狐楚。裴司空：指裴度，唐宪宗时曾任宰相。②上宰：宰相。③地官；诗中指户部。④歌吹：歌唱吹奏。

材料一：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的视野。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错综交织。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留恋，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因此，文学的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被推崇为西方文学创作主张的“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等对接上了抒情传统、文人情怀、市民趣味，成为现代性在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现代作家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了城市文学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朱军《上海摩登、都市乡土与都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有删改）

材料二：

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她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弄堂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描绘平淡的烟火生活与繁华的市井街道，满足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她陆续发表了诸多上海书写的作品，如《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她悉心观察上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并尝试从城市的历史、语言文化等的古典性叙述中追溯城市渊源，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现代城市的脉搏，使城市的精神与灵魂跃然纸上。

上海书写是中国地域书写的重要支脉，作家通过意象、女性以及作品风格建构属于自己的上海世界，续写上海传奇，探索上海的精神灵魂，从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上海的文化特性。意象是书写者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书写者以城市人独有的“城市意识”描述生活，通过构建作品中人物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借以“言志”，让人物与意象成为共同体。故而，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是书写者自身观念与意图的一种表现。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城市历史的文化底蕴、人文理想的关怀思考、地域写作的异彩斑斓成就了作家关于上海书写的文化价值，而对上海市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关照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现实意义。她的上海书写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写作，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的人世百态，上海也在她们的笔下变得灵动、丰满。对于关注地域书写、创作地域小说的作家而言，地域文化是创作素材之一，但不是束缚。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地域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也会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王俊虎、赵文杰《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