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童书比不上外国童书？这个固有印象可能已经被打破了。北京时间4月4日，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获得了2016年的国际安徒生奖，实现了华语作家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我讲了一个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但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作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他获奖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文学、儿童文学的信心。“这次得奖的意义还在于帮我论证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字。”

    30年前就看好曹文轩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张秋林十分兴奋，“当时我就觉得他会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军式人物。”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曹文轩的获奖是一种文化自觉，会整体提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信心。”

    出版行业另外一位资深人士则向本报记者表示，被认为是中国童书市场“黄金时代”的过去十年，用“野蛮生长”来形容更恰当，但曹文轩的获奖一下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关注度和创作水准。

    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卢俊说，中国儿童文学市场确实很火，但这个市场应该用更好的商业理念、价值观去规范、定义。不过，无论怎样，曹文轩的获奖，对于中国童书发展都有巨大的积极影响，曹文轩获奖之后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摘自2016年4月6日“一财网”，有改动）

材料二：

    北京时间4月4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儿童文学的“诺奖”桂冠，首次花落中国。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儿童文学读者群，近年来的童书阅读热，更凸显了儿童文学市场的“饥饿”。不少人认为，曹文轩的获奖，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一份自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认为，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奖一样，曹文轩此次获奖，也许能缓解中国儿童文学渴望被世界认可的焦虑。这是一次提振信心、扩大视野、走向世界的良机。

    尽管对中国儿童文学充满自信，但曹文轩仍有忧虑，“童书市场的整体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利益这条狗，撵得我们不停地往前跑，往金山银山跑，以金钱来衡量并炫耀它的价值，忘记了儿童文学对孩子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这个局面需要得到调整，需要我们的作家能够退回来，退到文学，退到艺术。”

    “我国儿童数量多、需求大，作家资源相对紧缺。”张克文指出，我国目、前有3亿多未成年人，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也形成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全国580余家出版社，有520多家都在出版童书，但却像一盘散沙，个头不大、实力不强、专业性也不够。激烈的竞争，还催生出急功近利的氛围，导致童书质量参差不齐，同质化严重。

    “一方面，留给作家创作的时间、编辑打磨的空间都变得比较紧迫，缺乏时间与耐心去打磨精品；另一方面，优秀的作家作品资源被各家激烈争夺，有的作品形成了庞大的系列、过多的版本，也造成了孩子的选择困难。”陈晖说。

    “市场上很多工作室攒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学生中很有市场，但质量堪忧。”刘国辉曾跟曹文轩去一个县城推广文学阅读，当地语文老师告诉他们，一些过于强调娱乐性、胡编乱造的书，孩子们难以分辨、难免喜欢，但对于成长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儿童文学健康发展，离不开作家的自律，更需要发挥、利用市场的自我调节。

（摘自2016年4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毫无疑问，中国儿童文学有高原和高峰，但也有低谷和沙漠。从1996年到2016年，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图书出版、儿童阅读推广，发生了巨变。但我们与世界上的儿童文学强国、童书出版强国相比，依然还有差距。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前副主席、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前主任海飞认为，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的两大软肋是“格局”与“想象力”。“我们的作品缺乏令人震撼的文学大格局，缺乏令人震撼的文学力量。”海飞说，“国内儿童文学界始终有现实主义文学与幻想文学长长短短之争，其实我个人认为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中国脍炙人口的古典名著《西游记》，西方畅销全球震撼世界的《哈利·波特》，毫无疑问是文学想象力之王。”

（摘自2016年4月6日《河北日报》）

材料四：

    随着童书市场的继续繁荣，投入到童书市场的人才、资本将持续增加，童书市场将进入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动荡期，或者说将进入一个剧烈的变化期。对于目前在童书市场厮杀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一个残酷的时代即将来临。“黄金”是大家的“黄金”，“白银”却不是谁都能捡到的“白银”。“强者”凭借着已占有的出版资源、渠道资源、专业人才资源及品牌优势，将会愈来愈强，童书市场很有可能会进入“大鳄”时代，原本很弱小的出版社可能会更加窘迫，非专业的想来捞一票，更大的可能是铩羽而归。

    无论是几百家出版社对几十个实力作家的争夺，还是对境外童书版权的哄抢，都显示出，目前国内童书市场对于出版资源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但僧多粥少的局面暂时很难改变，竞争只会更加激烈。类似浙少社对各社的“掐尖”、众多出版社与书商提钱坐等“凯迪克睢”揭晓、莫言获奖即身价几何倍增等等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多出现。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里，不太可能出现某一元素为王的现象，成功的出版商必然是综合竞争的胜利者。但显然，中国的童书市场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黄金十年”应该是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一个作家、一个选题甚至是一本书，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出版社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渠道是“黄金十年"的一个败笔。但未来几年，童书市场的最大变化，很有可能出现在渠道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渠道为王”的时代。掌握、利用好新的渠道，整合好各种渠道资源，一些出版商很有可能就会一飞冲天。

（摘自2016年3月12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有改动）

【注】凯迫克大奖是美国最具权威的绘本奖。

材料一：

    五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日均新设企业由5千多户增加到1万6千多户。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摘编自《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国家创新指数（2016-2017）》）

材料三：

    我国创新水平迈向国际第一方阵。2017年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1.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其中基础研究经费920亿元。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不断涌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世界第20位升至2017年的第17位。而体现国家创新实力的重要标志是知识创新。2017年，国际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都居世界第一，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8件，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2.7万件，同比增长8.2%。

    韩国《产业日报》报道称，中国的全球化创新型企业正不断增加研发投资，加大研发力度的氛围日益高涨，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政府也制定了发展计划，并给予中国企业相关扶持。4298家众创空间、3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多家企业加速器，以及19家国家自创区和156家国家高新区形成了一个日趋完善的创业孵化生态链条。

（摘编自《科技部：去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1位》《大数据观察·专利支撑创新发展》）

材料四：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创新前所未有的“黄金五年”。我国坚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科技成果呈现“井喷”：墨子“传信”、“神舟飞天”、“天眼”探空、北斗组网、超算发威……科技创新有力地支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民生改善。科技创新在打赢蓝天保卫战、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兴林、科技治沙成效显著，在全球率先实现“沙退人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加速融合，织就保障亿万群众生活的幸福网。

十八大以来全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人，研发人员超过53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重大科技任务、科研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对创新人才发挥了“筑巢引凤”的“虹吸效应”。“万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深入实施，带动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归国潮”，回国人才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这是我国创新的“力量之源”。

    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动真格”，向数十年难除的积弊“下刀”。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院士制度、科技奖励、科技军民融合等改革也正在深入推进过程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创新的普惠性政策，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自由开放共享等基础性制度也在加快建立，科技人员获得感大大增加。

（摘编自陈芳、余晓洁、胡喆《科技成果“井喷”：中国创新奇迹从何而来？》）

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不仅使古村落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要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要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已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既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

    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

材料一：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强大后劲，都取决于包括科学素质在内的国民素质地不断提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需要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能工巧匠，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广大民众是基础和支撑。没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大军，难以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在公民科学素质。创新型人才深深植根于综合素质高、科学素质好的国民群体之中，植根于激励有章、赏罚得法的良好体制机制环境之中，如果没有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型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需求，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有利于促进科普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广大群众充分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有利于培育理解支持创新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公民科学素质也是核心竞争力》）

材料二：本课题组针对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答题的方式，题目包含三个领域：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能力。调查结果如下：

各地区分领域答对率

（资料来自《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研究报告（2015—2016）》）

材料三：

    科学素质是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是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在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在当前是一个紧迫任务。2011年，日本发生的9.0级强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在我国公众中掀起了一场抢购食盐风波，这凸显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紧迫性。而2007年广东和海南等地“吃了得香蕉黄叶病的香蕉会得癌症”的谣传传闻满天飞，致使香蕉价格不正常地大幅下跌，蕉农损失惨重。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公民科学素质不高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了缺乏科学依据的谣传。

（摘编自《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是紧迫任务》）

材料四：

    新时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和挑战依然严峻。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水平普遍较低，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达省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城镇居民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是最薄弱的短板。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不高，基础条件薄弱，发展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健全，科普能力发展不平衡。科普产业弱小，科普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科普经费投入不足，各级财政投入偏低，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来源同材料一）

材料一：

    中央电视台与全国9家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持续热播，这些国宝级文物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让很多观众感叹：中国文物很丰富，中国文化有内涵。

    不仅是《国家宝藏》，近年来，电视综艺节目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出现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一大批“现象级”作品。这些节目就像一股清流，让曾经浮躁的电视沉静下来，悄然涵养出优雅的文化气质和温暖的人文关怀。

    这些节目成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契合了全社会越来越强烈的文化自信。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中国的观众更加渴望找寻到内心的精神归属，扎牢自己文化上的根。因此，当战火中辗转守护先秦石鼓的故事被深情演绎，当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徐徐展开，当有着“瓷母”之称的各种釉彩大瓶震撼亮相……观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责任感被一一激发，产生强烈共鸣。一方荧屏变幻，历史使然，时代使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一段时间里，电视曾被各种真人秀“霸屏”，过度娱乐化的现象让人不安。《国家宝藏》等一系列文化类节目的探索强有力地表明，观众需要娱乐，更需要精神的滋养，我们的需求远比“明、星蹦蹦跳跳”来得更多。关键在于，如何在文化的内核和创新的表达中找到结合点，让诗词、文物、书法等传统文化“活起来”，变得更有故事、更有感情、更有温度，易于接受、易于感知、易于亲

（摘编自2017年12月27日人民《<国家宝藏>持续热播观众不只需要“更快的马”》）

材料二：

    近日，位于故宫文华殿内的清乾隆各色釉大瓶前人满为患，很多中小学生拉着家长专门来观看这件有着“瓷母”称号的文物。在《国家宝藏》中，各色釉大瓶因被戏称为乾隆皇帝“农家乐审美”的象征，一夜之间成了“网红”。

    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学生刘晓在各色釉大瓶前驻足许久，看了又看不愿离去。他是《国家宝藏》的“铁杆粉丝”，电视上看完后又上网找来节目视频反复看了几次，“既爱听文物背后的故事，也爱看自己喜欢的明星”。

    “原本怕影响孩子学习，挺反对他看的。跟着看了一集后就放不下了，一到播出时间就陪孩子一起看。”刘晓的母亲于女士说，原本对历史兴趣不大的孩子自此迷上了历史。

    “历史节目也能真实又轻松好看，这样寓教于乐的节目应该大力提倡。”一位带学生在故宫参观文物的初中历史教师说，不仅自己爱看《国家宝藏》，在课堂上向学生大力推荐，还计划结合课堂教学把节目里涉及的知识点融入期末考试试题中。

    北师大历史系学生刘媛更关注每件文物背后守护人的故事，尤其令她感动的是节目第一期的最后，梁家三代故宫人接力守护“中华第一古物”石鼓的故事，“感谢每一位文物守护者，是他们将中华民族的信念留存下来”。

（摘编自2018﹣01.09中国《评：历史文化课需要怎样的“打开方式”》）

材料三：

    一档综艺节目又一次带火了旅游，只不过这次不再是旅游类真人秀，而是一档“正经到骨子里”的文化节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自12月初《国家宝藏》开播以来，通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骤然上升了50%。有旅游网工作人员预计，随着该节目热度的攀升，尤其寒假临近，不少有亲子游和游学计划的家长，已开始把目光转投“寻宝之旅”。

    在经济领域，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经济”的说法，它是指以博物馆或博物馆群为依托，通过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特有优势和经济价值，将博物馆与旅游、文化等产业有机融合的一种经济形态，能带动区域软实力提升和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博物馆事业功能发挥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国家宝藏》所“意外”带动的博物馆旅游热，也就是对博物馆经济的一次间接激励。

    《国家宝藏》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让国宝重器“说话”，其实就是拉近丈物、历史与公众的距离，将文物的魅力、历史的细节以恰当的方式展示、诠释给公众，告别了过去的“高冷范”和“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它的成功，既实现了一种高效的历史文化科普，也为发展博物馆经济乃至整个文博、文旅产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启示，那就是要有“受众意识”，要创新展现和供给形式，找到市场的“痛点”

（摘编自2017年12月26日中国新闻网《国家宝藏》走红博物馆经济大有可为）

材料一：

    “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模适当的城市，在全市域范围内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完成顶层设计引领、工业、农业、生活、风险防控、激发市场活力各方面的任务。并从组织领导、资金支持、监管执法、宣传引导等方面提供保障。

    2020年是完成任务的关键时间点：试点城市的大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和标准，其中煤矸石、煤泥等固体废物实现全部利用；基本建成废弃产品逆向回收体系。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重点用膜区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基本实现同城快递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全面应用；全面落实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在试点城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全面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摘编自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北京日报》2019年1月21日）

材料二：

我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多亿吨，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700亿吨。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部分城市‘垃圾围城’问题十分突出，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有较大差距。而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刚性不足，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目前不少地方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固废减量、回收利用与处置问题上考虑不足，严重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5年以来，广东省危险废物非法处置倾倒案件多达200多起，非法转移倾倒点遍布全省21个地市。“阳江市宏湘金属加工厂违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达2万多吨；江门市长优实业有限公司产生的含镍危险废物2.1万吨非法倾倒于广东阳江、江门和广西梧州等地。”生活污泥违法倾倒猖獗，深圳、东莞、惠州、茂名、阳江、肇庆6个地市均存在非法转移倾倒污泥问题；发生非法跨界倾倒生活垃圾案件100多起，倾倒垃圾数十万吨。

（摘编自《“无废城市”建设的背景、目的和手段知多少？》，中国环保在线2019年1月28日）

材料三：

    现阶段建立“无废城市”的多为发达国家，虽然纳入“无废”的废弃物种类有所不同，但没有将农业废弃物纳入“无废”目标。绝大多数案例城市在制定“无废城市”目标前，均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废弃物管理经验。其废弃物管理体系基本是政府主导、生产企业负责、家庭分类投放、废弃物处理商负责收集运输及处理，商业企业、建筑企业、工业企业则多为单独签约专门服务商。整体来看，由于废弃物管理体系较为完善，大多数案例城市征收的垃圾费已经能够完全覆盖相关支出，废弃物管理进入了良性运转轨道。有些城市的做法极为典范：奥克兰市根据新西兰环境部的政策要求对轮胎、电子设备、包装等行业企业对其产品进行回收处理。旧金山市将弃物收集、处理均外包给废弃物处理公司，并一同制定城市的废弃物管理方案；开发专门的废弃物网页和APP并进行培训，展示废弃物分类及处理信息，并启动数据库供信息查询。马斯达尔城修建低能耗的地下平板货运系统，提升运输效率，减少人工成本。

（摘编自蒙天宇《“无废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中国环境报》2019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