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2017年第一季度餐饮外卖市场数据报告出炉。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外卖市场整体交易额达843.2亿元，受春节假期影响，本季度增速略微放缓至25.3%。不过平均到每天，交易额依然接近10亿元。截至目前，在线外卖市场累计用户规模已达1.94亿，占全国网民总数约1/4，用户比例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节选自2017年4月27日搜狐网）

材料二：

    鉴于目前餐饮外卖行业并不完全成熟，各种问题乱象时有显现，在其行业规模迅速壮大的过程中，须谨防某些“毛病”随着行业壮大一起长大，成为危害行业发展乃至损害公众权益的“毒瘤”。

    常年研究“互联网+”市场规律的专家付德申介绍，目前不少外卖平台采取“竞价排名”的方式，配餐企业为获得点评、销量中的“前置”位置，向平台支付“排名费”，以谋求付出一部分利益可以带来更多“吸客效应”。比如，饿了么年初推出的“星火计划”，为商家提升排名服务，即商家缴纳3%-5%的技术服务费，就可以实现排名和曝光率的上升，而用户并没有知情权。

    尽管有关部门一直在积极管理规范，外卖平台亦在逐步主动担起责任，商家的食品安全意识也开始有所提升，但当前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外卖食品安全整体形势并不容乐观。而随着外卖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针对行业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量持续增长，新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手段也会不断涌现，亟须更为全面有效的治理措施，对其予以规范整治。

    外卖送餐是外卖服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环节绝大多数需要由外卖员骑送餐车来完成，而随着送餐车大量涌上马路，各种交通安全问题也随之产生：因外卖送餐引发的交通事故越来越多，甚至开始呈现集中爆发之势。可以预料，外卖行业继续壮大后，这一交通安全问题会进一步加剧。如何规范管理外卖送餐，消除送餐中的交通安全隐患，对于外卖行业的未来十分重要。

    由于外卖服务的特殊性，导致一次性餐具使用量剧增，大量一次性餐具的使用，不但会导致城市市容卫生问题，更会深远污染损害自然环境。同时送餐使用的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大多是不可降解的普通塑料，这些塑料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在一起，通常直接焚烧或填埋，也会给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外卖行业的继续壮大，意味着卫生、环保问题将更加突出，将会成为城市管理的巨大难题及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之一。

（节选自2017年8月24日《检查日报》）

材料三：

    外卖垃圾的危害不可小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可重复利用和可降解材料推广普及不够。目前，很多外卖平台出于成本考虑，使用的材料多是一次性、不可回收的，源头上导致了污染的产生；另一方面，外卖餐具回收难。清洗困难、回收价格低、再资源化成本高，无论是垃圾回收企业，还是城市的“拾荒大军”，均对回收塑料制品为主的外卖餐具没有兴趣。此外，回收难还与我国回收体系不完善有关。

    破解外卖垃圾“围城”首先要从源头入手，实现外卖垃圾减量。有关部门应当出台相应的规定，督促外卖包装材料的减量。可以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包装生产商、外卖平台、商家以及消费者征收垃圾处理的费用，用政策杠杆来倒逼外卖包装盒的使用量。尽快出台外卖包装可降解材料标准，制定外卖、快递行业使用塑料制品国家标准，强制推行可降解塑料制品。同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对违规生产、销售塑料制品者予以处罚。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4月，某外卖平台推出新一代环保可降解塑料餐具，目前正在全国范围陆续推广；某食品科技研究室正在研制一种用生物材料制成的可食用餐具。政府应该对这类企业给予税收激励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让其有更大研发动力。还要加强对外卖垃圾的分类和专业回收处理，可指定专业公司进行统一回收处理。

（节选自2017年9月16日《光明日报》）

醉拳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语气中荡漾着蔑视，平淡而又坚定。日本少佐美津智朗，上下打量了面容清瘦却棱角分明的张三。

    哟西，有胆量。

    斟得满登登的四十大碗酒，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伸手道“请”。你的，一碗酒放一个，四十碗我放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德州武城人，几十年来，人们记忆中的张三总是身着长衫，袖口高挽，手端鲁北老酒，泰然自若，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有滋有味地品着。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拳，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酒持得稳，喝得淡，放得轻，一天没酒日子就不是张三爷的日子，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端起，日头落西，最后一滴酒也淌入肚子。张三爷微抖长衫，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可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三爷的碗里，三爷泯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热汗直流，柴掌柜闻听颠颠地跑上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泼了三碗，腥，涩，嫩……，一时酒气冲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是看得起你，你想请都轻易请不来。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那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声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双手捧着一碗高粱酒，轻迈金莲来到张三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脖子一扬滴酒不剩。好一碗女儿红，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粱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是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的，柴掌柜就是不吐个口话，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个破坏大东亚共荣，就捆了柴家四十来口。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不住点头。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候，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体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柴掌柜那头绳子一松，人瘫倒在地上。

    张三两碗咕咚咕咚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屋里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了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酒痞野蛮无酒德？

    告诉你，酒德两字，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儒家有“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晋代《断酒戒》，唐代《酒箴》，宋代《酒赋》，元之《饮膳正要》，明之《本草纲目》，清之《日知录》，无不是酒德之说。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竟敢陈说礼法，只如蜾赢螟蛉如侍侧在焉也。

    张三爷滔滔不绝，不觉兴起，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李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势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精通日语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影子，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后的五二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新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进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人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粱酒封泥打开，一口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划得一行草字笔走龙蛇：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材料一：

人工智能“阿法狗”出自谷歌旗下深度思维（DeepMind）公司。最早在2016年1月，《自然》杂志以封面位置报道该程序在和所有其他围棋程序的对抗中获得了99.8%的胜率，并且以5比0的成绩打败了欧洲围棋冠军。随后同年3月，“阿法狗”挑战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经五局鏖战，人类1：4不敌人工智能，引发巨大轰动。但“阿法狗”仍在积攒实力。2017年1月，一个神秘账号Master公布自己正是“阿法狗”新版。该账号在知名围棋平台上先后挑战柯洁、朴廷桓和井山裕太等顶级高手，豪取胜利，随后战赢“棋圣”聂卫平，直至60盘时自爆身份，决胜收官。

    英国《自然》杂志19日最新论文中，英国伦敦深度思维公司“阿法狗”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报告了新版“阿法狗”软件——“阿法元”。“阿法元”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无师自通的本领，在每次自我对弈中进步。通过3天的训练——包括近500万局自我对弈——阿法元以其100比0的不败战绩，狠狠打击了曾书写历史的前任“阿法狗”。

材料二：

AI和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来自英国，英国可谓是AI的发源地，多年来对AI的研发投入已经形成一套独有机制。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委员会（EPSRC）已经对143个科学项目进行研发拨款，目的是研发出智能技术和系统，其跨学科研究体系有助于AI工具和技术满足伦理和应用需求。估计，在2035年之前，AI将为英国经济带来8140亿美元的产值，其年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5%增加到3.9%。

    2015年，EPSRC联合剑桥、爱丁堡、牛津、华威与伦敦大学学院这5所英国名校，出资4200万美元成立了阿兰·图灵研究所，研究AI在国防安全、健康、计算技术、数据中心工程，以及金融和智能城市等领域的应用，并帮助培训新一代数据科学家。此外，英国还建立了阿兰数据研究集团、开放数据研究所、国家数据创新中心和皇家统计协会数据科学分部等，在AI的一些关键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材料三：

    近日，意大利巴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出一种新算法，可以在阿尔兹海默症状出现前10年，发现由疾病引起的大脑微小的结构变化，以达到尽早检测出阿尔兹海默症的目的。

    研究小组通过对67个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来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其中有38个来自老年痴呆症患者，29个来自健康人。研究人员将扫描结果分成小区域，并让他们的人工智能分析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训练完成后，他们通过对148个实验对象进行脑部扫描来测试这种算法。在这些测试之外，还有48次对患有此症的病人进行扫描，48次对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人进行扫描，最终，人工智能得以全面地检测阿尔兹海默症。

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材料一

    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抛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材料二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者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阚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材料三

    2017年文化类综艺节目核心选题比例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四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国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terrible Fitzro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以色列Arom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 so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Cilic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容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画》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

材料一：

    2014年11月，中国在浙江乌镇举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一盛会吸引了全球目光。“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名字就很“响亮”。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年来，由中国倡导并举办世界互联网盛会，还是第一次，彰显了互联网大国的自信。参加这次盛会的嘉宾可谓“明星云集”。作为分析全球互联网行业趋势动向，梳理全球互联网阶段性发展成果，共商互联网业发展前景的高端会议，此次大会第一次汇集了来自全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名网络界领军人物共商发展大计。此次大会设置了8大板块、13个分论坛，涵盖网络空间各领域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在分论坛议题的设置中，不仅第一次全景展示中国互联网发展理念和成果、全方位展示中国网络企业的发展成就，而且就世界性的互联网热点议题进行头脑风暴。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

材料二：

    乌镇与世界互联网大会结缘，古老历史与未来技术的牵手，赋予“万物智能互联”丰富内涵——站在屏幕前，便可通过人工智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幅有世界名画特色的艺术照；走上传送带，就能跟随交互设计穿越到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听机械臂灵巧拔动“手指”演奏《茉莉花》，化身航天员登陆“月球”……今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25周年。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为8.54亿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然而迈向“万物智能互联”，有喜亦有忧。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中国始终发挥着负责任网络大国的作用，努力做网络空间发展的贡献者、网络空间开放的推动者、网络空间安全的捍卫者、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建设者。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3日）

材料三：

    今年是互联网发展五十周年，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这个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有望成为全球互联网再出发的新起点。

    全球互联网极大激发了社会传播能力，但是这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格局充满着悖论。一方面，互联网的跨界发展嵌入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整体政治经济格局中，延续着不均衡、不对等、不具代表性的全球秩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霸权话语却推崇同一性的发展与治理模式，漠视全球各地差异化的历史文化与发展诉求，其结果是该话语体系与现实层面的断裂，既无法反映也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日益尖锐的危机和抗争。互联网发展正进入下半场，技术发展需要追求更具代表性的道义标准。只有克服遏制论、威胁论等零和思维和霸权模式，互联网才能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催化剂。

（摘编自洪宇《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光明网》201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