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医保的运作模式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既有政府性质，又有商业性质。在美国，只要年满65周岁就有权利申请联邦政府的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根据年龄、性别、种族、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慢性病史等个人情况计算风险分值，进而计算保费的规则不同，联邦医疗保险中最基础的住院保险、门诊保险不考虑风险分值，而是根据个人当前的收入状况计算保费。

    在政府、参保人和医疗机构之间，活跃着数以百计的医保公司。他们在三者间权衡、博弈，力图达到共赢的局面。如果我是一家保险公司，我可能会和政府签订负责10000名参保人的联邦医保合同。我对政府的报价每人每年3000美金，然后，我会与各种各样的医院、诊所、医生集团洽谈协商，再与他们签约，把参保人的日常医疗服务以每人每年2400美金的价格承包出去。

    现在，美国正大力推广以服务质量为核心的医疗体系。政府为每一家医保公司评分，如果一家医保公司的评分很低，那么明年你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处罚，还会失去竞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互助计划的资格。但如果你的得分很高，政府还会额外给你4%甚至更多的资金作为奖励。

    评分后，政府会把各医保公司的得分和排名对外公开。作为普通公民，我很容易就能从公开渠道查到每家医保公司的好坏，这对患者选择各家公司医保产品产生极大影响。

    所以总体来看，在医保问题上，美国政府选择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如此一来，政府省了很多力气，但医保体系仍然能够健康有效地运转。

（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4月）

文艺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回顾一年多来众多文艺作品创作，无论是影视剧、歌曲，还是小说及其它作品，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如《大圣归来》、《三体》等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影视剧如《琅琊榜》、《老炮儿》等，在社会各界也都引起热烈反响，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老百姓常常对此津津乐道，感觉这是为人民群众奉上了一道道精神文化大餐。

    这些好的文艺作品为何能受到人民群众如此喜爱？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这些文艺作品来源于人民群众，它接地气，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把人民群众生活中最真实、最真切、最真挚的一面充分挖掘和表达出来，祛除了作品的空洞泛化，杜绝了作品的虚构简化，让人民群众亲身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生活影像，看到了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淳朴民风、热情态度、勤劳创造和真实情感，看到了那些有血有肉、精神高大的大众群体，寻到了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因而有一种真切的“获得感”。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首先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渴望。事实上，人民群众不是没有艺术鉴赏能力，而是喜欢真正有思想、有道德、有温度、有高度，能够号准时代脉搏、真实反映人民群众悲苦和欢乐的作品。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曾让我们热泪盈眶，当这部作品被搬上荧屏后，我们切身感受到的是来自对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切呼唤。虽然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在上个世纪，但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让我们忘怀。我们喜欢作品中的人物，崇尚作品人物的精神品格，因为这部作品的的确确让我们感受到了普通百姓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

    这些真切的“获得感”，还让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最近一个时期被陆续推出的一系列展现人间正道的文艺作品，不仅为人民群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而且也向社会不断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润物无声地起到了引领社会新风尚的作用。《老炮儿》之所以一炮打响，就是因为它呼唤的是对“规矩”的回归，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构建诚信社会的共同心声。而《老炮儿》的走红，无疑为构建什么样的诚信社会，树立了可亲、可敬、可学、可做的榜样，而且将人人具有的向善天性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在欣赏的同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故而可以说，这种“获得感”的效应和作用，的确难以估量。

    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喜欢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艺作品，喜欢的是文艺作品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和真实再现，希望从文艺作品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让精神文明之翼也和物质文明翅膀一样硬起来，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因此，作为每一位文艺创作者，都应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为人民而作。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选自《中国文明网》有删改）

    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转变城市本位思路，保留对“乡土”的足够敬畏，尊重传统，善待孝道，使乡村在与城市文明的互动中得到新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上存在一大误区，认为传统文化会阻碍城镇化，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就必须摧毁“旧文化”。但事实上，城镇化和传统文化并不矛盾，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不恰当的。文化是城镇化的灵魂和血脉。城镇化建设需要文化的滋养，需要人文关怀。没有文化的加入，城镇化就没有“核心竞争力”，也不可能有“多样性”。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孝道文化，乃“百善之首”，在城镇化进程中融入孝文化元素，加以现时代的诠释和转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城镇化所引起的人际疏离与紧张，引领城乡大众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在社会交往中仁义诚信，在公干私谊中履责守义，使城乡生产和生活运行更为公平合理，更加和谐有序，由此铸造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族群品性。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重城轻乡。然而“乡土”之于中国，不是一个愚昧、落后、待消灭的社会“盲肠”，而是新希望、发展潜力之所在。城镇化发展的根本依托还是乡村。城市化程度较高的西欧国家，其乡村不光是一道美丽的景观，也是工业生产和社会进步的策源地。我们不能只想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何以城市模式改造农村，急着让农民“洗脚上楼”，也要考虑为什么不能使农民成为更好的农民，农村成为更好的农村。因此，新型城镇化发展应该像李克强总理所主张的注重“化”、注重“人”，而非只是“城镇”，更不能顾“城”失“村”。城镇乡村的和谐发展，就是城市的自我救赎，乡村的发展正道。

    重建乡土，必须诉诸于孝道文化。乡村是滋生培育孝道文化的根基，反过来孝道文化又维系着乡村。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其本身蕴含着的对祖先的崇拜、对亲人的眷顾、对乡土的依恋等内涵。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孝文化聚拢人心、再聚乡魂，造福农民，变弃乡进城为“守乡建镇”，变农村为城镇，田野上定将充满希望。

    城镇化应是全民的城镇化，不能只考虑精壮农民，必须把农村老人也考虑进去。多达约1.1亿农村留守老人，是我们当下必须考虑的社会群体。老有所养，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要义，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和人文之本。改善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窘境，让其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坚守和弘扬孝道。

    无法设想，我们国家的人全部居住在城市。当下，我国大中城市吸纳就业人口的空间已有限，农民工于城市，立足不易，扎根更难。客观上要求农民实现职业和观念的再转变。因此，与其都背井离乡，骨肉分离，不如有一部分可以考虑重归乡村，安老怀少，就地就近发展。事实上，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同构，未来乡村生活或将呈现一种现代生活式样：那是一种比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田园、更加亲密和谐、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是一种既古风又新潮的“善生活”。

（摘编自肖波《多元文化中的孝》）

科幻作品的价值

    ①近几年，随着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以及《黑客帝国》《阿凡达》等科幻电影迸发出炽烈的“科幻热”，科幻作品拥有了数量庞大的受众，但这依然未能改变科幻作品的尴尬地位：它既不是科学领域的主流，也不是文学领域的主流，而是被大部分国人习惯看作“科普读物”沉沦在边缘状态。如何定位科幻作品，我们似乎应该厘清一个基本问题：科幻作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②1866年，人们在海上发现了一只被称为“独角鲸”的大怪物，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应邀参加了捕捉这只“怪物”的行动。历经重重艰险，最后发现这只怪物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名为“鹦鹉螺号”的潜水船……这是“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在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所构想的潜水艇。因风而起浪 ， 几十年后，英国建造的第一艘蓄电池动力潜水艇和美国建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水艇问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艘潜水艇都被命名为“鹦鹉螺号”。

    ③科幻“美梦成真”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潜水艇上。凡尔纳笔下的直升机、留声机、太空旅行，威尔斯笔下的基因改造技术，克拉克笔下的同步通讯卫星都已成为现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凡尔纳的科幻创作持奉科学主义信念，这一信念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所有问题，激发了科学家们探索人类共同经验之外的事物的热情。

    ④在跨过19世纪末凡尔纳“科学颂歌”的时代后，当代西方世界的科幻创作者——小说作家、漫画家和电影编剧导演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反思科学技术为己任进行创作。作品中普遍展示科学技术过度发展的荒谬后果，反复警示科学狂人滥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祸害，不断警告资本借助科学技术疯狂逐利，最终将极度危害地球环境和公众安全。

    ⑤A。但是，被誉为“中国科幻第一人”的刘慈欣，偏偏没有汇入这个潮流之中。相反，他以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坚持他的科学主义创作纲领，他的《三体》系列作品反复表达和图解了这个信念。B。而值得深究的是，刘慈欣虽然持有强烈的科学主义信念，他的创作并没有科学主义纲领之下应有的乐观。C。粉丝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发现，刘慈欣对未来是越来越悲观了，《三体》更走向了大悲极致——人类文明被轻而易举地毁灭了。D。

    ⑥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之后，赞美声之外也有许多争辩，不过争辩的焦点都纠缠在“黑暗森林”法则能不能成立、光速能不能被超越之类的具体问题上，而有一个议题未被认真谈论过——刘慈欣抱持科学主义信念，又有着极大的反潮流勇气，为什么他的作品竟然与当代科幻主流殊途同归了呢？

    ⑦刘慈欣曾说他受英国科幻小说家克拉克的影响很深。克拉克的墓碑上有一句话：“我从来没有长大过，但是从来没有停止成长。”这种信念有一个天真的核心在里面，内植于刘慈欣的创作中，就是坚信科学可以创造未来，未来的悲观不是由科学导致的。在“反思纲领”的科幻作品里，我们常常看到人类在科技挤压下的无力与无能，或是人性在先进科技面前的挣扎，而与此不同的是，刘慈欣在他科幻小说特设的“思想刑讯室”里，对人性的自私、自大进行了科幻所特有的严刑逼供，这种对于现实世界惯性思维的冒犯与刺激，让读者看到人性的黑暗。正是人性的黑暗，拖曳着刘慈欣笔下的角色们，走向无可避免的悲观未来，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朴素伦理。

    ⑧有许多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语境中是不会被思考的，或者受到现有社会结构等的制约无法展开思考。科幻能够创设虚拟语境，跳脱当下、跳脱“此在”的束缚，把当下放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下去面对，在种种貌似“不可能”的戏剧情境中，引发不同寻常的新思考，为我们开启一场又一场蕴含着哲学意味的思想与伦理实验，激发人类想象、创造、预测、反思，以启发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思考与行动。

    ⑨将科幻视为“科普”读物，或认为科幻“多提供了一种文学样式”，都是对科幻价值的低估。科幻作家们想象构造的前瞻与忧思，让人们理性地思考未来。而人类的未来，正是基于今天种种思想实验所取得的成果。以此来观照科幻，就可以理解为何科幻作品因其不可替代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文学观念是随着时世的推移而改变的。魏晋文学观念的变革，摆脱了经学的束缚，确立了诗文正宗；近代文学观念的更新，突破了正统的范畴，接纳了戏曲小说。林先生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特别重视这种文学本位，着力于文学自身内在规律的探索。在唐诗的研究中，一般都要提到诸如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融合、大众喜爱等外部条件，而林先生则不然。先生是位诗人，因而敏锐地发现，在这诗的国度里，诗成了整个文化的灵魂。他说：“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它无处不在，它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去。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他以富于诗人个性的独特视角直切诗歌的文学本位，因而在创作主体中偏重于寒士诗人，在创作方法中偏重于浪漫主义。

    林先生的唐诗研究，不同于一般批评者把目光投向诗歌所反映的具体社会现实，而是把握住创作主体的精神，提出了“少年精神”。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出身寒微，生活困苦。他说：“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中国文学简史·导言》）唐代正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曾推行开明政治，是寒士积极进取、扬眉吐气的时代，因而表现出一种“少年精神”。“少年精神”是“开朗的、解放的”，充满“青春的气息”和“浪漫豪情”。李白是最富于“布衣感”的“寒士”，也是最富于“少年精神”的诗人，他“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唐代四大诗人》）。盛唐诗人诗作类皆具有“少年精神”，即便是发牢骚的诗，也是乐观向上的；即便是写空寂的境界，“也流露着与宇宙息息相通的无限生意”。林先生与“汉魏风骨”对举，提出“盛唐气象”，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盛唐气象》）。林先生是从寒士文学本位去把握唐诗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和时代风貌的。

    林先生认为抒情才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最适合于抒情，所以林先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浪漫主义作家，晚年致力于《西游记》的研究，也因为它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他说：“李白的诗歌气质是浪漫的。这浪漫是意味着更高的解放要求，是鼓舞着更为高涨的热情的。”（《诗人李白》）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表现的是现实，是存在，是形而下的，近于“微观”，而浪漫主义表现的则是感情，是精神，是形而上的，近于“宏观”。在社会上强调典型说的现实主义理论，把许多诗人诗作装进现实主义大箩筐之时，林先生却根据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更多地阐发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性，并肯定其积极意义，这也反映出他那不同流俗的学术品性。

（摘编自林东海《林庚<唐诗综论>导读》）

材料一：

长江古称“江”，因其流长，其名衍为“长江”。古人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对长江主流和源头的认识历来众说纷纭。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于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产生了江、汉谁为主流的困惑。

汉水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如《大雅·江汉》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国风·周南》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等。秦末争战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随后，刘邦以汉水流域的汉中为基地，征讨攻伐，终于建立汉王朝，由此，汉水流域成为汉文明的发生地，“汉人”“汉字”“汉语”“汉服”等名称遂应运而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之说，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魏晋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指出“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唐代《蛮书》也将岷江认定为“外江”。宋代由于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故对大渡河以上长江干支流的认识还不如汉唐。明代万历年间，章潢在《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但其说法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皇帝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定为长江源头。

长江径流广远、流域开阔，域内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其历史发展过程也有颇大差异，这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按上、中、下游划分，依次为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区。分别由上游的古蜀人、中游的古楚人和下游的古越人创造。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都为构筑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贡献。

上游的巴蜀文化以四川为中心。这一地区生活着众多部族，他们大致可分为两大集团——巴集团和蜀集团，其中蜀集团更早兴盛。蜀人依托成都平原，农业发达，桑麻茂盛，带来纺织业的兴旺，“蜀锦”赫赫有名。

至战国后期，秦并巴蜀，曾经相对独立发展的巴蜀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通畅。加之中原战乱，而巴蜀则相对安定，使得从战国末年到汉代的巴蜀地区一跃而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被诸葛亮喻为“天府之土”。唐宋时期，安定的巴蜀地区重获“天府”之誉，经济繁荣、文化昌明、臻于鼎盛。因南宋末年的抗元之战和明末农民战争，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摧残，至清末才得以全面复兴。

文明的演进与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先决条件息息相关，但当人类介入到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之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则对文明发展起着愈益重大的作用。文明的发展必定是在自然和人文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

长江流域的先民，凭借长江流域优厚的自然条件，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创造出各区段文明。学界原来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随着田野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人们逐渐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明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就农作物产生时间而言，还略早于黄河流域。从长江下游的良渚、中游的屈家岭、上游的大溪等遗址发现的“稻作文化”遗存，皆有五六千年之古，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渐成学界共识。

（摘编自冯天瑜等《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

材料二：

三星堆纵目人像

古蜀文化主要产生并汇聚于四川盆地，虽然周围群山环绕，地理形势四塞且对外交通不便，但正因为如此，先民自古就追求开放，通向域外文明的蜀道、南方丝绸之路很早就开辟形成，甚至成为发达的交通系统。此外，蜀地历来就是八方移民汇聚之地，因此，这里自古形成了包容而不排外的文化氛围。土著和移民文化汇聚而成的蜀文化不断吸纳融入外来资源和先进因素，极为繁荣。

富于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和浪漫精神，是蜀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应该与蜀地自然环境尤其是山川形势的大起大落、多元多样分不开。至迟从三星堆—金沙时期开始，出土器物每每以精美的人神和动植物造型艺术令人刮目。如各类人神具象系列，特别是生动的面目造型，尤其富于艺术生命力和人文精神；而太阳神鸟、通天神树等动植物造型，亦特别富于夸张灵气。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经学，自汉代以来分为重章句训诂的古文经学和重“微言大义”亦即义理的今文经学两大派。蜀地经学的发展基本与之同步，但与蜀地重思辨和想象力的文脉相承，今文经学特别发达。今文经学中重“微言大义”的特点，不仅契合蜀人重思辨的精神，而且二者的合流强化了蜀文化富于想象和创造力的气韵，因而蜀文化学术谱系中历来不乏富于创造精神的百科全书式人才，扬雄、苏东坡、杨慎、郭沫若等群星灿烂，正是其辉煌体现。

（摘编自彭邦本《三星堆——古蜀文明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