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部：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新技术是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微信“朋友圈”，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失去文化之肺……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阅读吧！甚至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升级，都会引起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交流思想？哲人的忧思从另一个角度给出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接受新事物。看看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学者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时代变迁，技术条件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我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或置产、或传学、或立德、或垂训，为“使子弟佳”大费苦心，诉诸文字，便形成了丰厚的“家训”遗产。

    最早成系统的“家训”之作，当推东汉著名学者班昭的《女诫》。该书提出了妇女的“四行”，即德、言、容、功，并解释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这就是后世备受批判的“四德”了。其实平心而论，这“四德”在它的时代背景，并不显得苛刻；甚至大部分仍然切合当今社会对女性的一般期待，比动辄以“女汉子” “吃货”自居的怪风，不知雅正多少。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女性不妨看看《女诫》，择其善者而从之。须知女性对家风的养成，作用恐怕要大于男性。

    《颜氏家训》一般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家训”著作，作者颜之推。内容分为子弟教育、家庭关系、道德修养、为人处世、讨论学问等方方面面。其论教子：“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谈学习经验，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举自己的例子：“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总之，谆谆善诱，论理通达，常举所知所见之事以为例证，足见其用心之敦厚，我们学其事理，更可学其敦厚。

    《了凡四训》在“家训”类著作中知名度最高，充满了正能量。其作者袁黄，号了凡，幼逢异人，算定某年应某试、得第几、任何官、某岁寿终、竟无子嗣，因为一一效验，所以便安分守己，不多贪求。一日拜访云谷禅师，云谷笑其只是个“凡夫”，曰：“但惟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固拘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又说：“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也。”从此之后，了凡行善积德，终于赢得了升官、延寿、得子等等诸多福报。佛教的因果观于世道人心的警戒与鼓励作用，不知世间何物可以比拟。即退一步不讲因果，了凡先生信命而不为命数所限、勇猛精进的精神，真足以振奋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真足以开拓万古心胸！这最后一段话，真能荡人心魄，使人勇猛精进！

    时至今日，“家训”“家教”“家风”的缺失，造成某些年轻人无所敬畏，没有规矩。其实，个人性格、行为习惯、思维模式都是在家庭中养成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之下，我们倡导“家训”“家风”“家教”，绝不是提倡以“家庭”“伦理”的“道义责任”，去侵犯公民的权利，去绑架家庭成员的生活，而是要告诫民众：我们迫切需要的德性、教养、规矩，的确要以家庭为最重要的养成之所！这也是读“家训”、立“家教”、养“家风”的主旨所在！

（摘编自池玉玺《谈谈我国的几本重要“家训”》）

先立德而后文艺

詹福瑞

    论才与论德在传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古代才与材通用，德的本义即以“材质所得”为主，先秦思想家以德为人普遍的抽象，以才为个体的材质，视全面开掘自我材质为成就德性的手段。

    自政治铨选上，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曾云：“选用之法，莫贵于德，莫急于才”，其中“才德兼全者大丈夫”，而“有才无德者”则被命之曰“小人”。文艺审美的尺度亦然，但凡研讨诗文，在才华要求之外，论诚者为言德，论真者为言德，论诗言志、诗缘情、诗出感兴者皆为言德；追求成教化、厚人伦、美风俗者更是言德，文艺瞩望着德才兼美。谢榛《四溟诗话》中曾将文才比作舟船，德行比作舵：“心犹舸也，德犹舵也。鸣世之具，惟舸载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大抵德不胜才，犹泛舸中流，舵师失其所主，鲜不覆矣。”意思是才与德不可分，就如同船与舵不可分一样。没有德行保障的创作，就如同舟船失去了舵的掌握，既没有方向目标，更无从把控力度，那么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又如何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值得关注的是，对创作而言，德并非出于思想稳定需要而“临时从场外租借的规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它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根本的关联。德才兼美是创作传世的重要条件。创作依托文才，但才高八斗也难免千秋淹没，原因诸多，其中道德是作品能否进入主流传播从而获得赏鉴并流传的先决条件。

    德才兼备，也是艺术审美的内在需要。众所周知，文艺作品并非文艺形式与道德内容的机械叠加，道德不会成为低劣艺术毛坯的点金石，文艺自然更不能简化为道德的传声筒。文艺之所以离不开道德，是因为通过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充扩胸襟，能直接影响主体文才的发挥：德修则刚健不馁又葆华养和，才气自然轩举；德修则民胞物与，家国关情，而非风花雪月的自我沉醉，也非讨好“窄众”俗趣的沉湎，才情自然雅正；德修则审己有度，察物有道，能够超越一己功利、超越一时迷障，才思自然阔达……

    这并非是今人应景的花腔，而是古人在长期文艺实践中早已勘透的真知，诸如论书：“心正则笔正”“人正则书正”“作字先做人”；论画：“学画者先贵立品”；文学自然概莫能外，刘熙载一言以蔽之：“诗品出于人品 ”。对于具有文才的作家而言，德立则文明不是空洞的说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艺术臻达顶峰的必由路径”。

    当下生活中，不乏禀赋非凡的作家、演员，但其中少数人对一些强化自我修养的忠告不以为然，究其根源，在于他们偏执地认为论修养就是对才华的钳制，没有真正理解才德之间从社会意义到美学意义的深刻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凡为文人，“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视为才德关系的公论。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3月30日）

    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增强，环境伦理不断扩展着道德关怀对象，从生命体到地球生态圈，再到暂无生命迹象的外太空，这本身便使环境伦理研究视域得到延伸。在荒野语境下，将地球荒野地所定义的荒野概念，扩展至距离地球居住区更遥远的外太空，从而构建起“太空荒野”的概念。这种将“地球荒野观”投射至“太空荒野观”的建构，或许是处理太空开发伦理问题值得借鉴的路径探究方式。

    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在《英语辞典》中将“荒野”定义为“一片荒漠，一块孤立和未开化之地”。这一定义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英美视作标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颁布的《荒野法案》将“荒野”定义为“荒野与那些人类影响起支配地位的地区相比，被认为是一个地球和它的生命群落不受人类约束的地区，在这里人类自身是一个不再停留的访客”。如今，词典中将“荒野”定性为未耕作的或者未开发的空间，并从地球上的土地、海洋延伸到太空。在人类对太空探索和开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太空开发的伦理问题日渐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公地悲剧”可能在太空开发中重演。太空中的很多资源与地球上的“公地”资源一样，同时被多个拥有者持有对其的使用权，而对于每一个使用权利持有者而言，却没有阻止他人使用的权利。这可能会导致即使人们知道公共资源由于过度使用必将造成资源的枯竭，但人们会抱着私心进行竞争性过度开发，从而导致资源枯竭。

    其二，当前，太空不仅是科学探索的领域，还是一个关于资源掌控及利益争夺的战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甚至垄断了先进的空间科学技术，在开发太空的进程中具有优先性和主导权。但是，对于太空技术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关于“先到先得”的太空开发分配方式是否应该受制于国际太空正义规范的探讨存在必要性。此外，先期太空开发者遗留下的“太空垃圾”有撞击其他航天器的风险，增大了后期其他国家太空探索的难度。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后，可能将太空污染的不良后果均摊甚至直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太空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为了对太空探索的伦理问题有解决的方法，我们可以赋予太空一个道德主体的地位。太空环境是宝贵的，它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空间，供人类探索开发。地球荒野和太空荒野都充满活力，会在生命的智慧中显现出来。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中，我们都可以用伦理道德的概念框架来约束我们的行动。人与地球环境和人与太空环境间的关系存在相似性，人不仅要尊重地球环境，也要把道德关怀的目标延伸到太空中——不仅要利用它丰富的资源，还要保护好它自身美的存在。

（摘编自吕莎《环境伦理视域下的太空荒野观》）

    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