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水湄

张晓风（台湾）

    那条长几就摆在廊上。

    廊在卧室之外，负责数点着有一阵没一阵的晚风。

    那是四月初次燥热起来的一个晚上，我不安地坐在廊上，十分不甘心那热，仿佛想生气，只觉得越来越不负责，就那么风风雨雨闹了一阵，东渲西染地抹了几许颜色，就打算草草了事收场了。

    这种闷气，我不知道找谁去发作。

    丈夫和孩子都睡了，碗筷睡了，家具睡了，满墙的书睡了，好象大家都认了命，只有我醒着，我不认，我还是不同意。春天不该收场的。可是我又为我的既不能同意又不能不同意而懊丧。

    我坐在深褐色的条几上，几在廊上，廊在公寓的顶楼，楼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似乎每件事都被什么阴谋规规矩矩地安排好了，可是我清楚知道，我并不在那条几上，正如我规规矩矩背好的身份证上长达十几个字的统一编号，背自己的邻里地址和电话，在从小到大的无数表格上填自己的身高、体重、履历、年龄、籍贯和家庭。

    可是，我一直知道，我不在那里头，我是寄身在浪头中的一片空白，在一瞬眼中消失，但我不是那浪，我是那白，我是纵身浪中而不属于浪的白。

    也许所有的女人全是这样的，象故事里的七仙女或者田螺精，守住一个男人，生儿育女，执一柄扫把日复一日地扫那四十二坪地（算来一年竟可以扫五甲地），象吴刚或薛西佛那样擦抹永远擦不完的灰尘，煮那象“宗教”也象“道统”不得绝祠的三餐。可是，所有的女人仍然有一件羽衣，锁在箱底。她并不要羽化而去，相信自己曾是有羽的，那就够了。

    如此，那夜，我就坐在几上而又不在几上，兀自怔怔地发呆。

    报纸和茶绕着我的膝成半圆形，那报纸因为刚分了类，看来竟象一垛垛的砌砖，我恍惚成了俯身城墙凭高而望的人，柬埔寨在下，越南在下，孟加拉在下，乌干达在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故土在下……

    夜忽然凉了，我起身去寻找披肩把自己裹住。

    一钵青藤在廊角执意地绿着，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不肯好好看它，我一直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委屈的还是悲壮的。

    我决定还要坐下去。

    是为了跟夜僵持？跟风僵持？抑是跟不明不白就要消失了的暮春僵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要去睡，而且，既不举杯，也不邀月，不跟山对弈，不跟水把臂，只想那样半认真半不认真地坐着，只想感觉到山在，水在，鸟在，林在，就好了，只想让冥漠大化万里江山知道有个我在就好了。

    我就那样坐着，把长椅坐成了小舟。而四层高的公寓下是连云公园，园中有你纠我缠的榕树，榕树正在涨潮，我被举在绿色的柔波上，听绿波绿涛拍舷的声音。

    于是，渐渐地，我坚持自己听到了“流水绕孤村”的潺缓的声音，真的，你不必告诉我那是巷子外面新生南路上的隆隆车声，车子何尝不可以“车如流水”呢？一切的音乐岂不是在一侧耳之间温柔，一顾首之间庄严吗？于无弦处听古琴，于无水处赏清音，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何况，新生南路的前身原是两条美丽的夹堤，柳枝曾在这里垂烟，杜鹃花曾把它开成一条“丝路”，五彩的丝，而我们房子的地基便掘在当年的稻香里。

    我固执地相信，那古老的水声仍在，而我，是泊船水湄的舟子。

    新生南路，车或南，车或北，轮辙不管是回家，或是出发，深夜行车不论是为名是为利，那也算得是一种足音了。其中某个车子里的某一把青蔬，明天会在某家的餐桌上出现，某个车子里的鸡蛋又会在某个孩子的便当里躺着，某个车中的夜归人明天会写一首诗，让我们流泪，人间的扯牵是如此庸俗而又如此深情，我要好好地听听这种水声。

    如果照古文学学者的意思，“湄”字就是“水草交”的意思，是水跟岸之间的亦水亦岸亦草的地方，是那一注横如眼波的水上浅浅青青温温柔柔如一带眉毛的地方。这个字太秀丽， 我有时简直不敢轻易出口。

    今夜，新生南路仍是圳水，今夜，我是泊舟水湄的舟子。

    忽然，我安下心平下气来，春仍在，虽然已是阴历三月的最后一夜了。正如题诗在壁，壁坏诗消，但其实诗仍在，壁仍在，因为泥仍在，曾经存在过的便不会消失。春天不曾匿迹，它只是更强烈地投身入夏，原来夏竟是更朴实更浑茂的春。正如雨是更细心更舍己的液态的云。

    今夜，系舟水湄，我发现，只要有一点情意，我可以把车声宠成水声，把公寓爱成山色的。

    就如此，今夜，我将系舟在也是水湄的地方。

受伤的骨头

任林举

    当了大半辈子乡镇书记，担了大半辈子土、抬了大半辈子石头的吴金印，到后来才发现，骨头有时是能够发出声音的。

    年轻时，他经常挑着两桶水走在山路上，或担着两箩头土走在乱石滩上。那时，他健步如飞，体态轻盈，身体和意志从来没有须臾的游离。扁担和肩膀的相接处不断传来均匀的吱呀声，他认定那是扁担的呻吟或者对所承重量的抱怨。肩上的皮肉有时红肿、有时酸痛，无非是和扁担一样，以自己的方式提一些不必理会的抗议，但这些都与骨头没有太大的关系。骨头一直保持着沉默。

    然而，当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们对着灯光屏讨论吴金印刚刚拍出的骨片时，每个人都惊愕不已。他们断定，吴金印的骨骼曾经出现过多处断裂。也就是说，他的骨头曾经在过去的某些时间里发出过可怕的脆响或闷响。医生们分析，他的骨头如果不是发生了癌变，就一定受过大伤，或多次在外力的冲击、重压下发生折断——肩胛骨和几处肋骨最为明显。

    对此，吴金印也感到有些迷茫。是啊，自以为坚不可摧的骨头，从哪个时间开始，竟然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也发出令人担忧的变化和声音呢？30岁？40岁？还是50岁？他躺在病床上，在记忆中那些密如荆条的疼痛里搜寻，搜寻着一个与断裂有关的声音。

    是从县里开会后连夜往乡里赶，途中坠下山崖的那次吗？那时，他刚去山区不久，村庄与村庄之间还没有像样的路。人们行走的羊肠小路，不是在河滩匍匐，就是在山间高悬。虽然在这样的山路上摸黑行走，随时都得提心吊胆，但不管怎么“提”怎么“吊”，也保不准突然来一个“万一”。当那个突然的“万一”来临时，吴金印还是在失足的瞬间失去了清晰的意识，只觉得眼前一黑，倏忽一下，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就宣告完成，一切都是片刻的事情。当他再次攀着荆条和树枝重回小路时，他已不再记得曾经有过什么声音，山石滚落的声音、树木折断的声音、肌肉撕裂的声音抑或骨头断裂的声音……空空的山谷里，一片寂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拖着绵软无力的身子，走回了住处。无处不在的疼痛让他躺了两天，第三天他咬咬牙，爬起来，照样下田劳动。他相信，只要骨头依然保持着沉默，他就不会倒下。

    是在小店河造桥时，抬石头跌倒的那次吧？吴金印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块十分独特的石头，牛犊般大小，和所有的障碍一样，挑衅般横卧在那里，与行人的目光对峙着。石头的质地细密坚硬，似乎可以让每道遇到它的目光都发出铮铮鸣响。他走到巨石旁边时，群众也跟他走到了巨石旁边。于是，四副绳套、四条木杠、八个人就把千斤的重量放在了肩上。吴金印负重走在右侧的最前面，在人们的呼喊声中，以自己的步幅和频率引领着这个负重群体的节奏

    这一次，重力仿佛穿过薄薄的肌肉直接作用在骨骼上，他都能感到骨头的弯曲和颤抖，但隐隐的疼痛却不是来自骨骼，而是来自骨骼里面的肺腑。至于，骨头们有没有像绳索、木杠一样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吴金印并没有留意。汹涌的汗水和人们的呼喊打断了他对自身的聆听。此时，他要做的正是忽略和忘记，他的意识里只有距离，离开起点和到达终点的距离。

    突然，他感觉双脚一软，大地倏然倾斜。那一瞬间，他已分不清传递、集中到自己身上的重量是众人肩上的重量、石头的重量，还是大地的重量；他也分不清那些混乱而沉闷的声音是人们扑倒的声音、石头落地的声音，还是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声音。十万颗金星在眼前迸射，旋即熄灭。巨大的黑暗，显影为一段记忆的空白。当吴金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只感觉到了右侧脚踝的剧痛。大面积的肿胀和瘀青，让他和围观的人们只看到和相信了那处“皮肉”之伤……

    医生的推断基于专业和科学，看来已不容置疑，但吴金印身上的多处骨伤，究竟缘何来、发生于何时何地，他本人也已经无法在记忆的地图上准确定位。再认真审视一下那奇怪的骨像吧！在两块光滑的骨头之间，那些粗糙的、疙疙瘩瘩的隆起物，究竟是一些怎样的存在？除了物质成分，是否含有大比例的精神要素？

    一个人一生都经历过什么，才能结出这样的骨像？那些从生命深处、从骨髓里渗出的东西，除了在断骨的衔接处固化为更加坚硬的骨，是否还有一些渗透到血液之中？或许，那些都是骨头们在漫长的进程里，与他头脑中的观念、意志以及外部形形色色的压力与各种重负争论、对话所积攒下的话语吧！

（选自《此念此心》，《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有删节）

    材料一：

    蓝皮书指出，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速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却呈现稳中有升的走势。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高于2015年4.9个百分点，高于2014 年15.8个百分点。201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为8.68%，而同期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达到9.15%。

    蓝皮书指出，近几年，以上海和江苏为表率，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服务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省市第一、第二产业占此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2017年，上海、江苏和浙江第三产业占比都已经超过了50%，上海更是突破了70%。

    蓝皮书指出，随着“全域旅游”概念的提出，“大旅游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所谓“大旅游时代”，绝不是区域内旅游资源和旅游景区简单的叠加拼接，而是要借力“大旅游产业”，“盘整山河、贯通产业、振兴文化、实现发展”。西北地区在地理上有共通的特点：高海拔高温差，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少数民族文化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旅游资源小集中大分散特点明显。历史上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的地位在当代更是意义非凡。

    （摘编自《中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6~2018）》）

    材料二：

    注：宁夏文化产业发展稍显缓慢。古老的黄河文化、浓郁的回乡文化、神秘的西夏文化、光荣的红色文化等诸多优质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需要更加合理科学的顶层设计。对于像宁夏这样文化起步晚、发展速度慢的省市地区，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更需要扎实做好“基本功”，注重与当地文化扶贫项目的精准对接。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三：

    文化领域在推进文化改革实现管理转轨过程中，还未能形成一个充分竞争性的市场，政府干预作用影响大，往往由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方保护造成了市场分割，历史性同类文化资源在不同地区间出现相似性开发利用，或者同一资源主体多地区恶性竞争。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当一个地方政府引进并发展某个文化产业行业门类，其他地方政府也会低成本地跟进模仿，以更低廉的成本或更优惠的政策诱导，直接导致文化产业结构趋同的动力机制。

    我国文化企业六成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而特色文化资源富集的中西部地区在文化企业数量上明显不占优势，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往往较低，缺乏专业化能力和对市场的宏观把握，容易跟风，盲目投资。

    （摘编自高宏存《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要实现“跨区域”治理》）

    材料四：

    文化企业应该将商业模式作为立身之本，分析自身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避免盲目跟风或者在整体上去模仿成功的企业。文化企业必须以独特的商业模式来开发产品和服务，提高自主品牌产品的竞争力，以避免商业模式和产品上的雷同。

    文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应当力求具有内容或者形式上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体现出差异化的市场细分要求。从产业形态差异化的角度来说，文化产业集聚园区内的文化企业、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不仅要求实现不同金业自身的价值最大化，还要总体上适应园区内的互补性，形成有效的资源整合结构。

（摘编自陈少峰《文化产业同质化竞争透视》）

文本一： 

天知我有地知我无

徐小斌

穿白色旗袍的赵一曼坐在一张椅子上，怀里抱着儿子宁儿。虽然照片呈现出古旧的黄褐色，却遮挡不住我们的女主人公极富书卷气的美丽。白净的象牙色的脸上，有那样一双深得看不到底的黑眼睛，那里面藏着深深的爱与忧郁。有谁能想到这文雅娇弱的躯体内蕴藏着那样一种骇人的力量?有谁能想到这蓬勃内敛的生命竟结束得那般惨烈? 

当然还有她的遗书——给儿子宁儿最后的信，至今令人不忍卒读。 

但是，赵一曼这三个字令我想到的，首先却是童年时读过的一本《少年文艺》，里面讲了一个赵一曼少女时代鲜为人知的故事。 

赵一曼出身大地主家庭，按照多年以前的“出身论”，是绝对没有机会革命的了。但她却天生喜欢朴素的生活，嗜书如命。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少女时代气质高雅、清纯美丽，但个人生活却到了不修边幅的地步。①她躺着看书，坐车看书，甚至走路时也要捧着一本书，有时走着走着，忽然撞在树上。更多的时候，她沉浸在书里，连冷热都不知，往往人家都穿上了裙子，她还穿着厚厚的毛衣。她有个非常聪明的小侄女，常常提醒她：姑姑，该换衣服了！姑姑，该梳头了！她笑一笑，也并不以为意。 

有一天，小侄女围着姑姑打转，姑姑却毫无觉察。小侄女发现，姑姑的一双眼睛，牢牢地被一本书捉了去，那本书的名字叫作《前夜》。 

直到姑姑把书放下，小侄女才说话：姑姑，这本书好看么? 

好看，当然好看。 

它讲的是个什么故事? 

讲的……你现在还不懂，它讲的是个很美的爱情故事。 

我懂，爱情，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哈哈，对对，就是这样。 

就像我的爸爸妈妈那样。 

太对了，你真聪明！ 

那个女的好看吗? 

赵一曼拉着小侄女慢慢地走进小树林：好看，她叫爱伦娜，她长得好看极了，最要紧的，是她的心很美。为了所爱的人，她能够毫不犹豫地献出一切……她是俄罗斯贵族的女儿，为了爱英沙罗夫，她失去了继承权，失去了国籍，甚至失去了父母的爱…… 

英沙罗夫是谁? 

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说爱伦娜是为爱而献身，那么英沙罗夫就是为祖国而献身，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爱比爱伦娜更深厚，更无私，也更伟大…… 

小侄女并不大懂得姑姑的话，但姑姑的神情感染了她，不知为什么她小小的心里升起了一种预感！ 

姑姑眉宇间流露出了神圣和冷峻，②小侄女听着周围树叶的沙沙声响，看着夕照把树林染成纯金的冠冕，她小小的心在颤抖。

几年之后，姑姑真的要去反满抗日了，临行的时候大家都很忧伤，愁云惨雾笼罩着这个家庭，大家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坤泰也许会一去不返。小侄女想要大家笑一笑，想啊想啊，突然看着姑姑，眼睛一亮。 

姑姑，我给你猜个谜语吧。 

好啊，什么谜语? 

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知我有，我知我无。 

赵一曼猜啊猜啊，怎么也猜不出。 

小侄女嘻嘻一笑，指着姑姑的脚说：就是你脚上的破袜子啊！ 

赵一曼一怔，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全家人都哈哈大笑，所有的忧伤一扫而光。 

后来，赵一曼来到东北，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领导人，与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并驾齐驱。她率领抗联队伍，辗转在白山黑水之间。再后来，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她因受伤而被俘，受尽了日寇的严刑拷打，日军首领一开始就从她的非凡气质中判断，她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严刑无用，只好把重伤的她送进医院。在医院，她做通了一位护士和一位警士的工作，他们协助她，逃出了医院。她的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 

赵一曼在珠河县被日军枪杀。那是一个凌晨。③曙光和星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上，赵一曼抬头看了看那奇异的景象，觉得那种光照十分迷人。日军宪兵让她转过身去，在那瞬间，她对着黑洞洞的枪口，突然微微一笑。宪兵拿枪的手颤抖了起来，他们对这个不平凡的中国女人的微笑感到惶恐。 

枪响了，我们看到那秀气冷峭的女人慢慢倒下去，她的脚正对着我们，那是一双秀美的脚，脚上的旧毛袜仍是破的，露出了脚后跟。再后来，这一切都浸透在新鲜透明的血液中，在星星与曙光的交相辉映下，露出一抹灿红。 

（选自《中国财经报》） 

文本二： 

接连几天的审问，大野泰治（时任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编者注）毫无所得，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用鞭梢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赵一曼疼痛难忍，昏迷过去好几次，敌人以为这下她该开口了。不料，醒来后赵一曼的表现冷静平和而又坚定有力：“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直到她最后牺牲，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审讯档案仅记录赵一曼自称“湄州人”。日本人不会明白，在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小孩遇到倒霉事，会自嘲“走湄州”。 ④受尽酷刑的赵一曼竟然用一个轻松的玩笑，回击了日本人。

（摘自党建网） 

清风拂面

孙春平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理发棚，简易得没法再简易。四根竹竿做桩，四片灰白布充墙。

小棚里有四个人，理发员是个高高瘦瘦的中年汉子，罩着白褂。他很健谈，手忙嘴不停，此时正跟理发的那位老者聊得欢。坐在靠边的凳上排队的便是我和另一位小伙子。棚子虽简陋，可理发员却想得周到，竹竿上挂了几本新杂志。我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婚姻与家庭》。我旁边那位是个音乐爱好者，他东张张，西望望，嘴里却一刻不停地吹着口哨。

突然，口哨独奏戛然而止。我奇怪地从杂志上抬起眼睛，只见独奏者陡地站起身，竟在这比床铺大不了多少的棚子里踱起步来，踱到理发员身后，又蹲下身去扣鞋上的卡子。可那鞋卡并没有松，只见他装模作样地在鞋面上抚弄两下，右脚轻轻一抬，飞快地从脚底抽出一张钞票，然后站起身，把手插进裤袋……

那是一张50元的票子。棚子里好一阵没进别人，而我自己坐在这里没见地上有票子，况且站在棚子里不断活动的只有那理发员，显然，钱一定是他刚才掏东西时带出来的，而现在却进了别人的裤袋。

小伙子坐回座位，理发员回过头，淡淡地笑了笑，说：“就这么屁股大的地方，坐乏了，连直直腰、遛遛腿的地方都没有。”

“行啊，也不是在这里长住过日子。”小伙子胡乱应了一句，口哨又响起来。

我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把他“揪”出来，还是躲得远一点？

“喂，你们二位，谁先来呀？”老者已在对着挂在简易“墙”上的镜子“相面”了。理发员抖着围巾，转身问我们。

小伙子慌忙站起身，拔步却往外走：“哎，你理吧，我有点急事，得走。”他对我说。

走？便宜你！我一把拉住他：“喂，你有事就先理嘛，我不忙。”先稳住他，至于下一步，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理发师傅笑着向我点点头，那有节奏的“嚓嚓”声很快伴着两个人的谈话又响起来：“要个啥发型啊？”

“你看着来吧。”

理发师傅转身抓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小伙子，工作啦，还是念书呢？”

“俺是临时工，正给热电厂撅屁股挖地沟呢。”

“甭愁，临时工也照样出息人。有句老话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当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时，其实也是个待业青年，一直待到二十七岁，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汉朝还有个韩信，当待业青年时，受辱胯下都不在乎，后来为汉高祖打天下立下了大功。人生就怕没个志气，对不？”

我惊羡理发师傅的博识和引经据典的能力，我无心再看书，便也加入了谈话：“师傅，您没少读书呢。”

“倒是爱翻翻，下乡那几年，几本闲书都让我翻零碎了。唉，没赶上好时候，等熬回了城，都快三十了。”

“回城没分配工作呀？”

“分了，在纺织厂，干保全。在厂里的时候，一车间男工女工的头发，差不多都归我‘保全’。这几年，厂里放长假，咱总得找个挣饭吃的营生吧，就把业余变成专业啦。可厂里那些工友们还常大老远地跑来找我，剪完头10元20元的一扔就走人。我知道工友们的心意，可那钱咱能接吗，凡是到这儿来剪头的，不是蹬三轮就是守摊儿的。大家还想着我，还记得我的这点手艺，咱就知足啦。”

说话间，棚门口跑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怀里抱着饭盒，进门就喊：“爸，快吃饭吧。我妈说，面条一放就打团了。”

我翻腕看表，哟，快两点了，忙说：“师傅，您还是先吃饭吧。”

“不忙，不忙，这小伙子有急事呢。”

“我等等，中。”小伙子“表态”了。

“你们年轻人的时间金贵。”师傅手中的剪刀仍在“嚓嚓”地响，又对站在旁边的姑娘吩咐：“把饭盒先放凳子上，拿着扇子给这位大哥扇扇，你看他出了多少汗。”真的，小伙子怎么出了那么多的汗，顺着脸颊和脖颈儿往下流。天是热，可也没热到这个程度啊。

姑娘撅撅嘴，执拗地端着饭盒：“我妈今天腿又痛得厉害，强撑着做了饭就又躺回床上去了。她说今儿午后要下雨，叫你早点收摊儿呢。”

“等你这位大哥剪完我就回去。”师傅又自言自语地说，“她妈在冷冻厂，那个厂也是活不起的样子了。本来开工资都难，偏又得了个风湿性关节炎，刮风下雨的，比天气预报都灵。”

起风了，杨树叶儿又轻轻地唱起来，可小棚子里仍是闷热。姑娘站在身旁，不情愿地正对着那位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扇。

此时，再看那小伙子，端坐椅上，双目紧闭，是在安然领受父女二人对他尽心尽意的服务，还是在内心对自己做着谴责？

小伙子理完发，站起身，红头涨脸地摸出2元钱，往师傅手里一塞，连声“谢谢”都没说，便匆匆跑出去了。我急了，跳起来要追出去，可胳膊却被师傅紧紧地拖住了。

“师傅，不能让他跑了!”

“他忙哩。”

“您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师傅笑呵呵地拍拍我肩头，硬拉我坐下。

“他——”我要喊出来了。

师傅对我笑着摇摇手，然后抬起一只脚，指给我看。原来在他脚下，正踩着小伙子刚才捡去的那张50元的票子。

“唉，人哪，谁没从年轻时过过，知道错了，就中啦!”

烟火漫卷^①

迟子建

文本一：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间不变。”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分明，气质不俗。翁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并不反感，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能开这车了吧？”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

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是刘建国。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文本二：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

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有删改）

【注】①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