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二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羨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材料二：

    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一一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二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7年4月7日）

材料三：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材料一：

    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 现象。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然而，自2004年以来，有4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2551亿元）。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正比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材料二：

    一旦城市遭遇强暴雨袭击，突然倍增的洪水如果无处可去，当然会在城市里肆意奔流，于是，道路瞬间成“河流”，广场立即变“湖泊”，建设在河道、湖畔等低洼地带的居民区、工厂等，随之成了泽国。现今的中国，城市内涝日趋严重。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越来越充分（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 薪。另外，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受厄尔尼诺等各 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越来越大的挑战。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如何解？》）

材料三：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文章《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四：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至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文章《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母亲的中药铺

甘典江

    ①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一是新华书店，一是母亲的中药铺。前者，是因为我爱看爱买连环画；后者，是因为我喜欢嗅闻那些中药的味道，特别是咀嚼几片苦甜苦甜的甘草。

    ②母亲当过赤脚医生。八十年代初，母亲参加医疗培训后，加入了城关镇合作医疗站，

    ③医疗站在我读书的中学附近，临街两间旧木房。一间开处方和打针，另一间，是药铺。和母亲一起在守药铺的，还有三个阿姨。一天到晚，她们就做三件事：抓药，打针，织毛衣。除此之外，便是无休无止的聊天。我注意到，她们抓药非常麻利，瞟一眼处方，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抽屉。仅凭手抓，就基本准确，最后还是放进小秤称一称，添点或减点。然后，把药倒入毛边纸或废报纸，包好扎紧，写几个字交待几句，递给别人。

    ④只要一走进药铺，我就被一股浓重的药香包裹得严严实实，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一习惯就好了。我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抽屉，瞅着那些贴着标签的药名，兴奋不已：什么“半夏，黄精”，什么“益母草、白芨”，都是曼妙的植物。当然，也有的是矿物和其他异类，比如“朱砂、雄黄、海马”，不由得使我产生了相关的联想：这朱砂，肯定就是国画中传统的红色颜料吧？李可染曾用顶级朱砂绘过四张毛主席诗意图《万山红遍》，已成画史上的经典。至于雄黄，不就是许仙意气用事的东西吗？所谓的海马，只是相当于一条小鱼而已。

    ⑤其中，我最喜欢的药草，是甘草。首先，是因为它的名字，甘草，望文生义，不就是“甘甜之草”吗？昔时，神农氏遍尝百草，解毒靠的就是这宝贝。再加上，我自己就姓“甘”，与这甘草，是家门，五百劫前，应是同根而生之族。最早，是母亲教我嚼的甘草，一是因为它的药理，二是可以变相地替代水果糖，八十年代，任何甜味都是奢侈品。就这样，我嚼着甘草成长着，自以为嚼出了甘草的本真之味，破解了甘草的一切密码。

    ⑥母亲还爱用党参来炖乌骨鸡和猪肚，补血。她营养不足，严重贫血。人参太贵，吃不起。还有金银花和枸杞，母亲他们都用来泡茶喝。自然，我也跟着全部享受到了。

    ⑦在自家的院子墙角，母亲还栽了几株三七。蔓延的藤叶牵上墙，覆盖成了一面翠绿的毯子，像青绿山水画的设色，极其养眼。可惜，后来拆迁，毁于一旦，使我失去了这一片翠绿。母亲只好把三七块茎挖出，收藏好。她说，三七可以治妇科恶疾，以及跌打损伤。

    ⑧九十年代的某一天，这个合作医疗站被撤销了。回到家，母亲专职做她的家庭主妇。赚钱的任务，彻底由父亲负责。那个中药铺，被别人买去，改作了服装店。从此，街上流行的药店，大多是连锁的西药店。在我的印象中，传统的中药是文化，望闻问切的中医大夫，近似于等同于诗人。相反，我害怕西药西医，因为这些东西是实验室配制合成出来的化学组织，成分复杂而可疑，至少没有一个在阳光之下生长的过程，没有温度、湿度，更无个性与灵魂。我实在难以想象，“阿莫西林”比母亲的“金银花”会更让我亲近与信赖。甚至，当我感冒受寒，母亲亲手煎熬的一罐红糖姜开水，也会比最昂贵的感冒灵帮我发热而痊愈，至少，我心已暖。

    ⑨现在，父亲走了，去了天国。母亲一个人守着我们，在空旷的屋顶上栽花种菜。母亲身子瘦弱，时有病痛，我很是担忧，同时，我又安慰自己：生病不正常吗？不正证明了人在活着？何况，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栩栩如生的药在陪护呢。一根草是药，一撇叶是药，一线阳光，一滴水，也都是，甚至，一个人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灵芝。母亲多年与草木为伴，沉浸于无边无际的药香之中。于我而言，母亲就是我人生一味无价的中药 ， 为我清热解毒，可以抵御这世间的种种伤害。

材料一：

    李老师随省里的科技教灾组来到了岗底村查看灾情。他递给我一张写在烟盒上的字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后面留了电话。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设在果园，亲自动手，把一探果树的枝条，剪掉了1/3。农民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急切地说：“你找来的这个教授到底行不行？这不是糟漏年景吗？看他穿戴也不像教授。”面对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了16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这次很多人死活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真成了金苹果。

    这下，村民打心眼儿里服了，以后全听他的，他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从1996年到2009年这十几年里，李老师每年都有200多天住在岗底村。他研究推广的28项成果中，有15项是在岗底实验成功的。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人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3.1万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性格太倔，40年没变”

    “他这个人性格太倔，认准的事情，会一直干到底，任何人说了没用。认识他到现在快40年了，一点没变。”

    “在科研上，他特别能接受新事物，爱琢磨，种植技术年年变，随时更新。”

    身体出了几次大状况后，去医院检查，是心梗，医生叫他住院、卧床休息，他急了：“闹的时候没事，一到医院就成病人了，能有啥事？”谁都劝不了。

    “他就是不听话，要是当初做了心脏搭桥，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走了。”郭素萍很是无奈。

    “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郭素萍平静地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李保国对吃没要求，对穿没要求，从不逛商场，衣服从里到外都是郭素萍给买。

    他对钱不感兴趣，觉得自己每月八九千元钱工资花不完，“不就吃药花点钱吗？平时去山里，人家还管饭呢。”

    他把发明的山地节水灌溉专利，免费送给唐山一位企业家。人家春节时捎了些螃蟹和虾，他很开心：这我收下了。

    他的任何东西，包括课件什么的，谁都可以拷走，他觉得人人知道才好呢。

    他不求名，有时听说新闻单位来记者了，他赶紧开车撤了。

    “他就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求很低，他的幸福指数很高。”郭素萍说。

（摘自《郭素萍谈丈夫李保国：“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大雨如注（节选）

毕飞宇

    丫头怎么就那么好看呢！主要是气质好。姚子涵四岁那一年就被母亲韩月娇带出去上“班”了。第一个班就是舞蹈班，是民族舞。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接受过很好的礼仪训练，举止得体，高贵。她下过四年围棋，有段位。写得一手明媚的欧体。素描造型准确。会剪纸。“奥数”竞赛得过市级二等奖。擅长演讲与主持。能编程。古筝独奏上过省台的春晚。英语还特别棒，美国腔。她的成绩始终稳定在班级前三、年级前十。这是骇人听闻的。附属中学初中部二年级的同学早就不把姚子涵当人看了，他们不嫉妒，相反，他们怀揣着敬仰，一律把姚子涵同学叫作“画皮”（“画皮”出自《聊斋志异》，指妖怪伪装成美女时披在身上的人皮，比喻掩盖挣拧面目或丑恶本质的美丽外表）。可“画皮”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亭亭玉立，是文艺青年的范儿。

    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从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给父母逼出来的。可是，话要分两头说，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都狠，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副处以上的典狱长。结果呢？绝大部分孩子不行，逼急了能冲着家长抄家伙。姚子涵却不一样，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挤干了的那块海绵，再一挤，还能出水。大姚在家长会上曾这样控诉说：“我们也经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她不肯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晚上七点是舞蹈班的课，姚子涵没有让母亲陪同。凉风习习，姚子涵骑在自行车上，心中充满了纠结。她不允许父母陪同其实是事出有因的，她在抱怨，她在生父母的气。同样是舞蹈，一样地跳，母亲当年为什么就不给自己选择国际标准舞呢？姚子涵领略“国标”的魅力还是不久前的事。“国标”多帅啊，每一个动作都咔咔咔的，有电。姚子涵只看了一眼就爱上了。

    还有古筝。他们当初怎么就选择古筝了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姚子涵开始痴迷于“帅”，她不再喜爱在视觉上“不帅”的事物。姚子涵参加过学校里的一场音乐会，拿过录像，一比较，她的独奏寒碜了。古筝演奏的效果甚至都不如一把长笛，更不用说萨克斯管和钢琴了。既不颓废，又不牛掰。姚子涵感觉自己猥琐了，上不了台面。

    傍晚的风把姚子涵的短发撩起来了，她眯起了眼睛。姚子涵不只是抱怨，不只是生气，她是恨。他们的眼光是什么眼光？他们的见识是什么见识？——她姚子涵吃了多少苦啊。吃苦她不怕，只要值。姚子涵最郁闷的地方还在这里：她还不能丢，都学到这个地步了。姚子涵就觉得自己亏，亏大发了。她的人生要是能够从头再来多好啊，她自己做主，她自己设定。现在倒好，姚子涵的人生道路明明走岔了，还不能踩刹车，也不能松油门。飙吧。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姚子涵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老了，凭空给自己的眼角想象出一大堆的鱼尾纹。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字，钱。她的家过于贫贱了。要是家里头有钱，父母当初的选择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归根到底，钱的问题永远是次要的，关键还是父母的眼光和见识。这么一想，姚子涵的自卑涌上来了。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姚子涵的骄傲，骨子里，姚子涵却自卑。同学们都知道，姚子涵的家坐落在师范大学的“大院”里头，听上去很好。可是，再往深处，姚子涵不再开口了——她的父母其实就是远郊的农民。因为师范大学的拆迁、征地和扩建，大姚夫妇摇身一变，由一对青年农民变成师范大学的双职工了。为这事大姚的父亲可没少花银子。

    自卑就是这样，它会让一个人可怜自己。姚子涵，著名的“画皮”，百科全书式的巨人，觉得自己可怜了。没意思。特别没意思。她吃尽了苦头，只是为自己的错误人生夯实了一个错误的基础。回不去的。

    多亏了这个世上还有一个“爱妃”。“爱妃”和姚子涵在同一个舞蹈班，“妖怪”级的二十一中男生，挺爷们的。可是，舞蹈班的女生偏偏就叫他“爱妃”。姚子涵和“爱妃”谈得来倒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原因，主要还是两个人在处境上的相似。“爱妃”告诉姚子涵，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发明一种时空机器，在他的时空机器里，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他们父母的，相反，孩子拥有了自主权，可以随意选择他们的爹妈。

（有删改）

追我魂魄(节选)

云 杉

电话是资料室的管理员打来的。“那张照片的作者找到了，他叫穆易。”

“是不是去柬埔寨的那个穆易?嗨，要他的照片可真难。”

管理员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

“他就在这儿，你来一趟吧！”

资料室在地下室。宽阔深邃的大厅里排满了20世纪60年代那种深黄色的木柜。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站在书柜的中间，和管理员说话。我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从塑料夹子里取出那张照片，我猜想这个人就是穆易。

他转脸看见了我。他脸上有一种沧桑的、聪颖的神情，这种特别的气质使他与众不同。如果一个人经历了几十年里几乎所有战争，他一定会有什么变化。

“这是 1942年拍的，没错。”他把照片翻过来，上行变成黄色的钢笔字：培蕊，1942年5月，太行山，年17岁。

①“这些字是，我写的。”

我们走到书柜后面，那里有一张书桌和两张单人沙发。

“她是鲁艺的文工团员，唱歌的。”他非常肯定地说。“如果照片已经无法送给本人，我就会记下来姓名、地址等等。”

培蕊，1942年5月，太行山，年17岁。这些字迹确实散发着伤感的气息。“我是那年5月遇见她的，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的报道员，去太行山采访，回来的时候在山下遇见了鲁艺文工团的一大群女孩子。

其中一个对我说：‘嗨，记者同志，给我留个影吧！’

她就是培蕊。很年轻，她回头招呼别的人，②那些人笑着不过来，她也在笑，她的笑容很灿烂。

我的底片已经用完了，但是还有我们称为‘尾巴’的一小块空白，我决定试一试。

我问她：‘要是照片洗出来了，怎么给你?’她笑着招招手说：‘到前线见！’我也说：‘前线见！’那时我们非常年轻，非常快乐，觉得生命很长，③而且会充满许多快乐的相见。”

“她死了，是吗？”

“你听说过八路军总部被袭事件吗？”穆易看见我一脸茫然，就说，“1942年5月，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调集了三万精锐部队包围了八路军总部，被包围的人都是机关、后勤、学校、文艺团体的人员，培蕊的剧团也在其中。”

“我至今都不知死了多少人，”穆易说，“很多人都跳下了悬崖，那条很深的峡谷里到处是人和骡马的尸体，后勤人员在跳崖的时候把骡马辎重都拉了下去，什么都不愿落到日本人手里。”

“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但是这些被包围的人，④特别是那些女性，都从悬崖上跳下去了。”

为了报道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在6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历史材料中打滚，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你可以查一下资料，”穆易注意到我的神情，“新华社华北分社在这次战役中死伤惨重，肯定会有记载。”

穆易站在窗口吸烟，他说话的时候目光炯炯，一点儿也不像年过古稀的老人。

我和穆易顺着地下室黑暗的甬道往外走，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会对这张照片感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告诉他，“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报道已经结束，你知道，我们总是这样，热闹一阵，然后风平浪静。可是我忘不了这件事，这可能是职业的兴趣。”

穆易点点头，表示理解。他随手掏出一张纸，用笔画了几个名字交给我。他说这几个人都经历过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可能对我有点什么帮助。

穆易的话的确没错。关于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史料记载很少，即使有，也是一笔带过。在山西辽县志中，这样写道：

1942年 9月18日，辽县、辽西县合并，正式更名，为左权县，纪念在本年5月“反扫荡”战役中英勇牺牲在辽县麻田的左权将军。

显而易见，这不是一场胜仗，八路军总部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没有一份材料能够表明，被包围的八千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牺牲，我唯一能肯定的是，那绝不是一个小数。新华社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42年5、6月间，侵华日军总司令岗村宁次纠集3万多精锐部队，突袭我八路军总部，进行“铁壁合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40多位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有110多位新闻工作者殉职，但在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就死了40多人，将近二分之一。我已经可以想象这次战争的惨烈。其中，对一位女记者黄君珏的记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黄君珏，女，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2年在八路军总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对黄君珏简单的介绍中，附有她的爱人王默磬的一封给其岳父的信，这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就倒在离黄君珏不足50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唯一见证这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

他在给他的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圈，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当天晚上，我定了去山西的火车票。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烈士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