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匠老梁

尚书华

    认识老梁是四十多年前的事。

    那时他在林业局文工团当美工，其貌不扬，个矮、罗圈腿，走起路来左摇右晃。当年他不过四十多岁，但说六十岁有人信。

    我到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见面时一怔，心想：文工团不都是俊男靓女待的地方吗？怎么长这模样的也能进来？随之又一想，莫非这人有大本事？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证实，此人的确不可小觑。有人告诉我，老梁是“特招”进文工团的。起初，他只是山里林场一个普通木匠，干些杂活。加之形象不佳，很被人瞧不起。一次，同寝的一个年轻人，趁他不在，把他的工具箱扔到了外面。老梁回来了，呆愣愣瞅半天，默默地把东西拾回了屋。谁也不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大家能看见的，就是他不愿说话，不愿接触人，没事总一个人憋在木匠房里鼓捣。但是，活倒是越干越好。渐渐的，戏耍他的人少了，有人还当面夸他两句。他听了都不以为然，顶多用鼻子“哼”一声，宠辱不惊。

    那年，文工团排了一台大型话剧，布景难度很大，当时的美工完成不了。有人推荐老梁去试试，老梁去了。工会主席打量他半天，问：你行吗？老梁听了，二话没说，扭头就走。工会主席连忙一把拽住说：试试，试试。老梁“哼”一声，勉强留了下来。

    老梁到了文工团，原来那个美工成了他的助手，给他打下手，一百个不服气。于是，工作上极不配合，时不时还故意制造点麻烦。老梁对这些麻烦根本不在意。助手干的活儿他若看不上，什么也不说就咣咣几斧子砸了，自己动手重来，那意思谁都明白，是打个样给你看看。几次下来，助手服了，夹着尾巴乖乖地当起了徒弟。就这样，老梁有条不紊地利用十几天时间把全场布景赶了出来。全团员工都感到神速，直夸老梁。工会主席乐得眉飞色舞，彩排那天把局党委书记请到了俱乐部，看完演出后，把老梁拽了过来，对书记说：这可是个大能人，宝贝呐！调文工团吧！书记说：就按你意见办。就这样，老梁调进了文工团。

    最让我佩服的是老梁给文工团做了把贝司大提琴。这实在让我感到神奇！乐队低音部力量薄弱，团长做梦都想有把贝司大提琴。这事不知啥时装进了老梁心里。他把自己反锁进布景制作室，一天天不出来，连下班吃饭时间也很少看见他。直到两个多月后的一天，老梁将一把崭新的贝司大提琴交到团长面前时，团长顿时蒙了，问：多少钱？老梁“哼”了一声，扔出俩字：做的。谁做的？团长更懵了。老梁没再回答，转身走了。团长瞅着他晃晃走远的背影，猛然醒过来。好你个老梁啊，可真有你的！

    老梁渐渐有了名气，在意他的人越来越多。而老梁还是老梁，处人待物跟先前没有任何两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大搞技术比武。省林业厅要在全省林业企业中举办一次“新兴林场沙盘模型设计”比赛，地点在省城。老梁自然被选中。临行前，局工会主席就这次比赛的意义、影响等，好一番叮嘱。老梁听到最后，习惯地用鼻子“哼”一声，连句话也没有。

    没曾想，刚一报到就惹得老梁不高兴。别人签上名就领了钥匙进房间休息了，他却被报到处的人问来查去好长时间，跟审特务一样。老梁气得差点想打道回府。

    比赛共十天时间，前七天筹备，后三天安装。参赛的人都想得个好名次，所以前七天大家都各自憋着劲闷在房间里鼓捣。待到后三天，才按组委会分好的选手区段，在展厅里忙活起来。只有老梁这边，剩下最后一天了，还是一片空白。于是，闲话出来了：这几天除了在食堂能见到他，再也不着面，没准是来混饭吃的……

    然而，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老梁开始从房间往展厅一趟趟折腾东西，随之忙活起来。

    他干活有个习惯，不愿让别人看，似乎是怕别人偷着学去。老梁一直忙到天亮，整个晚上眼都没眨。

    比赛正式开始了。在老梁的展区，一夜之间魔幻般地呈现出一座漂亮的林场模型。厅长参观时更是乐得合不拢嘴，说想不到咱林区还真有能人，瞧瞧，除了小点，跟真的一样，以后的林场就按这个样子建。

    面对荣誉和赞美之声，老梁依旧习惯性地用鼻子“哼”一声。

    如今，老梁已故去十几年了，但有关他的故事仍在林区流传，且愈传愈神奇、版本愈多。

雪兔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我们围着火炉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有人挟裹着浓重的寒气和一大股雾流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来，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你们，要不要黄羊？活的黄羊。”

    我妈转身问那个老实人：“你的黄羊最低得卖多少钱？”“十块钱。”

    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像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

    我妈怕他反悔，立刻进柜台取钱，全家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出去牵羊。

    “啊，是白黄羊呀……”

    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买回一只野兔子，而要是别人的话，十块钱最少也能买三只。

    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但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既然有着这么高明的伪装，为什么还会被抓住了？看来它还是弱的呀。后来我们一看到兔子后爪上被夹过的惨重伤痕就要骂那个人几句。

    我们用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里。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半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悄悄地对它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

    冬天多么漫长。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了。而且我们又对它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它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

    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缝隙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只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在笼子里它没法躲，哪儿也去不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的灰黄色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节里，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

    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地搜寻，走了很远都没能发现它。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处，好像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

    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看到了兔子。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它原本浑身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落落的，身上又潮又脏，眉目不清。

    “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我妈小心地把它抱出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又想办法让它把我们早饭时剩下的稀饭慢慢吃了。渐渐的，我们的兔子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还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掉不好的记忆，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着生命的喜悦。

    原来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它打的那个洞很窄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又持着炉钩伸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估算出这个小隧道约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分，就可以打出去了…

（选自李娟《阿勒泰的角落》，有删节）

曾雪梅

任晓雯

    曾雪梅七岁时，喜欢趴在窗台上，仰面数飞机。①飞机跟小鸟似的，翅膀不动地滑过去。时或起一记嘘声，仿佛有人吹口哨。地平线轰然颤动，团起阵阵乌云。曾雪梅觉得像是过年放鞭炮，便拍手欢呼。母亲兜头一掌道：“看啥西洋镜，东洋鬼子投炸弹呢。回头捉牢你这种不听话的小囡①，扯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

    是年，曾雪梅已开始念书。读至十三岁，校舍被日本人炸坏。曾家弃了房产，逃到法租界，在寺庙院子里搭个滚地龙。曾雪梅叉断续上了四年夜校后辍学，由邻居引荐，到日本人的福助洋行做工。曾雪梅定在门口，不肯进去。邻居反复诘问，她才憋红脸道：“日本人，会吃小囡吗？”

    曾雪梅因为识字多，被派作车间记录员。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外加大米、菜油、黄豆各十斤。逾数月，养得颊圆颐润。工头二本松是日本人，夫人千代子，也在车间工作。一次，千代子邀了几个中国女工去她家吃饭。曾雪梅走过南京路时，浑身觳觫．谎称不舒服，让同事们先行，自己坐到街沿上，掏出用来送礼的苹果，边啃边想心事。食罢，核子一扔，返身往回走。

    旬余，机修工钟阿宝问：“你觉得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好？”曾雪梅睃一眼围观的同事，道：“我才不上你的老当。”

    曾雪梅回得家来，说与母亲。母亲道：“当然中国人好，有啥不敢讲的。”曾雪梅道：“我也不晓得。听说中国工头都打人的。日本大班来视察时，还给每人发十块洋钿奖金。”母亲嘴唇一抖道：“小恩小惠的，就把你收买了。若不是鬼子杀人放火，我们家就不会穷，你就会一直念书。”曾雪梅默然一晌，问：“那为啥让我去日本工厂做事？”“嘁，赚鬼子的钞票，也是爱国啊。”

    到月头，发了工资，曾雪梅背回大米和黄豆。母亲借了一座台秤过磅，忽道：“好像少脱了。”曾雪梅听得口齿有异，抬眼见她嘴巴歪斜，唇角拖下一径涎沫来。“妈，怎么了。”母亲想伸手去擦，感觉天花板一动，面孔已然贴倒在地。

    一日工间休息，千代子问曾雪梅是不是有心事。曾雪梅犹豫了一下，说：“我妈跌了跤，半边身子僵掉了。找过郎中，不见好。现在她不肯吃饭，说要早点死掉，帮我们节省钞票。”千代子取了六十块钱，让她给母亲找西医，补营养。曾雪梅推却着，收下，回去说与家人。母亲回光返照似的，嗓门铿铿响道：“我是个强硬的人，不讨日本人便宜。”一口气接不上，眼乌珠翻了白。②曾雪梅扑过去，见一滴浊黄的泪水滑过母亲的太阳穴，在鬓边略作停滞，吧嗒滴落于枕上。

    曾雪梅把钱还给千代子，自此避开她和二本松。

    一年后，曾雪梅结婚。婚后，丈夫建议曾雪梅辞工。犹豫间，日本投降，福助洋行解散。曾雪梅归得家来，专心养胎。忽一日，那位老邻居捎来二本松的信，她才晓得，厂里的日本人，都被关到了提篮桥。她瞒着丈夫，买了六包稻香村鸭肫肝，学千代子的做派，将点心盒子包起来，去提篮桥探监。

    登记、盘问、等待。听到喊她名字，已是入暮时分。晃眼见一个灰发女人，穿看空阅的囚服，挪着碎步出来，深鞠一躬，泪水甩在点心盒上。是日临别，千代子送了她一包童装，都是亲手缝制的。她本来以为，自己会在中国生孩子。曾雪梅怕丈夫见怪，留了一件电机纱短褂，其余的送去了典当铺。

    三个月后，曾雪梅开始做母亲。她将电机纱短褂给大儿穿，很快短小了，便收起来，转与二儿穿。怀第三胎时，解放军来了。派出所唤了她去，“日本人撤离前，把工厂机器运到吴淞口，扔进海里了。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她说不晓得。又盘问几句，才放她走。

    曾雪梅把在弄堂里玩耍的二儿揪回家，闭紧房门，剥了他身上的电机纱短褂，剪成一条条，混着废报纸烧掉。二儿号啕不已，被她甩了一巴掌：“日本鬼子良心忒坏，啥人稀罕他们的破烂衣裳。”二儿道：“你说千代子阿姨蛮好的。”“呸呸，什么千代子万代子，乱话三千。当心日本鬼子把你撕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二儿嘶了一声，不再说话。

（选自2017年3月第5期《读者·文苑·浮生》，有删节）

【注】①小囡：方言，小孩儿。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①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外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这话在柳先生这里就成了无稽之谈。

    ②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③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④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⑤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⑥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⑦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⑧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柳先生一脸淡然。

    ⑨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⑩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位先生医伤？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2018年（小说月刊》第5期，有改动）

钓者

逸云

    在桥西木栈道和青砖步行道交叉口，他无意中发现了那几个钓者。

    钓者散落在西北方向的湖岸。寂静无声，像画。当时他心情正落寞到极点，因为钓者，他的心开始安定下来。

    阳光把他的影子铺向湖边，向西北方向铺陈。浓密的小草闪进阴影里，又仰脸沐浴在阳光下。直到钓者的背影展现在眼前，他停下了。

    他感觉背影很亲切，因为那休闲装和他的一个颜色，甚至是同一个牌子。他觉得可以坐坐。钓者旁边有石凳。石凳有些热乎。他的身体感受到温度，也把他的心温暖。南风吹过来，湖面皱起一层层波纹，略带腥味的暖湿空气拂在脸上。他深吸一口，直到丹田饱满，才轻轻往外吐。

    这个时节，这个时候，坐在这湖边的石凳上，是第一次。

    但这里他并不陌生。走过无数次，都是晚饭后。他和爱人从西北方向散步过来，会看到这些规则排列的石墩、石凳。是为钓者准备的，却鲜见有人在这里垂钓。也有钓鱼的，在桥边，就是木栈道和青砖步行道交叉口。那里水是动的。常见灯下四五个年轻人钓鱼。他们神采飞扬，一边瞅湖面的浮子，一边大声说着话。

    也有围观的。气氛热烈，谈着与鱼有关无关的话题。那些人意不在钓鱼，就图个热闹，释放一下工作后的紧张。他走得快，几乎不在这里停步。似乎他的休闲也很忙碌。

    现在不再需要他忙碌，他的心空了。

    他在走他晚上走过的路。逆着晚上的方向从东边过来。

    他想看看不一样的样子。

    太阳很耀眼。阳光无私覆盖大地。

    他习惯了付出，有付出心里才踏实。他现在不踏实。心悬着，怎么也放不下。他到处瞅瞅，像做贼。

    他害怕遇到人，担心人家和他打招呼。如果人家问，出来转转吗?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不自觉抚摸一把斑白的稀疏头发，他嘴角咧咧，似笑。

    刚才在木栈道和青砖步行道的交叉口，他的心更空了。曾经晚上的喧闹荡然无存，只留下桶的水痕，点滴的银白。他摇摇头。这时他发现了那几个钓者。

    他坐在钓者旁边的石凳上。钓者似乎没有注意他，只是眯眼瞄着湖面的浮子，像做梦。

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湖面，像揉皱的画布，变换着风云。他脑子里一时涌来许多形象：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天苍苍，野茫茫，独钓寒江；花白胡子，器宇轩昂，心不在焉，直钩垂钓……风云在他眼前散去，天还是那天，水依然是水。

    这时，钓者前面的浮子剧烈地抖动起来。钓者眉毛一挑，眼光一闪，手腕突然一抖，却什么也没有。

钓者没有显出丝毫的失望，一切都像很正常。接着从饵料盒里重新上饵，抛竿，压水，浮子又稳稳当当垂直竖立在钓点。钓者的神态又恢复了刚才的样子，像睡着了。

    他记得有次他举过钓鱼的例子。钓鱼和钓者不是一个概念。钓鱼是功利的心里是不平静的。钓者是抛除功利的。是心静如水的。譬如每天看似紧张的忙碌，如果像钓鱼，那就会心有旁鸳。而钓者呢，也是忙碌，却是身心合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有种殉道般的崇高。那天，掌声很热烈、很真诚。他眼角湿漉漉的。

    有鱼咬钩了。钓者眼光一闪，持钩的右手向前一推，鱼贴着水面带着“刷刷”的声音来到他面前。只见他左手拿出抄网，将鱼收入网中。一条鲫鱼，腹部肥嘟嘟的。钓者拿在手中，像看一个婴儿。鱼在他手里扭动，似乎不太情愿。

    钓者把鱼放进身边的水桶。桶红色，崭新。重新上饵，抛竿。一切又恢复宁静。

    他扭头看远处那几个钓者，一样有条不紊，悄无声息。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像从梦中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影子没了。他笑笑。怪不得这会儿心里充实起来，连影子也回归了自我。

    钓者起身，收拾钓具。他想，钓者收获应该不少。

    钓者俯身看看水桶，面露微笑。继而转身，桶中所有尽倾，湖中湖面泛起一片细密水泡，有小鱼跃起。水纹不断地荡漾，交织。

    他感觉心灵像被春雨涤荡，一切都像新生的，那么亲切。

    “也退了?”他笑了笑。

    “来钓鱼吧!”钓者笑着向他伸过手来。

    他点点头，笑着握住钓者的手。

(选自《金山》2019年第7期)

一天的等待

[美]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既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治疗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尾，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赛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