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漫谈

    汉代的《诗经》学，有今文派古文派之分。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及燕人韩婴三家所传诗是今文派，鲁人毛亨作《诗故训传》，是古文派。西汉时，齐鲁韩三家都是诗学界的权威；毛诗初先只在民间传授，东汉著名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力提倡毛诗，郑玄写了《毛诗传笺》，毛诗开始流行。陆德明《经典释文》说“自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这是事实。但郑笺与毛传常有出入，亦互有得失。郑玄笺诗除文字训诂外，偶亦借题发挥，感伤时事，和毛传仅仅局限于文字训诂有所不同。

    魏晋以来的学者，对毛传郑笺的优劣意见不一，争辩历数百年无定论。实际上，毛传郑笺所不同者主要还是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至于宗奉小序、主张美刺则是相同的。唐孔颖达著《毛诗正义》，汇集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绩，很有参考价值；但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对毛郑说诗的分歧只作弥缝，不加判断。应该说，《诗经》学从汉到唐，大都没有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到了宋代，方才获得革新。欧阳修、郑樵、王质等对毛郑的说诗开始怀疑，欧阳修作《诗本义》，郑樵作《诗辩妄》，王质作《诗总闻》，攻击诗序，驳难毛郑，有披荆斩棘的功绩；至朱熹《诗集传》出，为宋代《诗经》学的革新开创了局面。

   《诗集传》的特点是废小序。小序不知何人所作，或以为出于孔子，或以为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或以为是子夏、毛亨合作，皆不可信。在毛亨以前，小序和诗是分开的，把小序冠于每诗之首，是毛亨所为。小序说诗，好像都有历史事实，其实大都出于臆测，不可凭信，很多学者被这些小序贻误。近人梁启超曾慨叹说：“欲治诗经者，非先得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也。”此虽是过激之谈，但小序对诗的确是害多益少，朱熹废小序，正表现他的识见和魄力，也是对诗学的一大贡献。

    诗序六义有赋、比、兴之说，朱传也采用赋、比、兴说诗而更变本加厉，每章之下都要标明“赋也”“比也”“兴也”之类，把诗说死了，因为赋可兼有比、兴，比、兴可兼有赋的成分，这也说明朱传依然摆脱不了序说的拘囿。朱熹的《诗集传》一出，夺去了毛传千余年独占诗学界的地位，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然朱熹废除小序在当时也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批驳和论议，正如《四库总目》所说“最与当时相辨难”。元明之际，《诗集传》大为流行，很多学者都为朱传做了笺疏。

来自太空的灭亡

    看起来宇宙生活相当平静，不是吗？白天，太阳有规律地发光；夜里，群星闪烁，令人安心。这是梦幻。整个宇宙都充满着危险、险恶的事物，它们相互冲撞争夺地位．都是为了将我们扫出地球表面。幸运的是，它们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有多少你认识的人是被质子分解致死的？——但是，如果你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它们中的一个必定会消灭我们。那么，是哪一个呢？

    在我们可能遭遇来自太空的灭亡的所有方式中，最有可能的是被小行星彻底消灭。为什么？因为我们位于宇宙射击场，每天有100吨的物质射向我们。不过，每隔数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大吨位的，当这种大东西出现时，麻烦也就发生了。如果你能问问恐龙，我想它们一定会让你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也认真对待了。由一群科学家组成的B612基金会就致力于确保人类的命运不会以在未来的博物馆内陈列我们的骨骼而告终。他们建议：不用核武器，而用航天器撞击危险的岩石，迅速移动它的位置，然后利用另一个航天器进行微调，并利用它的重力把这块石头拖进安全轨道。这听起来像是科学幻想，但是，模型演示显示，这是我们拯救地球最好的办法。

    对我们来说，太阳还挺重要。没有太阳，我们会冻死。可是，太阳也到中年了：年届45亿岁的太阳已经差不多耗尽燃料，若干亿年之后膨胀为红巨星，可以吞下水星，熔掉金星，把我们烤成关味脆饼。甚至早在此之前——在不到一亿年——它就会热到足以升高我们的平均气温，导致温室效应失控，煮沸我们的海洋。幸运的是，那是从今往后漫长时间内的事。我会让我的曾曾曾曾曾N代曾孙去担心这件事。

    黑洞是误解。它们并未以行星和恒星的形式在星系中漫游，寻找可口的小吃，而是像数百亿其他恒星那样环绕银河系运行。不过，其中一个有可能会漫游到过于接近我们的地方。如果它做到了，就会破坏行星轨道，导致地球落进太阳或被甩进外太空。黑洞不可能完全吞噬我们，但是考虑其他选择，也许相对有好处。不过，请注意，任何大质量物质都会惹麻烦，其中包括平时常见的恒星，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鉴于发生这样的事可能需要数万亿年或更长时间，我们不必过于担心游手好闲的黑洞。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一定会走到尽头，其中包括我们的宇宙本身。它已经130亿岁了，不过，在一万亿年以后会发生什么呢？——物质本身也会土崩瓦解：长期以来被认为完全稳定的质子也许在约103年后碎裂。因此在那么遥远的未来，宇宙也许只不过是极其稀薄的电子和低能量光子雾，围绕永恒的虚无起伏。

    虽然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是如此遥远未来的事情，以致于目前宇宙的年龄看上去就像蚊子翅膀的一击。我们当然还有更需要迫切关注的事情。

    若问我的建议，就是走出去，抬起头，享受阳光、月亮和恒星。就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它们也许会永远存在……永远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逼迫我们作出回应和解释。“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和哲学品格在当代社会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疾患的良药，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

    首先，弘扬“诗骚”传统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使当代文学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诗》，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不仅蕴涵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人政治观念。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辨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

    其次，提倡“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合的人格，使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诠释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历代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骚》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思想也代代相传。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展示了人在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宕。历代文人在对屈骚的解读中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找到自己。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真义的文人，才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承担者。立足当下文学时代性、民族性缺乏的现状，借助于对诗骚传统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再阐释和再承续，我们便可以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找回那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

(摘编自《论“诗骚传统”》)

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正如苏子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选自《悦读》有删节）

    工艺和艺术的区别在于，工艺强调的是“工”，艺术强调的是“艺”，工艺强调“制作”，艺术强调“创造”；工艺并非不要创造、而是先是“工”然后才是“艺”，反之，“艺术”也不是不要“制作”，在“创造”的基础上，还应该追求“术”，即制作。在艺术追求其纯粹精神性和个性化的同时，工艺的群体性、物质性和满足其具体环境、生产、生活的实用功能使工艺继续保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

    传统民族工艺在具有精神意义和地方文化意义的同时，本来就应该具有复制生产的属性。要满足特定地区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就只有在手工，或借助简单机械、工具的基础上，进行一定规模的复制和生产。在传统社会里，这种一定规模的复制和生产大多具有“在地性”，即在特定地区或区域附近进行复制、生产和流通。但在大众文化消费的今天，传统民族工艺的生产复制也开始出现了工业化时代艺术复制的一些基本特征，开始了规模化和跨地域的生产、复制和流通。历史上，云南滇西北地区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迁徙走廊的重要结点，也是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地方。本土文化、中原文化、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等融为一体的独特的地方文化和其他相对单纯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漫长的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使该地区的地方文化具有了包容开放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滇西北地区作为云南、乃至全国重要的一个国际性旅游地，海内外大量游客的涌入、新的文化传播形式、技术和跨地域的市场使该地区的文化具有了全球化、现代及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传统民族工艺在几近崩溃时得到恢复和再显示，大众文化消费带来的艺术复制现象也在这个地区的传统民族工艺中得到非常明显的体现。

    规模化复制带动了地方传统民族工艺的发展，使传统民族工艺从形式、技艺、功能以及凝结在具体工艺符号中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意义发生了相应的变异，这对传统的人文价值系统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但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开放，具有一种向现代社会的延展。因此，规模化复制带来传统民族工艺功能的转化，实用功能开始消解，而作为提供给游客收藏、纪念和对异文化的想象和审美的功能迅速增强。部分传统民族工艺在向旅游工艺的过渡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功能的转型。

（摘编自李炎《复制与定制：传统民族工艺的现代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