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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河北省石家庄市2016-2017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圆珠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油性圆珠笔头的圆珠由黄铜、钢或者碳化钨制成;水性圆珠笔头的圆珠则采用不锈钢、硬质合金或氧化铝等材料制成。由这些材料制成的圆珠笔,要满足在同一个角度下,连续不断地书写800米且不出现断线的情况才算合格。

    生产过程中,碳化钨先被制成比标准尺寸略大的小颗粒,散铺在一个带沟槽的板上,并使这些小颗粒进入圆形沟槽,仅露出其顶部。然后放上一块又重又平的顶盘,压在这些小颗粒上面,在两盘之间注入研磨油,使这些小颗粒浸泡在含有粉末状金刚石的润滑混合物中。

    接着转动下盘,使这些碳化钨小颗粒在圆形槽内不断地翻腾滚动,在槽壁、顶盘以及相互之间不断地接触,金刚石粉末不断地把这些小颗粒的边角研磨掉,使它们逐渐变得又圆又光。研磨过程还要停下来几次,将这些小圆珠取出洗净,进行测试,直到生产出光滑度适中、符合标准的小圆球为止。

小圆球太光滑了就粘不上墨汁,也就不能写字。生产一颗碳化钨的小圆珠笔珠大约需要断断续续地研磨几十个小时。这一过程真正的难点在于怎样把极大数量的小圆球,做到尺寸相同的。这里的高精度、高互换性是基于整个工业体系的严谨才能得到的。

    直径仅有2.3毫米的球座体,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此前都长期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球座关键部位的尺寸精度要求在两微米之内,表面粗糙度要求为0.4微米,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有0.3毫米到0.4毫米。由于后期要进行高精度的加工,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

加工球座体专用到的机床,是专用于加工镍白铜和不锈钢水性、中性圆珠笔头的自动加工机床,将冲成一定长度的坯料加入料斗后,机床能自动完成从进料夹紧,分多次钻削内孔、车外圆、锥面、镗珠座孔、冲气槽、装球珠、收口、压珠直至出料,加工装配全过程。

    圆珠笔头对加工精度的要求极高,由于笔头上不仅有小球珠,里面还有5条引导墨水的沟槽,生产加工中一个小小的偏差都会影响书写的流畅度和笔的使用寿命,笔尖的开口厚度不到0.1毫米,还要考虑到书写角度和压力,球珠与笔头、墨水沟槽位必须搭配得“天衣无缝”,加工误差不能超过0.003毫米。

为了给数百亿支圆珠笔安上中国笔头,国家早在2011年就开启了这一重点项目的攻关。没有可借鉴的资料,成分的配比都是从几十公斤开始炼……为找到国外守口如瓶的保密配方,科研团队重在摸清笔尖钢的成分配比这一环节,在切削性和加工性上寻求平衡点,最终在笔头用不锈钢材料的7大类工艺难题上取得突破。2017年1月10日,太钢正式对外宣布,成功研发“笔尖钢”,百亿支圆珠笔有望安上“中国笔头”。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圆珠笔头由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两部分组成,合格的笔头要求在同一个角度下,能连续不断地书写800米且不出现断线。 B、怎笔尖上的球珠直径为0.5-1.0毫米,主要采用滚球旋压成形技术,连续左磨几十个小时,光滑度适中、可以粘上墨汁即为合格。 C、球座体直径2.3毫米,关键部位的尺寸精度在2微米,放小圆珠的地方厚度仅有0.3毫米到0.4毫米,笔尖的开口厚度仅有0.1毫米。 D、在球座体上装球珠、收口、压珠等精细工艺完成以后,只有球珠与笔头、墨水沟槽位搭配得“天衣无缝”才能保证书写的流畅度。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圆珠笔由金属材料经过精细加求工而成,无论是球体、球座体,还是二者的搭配都要求精度准确,超过界定范围就被视为不合格。 B、碳化钨球珠的制造工艺和生产轴承滚珠的工艺大致相同,主要是采用滚珠旋压成形技术磨成圆珠,圆珠的精度与旋压力、转速有关。 C、加工球座体专用到的机床,是专用的自动加工机床,只需将笔头所用不锈钢原材料加入料斗,机床就会自动完成加工装配的所有工序。 D、为使球珠又圆又光标,在加工球珠的过程中要使用比碳化钨硬度更高的金刚石,在翻腾滚动的过程中金刚石粉末会把球珠的边角研磨掉。
(3)、根据文章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我们学习生活都会使用的圆珠笔,根据制作笔头使用的金属材料及加工笔头技术难度的不同,圆珠笔可以分为油性、中性、水性圆珠笔等多类。 B、笔头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生产技术,长期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在他们对中国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国家开启了重点技术攻关项目。 C、科研团队历经六年的自主研发,最终在笔头用不锈钢材料的7大类工艺难题上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百亿支圆珠笔有望安上“中国笔头”指日可待。 D、本文主要使用列数字的说明方法,有精确的数字,也有约略的数字,两者结合既客观的反映了制作技术的高超与难度,更体现了语言的准确性。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春节民俗艺术对年味的强化

吕品田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彩灯、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

    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网上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安民于本土,就可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会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红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一般定义上,反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并非人生价值的全部,还有其它的因素(如品性、勇气、见识、德行)在影响人的成败;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其极端表现就是中国“文革”期间、苏联李森科主义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与迫害。前一类反智,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反智,后一类则只能说是片面甚至病态的反智。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发现,美国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存在反智运动,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总统在竞选时,也曾深受反智主义的困扰。而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抢先于美国上天后,美国社会的反智浪潮就开始退落,知识和科学成了时代的强音。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又出现一波反智浪潮,其宗旨就如电影《阿甘正传》、《雨人》所昭示的,每个人都应该提升内在的天赋自信感,而不是迷信那些所谓的精英;按照非世俗的标准,就连有些傻傻的阿甘、雨人其实都是有无限智慧的。

    美国这一波反智浪潮,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勃兴而一度归于沉寂,但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和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在政治领域又开始抬头,除了把智商一般的小布什两次送入了白宫外,还在2008年借麦凯恩之手挑选了学业不佳、知识贫乏,却富有情感魅力的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莎拉·佩林担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如今方兴未艾的“茶党”运动,也有这股反智潮流的影子。因其政治效应发生在美国从电视辩论民主走向网络民主的时代,旅美学者薛涌甚至认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与启蒙主义共同构成美国政治生活的两极。薛涌指出,反智主义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与美国新一波反智浪潮富于文化和政治理性色彩不同,当下中国网络上颇为典型的暴民心态则体现了“病态反智”只负责恶搞与讥讽,不负责创造与建设的弊端。它表现在,见任何精英及其言论,都是条件反射地先说“不”、“我不相信”、“扯淡”,到最后教授干脆成了“叫兽”、专家成了“砖家”,商人富人统统“为富不仁”,官员则“天下乌鸦一般黑”,总之,理智与客观被各种偏见掩盖,主观的情感性冲动(体现为嘲讽、谩骂与攻击)却往往能得到喝彩与附和。由是观之,在反智的庞大公众队伍里,很明显地存在简单的二元逻辑思维,非此即彼,不能理性地宽容与共存。就在这样的“群体的狂欢”与“个体的迷失”之间,来去无踪的群体被一步步驱动着向“群氓”靠近,成了乌合之众。

    这样的社会情绪与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精英对大众的背离乃至背叛——文化精英权奴化与商业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化,商业精英权贵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破裂。信任关系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建,而缺乏信任,病态反智就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难以塑造出人格健全的个体,还瓦解和破坏了精英治理的平衡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就是:神倒下了,人却没有站起来,诸神纷争,乱象丛生。而这种纷争越久,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国家就越远。

(选自《南风窗》2010年第22期,作者张天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比如,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注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季羡林《中国文化的内涵》)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朱熹指出,儒家学说之所以与佛、老不同,就在于正统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隐显体用浑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无偏倚过不及之差”。其中既蕴含着“合乎义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与实践智慧,也蕴含着极为深沉的德性。佛、老则多流于义理的玄谈,却无处着实。

    朱熹在与廖子晦的一封书信里,又进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释两家这一差别的认识论根源:儒家重渐进之学,其“穷神知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极度自由境界乃是缘于真积力久的修养习炼而“豁然贯通”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一种下学而上达的道德修养功夫;佛家禅学重顿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来喻”的认知境界,虽然也强调“豁然贯通”,但并不曾如此实下功夫,其实质是上达而下学。所以,儒家在人伦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复礼”,践履人之良知良能,于细微点滴处体贴天理、分别道心人心,以炼养心性。佛禅虽然也注重这方面的修养,但并不曾落到实处,自然难以探及心性本原,从而无法与“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说比拟。

    在朱熹看来,这一差异的实质则体现在儒家礼学的实践特性与实践活动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复得礼也”,“下梢必堕于空寂”,而“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因此“不失其则”。但事实上,佛学对朱子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以及本体论、心性论等哲学范畴的认识方面都对佛禅有较大程度的吸收借鉴。但这种吸收与借鉴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

    同样,朱熹对老庄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的批评也多落脚于此。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将佛、道基本视为了一体。不过,他亦认为佛、道之间对于礼乐之“道”有着认识上的高低之分。《中庸》为儒家礼学中至为重要的文献,中庸之“道”同时也就构成了礼学义理体系的核心范畴。朱熹常以这一儒家礼学范畴所蕴涵的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与佛、老之“道”的相关内涵作参证比较,并以礼学的实践性作为儒学的理论武器来批评佛、老之“道”的虚无性。朱熹不仅将佛、道视同一体加以批判,同时也以儒家之“道”的“费隐”特性为判断依据对两者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着落”,相比佛家“理会不得”礼乐之道要更为高明;然而老庄却属“智者过之”,亦犹佛禅之“不及”,相对于儒学而言,同样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来源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京剧表演的是中国的故事,京剧摄影是将表演的精彩瞬间生动而完美地呈现出来。

    京剧舞台上动态与静态的变化具有直观性、独特性。剧中人在舞台上,或静如处子,或动如脱兔。人一动,则水袖翩翩,及至扇子、髯口、帽翅的开合、抖动、高扬,以及打出手、云里翻等,都刻画着人物性格,演绎着剧情。那刚柔相济的飘逸之美,流动着艺术的韵律,恰似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

    摄影家在构思中,以此抓拍而完成的二度创作,源于舞台,又高于舞台,可完美表现摄影艺术的特质,拓宽读者欣赏与想象的空间。

    动态的瞬间是形,传神的瞬间是眼。京剧演员的眼睛,经过长期的训练,灵动有神,顾盼生辉,因而在剧中优秀演员总会用眼神配合形体,表达剧中人物复杂细腻的感情、性格、思想与意念等。这是京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俗称“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全在眼上”。摄影家要把京剧的拍摄提升到一个新的创作境界,应在动态抓拍中以人物为中心,画龙点睛,以眼传神。果如此,自觉抓拍的人物眼睛喜怒哀乐悲恐惊的变化,或是忧愁思忆病醉疯的状态,会有神来之笔,提挈全片,摄影作品自会有了灵魂、灵动和灵气。

    剧场抓拍,并非易事,除了摄影者要具备专业的摄影技术外,还需要他们能够多做功课,包括多读剧本、熟悉剧情、了解人物以及知道一场文戏或武戏的表演特点和出彩在何处,即哪时眼睛最传神,哪时表演的神与情独具魅力等。同时,进行抓拍创作时,又不可按预想刻舟求剑,要手握相机随表演的新变化盯住剧中人,用虚实、远近、渲染、衬托、对比、夸张、仰拍、特写、全景等手法,变换光圈和速度等,方可从容得神来之笔。

    京剧艺术荟萃中华艺术之美。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情怀、伦理道德,以及对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尊崇,对公平正义、美好生活的追求,融会贯通为舞台上的真善美,抽象幻化出内化心灵、外愉耳目之美。单从表演之美观察,它是写意之美、虚拟之美、程式之美与夸张之美的集成,是京剧摄影艺术丰富多彩的素材,激发创作灵感的要素,也是对京剧摄影艺术如何升华的挑战。

    京剧摄影艺术和其他文艺创作相类,虽然工具是相机,是快门,但一样“功夫在画外”有志于京剧摄影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需要向京剧演员学习,以他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信念为鞭策,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冲动,留下京剧艺术的传神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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