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前生今世

周山

    《易传》是对《周易》一书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的著作，因为共有10篇文字，故又称《十翼》。《易经》与《周易》，不是两名一实的重同关系，而是种属关系。

    自从阴、阳爻由数字中归类抽象出来之后，很自然地固定为六十四个六爻卦体，对这些卦体作出有序排列，并且各自给予一个卦名，便诞生了第一部《易经》。据史传，这第一部《易经》诞生于夏代初期，其名为《连山》。夏代之前，洪水泛滥，人或为鱼鳖；大禹治水，洪灾顿息，舜将帝位禅让于禹，建立夏朝。由于长期的洪灾，人们对赖以避难的高山心怀感激；洪灾之后的渔猎生活，山上盛产的野果和飞禽走兽，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对山的崇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对六十四卦排序之时，象征山的“艮”卦名列榜首，也就顺理成章。六爻重卦“艮”是由两个经卦“艮”相重而成，象形山连着山。所以，夏代制定的以“艮”为首卦的《易经》，便取名为《连山》。我国最早图腾对象“山”，也因此可以确认。

    由渔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也是在以“山”为崇拜对象的夏代。个中原因，显然是洪水消减之后，人们纷纷从山上下来，在平原上安营扎寨的缘故。长期的农事活动，使人们对“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粮”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于是，由“山”移情于“地”的观念随着农事活动的深入展开而得以确立。

    商汤取夏政而代之，作为治国之策的《易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编。由于古籍资料的残缺，我们已无法知道改编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商朝初期诞生的第二部《易经》称名《归藏》，可以确定这部《易经》的首卦已由“艮”改换为“坤”。坤为地，以“坤”为首卦的《归藏》，表达了商代先人对大地的崇拜，我们祖先由此进入第二个图腾崇拜时代。

    商代八百年，是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成熟的农业生产，使先人们意识到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并不取决于土地，而是取决于天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洪涝旱灾，欠收甚至稞粒无收。于是，先人的观念又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变，即由对“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在狱中对第二部《易经》即《归藏》作了全新的编纂，即史称“演易”。经姬昌重新编纂之后的这第三部《易经》，在周朝取代商政权之后正式命名为《周易》，即“周朝的《易经》”。

    由于观念的变化，更由于《周易》的诞生，《归藏》自周代始式微，但是，一直到春秋末期，它还有可能被完整保留着。据《礼记》记载，孔子为了解殷商社会，曾专门跑到殷商贵族集居地宋国，寻找并研究《归藏》；从孔子的“吾欲观殷道……得坤乾焉”的透露，我们也获得了《归藏》的首卦是“坤”，第二卦是“乾”的信息。汉代时，《归藏》可能还有较多内容存世，所以有易学家焦竑的“商时讲学者首重在静”之议论，经学家郑玄在《礼记》注疏中称：“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是亦以《归藏》为殷易矣”。

    现在所见的《归藏》佚文，一为收录在《道藏》中，二为前些年从湖北荆门王家台楚墓中发掘的竹书残简。这些佚文为姬昌“演易”的背景提供了信息。

    从西周到东周，《周易》不仅是周王朝的治国大纲，也是朝廷及贵族决疑解难的工具。《左传》、《国语》中的二十多条占筮或援引《周易》决疑记载，便是《周易》权威性和实用性的直接表达。

    春秋末期，“善为《易》者不占”成为风气；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为学生讲《易》，留下解读《周易》的数篇文字，与前人留下的几篇资料性文字一起，合编成《易传》，遂使得《周易》如虎添翼，进入每一位读书人的书房，并进而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统编教材”。

（节选自2013年3月11日《文汇报》，有删改）

培育诗词文化生态

    诗词文化生态命题的提出，是在考察中华诗词的生长、发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细细思之，我们发现中华诗词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一路同行。它融进民族文化的滚烫血液，直接影响了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形成。

    诗词是时代文化的产物。社会文化、民心、民趣是滋养诗的必要条件，也是产生诗词作品的必要条件。那个叫作“诗词”的文化，与我们的痛痒息息相关。如果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用平仄格律写作的诗人、诗作和专业诗词研究者，那么事实上把诗词看小了。诗词是大的，大到可以承载一个民族的悲欣。诗词的文化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可以穿越时空，完成人类的千秋梦想。诗词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华美篇章。

    一百多年来，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在思想文化界长期受西方殖民思想和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影响下，中华文化遭受到严重破坏，需要重建文化的信心。虽然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华诗词得以复苏，但诗词的大众影响和社会认知度并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有号称百万诗词创作大军，年诗词创作量有数百万首之多，但“诗词”仍然只是诗词，是诗人和诗词研究者的事，与他人与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与数千年来诗词与社会的亲密关系、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一方面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加速损耗和透支资源环境，人与自然的矛盾异常尖锐。在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战争，但甚至制造了比战争更为可怕的环境污染、环境灾难，致使生态失衡。自然界的有限资源，能否保障子孙后代健康、快乐长久生存，做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当代社会的一个严峻课题。另一方面，由工业文明引导的新的生活方式冲击和破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致使社会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心浮躁，人与社会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中华诗词的诗性思维、诗性精神与生命智慧，已是疗救当代自然病象、社会病象的有效药方，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今天国家的传统文化热、中华诗词热正反映了这种时代要求。这既是国家的文化选择，也是民族的心灵渴盼。那么，重视诗词，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就是重要和必须的。对于诗词，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

    在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来求新、求变，西化、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应当说看得比较清楚了，思想也趋于成熟，需要从民族长治久安，乃至人类长治久安的时代高度，来思考诗词、发展诗词。如此，便能恢复中华诗词的民族自信，在全社会形成欣赏诗词、创作诗词、使用诗词的诗词文化氛围。我们的诗词理论工作者、诗词教育工作者和诗词文化组织者和领导者，要运用当代科学成果、教育成果与传播手段，找寻打开传统诗词宝库的钥匙和发现当代诗词的艺术魅力，让中华诗词熠熠生辉，温暖社会，智慧人生。对于今天的诗词创作者，尤其对于诗词初学者，要紧的其实不是创作诗词，而是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诗词思维”，即“诗性思维”。毕竟“诗词”是作为文学艺术为人们所喜爱的。毕竟诗词就是“诗词”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风貌、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诗词艺术作品，恢复诗词的当代声誉。

（摘自蔡世平《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

    由于中国北方的整片土地无法割裂，中国的发展，是从边陲整合于核心，并不呈现欧洲区域内的地区性差别。

    商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包括文字系统、组织力量和工艺水平，都足够使商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对各地地方性的文化发挥出相当程度的同化力量。周代的封建制度， 基本上是以贵族间的婚姻和合作，借着祖先崇拜和“天命”的观念，编织出的一个统治 阶层的庞大网络。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了数百年，终于形成了周代中国上层文化同构性。 所谓“天下”，并不是真正的“普天之下”，只是不同封国城邑的居民，却还是认同于同 一个文化大系统。

    相对而言，虽然希腊霸权已经不在了，欧洲的泛希腊文化，也凌驾于各地的城市， 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同构性。不过，泛希腊文化的天下，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崩溃而瓦解， 并没有机会继续加强一个大地区的政治统一。而中国虽然有过春秋战国的列国形态，但 由于中国文化同构性，中国自然而然会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帝国。

    西周的封建网络，经过春秋战国，逐渐转变成列国体制。到了战国时代，那一个个 国家本身的组织形态，已经非常接近欧洲近代史上的主权国家。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和欧洲类似形态的出现，有将近两千年的落差。中国列国体制，最后终于发展为秦汉帝 国。我们必须注意，到战国时代，虽然列国纷争，却隐隐中有一个“天下定于一”的观 念，标志着中国地区会走向大一统的天下国家的发展方向。

    相对而言，欧洲也有过罗马时代的统一。不过，罗马帝国容许各地区的个别文化特色，它只是用武力凌驾各地的霸主。欧洲真正的文化统一，还有待于基督教成立的公教 秩序出现。这一个公教秩序，使教权代替了帝国的皇权，也因此保存了欧洲族群林立的封建制度。因此，在宗教改革以后，公教秩序崩溃，那些封君才得以发展出他们的主权国家。

    欧洲内部长期的族群林立，却保留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不至于像中国一样，形成 一个过度同构的单一文化。中国的模式，可能相对减轻了内部的冲突，老百姓一般会有比较长期的和平日子。但是，同构性过高的社会，缺少许多可能的选择，面临变局时， 缺乏弹性的调节。欧洲内部的多姿多彩，使得欧洲的历史发展出“隔舱”的保护功能。在有内外挑战的时候，各种异质性的特色，使他们可以从许多选项中找出恰当的适应方

（选自许悼云《中西文明的对照》，个别字词有改动）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导向效力及其强弱，除了要以被评价者的心理机制为内在基础，还会受三个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一，人们是否处在彼此之间能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中。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差不多要和同样的人打交道，相互关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这就为及时做出社会性道德评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熟人社会中的人都彼此知根知底，这就为对每个人做出全面准确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有利条件。熟人社会中一个评价结论一旦给出，就会对评价对象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如果社会性道德评价给予一个人的是好名声，他就会由此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反之，他就会由此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孤立。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在对该人没有做出新的评价之前，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二，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否大体相同。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一个行为者及其作为进行善恶评价，通常都以他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符合该标准则为道德或善，不符合则为不道德或恶。如果人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就会形成统一的声音或社会舆论；反之，则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或社会舆论。显然，只有统一的社会舆论对评价对象才有最大的威力，而说法不一的社会舆论要么使评价对象无所适从。要么使评价对象把评价不当一回事。

    其三，社会成员是否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的主体。如果无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那么就不会有社会性道德评价；只有少数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也形成不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不因与自己无关而仍愿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做到的事。首先这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倘若需要用明评的方式对评价对象做出否定性评价，还得冒得罪人的风险。因而必须是有较强道德感或正义感的人，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主动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人们生活在可以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趋于一致、人们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主体，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才最强。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影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整体效力。相对而言，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因为倘若无人乐于充当评价者，那社会性道德评价根本就不会发生：而前两个条件缺失其一或全部缺失，只会不同程度地减弱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

（摘编自韩东屏《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重教养、重德育、重家教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的家训文化最早产生于周代，之后陆续出现了班昭的《女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等家训代表著作。家训文化在团结族人、凝聚家庭氛围、形成良好家族风气等方面作用十分突出。古人一方面强调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向贤德之人学习；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将家风形成文字，使之能够代代相承。

    家训文化绵延至今，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家风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当下，发掘家训文化的时代内涵、传承优秀家训的文化精神，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家训包含立德、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的内容，兼及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家风重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传统家训一般流传于家族内部，是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家族的全体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家训代表着祖先对后人、族长对族人、长辈对幼辈在关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的重要教诲和训示。全族成员都需要在学习和生活中自觉践行家训，维护良好家风。

    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思想，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古代家训强调礼法并重，既有劝导性教育，更要加之以强制性的惩罚，以训诫没有遵循家规之人，从而维护家训的尊严。

    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这与古人在教育方面讲求以身示范、身体力行来达到教育晚辈的目的是较为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言传身教，营造正面而健康的家庭氛围，以期对晚辈的人格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家风熏陶深深融入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影响颇为深远。家训文化展现了道德的力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内在一致性，弘扬家风对于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价值追求。良好家风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亦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丰富滋养，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传承优秀家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进步则社会进步。要使精神文明建设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的需要，就要更注重家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施教导民、上下和合的良好局面。

（王西维《家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

中国传统悲剧与西方传统悲剧的差异性是本质的，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而不是片段的艺术现象。

把人作为认识主体，把万物作为认识对象。西方哲学十分强调这种主客分离，进而形成主客对立，这便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整合了人类的理性思维，创造了对西方人思维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学》。从此，西方人所关注的是自然、社会、人的本质构成等问题，强调对事物的理性探寻和辨识，这种思维使西方的悲剧具有突出的理性色彩和思辨特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天人合一”。中国人认为，人与万物同属一个系统，宇宙是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中国人关注的如何做到“知天”、“顺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所以，不同的认识基础导致不同的审美追求。西方悲剧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振荡，而中国传统悲剧则往往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让愤懑的情绪得到安抚。如窦娥被迫害致死，但她的冤情却能感天动地。最后，窦父顺天意，禀皇命，为窦娥申冤，悲情被逆转了。

    西方悲剧力图借助人的智慧和理性去接触真实社会，但人的意志、情感，真正的人、真实的自我都遭受强烈的挑战，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永久的生命焦虑，即使到了倡导人文主义的莎士比亚，他大多数作品也体现人类生存状态中的无可奈何的无尽焦虑。而中国人看来，悲剧形成的来源是现实的社会秩序远离了圣人倡导的理想社会秩序，也因小人存在，不但违背理想社会秩序，也在破坏着相对合理的现实社会秩序，使现实社会变得更加黑暗和昏浊，离先贤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越来越远。但中国人总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惩奸除恶，仍有希望、机会回归那个理想社会，所以中国的悲剧从来没有象西方悲剧那样“悲”得那么绝对，一“悲”到底。

    西方人希望超越现实世界，通达绝对生命，最终理想要实现生命的超越。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是一个中心概念，是人类应该追寻的终极；可置身的现实世界充满缺陷，要超越生命，就首先要超越现实实际，达到精神的绝对和永恒。西方悲剧思想正是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与西方传统悲剧思想相比，中国思想家的理想在道家看来便是“物我两忘”通达自然天地，在儒家看来是“人皆可为尧舜”，在佛家看来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人的德性要求、人格磨练和品质修养。忠、孝、侠、义几乎成为大多中国传统悲剧弘扬的主题。《西厢记》以反道德始，以归依道德终。张生以偷情始，最终考上状元，正大光明将莺莺迎娶，回归至传统道德体系。

    西方的歌舞很早就从戏剧中分裂出来，分别形成了“歌剧”和“舞剧”，“话剧”则以对话为主，语言主导着整个戏剧。西方哲学从来就有语言崇拜的传统，认为“哲学的问题其本质是语言的问题”，具有抽象、概括的语言有其绝对的权威地位。而在中国，歌、杂技、武术等各种表现手段从来没有从戏剧中分裂出去，甚至，歌与舞比单纯的对白在传统戏剧中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序》）歌、舞、白不曾分离，歌舞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段。

（摘编自蹇河沿《中西悲剧差异背后的文化哲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