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匠

李培俊

    鞋匠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认真看了他一眼。这是一张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面的褶子一条摞着一条，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握钱的手，被柔韧的细绳勒出一道道嫩红的沟壑。

    他说：“请给我一朵玫瑰。”

    鞋匠的摊子摆在我们花店的窗下，坐北朝南，一年四季，鞋匠那张憨厚的、黝黑的方脸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在阳光里乒乒乓乓钉掌，在阳光里嗤嗤拉拉绱鞋①。没活的时候，鞋匠会舒服地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烟，望着天边某处，不知想些什么。有时，那烟味会丝丝缕缕飘进花店，暖暖的，有些辛辣，有些刺鼻。那烟，显然是两元一包的低档货。

    鞋匠的生意不错，摊子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奔他而来的原因，当然是鞋匠为人活泛，活儿做得地道。鞋匠在花店窗下摆摊好几年了，没见和谁红过脸、生过口角。顾客付钱时，鞋匠满脸微笑，从马扎上欠欠身子，重重点点头。顿时，那张脸便显得生动起来。他说，“谢谢，您慢走，再来啊。”

    鞋匠第一次来买花，很拘谨，站在收银台前，他狠劲搓手，粗糙的双掌磨擦出一串沙啦沙啦的响声。我问：“有事吗？”鞋匠羞涩地点点头说：“我买一朵玫瑰。”

    买玫瑰？我以为听错了，又问一声，“你要玫瑰？”他重重地点点头，说，“是的，我要一朵玫瑰。”说着，把钱递了过来。钱是一元一元的零票，折褶里带有微微的酸味。

    我从新进的玫瑰花中选出一朵最大最艳的，用绢纸包上花枝，递给他。他双手捧着走出花店，快步跨过马路，消失在对面的小巷里。

    我没问过这花买给谁，为什么每月要买一朵？他靠手艺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为什么要把汗水里捞出来的钱送进花店，换回一朵不能吃不能喝的玫瑰呢？也许鞋匠有一位他十分疼爱的妻子，每月为爱妻送上一朵鲜花；也许他的妻子有什么疾患，卧病在床，她的床头需要一朵鲜花陪伴；也许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把玫瑰供在妻子遗像前，以示怀念……不管是哪种情况，鞋匠都是值得敬重的男人。

    每次进货，我都要精心为他挑选一朵鲜艳的、最大的玫瑰为他留着，等着鞋匠来取。

    情人节成了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庆典。这天，少男少女们疯了一样涌向花店，你来我往。尽管我有所准备，进货量高于平时三倍，玫瑰仍然供不应求。下午五时，最后一朵玫瑰卖出，我吁了口气，准备清点当天不菲的收入。这时，一对恋人急如星火走进花店，男子问，“有玫瑰花吗？”我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玫瑰刚刚卖完。”女子眼尖，发现了那朵留给鞋匠的玫瑰，兴奋得大叫起来：“瞧，还有一朵！”她央求我说，“大姐，卖给我们吧。”我说，“抱歉，那花是别人预订的，过会儿要来取。”女子十分失望，两眼噙满泪水，说，“这是我俩过的头一个情人节，全市花店跑遍了，只剩下你这朵玫瑰了，你忍心让我们过个没有玫瑰的节日吗？”男子也说，“要不，我出双倍的价钱。”

    我还是摇了摇头，说，“做生意要言而有信，你愿意让我做个失信的人吗？”

    女子脸色变得越发难看，埋怨男子说，“都怨你，都怨你，我说早些来，你偏不听，现在可好……”男子脸上讪讪的，嗫嗫嚅嚅地说，“明年，明年我送你一大抱玫瑰。”

    鞋匠早进来了，他把钱递给我，我把玫瑰交给了鞋匠。鞋匠脸上绽开一抹笑意，把玫瑰举到鼻子下，深深地嗅闻一阵，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次鞋匠没有跨过马路，也没有走进那条小巷，他微笑着，把玫瑰花交给小伙子，说，“还不快点送给姑娘。”天降之喜把小伙子弄懵了，接过玫瑰，朝鞋匠深深地鞠了三躬，连声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这对情侣走时，鞋匠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声，“祝你们幸福啊！”那喊声很快淹没在寒风中，不知道小情侣听没听到。

（选自《小说选刊》2016年第2期，有改动）

注：①绱鞋：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

年三十夜的爆竹

    这些年，年三十夜几乎每年都是回乡下陪父母过。按乡下的说法，叫花子都有个年三十夜，这普天同庆的日子，无论你贫穷、富有，生活在城市、乡村，是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是流浪在异乡，在年三十夜，哪怕是远隔千万里的游子，都要不辞辛劳，奔赴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个热闹的年！

    在我们那儿乡下，年三十夜吃年夜饭前先要祭祖，家家户户，堂屋香火前八仙桌上摆上酒菜，焚香、化纸钱，对着祖宗牌位三叩九拜，然后放爆竹，但听得满村的爆竹声在群山回响，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更为热闹的时刻则是凌晨“开财门”。我们那儿的习俗，年三十夜，吃过晚饭，约十点钟左右，每家每户都要大门紧闭，亲友串门只能从侧门进出，称之为“封门”；到了凌晨一至三点，在堂屋里点上红烛，斟上美酒，焚香，击磬，随着悠扬的磬声，化纸钱，祭拜天地，然后打开大门（即为“开财门”），燃放爆竹烟火，迎春纳福，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谁家的爆竹声响得久、烟火放得多，喻意这户人家兴旺发达。一时间，爆竹声铺天盖地在群山回响，绵延不绝；黑暗的天空被焰火点亮，璀璨夺目，把年三十夜推向高潮！

    这几年回乡过年，有时我一个人回去，有时是带着妻儿回去；弟弟也偶尔带着弟媳回去；父亲长年病着，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家里有个病人，气氛难免有些压抑，年夜饭常吃得寡淡无味。斟上酒祭祀，遇弟弟也回去过春节的时候，为了烘托节日气氛，兄弟俩也喝上三两杯，浅尝则止，索然无味。隔壁的其敏表哥每年年夜饭吃得早，这几年常叫我去陪他喝酒，说与几个儿子喝不起兴，有我这个省城去的“客”，才能喝得尽兴。表哥礼数繁多，先是与他喝几杯，再安排三个儿子、媳妇，甚至于孙子分头向我敬酒，最后他还要作“总结”，几巡下来，常是一二十来杯酒下肚，让我醉意朦胧。这边还没喝完，屋下的其兵表哥又来邀了，说年三十夜，我这个贵客不能只光顾一家，他家那儿怎么也得去喝杯新年酒。又跟随着去，同样的礼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喝得昏天黑地，不知身在东西南北矣！

    饭罢哪里还守得了夜，开得了“财门”，连有些串门来想见见我的寨邻都无暇顾及，早早的就去见周公，任凌晨“开财门”铺天盖地的爆竹炸响，我昏沉沉地，一觉即到天明。

    家父自2007年摔伤致残，行动多有不便，故土难离，不愿外出，母亲守着他，家中只剩下两位老人；每年回去，想到父母不辞辛劳把我们兄弟三人养大，到了老年，妹妹远嫁他方，我们兄弟又在贵阳生活，家中只剩下他们两位老人留守，唯有寂寞相伴，心底未免郁郁于怀；前年秋家父因病去世，春节回去陪母亲，百年老屋，只剩下母亲一人，人去屋空，触目伤怀，叫人情难自禁，唯有酒入愁肠，化作点点泪！

    母亲去年已到贵阳与我一起生活，快要过年的时候说是要回乡料理些事，还吩咐我别回去过年，她在乡下过完年即回来。因此，猴年的除夕，我没有回乡去，留在贵阳过。年三十夜，与岳父母，还有岳父弟弟一家及襟兄等，一大家子人，满满的两桌席，酒也喝了不少，幸而未醉。回到自己家里，妻带着女儿在国外旅游，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听那窗外新年的爆竹声阵阵炸响。

    我是一只倦飞的鸟，此刻，故乡远隔千山万水之外，感知不到故乡年三十夜的欢腾。城里人的爆竹是图个喜庆，也没个讲究，常是没来由地有一挞没一挞地乱放。

    于是，在年三十夜，我一个人，听了城市半宿七零八落的爆竹声。

（有删节）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半壶水

孔立文

    夕阳染红了整个大漠。一只狼，一只披着细碎残阳的瘦狼，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陆归林眼前这雄奇瑰丽的画卷。

    他轻轻地解下了外腰带，这个两端有铁环、铁扣的军用腰带，可攻可防。

    狼伫立在远方，略仰着头，对着他示威。这绝对是一只历经苦难和沧桑的老狼，它啼血的嗥叫声中包含着悲伤、绝望和忧郁。

    “我要杀了它。”陆归林坚定地对自己说。他抡起军用腰带，冲向那狼。狼奔逃而去，速度极快。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它又出现在他的身后。这狼和他打起了游击战。几个回合下来，陆归林已是精疲力竭。

    他走，它就走；他停，它也停。而且距离总是三四十米。

    夜色来临，他找了个斜坡，对着那只狼，枕着交织的双手，仰面半躺着。狼也停下来，蜷在地上。

    漠野苍茫，四周静寂。中午的那场沙尘暴使陆归林脱离了勘探队的战友，在寻找队伍中误入了这茫茫沙漠。漫天的风沙和徒劳的奔跑，他的迷彩服硬得成了一块铁板。他太累了，累得全身像散了架，两腿如灌了铅。不知不觉中，他竟然在清冷的沙漠风中睡着了。一觉醒来，他吓了一跳，因为他看见了前方狼的眼睛。狼的眼睛正一闪一闪的，这让他睡意全无。

    新的一天来临，陆归林又开始了沙漠上的舞蹈。指北针留在了军车的驾驶室里，陆归林只能靠太阳判定方位，他的目标就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沙海滚动着热浪。狼，也已经被饥饿和干渴折磨得摇摇晃晃。

    陆归林轻轻地晃动了一下水壶，他要再听一下水的声音，水的声音就是生命的声音。昨天发现自己迷路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壶里的水，那时壶里的水只剩下现在这半壶。他知道在沙漠里迷路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一直没敢动那水，实在渴得难受，他就轻轻晃动一下水壶，水晃动的声音总能让他充满希望。

    当太阳如蛇一样缠着他的时候，陆归林下了喝水的决心。他拧开水壶的盖子，手有些抖，干裂的嘴唇也抖动起来。当他把壶口放到唇边时，他看到了那狼。他一下子就有了主意。

    一个半埋在沙丘里残缺的动物骨架出现在他的视野。他把这个白花花的东西拽出来，扯下一块扇形的骨头，铺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水倒在这个骨头的凹处。可是水落在上面连湿都没湿一下，就不见了。倒，再倒……骨头上终于出现了一汪清水，那一汪清水就像镶在少女项间的一枚珍珠，光彩夺目，绚烂动人。

    狼果然向他走了过来，当狼毫无防备贪婪地舔食那汪清水的时候，陆归林高高举起军用腰带，却迟迟下不了手，他原本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干掉这狼的。但是，他放弃了，他不知道自己这是为什么。他喝掉了壶里所剩无几的水。

    水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沙漠中划过一声尖锐有力的号叫，狼高昂着头，像获得了新生一般。狼对着他持续地号叫，然后竟独自蹒跚而去。它走走停停，不断地转头，并发出模糊不清的叫声。

    陆归林读懂了狼的语言。他跟在了狼的后面，机械地跟着。它走，他就走；它停，他也停。而且距离的把握，也是三十米左右的样子。

    傍晚将至，当他跟着那狼费尽全力爬上一个硕大的沙坡时，奇迹出现了——映入眼帘的是迷人眼的绿色，久违了的绿色！在绿色与绿色之间，是银光闪闪的水面。一条河横亘于草地之间，河的那一端，是林带，是庄稼地，是村庄……绿洲，这就是孕育生命的绿洲。陆归林踉踉跄跄地奔到河边，疯了一般，他捧起那清凉甘冽的水大口大口地喝……

    忽然，陆归林的耳畔传来一片呐喊声，猛地一抬眼，他看见一群人正在追赶那只狼。再看那只狼，速度如闪电一般，从河畔边奔向了他们刚刚走出的茫茫大漠。

（选自2018年第8期《微型小说选刊》）

血色苍茫的黄昏

凌鼎年

    残阳如血，田野苍茫。

    闷热复闷热,晚风不知道藏匿在何处，树梢儿蔫蔫的,连聒噪不已的鸣蝉也无力吟唱,偶尔只能听见城外一两声凄凄厉厉的鸦叫。

    是年,清顺治二年闰六月,清兵围城已逾三日,围而不攻，蓄势以待。假如到太阳落山,娄城还不开城门迎降,那么攻城不可避免,一场血战就在眼前。

    清兵最后通牒的最后一行字“若攻城而入，无论老幼,格杀勿论”像一把剑悬挂在了娄城百姓头上。

    此时,衙门内外已乱成一锅粥,两派意见相持,互不相让。

    抗清派慷慨激昂:身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堂堂大明子民岂能屈膝事蛮夷,士可杀而不可辱,大丈夫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拼!拼也要拼他个玉石俱焚,鱼死网破。死也不做亡国奴！

    ——呼应者个个视死如归,将生命置之度外。

    降清派则苦口婆心晓以利害:史可法乃一代将帅之才,率精兵精甲尚抗不住锋芒正盛的清兵,娄城一弹丸小城,请问凭何拒敌于城门之外？扬州十日,尸横街头，血流成河,其状之惨,无以复加,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务请三思而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何苦呢!尔等以一死博个慷慨多奇节，清史留名，娄城百姓呢?千万不能犹豫了……

    ——那声音带着哭腔。

    天平的一头是名节,一头是万余人的性命,孰重孰轻,决策者反复掂量,仍难以决断。

    时间已越来越紧迫,此时人们的眼光一齐集中在了尤竹庄身上,竹庄是有名的大诗人,又曾为朝廷命官。在娄城自然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话不说一言九鼎，至少举足轻重。

    竹庄已经这样默坐不睡三天三夜。这会，他微闭着眼,沉吟不语，但心细的人可观察到他面部肌肉在微微颤抖。

    终于,他睁开眼,缓缓说道:“弘光帝巳被清兵所执，明王朝雪上加霜。我辈曾深受皇恩,本当为皇上歌哭，为皇上尽忠,然尽忠易,保民难。清廷已下剃发令,违者杀无赦。环顾江南各州，或降或抗。降者历史罪人,将万劫不复。然百姓可免杀戮；抗者令人肃然起敬,完节完名,不枉一死,然百姓因此生灵涂炭。唉,难呵,看来鱼和熊掌无法得兼。为求名节，置满城百姓生命于不顾，我于心何忍……

    “还有一柱香时辰，清兵要攻城了！”

    ——有兵士急急来报。

    “娄城不能重蹈扬州之覆辙,开城门！—— 一切罪孽,一干全由我来承担！”竹庄言罢,泪如雨下。

    当盛夏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即将隐去之际，竹庄痛苦万分地开城门以降。他细碎的脚步触摸着小径的石子，背向斜阳,看着自己被拖得漫长而扭曲的影子,一步步的离开,离开血红色的夕阳,向着阴影更深处涉去,毫不迟疑,绝不回头。

    翌日,清将来找竹庄商议安民之计,不料竹庄已自缢于其宅第。他留下遗嘱云:“吾晚节不保,唯以死谢天下,无颜见列祖列宗,毋忘以白布覆吾脸,吾不配以明服陪葬，也不愿以清服下敛，可就于僧服,葬吾于娄江之侧,墓前一圆石,题诗人尤竹庄之墓即可,勿作祠堂,切切此记！”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