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深义的中华文化。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这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摘编自季羡林《中国文化的内涵》）

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不仅出现在《终结者》之类的科幻电影之中，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比如，谷歌旗下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就连人类引以为傲的文艺创作，也开始遭遇人工智能的挑战。日前，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CSLT）作诗机器人“薇薇”通过了“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著名科学家图灵在1950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将人与机器隔开后，如果有30%以上的机器行为被人误会为是“人”而不是“机器”所为，则机器应被视为拥有智能。），机器人“薇薇”创作的诗歌令社科院的唐诗专家无法分辨，有31%的作品被认为是人写的。

    文艺创作，是通过人脑进行的一种与情感、知觉、记忆与思维相关的复杂的精神活动，这本是人类的骄傲。面临人工智能，人类传统的文艺创作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机器人“薇薇”开启数据库诗歌写作模式。有的诗一看就是机器人笨拙的模仿，但有的诗判断的难度要大一点，比如这一首《落花》：红湿胭艳逐零蓬/一片春风细雨濛/燕子不知无处去/东流犹有杜鹃声。要想甄别就需要推敲，但只要认真思考，“细雨濛”之类别扭的用法还是可以被识别出的。

    那么文学创作上，人工智能在模仿什么？人工智能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文学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越是海量数据，越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学习，转载请保留此链接！。“薇薇”这类写诗的人工智能程序，学习过的古诗，估计是《全唐诗》五万首的几何倍数之上，故而可以在表面上，进行一些有模有样的模仿。

    虽说如此，但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的优美与丰富的人类内心世界，永远无法被量化、被标准化。人工智能在“阅读”上可以远远超出所有诗人，它可以按照基本的诗歌规则组合出一首诗，但这种组合不是创作。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与文艺的关系，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人工智能开始文艺创作，而是我们对于文艺的理解趋向人工智能化。某种程度上，值得当心的是反向人工智能，即人性的智能化，不是机器人变成了我们，而是我们变成了机器人。比如上文所引的机器人诗歌，如果有较好的诗歌修养并不难识别，但在各种伪托李白藏头诗的口水诗都可以在网络上流行的今天，我们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将无法判断一首机器人诗歌和一首好诗的差距今天的我们注视着人工智能，也许就是在注视着未来的自己，我们必须警惕科学对于人文的步步蚕食。

    文学理论大家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复杂始终对应于人心的深邃，人性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部分。什么是人性？人性是那永远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部分。只要灵魂没有枯竭，文学这朵艺术之花会永开不败。

（选自《光明日报》）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即冲破7000 万元人民币。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

    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这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凰、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英国的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伴随电影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摘编自林炜圣《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①截至2013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的项目已达38个。梳理以往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保护、开发以及利用，如乌丙安等（2010）从宏观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方法进行了细致的介绍，王巨山（2011）则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进行旅游开发的问题。

    ②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不能发现和理解他的历史性、稀有性和民族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的测量则更能体现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和传播性。传统研究的样本量都基于抽样调查或者更为有限的资料；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为跨时空的国际知名度研究提供了条件。

    ③我们使用基于英语书面语言语料库中提及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频统计研究方法，研究中所用到的300年来的书籍数据来源于最新版谷歌图书语料库（共811万种英语书籍）。考虑到每年书籍及书籍词汇总量不一，本书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的“词频比例”，即其在海量数据中出现的次数与海量书籍中全体单词总量的比值，来代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在该时段内的文化影响力。

    ④从统计结果来，1700-1800年间仅有皮影戏和妈祖被少量提及。1900年以后，其他项目才被普遍提及，京剧、书法、端午节等词汇被提及的频次都有明显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起伏，最为明显的是，妈祖和京剧在建国后都出现了骤升的较高梯次。盛行于闽台地区的妈祖在1960年左右出现了300年来的最高峰值；京剧在建国后的知名度也有巨大提升，在196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后明显波动下降，并在改革开放后显著上升，直至1981年左右达到300年来的最高峰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尽管整体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但仍有例外。皮影戏在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呈现了相对降低的态势。在过去还没有电影、电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18世纪中叶，皮影戏传到欧洲，各国艺术家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74年，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在威兰博览会上把中国皮影戏介绍给德国观众，并在日后做了皮影戏演出。直至清代后期，由于政治原因，皮影戏遭到了禁演和查抄；“文革”时，皮影艺术又再次遭到了“破四旧”的噩运。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虽有复苏的社会环境，但在当代多元化、高科技化的大众流行影视等文娱形式的冲击之下，皮影戏的濒危处境仍难扭转，令人惋惜。

    ⑥然而，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提升。在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针灸、书法和雕版印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殆尽，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这和跨国交流的密切化相关，也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有关。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渐悟过程。在科学技术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全球化趋势以及以西方当代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处于濒危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也将是文化软实力的角逐；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核心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能体现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比较中国非遗项目国际知名度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关系。

    ⑦另外，我们还发现，青海热贡艺术，西安鼓乐等12个非遗项目在本文研究所使用的300年书籍大数据中并无体积。虽然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数量目前排位世界第一，但有近1/3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足，其中有陆巷尾属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发展冷热不均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节选自《大数据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300年国际知名度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4%），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品世界占比增加到40%。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破坏性建设”的方式，企图再现美国绝对主导的历史。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①正如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每一种具体的文化构成了丰富而多样的民族文化传统。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与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版。工匠精神在中国历经超越五千年的发展，所累积的成果是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是中国工艺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最具国家文化意义的特征与代表。一部中华文明史凝聚了每个朝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创造。遗憾的是，他们鲜有留下姓名的。即使留下了姓名也只是一个标记，流传不广，不像文人的诗篇那样千古传唱。今天，当这些工匠的各类作品陈列在博物馆中，构成“古代中国”的时候，人们在赞叹其工艺成就之余又少有人去追问工匠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存在。这是历史造成的误区，也是审美造成的困惑，而中外大致都是如此。可是，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作用于各行各业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参照。

②工匠精神是以手艺支撑的精神品格，是技术之外的精神外延。从古至今的工匠都有属于他自己、又表现传承的绝活，他们是技与艺的综合。即使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样粗简的制作，在技术的很多方面，包括其中的绘画和烧制，都是在不断的失败中而获得的成就。在不同的类别和材质上，不同的技艺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显现了类别的特点；而在相同的技艺表现上，其工艺水平则区别了大匠与凡工。对精湛和极端技艺的追求，是大匠巧夺天工的毕生努力，而突破与创造则是彰显其魅力的核心。手艺的磨练是时间的消费，也是精神的倾注。它们需要持之以恒，需要一以贯之。在不同类别的手艺中，有着各自的技术基础和终极目标，但精雕细琢和一丝不苟，则是工匠们的共同追求，其表现在精神层面上的是对工和艺追求的精益求精的完美主义。在中国丰富的工艺世界中，玉石、金银、青铜、陶瓷等不同材质的品种，从造型到图案，从绘画到雕刻，从印染到织造，从剪到刻，从嵌到绣，从编到织，如此等等，工匠精神所追求的完美，是工与艺的完美结合。无工不精，无艺难美。所以，从材料的选择到具体的设计，再到工艺的制作，工巧的概念以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谨严，都在追求极致的品格中表现为不同于一般的精神和境界。

③精湛的技艺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历久的磨练和谙熟于胸的心得。因此，它往往深含私有性的特性。而技艺的传承就在一个保留与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十分重要，如何传？传给谁？都需要在家族或弟子中进行甄选。传承的重要性不仅是要将手艺与成就传给后人，以避免始初阶段的失败，还要以能够不断、不绝为依归，应该说这也是工匠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了传承，师傅会总结出特定的方法或口诀，会设计出特别的窍门和要领，这一切技术方面的内容在传承过程中的守望与相依，需要工匠精神奠立思想的基础。为了使特定的技艺能够代代相传，精神的延续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这种传承更重要的是手艺与责任的托付，成就与精神的传续。

④工匠精神也是一种态度。尽管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工匠创造了无数能够代表时代的经典工艺作品，可是，鄙视工匠却是历史的尴尬。低下的社会地位，艰苦的工作环境，超强的体力透支，经年的时间付出，磨练了他们那超于常人的意志。而技艺的传承以及依靠技艺而维持的生活，也树立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念，造就了他们的责任感。这是农耕时代特有的现象，终其一生，代代相传，一种手艺连接了一个家族的营生，一种手艺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的类别。显然，职业态度中的自我信念是维系其发展的本源，因此，自得其乐成为手艺持有人的职业态度。他们世代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恪守在自己工坊内，不为外界所迷惑或见异思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特别的人生态度，将技艺在身视为生命的主体，矢志不渝。

⑤工匠精神的示范作用以及影响力并不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他们在不同行业内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特质，其普世价值在于应用和举一反三。尽管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的手艺和行当被自然淘汰，因为失去了基本的应用，可是，像服饰和工艺等依然在实用和审美的领域内表现出了存在的价值。而有些行业的工艺经过产业化的激发，表现出传承中的延续，延续中的创造，焕发了青春。其中有些依据工匠的技艺而创立的品牌，则成为由精神和手艺所构建的行业的标志，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市场的追捧。其中产业化的发展更将这种具有传奇性质的品牌故事，变成了推动市场发展的力量。工匠精神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它能够激励创造精神，督导恪守品质与品格，推动制造业向更高的水平和质量方面发展。工匠精神是提升国民素质与品质生活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是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精神支柱，因此，社会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厚爱。

⑥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与需求和原料联系紧密的手艺，其历久性是巨大的考验，因为它们很容易失传，有许多仅三两代而已。至于物质文化中许多杰出的成果，有的也在历史的发展中戛然而止。尤其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中，以传统手工艺为代表的物质文化正日渐消融在现代的进程中。工匠不存，精神焉附。工匠精神不能存在于书本和记忆之中，需要唤醒记忆中的工匠精神而传承。

（摘编自陈履生《工匠精神是民族文化传统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