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

    21世纪中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以便把“低素质”的人排除在城市之外，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准入制度的提出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恶化。有人认为城市的外来闲杂人员是造成人们缺乏基本安全感的罪魁祸首，必须限制。可是这种变相的户籍制度和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冲突。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一场经济博弈中，当那些追求最大利益的博弈者们知道这场博弈是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时，当他们对其他博弈者过去的表现都相当了解时，当博弈人数有限时，他们之间就更喜欢合作。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过去说农民老实厚道，特别是那些越住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就越老实厚道。如今突然把这些农民称为“低素质”的闲杂人员，说他们是犯罪的根源，原因之一，是他们离开了过去那个面对面的生活圈子，来到了谁也不认识的大城市。来无踪去无影，老实厚道已经不符合他们生存的利益。大家要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当然就没有必要信守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规则，偷偷抢抢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彼此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者游戏要不断重复，彼此要不断增进了解，共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圈子”之中。这样，大家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时时顾及对他人的责任。再简单地说，构成社会基础的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区。

现代国家成了维护陌生人之间游戏规则并确保这种游戏不断重复的权威。比如，当你到美国的一个大都市，可以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受欺诈。现代国家的管理已经如此周密，保证了这种不相干的人之间的交易也是要重复的。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取代基层的制度建设；在人们从村庄一样的面对面社区走进现代大都市所代表的陌生人社会时，怎么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传统的共同体纽带？城市化进程恰恰是这方面的一块试金石。

    英国都市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立法，从而逐渐承认工会的权利，保证工人阶级的基本福利，把劳工阶层接纳为城市共同体面的一分子。

    在城市化中吸收外来人员方面最成功的，还是战后的日本。一位日本官员在10年前说了一句话：日本是一个村庄！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没有打破村庄里那种面对面的社会人际纽带。战后日本给农民的福利非常丰厚，农村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京的一个大公司跑到一个村子，一下子把村子里一年毕业的学生全雇下来。这样，村子里一代人集体进城，到了一个公司，有了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他们自然以公司为家，在大都市还和在村子里一样，维持着对小共同体的忠诚。

    从世界工业化的大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入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治安问题，从长期看，可能会把治安搞得更坏。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的共同体和面对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这样的环境自然促使他们在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时进行一次性的交易。上述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题的根本都是城市的社区接纳外来人员，使他们把城市看做是自己的家园，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自薛涌《不要把穷人拒于城市之外》）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的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律》中也有许多具体的惩罚规定。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

    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以少府为例，工师为手工业作坊的负责人，集技术与管理于一身，还传授技艺，监督工匠操作、产品质量检验等。检查产品质量，要求“必功致为上。”（《吕氏春秋•孟冬纪》）。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作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需。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认为运动量不足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运动量，占用了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14版）

材料二：

图表：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摘自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21日14版）

材料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9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而且快乐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吸食大麻，或与伴侣发生不安全的性关系。

    5年前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少生病，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改编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 赶超美国同龄人》）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学习语言文字不是最终的目的，而要以语言文字作为工具，依靠它来学习、掌握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人类之生存之目的别有所在；换言之，即教育之目的亦别有所在，而语文不过为便利达此目的之工具。”（穆济波）。如果这个工具不是最便利的，那么它也就必然成为教育发展的障碍，制约着整个教育目的的实现。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使书面语言逐渐成了一个国家中大多数成员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其他知识技能的基本工具，原来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被某一特定群体所垄断的文言文无法日益深入、扩展到社会的每个层次、生活的每个角落，也就不可能达到更好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目的，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相反，以口语为基础的、日益扩大使用范围的书面语言的白话文，其优越性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了书面语言的主流。

    文言文这个交际工具的长期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人们因交通、通讯等因素的限制，各地区的人们进行面对面的广泛交际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时，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能够克服因地域的差异、方言的差异等造成的不便利因素，从而成为超地域、超方言的语言体系，成为一个相对有效的交际工具，“古时代的汉人的多种地方方言分歧的现象使以表意符号为基本特点的方块汉字成为一种特殊‘超方言’的书写系统，以之作为全族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交际工具，各地区的人民只要掌握了方块汉字，就能在它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地彼此互相了解，进行交际。”也正是因为其具有超地域、超方言的特点，使文言文与人们的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人们用它作为交际工具，自然是非常不便利的。因为它与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口头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与普通人的实际生活也很少有关系，所以要掌握这个工具，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特意去学习并深入到另一个语言系统之中。由于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人才能具备这样的机会，而多数人却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人都需要掌握书面语言这个工具，才能满足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当人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学习并掌握这个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书面语言时，必然选择最容易操作、最实用的，就好像挑选一种工具一样。同时还应该看到，要使人人都学习掌握语言文字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作基础的。从经济的投入产出的规律来看，也要求教育的内容必须是实用的、有效的、容易学习掌握的，否则所消耗的人、财、物力会更多。

    另外，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推动文言文向白话文教学转变的重要原因。随着新思想、新科技的传入，新的事物和内容需要新形态的词汇和文体进行表述，而要在文言文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和文体就变得相当困难，因此必须用新的名词和新的文体。因为任何语言的发展都必须是建立在语言结构系统发展的基础上，而这种发展是由语言内部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使原来语言系统中产生新的语言成分，这些新的语言成分的进入促使语言系统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内部矛盾，正是这内部矛盾促使原语言系统发生变化，推动语言向前发展。

（节选自郑国民《近代普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对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的选择》）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不再单纯满足于“老有所养”，而是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文化养老日益盛行，老年大学因此“一座难求”。虽然很多老年大学都想方设法增加课程、扩大招生，但仍难满足老年人热情高涨的“求学”需求。

    比起适龄儿童“入学难”，老年人想要进入老年大学继续学习无疑更难，因为“僧多粥少”的矛盾更为突出。资料显示，国内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机构已经超过7万所，有800万老年人正在进行学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4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7%。两相对比可以得知，在相关教育机构学习的老年人，仅占老年人口数量的3%，老年大学“入学难”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以“大学”为名，老年大学与普通大学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其中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学历文凭上。实际上，老年大学之所以受到追捧，并不是老年人想要如年轻人一样获取更高学历，而是老年人想要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扩大交往，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对老年人来说，兼具学习与社交功能的老年大学，无疑是满足精神赡养需求的绝佳选择。因此，老年大学“入学难”的另一面是一些老年大学的学生迟迟不肯“毕业”。例如，郑州一位九旬老人已经上了28年老年大学，从建校开始持续至今，决心做一个“永不毕业”的学生。

    老年大学普遍收费不高，鲜明的公益性是老年大学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从扩大老年人“入学率”的角度打量，老年大学应该设置一定的毕业年限，但从实际操作层面却很难付诸实践，一方面是因为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场所还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年大学都是企事业单位自主开设。

    北京、济南等地相继发布《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不约而同提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要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办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促进老年教育与相关产业联动。面对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现状，“社会化”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办学，意味着企事业单位老年大学敞开校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意味着民办老年大学可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在发展老年教育的基础上，有必要不断丰富文化养老的形式和载体，如果老年人能有更多“老有所乐”的去处，自然能大大缓解老年大学的压力——老年大学应成为培训文化技能的基地，而不应成为享受文化生活的“避难所”。

    为了满足老年教育需求，今后5年之内，我国计划将目前3%的老年人学习人数提高到20%，由此意味着，至少有5000多万老年人将在老年大学或教育机构里学习。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关乎千万老年人的福祉，而且体现着文化养老的政府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步子不妨再大一点。

《光明日报》（2019年03月01日11版）